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会议文章列表:

• 1、读毛年谱251：九月会议以后，王明长期称病
• 2、信念—第十一章：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及三湾改编
• 3、1959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是双一，邱会作：用人有些失衡
• 4、教科书里缺失的中国革命史真相二：红军为什么能绝境逆袭？
• 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苏区综述

读毛年谱251：九月会议以后，王明长期称病

1941年，毛泽东48岁。

1941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同陈绍禹谈话。陈绍禹认为，现在中央是只要把同中产阶级的关系搞好，而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陈绍禹进行过两次谈话。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陈绍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谈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目前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他说：

《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

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我认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

毛泽东发言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

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任弼时向会议报告：

陈绍禹因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陈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作的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毛泽东在会上说：

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

（以上录自《毛泽东年谱》）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有三次“九月会议”，都是会期很长且很重要的会议。第一次就是1941年的九月会议，后两次分别在1943年和1948年。

1941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和研究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并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统一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为接下来的整风运动奠定认识上的前提，并为全党整风的开展做了重要准备。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41年7月7日，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任弼时：

8月1日，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即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8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

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9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

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毛泽东、王稼祥1941 年 10月1日确定的选读篇目为70篇）。”

后来毛泽东主持编辑成了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胡乔木回忆说：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侧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王明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在会议上，曾在错误路线时期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同志纷纷做检查，只除了一个人，就是王明。

王明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另类。他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王明：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10月7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

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

10月13日，王明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

以后，王明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根据九月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参考文献

孙国林：《中共党史上两次重要的“九月会议” 》

张海燕 谢观音：《中共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再研究》

信念—第十一章：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及三湾改编

信念—第十一章：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及三湾改编

这样的路上要走20多公里，想象有多难…

#放眼看中国—徒步、骑行5万里#今天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一惨！早由乐昌市出发进入乐昌峡，一路上风景很美，青山绿水，水泥路面平整好行，真乃徒步，骑行者的天堂。可是，行到中午水泥路没有了，全是碎石路，只能推着走，又是大瑶山里，没有人家。走着走着天下雨了，越下越大，而且手机没了信号。我已经顾不得雨了，一心想着必须走，不然天黑了怎么办？

真的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好在走出了二十多公里的碎石路，拿出头灯照路，路是上坡，又不知道方位，讨厌的是手机在大山里信号全无。噼里啪啦，雨越来越大，漆黑的山里，即使有头灯照明，仍看不见路面。不知所措，迎面开来一辆越野车。嗄，车停在了我身旁，驾驶员大声说道:需不需要帮助，我也是骑友，天下骑友是一家。哎呀，这话多暖心啊。驾驶员说，他是进山里工地去接人，让我等他一会儿。待他接来人后，他拿出专用捆自行车的工具，把小红车放在车顶。非常非常艰难，大雨中把车放上车顶不是容易的事呀！真的，要不是碰上这位热心肠的司机，今晚我可惨了，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山路，又是上坡，漆黑一团……浑身都淋透了，冷得打抖，中饭就吃了一听八宝粥。

现在我已在这位骑友的帮助下，住进坪石宾馆，吃过了猪肚鸡火锅。真的感谢他，要不然我还在黑夜里，究竟怎样，不知道。

感谢您，好心人！

#放眼看中国—徒步、骑行5万里#瑶乡的夜来得很早，群山凹中的小山乡格外宁静，鸟儿止了歌唱，唯有红星一号酒店灯火通明。红星一号，起名于当地地名，因这里几十年前建了一座大桥，取名“红星桥”，顾名思义，红星一号。餐厅的服务员告诉我说，这里的草鱼很好，是瑶民用青草养出来的，没有土腥味。晚上特别点了一尾2.2斤的草鱼，做酸菜魚。老板是位年轻人，他给我点了火锅，送我一盘白菜。他说，白菜是当地人种的，没有污染。结帐:64元。实际收了:60元。——湖南株洲·龙渣瑶族乡

骑行群山中

龙渣瑶族乡红星一号酒店

大山深处没有工厂，汽车也少，可是仍然大雾弥漫……50米外的景物全然不见！这里是个三岔口，向下行左去炎陵县，向上行右去桂东县。其实这样的天气三十年前，再远几百年几千年前都是存在的。过去的人们绝大多数足不出方圆十里路，面前这样的雾天习已为常，如今人们有了汽车，面对这样的天气心里就烦，因为要行几里，几十里，几百里的路，眼前模糊，行驶不便，安全保障也难，加上车多行驶慢，自然而然就对这样的天气关注多了起来，议论也多了起来…而自然界也是多元的，晴、阴、雨、雪、雾、霁、霾…统统存在。

