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全面战争补丁(对软件系统的一些理解)
罗马全面战争补丁文章列表:
- 1、对软件系统的一些理解
- 2、焦裕禄诞辰100周年 | 女儿焦守云忆父亲：他不是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热爱文艺
- 3、从钢铁厂打工7年，到坐拥5000亿帝国，许家印是如何逆袭的？
- 4、新中国之初，不仅仅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积极寻求对美英法的外交突破
- 5、冷战一：秩序重建
对软件系统的一些理解
前言
这篇文章是想表达我对系统软件的一些理解，风格跟之前的不太一样，整体偏“务虚”。我自己其实是不太擅长“务虚”的，甚至是有点排斥。就跟相比起看论文，我更喜欢看code，当然我也看论文，只不过相对来说少些。 毕业以来一直在数据库存储引擎领域工作，过去5年主要精力集中在阿里自研LSM-Tree存储引擎X-Engine研发上，并且在过去两年多时间我们完成了X-Engine的云原生架构升级和商业化，在公有云上承接一定规模的客户并稳定运行，在业界应该也是首个基于LSM-Tree架构实现云原生能力的TP存储引擎。完整经历一个TP存储引擎的架构规划、设计研发、落地上线，稳定性运维的全周期，并且得益于从我进入数据库领域一路以来经历的高水平团队、technology leader以及整个团队成员的出色工程能力和技术视野，加上我自己在此过程中的一些思考，阶段性的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另外，跟业界一些优秀的架构师和工程师交流，发现对于系统工程的理解有很多的共鸣，也收到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输入，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希望能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表达清楚，这些观点并不fashion，更谈不上创新，更多的是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经验之谈。
对系统软件的看法
观点1：软件的本质是对硬件资源的消耗。不同软件的区别在于，消耗硬件资源去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分配硬件资源的消耗。软件架构设计中经常提到"抽象"和“trade-off”，抽象本质上的就是"解决什么问题"，"trade-off"其实就是"如何分配硬件资源"。 举个例子TP存储引擎和AP存储引擎，从实现上可以列举出一大堆不同的地方，行存 VS 列存、二级索引 VS ZoneMap索引、强事务 VS 弱事务等等。这些不同之处其实都是结果，导致这些的根本原因是：
1）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TP场景主要是online实时业务，这些业务的特征是整体数据规模相对较小(真正需要online处理的数据，历史数据可能很多)、请求短平快、数据locality明显、高并发低时延等，而AP场景整体的数据规模大、计算密度高、高吞吐等。(解决什么问题)
2）TP引擎的完整事务支持使得业务的并发控制简化很多，其实就是把业务系统本来需要做的事情，TP引擎自己做了，当然也就意味着TP引擎需要为此消耗一部分硬件资源。而AP引擎为了加快数据入库的速度，事务的支持比较弱，这部分工作还是由业务系统来完成(比如ETL)，也就不需要为此消耗硬件资源。(如何分配硬件资源) 观点2: 系统软件的重大变革，背后基本都是硬件发展所推动的。这跟观点1）是相呼应的，系统软件领域的理论在进入21世纪之前，学术界已经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最开始计算机的出现，到大型机和小型机，再到家庭PC和廉价通用服务器，以及现在的云计算IAAS服务，基本上系统软件发展也是跟随这个脉络在发展。系统软件的再次火热，本质上也是因为IAAS这个“新硬件”所推动的。整个IAAS的on-demand获取，打破了系统软件之前在物理资源受限的背景下很多设计，这也就是为什么云原生系统软件会迎来新的机会。 观点3: 几乎不存在某一种系统架构全面领先另外一种架构。这跟观点1）2）是相呼应的，不同的架构选择背后都是不同的trade-off，所谓有得必有舍。经常听到一些说法，你看这篇论文、这篇文章，他们这种架构就没有某问题，我们这种架构就有这个问题。我听到这些观点的第一反应是质疑，这里边主要有三个原因：
1）很多论文和文章的实验结果是没法复现的，也就说很有可能他的结论就有问题；
2）很多时候只会强调“得”的部分，而“舍”的部分是没有讲的。
3）我们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到底影响有多大，是不是可以解决的，这些需要量化的数据才能确定。轻易地被各种论文和文章的结论影响，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系统。就像习武之人各个门派的武功都学学，最终很容易走火入魔。 观点4: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系统对外呈现的区别，更多的是工程实现的原因，而非架构的原因。不同的系统架构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并且组成一个系统的零部件都差不多，只是根据需要选择哪些零部件来构建系统。只有躬身入局，真正地去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认清楚其中的本质，否则很容易变成纸上谈兵。 举个例子：经常有人问我LSM-Tree架构中持续写入数据时，compaction问题对性能影响很大。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首先LSM-Tree架构上写入吞入优势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相比于innodb这种磁盘B Tree在写入的时候直接sort on write(page内有序，全局有序)，LSM-Tree架构选择将一部分sort转移到sort on compaction、sort on read，本质上是将写入时排序的资源消耗，转移到了compaction或read。刷脏其实是包含两个动作：生成脏页，将脏页刷盘。innodb相当于是在写入的时候生成脏页，在刷脏的时候就是单纯的io操作。而compaction其实是同时做了生成“脏页”和“脏页”刷盘。innodb如果持续写入的话，也会有刷脏来不及时导致影响写入性能的问题。因为innodb刷脏和compaction之所以成为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内存和磁盘写入速度的差异，导致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失衡。所以innodb的刷脏和LSM-Tree的compaction本质上是相同的问题，只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将这个过程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
系统软件构建的七个面向
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在进行详细设计的时候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并且“软件工程”这门学科已经研究的很充分，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可能是历史包袱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外界环境的原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做出的trade-off一定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而不是草率的，否则很容易出现“有舍没有得”。另外遵守这些原则设计实现出来的系统和不完全遵守这些原则设计实现出来的系统，结果其实是“好和更好的区别”，但是“好多少”这个量在系统做出来之前，其实很难衡量。这七个原则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面向场景: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整个系统构建的出发点。one size fit all的系统在过去是不存在的，在未来也不一定存在。系统的完善，必然是要靠不断的迭代来完成的，那么如何迭代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那些阶段解决哪些问题。一个系统可以有远大的目标去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所有问题的路标需要有相对清晰的规划，以达到既可以快速满足需求，同时保留向未来演进和扩展的基础。 实际研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两类错误是：
1）想采用敏捷开发的方式来进行工程管理，以满足整个迭代的需求。敏捷开发本质上先定义最小功能集，也就是首先想清楚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快速的迭代扩充功能，有点像小步快走。在实操上，很容易把敏捷开发搞成了"快、糙、猛"，有点大干30天赶英超美的味道。
2）问题定义不清楚，系统的“不变式”设置就容易草率。每个系统都有一些“不变式”，随后很多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变式进行展开的，比如在LSM-Tree系统中一个常见的“不变式”是更新版本的数据在更低的层次，同一行的数据的多个版本如果同时在memtable、level0、level1中存在，那么必然memtable中对应的版本是最新的，level0中的版本也比level1中的更新。如果在迭代的过程中发现之前设置的“不变式”不合理的，那么进行改动的代价是非常之大的。 面向解耦：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去设计系统，还是自下而上的去设计系统，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就是将各个模块间的耦合度降到最低。解耦做地比较好的系统，往往意味着：
1）每个模块的功能是考虑的比较清楚，方案的完整度是比较高的；
2）有利于专注的将某个模块实现的更加高效，避免其他模块的影响；
3）有利于之后的迭代，影响面可控；
4）出了问题好排查，单个模块的问题是比较好排查，真正那些难搞的问题往往是问题在各个模块间传导后才暴露出来，比如A模块出问题，经过模块B、C、D，最后在模块E暴露出来。 有些质疑的观点会说，面向解耦的思路去设计，有可能会牺牲系统的整体性能。其实这个跟不要一开始就为性能做过度的设计是一样的道理，真到了某些解耦的设计影响了性能，那么该耦合的就去耦合。把两个模块耦合在一起的难度往往是低于把耦合在一起的两个模块拆开。 面向防御：这个就是防御性编程的逻辑，要假设调用的函数都是有可能出错的, ，比如内存分配可能出错，io可能出错，基础库的调用可能出错等等，基于此来考虑如果出错，系统的行为是什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fail stop", 如果没有完整的防御，那么即使fail了也很难立即stop，最终造成一些很奇怪的表象。 通常的质疑是：
1）你看这个函数的逻辑肯定不会失败的。也许从当前来看这个函数确实不会失败，但是很难保证随着迭代增加逻辑，之后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2）加了这么多防御，防御代码比实际逻辑的代码还多，会影响性能。首先，现在cpu的分支预测能力，基本上可以做到绝大部分情况下防御代码不会影响性能。另外跟对于面向耦合的质疑一样，真到某些防御代码成为了性能瓶颈，该优化就优化。优化一个防御，总比去解决一个因为没有防御而导致的问题代价更低吧。 面向测试：在测试阶段修复问题的代价是远低于在生产环境修复问题的代价，因此让系统变得可测试是非常重要的。系统可测试的标准就是，能方便的进行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并覆盖绝大部分的代码路径。可测试的系统，随着不断的迭代，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测试case，不断的夯实稳定性基础。面向测试跟面向解耦、面向防御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模块间耦合度足够的低，才有可能做更多的测试，否则做一个模块的测试需要mock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面向防御会使得测试的行为可以更好的预期，不然输入了一个异常的参数，具体怎么失败是不确定的，那测试case就很难写了。 面向运维：bug是一定会有的，对于复杂的系统，不管前期做多少准备都很难避免生产环境中遇到未知的问题。面向运维的主要目的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能用代价最低的手段去及时止损。遇到线上问题，动态调参数就能解决比需要重启才能解决的代价更低，重启能解决比需要发版才能解决的代价更低。面向运维不仅仅是加几个参数，加几个开关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把“面向运维”作为设计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保证出了问题有运维手段，有运维手段敢用，用了以后有效果。 面向问题本质：当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多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都是因为没有抓住本质。如果能思考清楚其背后的本质原因，从源头避免掉是更加彻底的解决方式，否则很容易陷入不断打补丁的状态，我一直有个观点：“没有抓住问题本质去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在制造问题”。另外一个经验是，如果一个模块连续出了好几次问题，那么就要想想是不是在最开始的设计上就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面向可视化：可视化的目标主要是以更加直观的形式，来展现系统运行状况，这对于系统调优和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当系统异常时，可视化的方式可以帮助快速定位到系统哪里出了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可以提供接口给监控系统做历史状态的追踪。比如oracle的诊断监控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而SnowFlake对于内部状态的打点监控也是近乎疯狂。
总结
说了这么多，最终系统还是靠一行行的code实现出来的，保持匠心、严谨、较真的态度去打造系统是非常朴素正确，但又很难做到的事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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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诞辰100周年 | 女儿焦守云忆父亲：他不是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热爱文艺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6月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以下简称“洛矿”）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
近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接受“政事儿”专访，回忆与父亲的相处经历和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焦守云多年来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现为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著有《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
焦守云。受访者供图
谈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他拿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我没喊，后来愿意喊了，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政事儿：小时候父亲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焦守云：如果从我记事算起，我父亲能给我留下记忆的时光并没有几年，所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些片段。我2岁就开始在老家山东淄博，此后我跟着奶奶每年会有两次去看我的父母，然后再跟着奶奶回山东老家。
我印象中小时候很少喊“爸爸”。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但是我也没有喊出来。我11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兰考，那时候我也不喊他，我当时说的是山东话，跟他们的口音都不太一样，另外也是跟我父亲有点生分。到后来，我能喊出“爸爸”了，也愿意喊了，可是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政事儿：你最近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线，去了哪里？
焦守云：我最近去过洛矿，洛矿其实我是经常去的，然后又去了尉氏县。尉氏县我父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也是在那里和我母亲结成了伴侣，尉氏县是我母亲的老家。
我父亲去洛矿的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后来工业支援农业，我父亲作为工业干部，又回到了尉氏县。我父亲就是需要他做什么，他不讲任何条件和代价，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父亲第二次去尉氏县，大概待了半年。当时兰考县需要一个县委书记，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
谈焦裕禄赴任兰考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
政事儿：焦裕禄是在什么背景下去的兰考？
焦守云：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是张申，他跟我的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他是尉氏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他在94岁的时候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喊我“宝宝”，他说：“‘宝宝’啊，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有病，如果知道，绝对不会让他去兰考。如果当时不去，可能他也会活到现在。”
尉氏县和兰考县都是开封地区的，所以我父亲对兰考的情况是了解的。其实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我父亲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我父亲到了兰考以后，就拼了命地干。他是一个看不得劳动人民吃苦的人，老想着赶快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父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手迹“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图片来源：新华社
政事儿：当时你母亲对这个决定支持吗？
焦守云：其实当时我母亲是不想去兰考的。原来我父亲在洛矿，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父亲在洛矿是中层干部，当时一个月工资有170块，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当时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8块钱，我妈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当时是普通的干部，每个月工资是40多块。后来父亲到了兰考，工资是130块。单这一条，就是一个考验。
父亲刚去兰考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跟着一起去，思想上也别扭。后来母亲还是心疼父亲，几个月后也跟过去了。
谈焦裕禄的亲民爱民精神
“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粮票，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
政事儿：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是什么时候？
焦守云：父亲最后一次回老家是1964年的春节，当时他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太好了，他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去了。临走对着我奶奶招手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当时回去的时候他手里没什么钱，还跟兰考县委互助组借了300块钱。其实父亲当时的工资并不低，可仍然不够花。用我母亲的话说，他出门兜里就不能带钱，特别是下乡的时候，看到谁家里过得不好，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有粮票，他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他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来到家里，拿着衣服说：“这是焦书记给我们的衣服，当时看我们冻得不行了，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了。”这时候我母亲才知道他的衣服不是丢了，而是给别人了。
政事儿：你如何看焦裕禄的“亲民爱民”，他与老百姓是如何相处的？
焦守云：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访贫问苦。他到比较贫困的人家里，有时候对方会排斥，我父亲一进门先冲人家笑，然后看到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就喊人家“娘”，这一声“娘”，一下就拉进了与群众的距离，慢慢就成了“自己人”了，好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近期河南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我父亲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里面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载，这都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就说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是到了兰考才这样做，他这个作风是走到哪带到哪。