翻山越岭，一路上非常辛苦。一路上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许多新朋友热情的问语，无不感动心扉。一片西瓜，一杯热茶，一餐家庭便饭，即使牙牙学语的小孩儿递来一只棒棒糖……

这一路的艰辛，就为了去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拍摄于秋收起义纪念馆

【历史通识】{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 “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18日，毛泽东召开了改组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等问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秋收起义。

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长沙的铁路工人60余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湘赣边界起义，陆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后，第一团由修水、渣津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第三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11日下午攻克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第二团由安源出发攻占澧陵县城，击溃守军约一个营，缴获枪数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百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19日起义部队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宵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

何长工等设计的军旗 何长工等设计的军旗——秋收起义纪念馆

起义部队经湖南萍乡、莲花来到江西省永新县和宁冈县之间的三湾乡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当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从湖南浏阳文家市，经萍乡、莲花来到三湾村的当天晚上，即在“泰和号”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提出了“党建在连上”的重大主张。当时遭到余洒渡师长提出各种异议。陈浩、徐庶、韩昌剑等人也站出来反对，此时室内争论非常激烈，讨论异常。于是，毛泽东开始耐心作解释工作，他举例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就是把党支部建在团上，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的重要保证。

经过一夜的讨论，天亮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渡师长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了，毛泽东站出来讲话，他首先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接着他宣布“三湾改编”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随即，部队开始整编。

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

三湾改编纪念碑——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1976年9月9日卒，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因为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1959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是双一，邱会作：用人有些失衡

1959年，新军委领导班子成立，三总部负责人均来自“双一”，即：红1方面军红1军团将领。如：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部主任谭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不仅如此，因林彪身体原因不能主持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机构成立，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由军委秘书长兼总长罗瑞卿牵头，成员由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这几位均是“双一”。

谭政是开国大将，自1954年被调任到总政部担任第一副主任。1956年，因罗荣桓身体原因，辞去总政部主任，推荐谭政担任。谭政主持总政工作前后4年，在1960年时，被扣了几顶帽子，改任为副主任。

杨成武是开国上将，闽西暴动走上革命道路，他算是能文能武。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政治干部，1936年以后，转为军事干部学习打仗。抗战、解放战争时，一直在晋察冀工作，长期军政工作一肩挑。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北军区的职务仅次于聂荣臻，身兼三职，副总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1958年，彭总把他调回总参工作，充实总参领导工作。此后，在总参担任常务副总长，仅次于罗瑞卿。

萧华是一位老政工将领，从小就 参加革命，展示出过人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1950年被调任总政部，一直担任副主任。1956年，兼任总干部部部长。

1959年，他被增补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军委日常工作，他协助罗瑞卿。1963年，担任总政部主任。

邱会作是这几位将领资历最低的一位，他长期从事后勤工作，具有丰富的后勤经验，年轻。庐山会议后，他从高等军事学院调任总后勤部部长。

萧向荣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将领，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职务不低，因此战绩欠缺，被评为副兵团级授予中将。

他们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参与军队日常工作处理。除此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就是“双一”。

在五十年代，上级提倡干部任用搞“五湖四海”，因为革命队伍有很多“山头”，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在1959年之前，干部的任命用一直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比如：总参副总长，都是从四大野战军中挑选出来的，总干部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分别从二野、四野、一野调来的。

13大军区司令员，也都是从三大红军将领中挑选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各个“山头”。

可1959年以后，五湖四海变成了“双一”。晚年的邱会作回忆，在当时来看并没有什么，回头再看军队这么多老将，人家是口服心不服，有些失衡。

教科书里缺失的中国革命史真相二：红军为什么能绝境逆袭？

大家好，我是乌鸦。

关注乌鸦B站账号和视频的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期间，我们请到了著名军史研究学者、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作者高戈里老师，为大家呈现了多期精彩内容。

高戈里老师在节目后却注意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

他谈到，他发现在视频中，几次出现满屏的“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一类弹幕。

“这就奇了怪了！”

因为，“我讲的事，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史实；我讲的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可为什么观众这么生疏呢？

进一步观察发现，有些弹幕反复提出，要高戈里老师“多讲讲历史教科书没有的”。

这就更加奇怪！

因为“教育法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这是列宁说的”。

那么原因有四种可能：听课走神，授课乏味，课本抽象，课本缺失。

高戈里老师找来了2007年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翻看，发现居然真的是“最不可能”的“课本缺失”！