我给电视剧《焦裕禄》写主题曲，名字就是《喊了一声娘》，就是根据我父亲喊“娘”的这个习惯。我们老家山东淄博，特别讲究孝道，我父亲受这个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在他的观念里最好最亲的人就是娘。而且我父亲在工作上特别讲究方法， 比如当时我父亲为了召集老百姓来开会，就拉二胡，吸引大家前来。等到我父亲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讲党的方针、政策。我父亲二胡拉得特别好。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二胡、小号，他都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二胡，更是弓法娴熟。
政事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怎样诞生的？
焦守云：1966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原本计划带着另外两名记者到豫东去采访，但是另外两名记者冯健和周原当时坐错车了，坐成了到兰考的车，当时就将错就错，就地在兰考采访。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看到他们非常激动，就拉着他们不让走，连哭带说，就跟他们描述我父亲的事迹，两名记者也是非常感动，就给穆青报告了这个事情，随后穆青也到了兰考，后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父亲的事迹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谈父亲的形象
“他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
政事儿：在你心里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是不讲感情，他会冲老百姓喊“娘”吗？这也不是随便喊的，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苦过来的，他知道劳动人民的苦。他临终前交代我们说，你们眼睛里要能看见受苦人的眼泪。
再一个就是做事讲担当。别人不愿意到兰考去，他不仅去了，还拼了命地在兰考干。1958年，当时他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他作为车间主任，领着大家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哪有人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累的呢？我父亲在生活中有很多爱好。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身高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算是高个子，性格非常随和，待人真诚，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有些文艺“范儿”，会拉二胡、会跳舞，曾在哈尔滨、大连、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接触过很多新潮的东西。父亲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得干干净净。他文章也写得好，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时，经常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文章，我父亲这辈子最高档的一件衣服就是我母亲用他的稿费给他买的。
每次回忆父亲的往事，就感觉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讲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也不抬高，也不说我父亲有多伟大，我也不说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有多骄傲。我们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这是我们一辈子的悲哀，不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
政事儿：你认为在焦裕禄的人生中，哪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最深？
焦守云：我认为有两段，一是在抚顺，二是在宿迁。我父亲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抚顺是著名的煤炭基地。为了节省成本，侵略者用“人肉开采”的办法，毫不顾惜矿工的生命。我后来去他下煤窑的那个地方，再想往前走周围的人就不让我去了，说不安全。但我是特别想看看我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受的什么苦，怎么九死一生又逃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一直在发抖。
父亲逃回家乡之后，因为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了江苏宿迁逃荒。这段经历父亲自己有记载：“1943年，我21岁，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我在胡家当了2年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14斤），第二年挣一石五斗……”
我父亲的这两段经历是让我最有感触的。父亲在那里受的那个罪，我回想起来心里都是一颤一颤的。至于后来在洛阳、在兰考，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谈对母亲的印象
“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
政事儿：在你心中，你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我母亲性格比较内向，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她笑。她的文化水平比我父亲高，我姥爷过去是教书先生，当初父亲学俄语还是我母亲教他的。那是他在洛矿工作的时候，当时洛矿也属于苏联援建厂矿，图纸符号用的都是俄语。不过很快我母亲就教不了他了，他就去跟苏联专家学。苏联专家说白天上班，晚上就去跳舞，没有时间教。我父亲就去学习跳舞，跟苏联专家套近乎，一边跳舞一边学习俄语。
我母亲属于我们焦家家风的第一继承人。她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说的最狠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当时都有点接受不了的一句话：“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
政事儿：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生活是怎样的？
焦守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极深。1966年长篇通讯发表以来，母亲是哭着过来的。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那时候到我们家去的人特别多，今天来一批，明天又换一批，问我父亲的事迹，我母亲几乎天天讲，讲一次哭一次。当时我就已经懂事了，天天看着我母亲哭。有人去看她，一提起我父亲她就哭。后来就把眼睛哭坏了，年纪大了以后不哭的时候也流眼泪。
政事儿：在母亲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焦守云：我妈妈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聪明，二是刻苦。母亲说他不是一般的聪明：“你们兄弟姐妹6个，加起来都没有你父亲聪明”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但是能看出来她很崇拜我父亲。
我父亲聪明和刻苦的特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就能看出来。1954年，父亲被选派到哈工大深造，只有高小文凭的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学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讨论数学题。尽管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也通过了考试，还是优秀学员。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突击学习工业知识，成为车间生产工作的行家里手。
谈宣传焦裕禄精神
“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
政事儿：有人说你是焦家的“外交官”，当初你是如何承担起焦裕禄精神的宣传工作的？
焦守云：长篇通讯发表以后，我们家人就一直在宣传焦裕禄精神。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由她来做这个工作。2005年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个任务主要就由我来做了。为什么是我呢？我母亲从50多岁的时候，都是我跟着她。我母亲有比较浓重的口音，我在无意中也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再加上我母亲本身就不善言辞，有时候也需要我做一些补充。时间长了之后，对于我父亲的一些事迹我也比较熟悉了，对我母亲讲话的风格，哪些想说哪些不想说，都比较了解。比如有一次，有个记者问及她当年跟父亲谈恋爱的情况，母亲就权当没听见，只字不答。我母亲那一代的思想，她心里大概就想：“我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能跟你说呢。你这小孩子，怎么也打听这事儿？”
后来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家基本都让我来讲。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爱与人打交道，话比较多，所以有人说我是焦家的“形象大使”。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大使，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也确实把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我始终都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政事儿：焦裕禄身着毛背心的照片成为了他最经典的一张，这件衣服背后有什么故事？
焦守云：那件毛背心，是我母亲织的。后来扮演我父亲的演员，李雪健、王洛勇、郭晓冬，我每人都给他们织两件毛背心。一是鼓励他们，相信他们能演好。他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担心焦裕禄这个形象演不好没法交代。二是剧组里也没人织这个毛背心，这个必须得手工织，不能用机器织的。我织得很快，两天就能织好一件。
焦裕禄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谈焦家家风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
政事儿：你对父亲临终前有什么印象？当时对你们说了什么？
焦守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小，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姐姐焦守凤是记得的，父亲临终前对我姐姐说：“我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父亲把唯一值钱的物品留给了我姐姐：一块罗马牌手表。他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现在已经是工人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你是老大，你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
那块表是父亲唯一值钱的随身物品，是他买的二手罗马表。姐姐对这块表爱若珍宝。2009年的时候，姐姐把这块表捐赠给了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捐赠的时候，姐姐抱着这块表大哭了一场，她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但是你们觉得想让全国人民都看看，那我就交给你们。”她当时是很不舍的。
父亲的事迹确实是感人。从我的角度，并不一定要说他有多么伟大，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感触也越来越深。一开始是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现在非常珍惜回忆父亲的日子。我每次谈及父亲，都是对父亲的一次回忆。
政事儿：你如何看焦家的家风？
焦守云：焦家家风这些年一直都在提。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小，其实并不理解，后来大家说得多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逐渐理解了。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印象中跟我们说得比较多的主要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再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是劳动人民，小时候趁我们的假期，父亲会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艰苦朴素这也符合父亲在世时的作风。从小我们的衣服就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到彻底没法穿了。1966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当时连袜子都没有，鞋子是我舅妈做的。
父亲生前一直要求我们，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他对我们要求很严。父亲在兰考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大哥焦国庆年纪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他高高兴兴地回来，说自己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是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就领着哥哥去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
政事儿：你认为应该如何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焦守云：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关于我父亲的电影片段。新时代下，我们还是需要老一辈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儿子有一次跟我说：“妈妈，我现在遇到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先想想，如果是我姥爷，他会怎么做。”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泪水唰就掉下来了。
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学历也普遍比我们那一代都高。但是同时还是要向老一辈学习他们的长处，焦裕禄精神不能丢，要传承和弘扬。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撰稿/李京统 校对 刘越
从钢铁厂打工7年，到坐拥5000亿帝国，许家印是如何逆袭的？
一、曾经的凤凰男。
许家印1958年生于河南周口农村，在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得了败血病，家贫无钱就医，匆匆而去，许被称为是半个孤儿。1975年在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毕业后，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这个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心里已种下了一颗“逃离”农村的种子。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时间仓促，他没有考上。1978年，许家印开始第二次准备高考。许家印这样曾这样对媒体表述这个阶段：住的是破房子，盖的是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三天就变霉长毛。但是还是舍不得扔掉，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
他终于拿到通往物质和成功的第一张门票：以周口市第三名考入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
选择钢铁学院，是他以当时的眼光耍了点小聪明，因为钢厂都是在城市，他相信学了这个专业，一定可以跳出“农门”。
4年之后，在1982年，许家印成功实现这个愿望，成为河南舞阳钢铁厂的一名工人，终于实现了自己“逃离农村”的愿望。进厂两年后。许家印在工厂里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他成为车间副主任，第三年成为车间主任。
当时的许家印，有能力，很努力，但清高，不喜欢讨好献媚人。 成为车间主任后，一直得不到提拔。干了7年车间主任后，他对工厂失望了。
在1992的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邓小平南巡。全中国流行下海，在这种大背景下，34岁的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来到了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圳，南下寻梦，人生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二、深圳崛起。
深圳当然不是天堂。1992年许家印来到深圳，进入一家叫“中达”的贸易公司打工，从业务员做起。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小厨房成了他的卧室。
几经折腾，到深圳第三个年头，许家印说服老板，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在广州，许家印操盘的第一个项目就赚到上亿的利润，但他却只拿着3000多块每月的死工资，没得到老板的业绩奖赏。当他鼓足勇气要老板给自己涨到10万年薪，老板果断拒绝了他。
1997年，为生活也为前途，许家印成立恒大，开始了在地产业的逆袭。
资料显示，许家印适时抓住了房地产迅猛发展的契机，集中精力发展广州市中心房产。恒大2002年销售额为20亿元，拥有2000名员工。2003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许家印已经名列第38名，财富达到16亿元。
短短8年，许家印旗下恒大集团构筑起房地产、钢铁的联合舰队，实现年产值规模230多亿元。他的个人资产也迅速积累到120亿元人民币。
许家印在此期间称，“广州恒大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在于我们的决策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2008年恒大启动香港上市步伐。几经周折，2009年11月，恒大地产终于实现香港上市，许家印一跃成为中国当时内地首富，身价达到422亿。
三、多元化经营狂飙突进。
今天的恒大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房地产公司。从2013年起，恒大进入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大时代。
恒大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公司拥有总资产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超3000亿元人民币。恒大绝对控制的上市公司多达10家，涉及地产、金融、体育、互联网、文化、健康等多个领域。如下图：
体育方面，许家印用了3年就打造了亚洲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也是亚冠改制以来第一支两夺亚冠冠军的球队。
2013年，恒大一手拿起亚冠冠军杯，一手顺势推出自己的矿泉水品牌恒大冰泉。
2014年，许家印进军太阳能太光伏产业，首批项目落户河北省张家口市，投资近900亿元人民币。
四、金融资本全面扩张。
2016年，许家印全面布局金融业。高调推出恒大金服，恒大金服拥有保险经纪、保理等相关金融牌照及业务经营资质，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支付、基金支付、预付卡、基金销售等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保险销售、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业务及其他企业资产投资。
早在之前，许家印已布局保险银行业。2015年11月，将其以39.39亿元竞得50%股权的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更名为恒大人寿。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2015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数据，更名后的恒大人寿2015年规模保费149.8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208.08%。
近几月来，恒大频频豪掷巨资在A股买买买。
截至目前，许家印分别用旗下的恒大人寿和中国恒大两个平台合计买入了13家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其中，恒大人寿目前进入股东榜的A股公司共有十家，除上文提到的粤宏远A、金科股份外，还有智光电气、中航动控、宝鹰股份、金螳螂、世纪游轮、腾达建设、京运通、平高电气等。如下图：
怀揣着数千亿资金，许家印显然不会止步于目前涉足的这十几家A股公司，也不会满足于赚得的几十亿元账面浮盈，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许家印或许还能给市场带来更多期待。
许家印，从钢铁工人到5000亿帝国的逆袭之路
如果你对“许家印”的名字还有些陌生，那么“恒大”，你一定一点都不陌生。
广州恒大拿了中超五连冠。11月24日的亚冠决赛的门票已经卖出去了2亿多，全年奖金都赚回来了。恒大淘宝日前登陆新三板。恒大地产早已遍布全国，在全国楼市疲软时还宣布超前完成全年目标，上调全年预期。还有恒大的矿泉水、豆油、米面在占领超市……
恒大是许家印一手打造起来的帝国，是他的“罗马城”。
1958年生于河南周口农村的许家印，因8个月大就丧母，被称为是半个孤儿。57年过去，当年的半个孤儿，已是总资产近5000亿的商业帝国掌门人。2015年10月26日，他以87亿美元的财富位列《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八。另外，许家印作为商人，却被他的母校武汉科技大学聘为教授。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许家印的“罗马城”，怎么建成，又是如何统治的?