高戈里老师将其中危害甚大的典型缺失归纳为缺失“五史一观”：

1、缺失展示土地革命社会根源的基本史实

2、缺失展示红军逆势发展内生动力的基本史实

3、缺失展示国民党抗战丧师失地制度性根源的基本史实

4、缺失展示解放战争摧枯拉朽战斗力之源的基本史实

5、缺失揭露“联合国军”虚伪本质的重要史实

6、缺失对唯物史观的正确阐释

高戈里老师敏锐地发现了历史教科书缺失“五史一观”开门揖盗的史学教育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尽快认真解决，我们将失却解读中国革命史的话语权，危殆几代人的历史教育，并最终撼动新中国的历史根基。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讲：历史教科书缺失展示红军逆势发展内生动力的基本史实。

1

上一讲讲到了为什么要搞土地革命，这一讲的重心则是怎样搞土地革命。

2007年人教版历史教科书讲述土地革命，突出的是“根据地”，分别介绍了创建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保卫根据地几项内容。

但实际上，关于土地革命，更深层的问题是：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政权之间得以生存？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回答是：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这一主张，一度受到共产国际的质疑。

其中，1928年6月，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布哈林这样说过：

“新生的中国红军只能在分散和游击中生存，今天在这里吃鸡，明天到那里吃鸡，以免把一个地方的母鸡给吃光了。”

当然了这是俄罗斯式的幽默。实际上他是讲的大部队的给养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特别是海归派的中央领导，基于以往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曾多次给朱毛红军发指示，要求红军分散，不要集中。

到了1929年2月 “二月来信”，甚至叫朱毛脱离红军到中央来，部队分成分队，散到各地。

当时中央“海归派”，反对建立并壮大（毛泽东提出概念的）“正式红军”。他们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认为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红军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

第二，分散便于给养和持久；

第三，应该先建立苏维埃政权，然后方能有红军的组织。

（1928年8、9月间的中央来信）

他们这个思路，基本是参照这个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对此，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做出了回应。

文中提出了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的五个条件：

客观条件：

1.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2.人民群众在北伐时期曾经广泛发动起来过的地区。

3.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主观条件：

4.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两项“主观条件”合起来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前面说到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注意，军队必须要冠有“人民”这个定语。

接着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名为《井冈山的斗争》（收入毛选），文中表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井冈山建军方针这“两靠”——一个是靠党的领导，一个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毛泽东不是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而是问题导向出来的，基于的是各项现实背景。

背景一：大革命失败的最主要教训，是党没有掌握军队，尤其是不能掌握士兵。

背景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部队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沿袭了一些旧军队的旧习惯。

比如说官兵对立，军官吃小灶，三金五皮（镜、戒、表，皮带、绑腿、靴、鞭、包） ，打骂士兵；又比如说雇佣制、薪饷制。

当时的薪饷制到什么程度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队采取募兵制，招兵买马，我给你发薪饷，你给我卖命。

这种办法呢，当时我军也沿袭了一些。

比如1928年2月中央专门有一个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明确提出兵士月饷“现洋20元”。

提出以后，有些地方党组织就反对了，比如说广东，称这“是不可能的空想”。

（1928年6月18日《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兵士运动决议案》）

但有些地方就实行了，比如说百色起义，1930年1月还专门有一份报告谈到了这个制度的实行，第一个月就发下了20块钱。

（1930年1月《陈导民关于百色起义经过及红七军组织状况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背景三：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从5000余人锐减到七八百人，并不断有大量的开小差、离队的现象。

背景四：在北伐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方法——宣传教育，振臂一呼，共产党员模范带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已经不怎么管用，光靠这些抓不住士兵。

（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

背景五：毛泽东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他一路上就不断找干部战士谈话。

其一，毛泽东请教了武昌警卫团的排长韩伟，问叶挺部队的党组织是怎样建立的。

韩伟说：党支部建在团一级，团以下没有了。

问：部队有没有士兵党员？答：有，全团一共有18名士兵党员。

又问：你们互相之间认识不认识啊？答：不认识。

（开国中将韩伟）

其二，毛泽东发现，一团一连基本上没有开小差的，跟别的连队大不一样。

他就问一连的党代表何挺颖。何挺颖说是充分发挥了该连党员，特别是战士党员的作用。

这个对主席启发就很大。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后，三湾整编的方案就逐渐地酝酿成了。

2

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在毛泽东驻地（协盛和杂货铺，店伙计李立是中共党员）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扩大到连一级 ，开了一个通宵，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湾整编方案。

三湾整编方案的内容包括这几个部分：

（一）整编部队

部队由师缩编成团，不愿干的去留自由，发给路费。

（二）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前敌委员会

第一项工作是增补前委，特别是补选了一名士兵到前委，参加领导工作。

第二项是建立党代表制度，任命了13名党代表，并且给党代表布置了四项工作任务：一是领导连队党支部，二是领导连队士兵委员会，三是负责民运、发动群众，四是配合军事主官指挥作战。