从钢铁工人到千亿帝国的逆袭
许家印在对物质与成功的渴望中长大，于1978年拿到通往物质和成功的第一张门票：以周口市第三名考入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选择钢铁学院，是他以当时的眼光耍了点小聪明，因为钢厂都是在城市，他相信学了这个专业，一定可以跳出“农门”。
4年之后，许家印成功实现这个愿望，成为河南舞阳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已经开了眼界的他，对这个安排不太满意。但别无选择，稍事失落后，打起精神从头干起。进厂两年后，他成为车间副主任，第三年成为车间主任。
当时的许家印，有能力，很努力，但清高，不喜欢讨好献媚人。这让他在成为车间主任后，一直得不到提拔。干了7年车间主任后，他对工厂失望了。
当时，流行下海。于是，他来到深圳，进入一家叫“中达”的贸易公司打工。从业务员做起，几经折腾后，说服老板一起到广州干起了房地产生意。
在广州，许家印操盘的第一个项目就赚到上亿的利润，但他却只拿着3000多块每月的死工资，没得到，也得不到老板的业绩奖赏。当他鼓足勇气要老板给自己涨到10万年薪，老板果断拒绝了他。严格地说，是为了省下6万多块钱脑残地放弃了他。
为生活，也为前途，许家印转身成立恒大，开始了在地产业的逆袭：顶着亚洲金融风暴，在三年内，从当时广州1600多家房企中脱颖而出，成为前10强。
目前，恒大除在地产业继续称王称霸，更一路纵横捭阖，踏足文化旅游、快消、健康及体育等多元业务，成为总资产近5000亿，员工超过8万人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就的同时，也因问鼎亚冠而在中国足球事业中登峰造极，居功至伟。
许家印常被称为“许教授”，是因为他被母校武汉科技大学聘为管理学院的教授。管理学教授许家印，有自己的一番“狼性”管理之道。
注重从实际中找问题并以制度化解决
1982年，从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毕业后，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做车间主任的帮手。只干了两个月，在无人要求之下，他就主动根据自己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拿出了一套“生产管理300条”的严苛制度，而且配套量化标准和处罚措施。
对这套制度的出台和贯彻，让许家印在第二年升为车间主任，赢得“小皇帝”的外号，这种注重从实际中找问题并以制度化解决问题，竭尽所能让人事和业务运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管理文化，可以说是许家印鲜明的特征，也被他广泛运用到恒大。
既大开大阖，又事无巨细
许家印是雄心勃勃的冒险家，甚至可以说是野心家。他一出手就要做行业第一、中国第一，要做最大，最快，最好。但在雄心勃勃的另一面，他非常注重细节，善于把宏伟目标一分为二，一分为二，直到每个螺丝钉的运转上。
当年，在舞阳钢铁厂的“生产管理300条”中，他列出一条：值班人员身体打开幅度超过150度，就可认定为上班睡觉，要罚款。后来，在许家印起草的《恒大学习资料》里，有几万条规章制度，细到吃饭睡觉。
恒大甚至出台规定：许家印给所有人员打的电话，如果响了三声还没人接，要罚款2万元。据说，曾有副总裁在洗澡时候，让夫人在边上拿着电话，生怕耽误许主席来电。在这样的严格和高效下，半小时之内，许家印的任何指令都能够传达给全集团所有的基层员工。
惯用几点、几条简单通俗管理
或许是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影响，在庞大的基础制度之外，许家印喜欢用几点、几条这类简单通俗的条例和制度来施行管理。在恒大足球俱乐部，他曾督促出台过“三五政策”
“五必须”
1、赛前赛后必须向全场球迷示意、致谢;
2、比赛中必须尊重对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比赛中必须无条件服从裁判判罚;
4、训练比赛必须努力拼搏、疯狂拼杀;
5、必须尊重媒体，言谈举止得体。
“五不准”
1、不准迟到、早退、怠训、旷训;
2、未经主教练批准，不得擅自离队;
3、不准泄密及发布不负责任的言论;
4、不准与俱乐部管理人员相互吃请、送礼;
5、不准拉帮结派，互相攻击。
“五开除”
1、不服从主教练安排者，开除;
2、使用违禁药物者，开除;
3、联赛期间抽烟、饮酒者，开除;
4、参与假球、赌球、消极比赛、违背职业道德者，开除;
5、损害公司品牌形象者，开除。
2014年，许家印又亲自为恒大俱乐部制定了“九个必须”：
“九个必须”
1、必须生活自律，严格要求自己。
2、必须刻苦训练，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3、必须坚信主教练的战略战术。
4、必须有坚强的斗志和意志。
5、必须要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6、必须有一种强烈的永不满足的追求。
7、必须要有好的心态。
8、必须有团队精神。
9、最后一点要记住，永远记住，必须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球迷，尊重媒体。
首重利益管人
许家印的所有制度，最后几乎都会落实到利益上。许家印相信重赏之下有庸夫，也用重罚驱逐懦夫。在恒大的各个事业体系，都有重奖配重罚的制度，而且这套制度永远只对当下和未来负责，你过去是什么样，几乎忽略不计。包括对足球运动员的管理，也是如此。
2011年的中超，许家印最初设想的方案是“505”：赢一场奖500万，输一场罚500万，踢平没奖励。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才改成了“513”：赢奖500万，平奖100万，输罚300万。
在重奖重罚的制度下，有人可能这个月得到奖励，薪水10万，但下个月就因为犯了错，收入被腰斩只剩5万元。这种激励下，恒大既人人奋进，也可以说是人人自危，要想保位置，保票子，只能一刻也不停地向前奔。
许家印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中国当下的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这或者他首重利益管人的原因。他曾经说，当初自己要从钢铁厂离职，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其他提拔”。而从之前的那个老板那里离开，就是因为老板太扣，每年为老板创造上千万利润，而老板连10万年薪都不给他。因此，在他的恒大，只要你有能力，他一定既让你得到提拔，也让你拿到足够多，不让你成为第二个许家印。
冷酷无情，功高休要盖主
许家印曾为恒大足球俱乐部提出24字指示：直面困难，坚定信心;狼性十足，血拼对手;不辱使命，为国争光。
许家印的最直观的印象。这的确也是对恒大，对许家印，虽简单粗暴，但一针见血的总结。
为打造“狼性十足，血拼对手”的恒大，许家印几乎严苛到六亲不认。在工作上，他严厉，强势，独裁，随时翻脸不认人，离他越近，官阶越大，翻脸越狠。
在工作上，许家印随时翻脸不认人，而且是老虎苍蝇一起拍。在恒大，有五六十岁的副总裁因为犯错，当着集团几千人痛哭流涕地作检讨，许家印对此面不改色，毫不心软。许家印喜欢到工地考察，有从物料状态看出工地上下工作态度、能力的本事。很多下属都非常害怕他亲临现场，据说，有一次在一个项目，他随便问一句负责人：“檐口的高度是多少?”这位负责人没有准备，吓得肝颤，不敢说话。当然，许家印也没给他好果子吃，横了一眼，说道：请你现在就去量一量。
在恒大足球俱乐部，花费重金引入的孔卡曾经因为冒犯主教练违反规定，许家印照罚不误，开出俱乐部史上第一笔百万罚单，而且召开大会，亲临现场，用两句重话教训孔卡。第一句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挑战主教练。第二句是：挑战主教练就是挑战老板，挑战我。当他在电视直播中，看到另一名运动员郜林在球场上冲动犯规，也根本不管什么越级不越级，抄起电话就打电话给俱乐部负责人，要求按照规定，对郜林处以3万-10万元的罚款。
喜欢搞运动，喜欢做思想工作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也在于运动。许家印追求一直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甚至人仰马翻的战斗状态。搞运动，不断搞运动，做思想工作，不断做思想工作，这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准动作。他常说，抓业务是必须的，但思想上也不能放松。他到足球俱乐部，也是特别讲究做思想工作。
在恒大，他围绕抓营销、抓产品搞运动，甚至还搞过“清除三类人”的运动。
“清除三类人”
1、只讲不干、人浮于事的人;
2、水平能力低下又不学习上进的人;
3、混入恒大的蛀虫，想捞一把的人。
许家印的所有思想工作都围绕激发斗志，捍卫尊严，呼唤英雄展开，为此提出很多要求和著名的口号。比如，他要求恒大的球员：有激情，有血性，有狼性，有霸气，为了胜利：一不怕伤、二不怕死，时刻保持强烈的进取心和攻击欲望，打出舍我其谁的王者气势。在他自己作词的中超主题曲《崛起》里，他强调的也是：“向前冲，昂起头，身为战士，做英雄。男子汉，跟我走，狂奔燃烧热汗流!”
生活上充满人情关怀
在工作之外，许家印是球员、幕僚的好老板好老大。
在恒大足球俱乐部，许家印在要求俱乐部“务必要用铁的手腕治理俱乐部，从严管理”的之前，首先要求俱乐部“务必要关爱每一个球员，每一个俱乐部员工。”而在《崛起》中，他则写道：无论怎样你都是我的兄弟，再遥远都会注视着你。你的每一次跌倒和爬起，我的心疼，我的惋惜。无论怎样都要拥有尊严，什么结果都不会怪你。荣耀与辉煌不只是胜利。当然，“什么结果都不会怪你，荣耀与辉煌不只是胜利”可能与他的现实不符合了。
新中国之初，不仅仅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积极寻求对美英法的外交突破
文/胡新民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这个“三位一体”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全面有序地推进这些方针，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以此为基础的新中国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外交事业在曲折中与时俱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开始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
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从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自于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方主动向中方示好。从最大限度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的愿望出发，周恩来也作出了相应的友好表示。1954年8月，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代表团一行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
◆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艾德礼(右二)时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艾德礼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协助下，致函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艾德礼。信中写道“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件结尾还写道：“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战线永存！”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或许是贝特兰的字条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已经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这封信被悉心地保存了下来，直到2015年由艾德礼的亲属委托拍卖。据报道称，苏富比拍卖行的书籍和手稿专家加布里埃尔·希顿表示，毛泽东写信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其早期参与国际外交的卓越事迹之一。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英关系的发展。接下来客人问道：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说：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要发表长篇谈话，也是第一次向外界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1951-1952年，英国工商企业成立了48家集团，他们意识到中国将重新站起来成为世界领袖大国，因此在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加强的进程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毛泽东与艾德礼的谈话长期影响了他们，他们不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即使在“文革”时期也稳定地扩大中英贸易，直至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工业技术的引进形成显著的影响。201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由衷地赞叹：“从1949年至今，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重建了国家，现在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党派能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
毛泽东的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小插曲。工作人员见毛泽东穿着一条屁股上有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深灰色裤子，便劝他换一条。毛泽东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不管艾德礼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确实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国际舆论将其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
中国在1954年开始酝酿发展独立的战略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核弹。非常巧合的是，中法的建交酝酿过程也可以追溯到1954年，而且这颗外交“核弹”也在1964年爆炸成功。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964年6月6日，中国驻法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左）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中）递交国书。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富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在富尔批示之下，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
1957年5月，周恩来批示中国外交学会出面邀请富尔访华。富尔终于成为第一个穿过西方所称的“铁幕”到访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政要。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但广袤田园透露出勃勃生机。此时的富尔迫切着能见到毛泽东。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富尔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富尔后来是这样回忆毛泽东5月30日和他的会见：
“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
“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会见就在这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寓言，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富尔还有意地提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上。他还有意无意地提出敏感词“共产集团”。
毛泽东对此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泽东一直对与法国进行经济合作寄予热望。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尔回国后，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他在考虑与中国建交的具体步骤问题。
1963年8月20日，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时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不久，中方即同意邀请他10月份访问中国。富尔收到中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立即去巴黎见了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夫妇。
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两人还当场制定了访问路线：去程先访问柬埔寨，然后经香港去北京。回程时访问缅甸后再回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所以，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曙光已经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于下午5时，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
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两位（即富尔和一名随行的工作人员---笔者注）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一套，搞了几十年，还是个代办（主要原因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造成的——笔者注），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毛泽东的话对富尔来说，可能听起来并不很舒服。但这恰恰表明了毛泽东超人的战略眼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国际舆论将中法建交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的主要原因。
这颗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锁、捍卫了国家主权方面意义重大外，还对改变当时美苏主宰世界局势，实现国际格局新的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
2018年1月31日，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发布消息称：有这样一本书，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发行量超过270万册，单本码洋过亿。这本书在面世80年之后，再度不可思议地火了起来。
这本书的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作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后，他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亲赴陕北红区采访共产党领袖人物，写了大量有影响的通讯报道。由于这些通讯报道都是出自于他亲自采访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不带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因而得到中外读者的信任。
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斯诺，与其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还有斯诺同其他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都通过斯诺的笔端，传到了西方世界，让美国人乃至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
斯诺根据他在红区采访的内容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1938年7月，美国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美国人民争相传阅。时任美国内政部长的哈罗德·伊克斯读后即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也被这本书所吸引，他先后3次接见了回国的斯诺，向斯诺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罗斯福对斯诺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中国，这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当他亲眼目睹到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时，感慨万千。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斯诺，并与之进行深入交谈。