第三项尤为重要，是“支部建在连上”。

关于这项工作的作用，罗荣桓同志在1957年9月有一个回忆。

他说，在1928年，井冈山的部队八月失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带领31团的三营

下山去接应从湘南返回来的朱德带的28团，结果部队出去没多久就遇到敌人袭击

，部队就打散了；打散后第二天早晨一清查人数，发现只少了一个担架兵，结果他们回到井冈山的时候，发现这个担架兵已经回到井冈山上了。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还有一个故事是宋任穷回忆的。

抗战初期搞国共合作，宋任穷奉命去拜访国民党第31集团军的总司令汤恩伯。汤恩伯闲谈当中就提了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一直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打散了也能收拢回来？我们的部队就做不到。

宋任穷就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呐，我们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的支部，汤司令要是学的话，我们派人到你的部队，也在每个连队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支部，保险你打散了还能收拢。

大家都哈哈一笑。

（开国上将宋任穷）

这个东西国民党它是不理解的。

第四项工作，是积极审慎地发展士兵党员。第一批发展了6个，其中3人牺牲1人脱离革命，还有两人，后来一个是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个是开国中将（赖毅）。

（陈士榘上将）

（赖毅中将）

（三）建立士兵委员会，施行民主制度

士兵委员会当时主要是两项，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

政治民主，包括：官兵一致，废除繁缛礼节；禁止打骂士兵，士兵有话语权，参与部队的管理，有监督军官的权力。

经济民主，包括：官兵平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废除薪饷制，然后分伙食尾子；账务公开。

（宋任穷的回忆）

（之后，又发展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我们军队这套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它是在三湾改编中创立的，是在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古田会议之前，经过了一个曲折；古田会议之后，一度受过干扰。但根基未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那么这条生命线的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1948年1月30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指出：

“军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

那么井冈山创立的军队的民主制度，可以归纳包括以下内涵：

一、首要前提是坚持党的集中领导。

没有这个那就是一盘散沙，就是极端民主化。

二、政治目标是前述的政治工作“三大目的”。

这是要调动全体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调动少数人的。

三、制度内容是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这个是发展到解放战争以后提出来的。

四、组织载体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士兵委员会，特别是士兵委员会。

五、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古田会议决议》手抄本）

说到民主集中制，这就要说到，我们党的民主、毛泽东创立的民主制度，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个区别我归纳为三大本质特征：

第一，最重要的民主权利是民众的生存权；

第二，最实在的民主载体是士兵委员会；

第三，最科学的民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3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讲到，历史教科书在该问题上缺失重大史实以后，是如何开门揖盗的。

我们先来看07版的历史教科书。它没有三湾改编，没有古田会议决议；而是大篇幅地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这个临时政府成立不成立，其实并不影响革命进程，但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就不一样了。

2019年人教版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是有了修补，但三湾改编还是缺失。

那么，这个基本史实缺失以后，会带来一系列危害。

我只讲“两失”。

第一是对内会迷失建党建军的方向，第二是对外会遗失反霸斗争的制度自信。

对内之“失”，这里讲一个故事。

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对随行人员有一个考问。

（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图源：华声论坛））

他问道：“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大家异口同声：艰苦奋斗。

毛主席笑了，说你们再想想，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想。

汪东兴一拍脑袋：“支部建在连上。”

（汪东兴和毛泽东）

毛主席继续说道：“在井冈山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井冈山斗争时期士兵委员会旧址（图源：解放军画报））

如果把这个丢了，我们就脱离了群众，我们就迷失了建党建军的方向。

而对外之“失”，大家都知道反共反华势力，它对我们党的污蔑，很重要一条是说我们“不民主”，是“集权统治”，是“威权政治”，社会上也有人把偏离井冈山道路的一些行为，栽赃、归咎到共产党的旗帜上，于是呢，就丧失了制度自信。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自信，正是我前面讲到的（人民民主的）三大本质特征。这三大本质特征，是远远超越了西式民主的，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试问还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士兵敢给军官提意见？

（人民军队开展军事民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苏区综述

14.鄂豫陕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边界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军第25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于12月8日到达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创建鄂豫陕苏区，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徐宝珊、吴焕先先后任书记、代理书记。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至1935年5月，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胜利，并攻占5座县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旬阳、雒南、商南、郧西、卢氏等县和洋县、华阳地区，先后建立了2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和鄂陕边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游击师和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鄂豫陕苏区初步形成，人口近50万。中共鄂陕边特委和豫陕边特委先后组成。6月初～7月初，红25军又先后取得商县夜村、富水关、淅川县荆紫关、山阳县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离开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后转向陕甘苏区。留在鄂豫陕边地区的中共鄂陕边特委和豫陕边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红军一部和地方武装编为红军第74师，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治委员，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