话题由叙旧转向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此前中国一直希望中美两国的记者能够互相访问，但美方开始是既不许中国记者去，也不许美国记者来。后来又同意美国记者来，却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
◆196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埃德加·斯诺签名。
在谈完了台湾问题、新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问题和核武器等问题后，毛泽东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负担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毛泽东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
在谈话中斯诺还问：你还想到黄石公园和密西西比河游泳吗？毛泽东道：我当然还想去。我想你不会反对，但华盛顿方面不会同意。斯诺又问：如果他们同意呢？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美国，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游而已。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诚意，实际上在此前的周恩来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表露出来。周恩来说：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它只是时间问题。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友谊则是长存的。
遗憾的是，当斯诺回国后将周恩来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在美国著名杂志《展望》刊登出来后，竟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丝毫的积极回应，得到的只是华盛顿某些人士的抨击。
这种结果或许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深知中国实力还不够，特别是代表工业和科技水平的原子弹，“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所以崇尚实力的美国可以对中国发出的和解信号不屑一顾。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被迫接受了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对华政策的呼声开始高涨。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再次访华的斯诺。此前斯诺的参观，看到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困难时期，各条战线上都呈现蓬勃旺盛的气象，特别是还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心情很激动。但他又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遗憾。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时，充满信心地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如果他们来，他们也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美国领导人大概也会知道这一点……。
斯诺问：“您认为中美关系真的有改变的希望吗？”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
在告别的时候，斯诺说他可能会见到约翰逊总统，问毛泽东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毛泽东回答：“不需。”
毛泽东知道在当时中美关系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制造了所谓的“北部湾”事件，悍然扩大侵越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争的硝烟直逼中国的南大门。所以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含蓄地警告美方不得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很清楚，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并没有成熟。
与5年前不同的是，会见过后斯诺被告知，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斯诺后来回忆道：“这次谈话获得发表，又在政府和党的机关报上加以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内容。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泰晤士报》等西方国家报刊相继转载，而美国各大报刊对此却视而不见。
果然，这次斯诺回国后，尽管见到了约翰逊总统，但被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走了。
◆毛泽东与斯诺。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第四次来华访问的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参加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12月18日，毛泽东又邀请斯诺到中南海，与其进行了5个小时的长谈，从“文革”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从中国建设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是毛泽东晚年与外国友人谈话最长的一次。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关系解冻的步子已经越走越近。毛泽东直接提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他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我相信不会吵架的。但是，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还赞赏美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做法。
毛泽东还告诉斯诺，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在回答斯诺“您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毛泽东上次不捎信给约翰逊，这次却请斯诺捎信给尼克松，都是基于国际局势和中美双方实际情况的准确判断。此时美国正陷入越战泥潭难以自拔。斯诺后来写道：“美国一旦决定了从越南撤出，显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达成谅解。”当然中国当时处于苏联百万大军压在北部中苏边境，也有寻机同美国和解的意愿。这样，“双方愿意共处”，中美关系的改善的时机才开始成熟。但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尼克松1969年1月上任后先后四次发出与中国和解的信号。其中特别明显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月18日会见斯诺，进行了长谈。
斯诺这次捎信是成功的，尽管他并没有机会见到尼克松，但他的笔仍像1936年那样有力，出色地完成了“捎信”的重任。斯诺在回到定居地瑞士后，1971年4、5月间3次在意大利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了访华观感。4月30日，在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透露了毛泽东愿意与尼克松“面谈”的信息。但在这之前，美国几家通讯社已经抢先报道了斯诺这一文章的摘要。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美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轰动世界的一个“重磅炸弹”。尼克松在读了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上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文章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给中美关系解冻带来了实质性的进展。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访华， 中美关系终于解冻。中美关系的解冻，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中国而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启了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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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一：秩序重建
冷战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
熟悉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而陌生是因为我们除了美苏争霸，军备竞赛之外，似乎了解的并不多。
那么冷战对于当时的世界格局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当时的世界秩序又是什么样的呢？
秩序的概念是非常古老的，可以说有成型的文明体系就会产生出相应秩序。
在一次大战之前，十九世纪末期，欧洲世界的秩序已经非常混乱了。
这个时期是神圣罗马帝国维持欧洲世界封建主义秩序的最低点。
俄罗斯名义上继承了拜占庭的世界秩序，自称第三罗马，称皇帝为凯撒，我们称之为沙皇。
也就是说，俄罗斯是想建立起罗马体系，承担新罗马的责任的。
但东正教俄罗斯自身生产秩序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只能把承担罗马秩序的野心搁置了。
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后，彼得大帝与欧洲接触的时候，俄罗斯一直冒充一个普通的绝对君主制国家。
此时俄罗斯为了与欧洲列强竞争，就只能依靠外来的秩序输入，就是引进德国和瑞典的新教徒技术人员。
同时，十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纷争不断。
这场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逐渐扩散成为了一场全欧洲的混战，史称欧洲三十年战争。
束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战争以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宣告结束，此次和约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国家体系发育到了最高峰。
法兰西为民族国家的发育，牺牲了世界体系，因此占了最大的便宜。
民族国家体系发育，神圣罗马帝国维持的封建主义秩序的消失，是一战和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战结束后的美国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提出的四警察集体安全措施，实际上是补全了民族国家体系，把世界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四警察就是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分区来稳定战后的世界秩序。
这个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苏联对四警察的安排当然是非常乐意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苏联将是管辖东欧的警察。
这样不仅可以将东欧变成抵御西方的缓冲地带，经济上也非常有利于苏联。
但这与美国向世界输出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不一致，因为一个“警察”管辖的区域很容易变成一个被大国控制的专制与封闭的区域，并在掌控的范围内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
虽然说美国并不依赖东欧市场，但是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绝对需要一个健康的欧洲。
欧洲的稳定有赖于欧洲大陆各个部分都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相当程度的繁荣。
因此欧洲必须是统一的，东西欧互为市场，互相依存。
如果苏联在东欧单独搞一个势力范围，这将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恶例。
所以四警察的构想就被搁置了。
苏维埃俄国与之前的东正教俄罗斯不一样，苏联的基本体系是企图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的模板就是列宁主义国家。
列宁成立的共产国际，就是以阶级共同体代替民族共同体，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很快地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汲取全世界的力量。
现在只有俄罗斯这一个基本盘，而苏联的列宁主义国家体制，又是一个纯粹的秩序消耗者，把东正教原有的教会和村社组织全部破坏殆尽。
通俗地讲，就是获得资源的速度太慢，而消耗的速度太快，于是共产国际全面受挫。
这个时候统战的重要性开始上升，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派战胜了世界革命派，导致了世界革命政策的调整。
二战爆发以后，同盟国为了对抗轴心国，苏联得到了最大的一次引进外来秩序输入的机会。
秩序输入不仅是体制上的，同时也是经济和技术上的，这就导致了国产国际本身的解散。
共产国际解散，当然只是一个姿态，是因为要在统战对象以英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眼前，俄罗斯要做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停止列宁主义国家政策，尽可能的模仿以前的沙皇政体。
这样做的原因是最初几十年，苏维埃政权跟彼得大帝绝对君主制不一样，彼得大帝的君主制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在依靠欧洲的秩序输入和东正教本身的秩序生产是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的。
但是苏联的体制，在不断破坏东正教原有社会体制的同时，他得到输入的资源并不多。
俄国在二战以前主要的输入者，就是拉帕洛条约。
（一战后，德国和俄国苏维埃政府签订拉帕洛条约，双方宣布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而且，两国也同意外交正常化并"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在双方于29日签署的秘密附件中规定德国可在俄国训练部队、试验凡尔赛条约中禁止的坦克和飞机等武器。）
在俄国对德国开战之后，德国就停止了输入。
1942年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俄国的领土上长驱直入。
苏德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斯大林曾多次考虑过与希特勒结盟。
但双方的猜忌最终使战争爆发，这种情况下，苏联是支持不久的。
在此之前，东正教俄罗斯，无论是教会也好，封建贵族也好，都是有自我产生秩序的能力的。
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尤其是集体农庄摧毁了东正教社会最后残余后，苏联的生产秩序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消费者大大增加，生产者大量减少。
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存在的几十年，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没有办法从马克思本人，和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真正管用的生产秩序的。
因为不要说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整个社会主义者，他们研究的只是消费分配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无法对存量资本进一步增加。
所以斯大林只能采取了一些妥协式的做法，例如允许东正教会重新活动等，但是他这个恢复是不完整的，效果不大。
因为东正教主要就是村社组织，而像西欧那些封建自治市、资本主义体系都是没产生出来。
如果恢复了村社，那就要把斯大林亲手建立的集体农庄解散，就会引发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问题，他不敢冒这个险。
就在处于内外交困，战争和国内的重工业建设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因此必须依靠美国的新输入，来取代德国的输入。
苏联从罗斯福那里，通过租借法案得到了大量盟国资源的输入，这个资源，就是苏联能够抗击纳粹德国和之后进行几十年冷战的根本，尽管俄国本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简单地说，苏维埃俄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依靠的是一战战败国德国为了报复协约国，和凡尔赛条约限制后，给自己寻找训练基地，把苏维埃俄罗斯当成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外辅国家利用。
这些组织资源和技术资源，帮助俄国度过了初期最艰难的20年。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美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
但政治和组织上，还是德国起的作用最大。
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传统，把大量的德国军官送到俄罗斯，红军军官主要是德国人培养出来的。
20年代那些构成苏联经济骨干的企业集团，主要也是德国的组织和技术。
没有这些东西，俄罗斯的计划经济是根本无法运转下去的，东正教俄罗斯原先的组织生产能力就跟差，非常依赖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虽然说比较低级的像是农业和轻工业，自己能够产生。
但是军工生产体系，和作为社会轴心的国企管理体系，如果没有德国的输入，和美国的资金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二战爆发以前，苏联学校的主要外语是德语，组织方式也是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学来的。苏联成立后，除了集体农庄以外，所有经济结构，像国家垄断经济，都是从德国学来的。
二战爆发，失去了德国这个秩序输入后，同盟国为了对抗轴心国，通过租借法案，俄国又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更多更丰厚的输入，填补了这一空缺。
在联合国成立以前，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真正的输出者了，英国和俄国从经济上来讲，都是美国的分支机构。
美国在二战中对各国的援助，英联邦312亿美元，占比 65%，苏联112亿美元，占比 23%。
所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二战以后的主要成就，全部都是依靠美国在二战期间，给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包括重工业，军工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打下的基础，所以说，冷战时期的美国，从技术上讲等于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
苏联与其说是美国的敌对势力，不如说是美国的影子。
苏联70%的技术，是直接来自美国，剩下的30%，表面上看是自己的，但实际上也是二战时期基于美国的技术研发的。
二战之后的苏联，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二战结束冷战爆发，美国的输入就停止了，老本还可以吃，就是因为美国给他打下的老本实在太过丰厚，但俄国自身秩序生产的能力比较弱，吃老本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一块。
苏联的基本盘，也是在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打造得最完整，之后就是一个不断衰退的过程。
即便是冷战结束以后，又从西方输入一些补丁，都没有恢复到二战时期非常完善的水平。
吃老本，自己的社会没有秩序生产的水平，单纯靠外来输入，那就只能是越吃越少。
我们做个比喻，就像是打兴奋剂，如果你自己的身体本来的机能就不行，这时候不通过自身锻炼，反而是打兴奋剂给你强行爆发一下。
短期看获得了大量的能量，但这个兴奋剂毕竟不是你自己身体产生的，当兴奋剂的效果结束了，那你就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甚至会加速衰老，把你原来的身体搞坏了。
而你想维持身体的运转，就只能继续使用兴奋剂为自己续命，最后产生严重依赖，一旦兴奋剂停止了，那你就只能等死了。
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就能明白计划经济的实质了。
彻底原教旨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打兴奋剂，但兴奋剂你不可能永远打下去，一旦停止打兴奋剂，你就会加速衰老。
而你依赖兴奋剂的后果，就是把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全破坏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奥斯曼帝国一样，就算你计划得再精妙，再有效，再合理。
但是如果发生技术革新，新增的技术超越现有的知识和技术，那么最后还是会输的。
苏联就是经过了德国与美国两个阶段的续命。
二战之前，是依靠德国，二战之后是依靠美国的输入，然后与美国对抗，这就是冷战的实质。
所以德国激起的是热战，而苏联激起了冷战，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方面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技术上，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秩序输出者，这个兴奋剂太好用了，经得起苏联的折腾。
另一方面，在苏联与美国冷战斗争的掩盖之下，还隐藏着另外几场斗争。
也就是说，苏联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依靠资本主义的影子来发育，同时依靠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相互斗争获利。
二战之后，美国和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斗争，这个斗争结束后，苏联浑水摸鱼的机会就消失了，只能依靠自己，苏联冷战就玩不下去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二战后的基本格局，是美国急于推行民族国家威尔逊主义，但威尔逊主义实际上是有前提的。
威尔逊主义最起码的前提，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比较完善的民族国家，至少也是像墨西哥那样，有一个不太完美但是也有基本体系的共和国。
但是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你别说像是法国这样的民族国家，就连墨西哥这样的标准都没有。
我们之前讲墨西哥的建立，就是把所有讲西班牙语，西班牙人后裔，黑人，混血人，和当地印第安人土著，重新组合起来，建立新的认同，建立新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虽然不是很完善，但是勉强可以站住脚。
威尔逊主义要想站得住脚，首先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如果说连民族国家都没有，那么威尔逊主义就是建立在沙堆之上的城堡。
所以美国如果想推行威尔逊主义，第一步就是要把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然后把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化，然后建立国际安全体系联盟。
但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连民族国家都没有，更别提自由民主的国家了，那威尔逊国际联盟就更谈不上了。
而美国要推行他的体制，第一个障碍，就是殖民主义。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现在看是因为美苏在东欧斗争，矛盾开始上升，导致了冷战，但在当时对于英美矛盾占上风还是美苏矛盾占上风，是没有定论的。
当时认为，未来世界是英美矛盾占上风，英国会坚持欧洲统治世界的殖民主义模式，和美国的威尔逊主义发生冲突。
苏联会退出世界争霸，回家养伤对世界秩序不闻不问，因为从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损失看，苏联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苏联为了对抗纳粹德国，损失了2680万，大约占1/4的人口，相当于损失了整整一代成年男人，和一半左右的经济实力。
如果按照当时的看法，苏联应该是回家养伤，不再积极干涉世界秩序，但是所有人都低估了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力量。
他们可以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继续为国家贡献，做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做不到的牺牲，于是当时对于世界秩序的预测全部落空了。
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