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2皇冠高阁(元朝时期的元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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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的元日战争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忽必烈准备以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从至元十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忽必烈趁耽罗岛林衍起事反对高丽王统治之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祁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元军镇压林衍之后，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随后，忽必烈召祁都、金方庆等至元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庆回国向高丽王传达了忽必烈的造舰命令：共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高丽王不敢怠慢，立命征集工匠役夫，驿骑络绎不断于途。限期紧迫疾如风电，民甚苦之。由于伐木造船，大木伐尽，绿山为秃，役夫弃田，农失其业，怨声载道。高丽王恐激起民变，遣使请求每船留五十人，期于放归乡里事农。役夫工匠的减少，加之限期紧迫，遂按高丽船式而非南宋船式建造。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祁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亭，统帅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计三万二千三百人，于八月出发。
由元世祖授命组成的征日元军，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当时的蒙军军纪森严，应用善战，战斗力极强。部队的组织在当时亦较为先进，每十人、白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千人队为兵力的基本计算单位，任命武功卓著的将领担任队长。元军的战术也较日本先进，据日本史书记载：
击鼓鸣锣，杀声震天。日军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当武士拨转马头冲向敌人的时候，已经被敌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敌数白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辩东西，被击毙者极多。
这是元日战争参加者的一篇战况纪实。从中可以看出元军的战斗队型和战术应用。首先，元军击鼓鸣金，鼓噪前进。这使日本武士及其战马很不习惯，战马惊惧，在原地打转不敢冲锋，致使武士在拨转马头时，已经中箭落马。
其次，元军列队集体前进，敌人冲至队前，立即中间分开，两头合围聚而歼之。
其三，元军弓箭手集体排射，矢短弓硬，射程近二百步，短矢能穿透日本武士的铠甲，而且矢尖有毒。
其三，士卒身者护头轻甲，便于运动，随身携带短弓、曲刀、长矛、大斧，应英勇悍斗。
其五，指挥官占据高处，以鼓指挥进退
其六，元军使用日本武士没见到过的铁炮。蒙军在征服欧亚各国的战斗中，经常使用火器。大炮的轰鸣使日本武士极其害怕。
元军的武器和战术，日本武士从未建国。因而在初次接战中，损失不小。
反过来再看当时日本武士军队的情况。
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护地头制（庄头制）。这使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护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护，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这种私兵就叫做“家子”（家人，族人）、“郎党”（家臣）。家人是守护、地头一族的世仆，在需要时即成为武士队伍的骨干。郎党类似于汉、唐时代的曲部，是第一线的战斗员。家人和郎党是多年随从守护、地头的世仆。此外，隶属于浪让以武士的从卒、马卒，又叫做下郎或下部，是补充战斗员。某一守护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郎党即成为该守护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护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护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又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即一骑讨），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战斗力是弱的。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祁都、洪茶丘、刘复亭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守护官总右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稍事休整后，元军于十四日傍晚攻入隐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十五日元军陷城，经高自刃而死。十六日元军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英勇抵抗，或被杀或被俘。元军没有在此处登陆向纵深发展，将军力直接指向博多大宰府。
元军十月五日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藤原经资自任总指挥，丰后守护大友赖泰任副指挥，经资之弟景资任前线指挥，同时命令九州各地武士队伍向博多湾集结，准备参加战斗。
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然后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弛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高低，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高低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郎党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作战指挥刘复亭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射之落马。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亭，先行上船。元军统帅祁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祁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祁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祁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然而，就在当夜，突降大风暴雨，元军不熟悉博多湾的地形，船只触礁沉没者极多。祁都连夜率军冒暴风雨撤退回国。
元军侵日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据史料记载，是役元军不回者约一万三千五百人。这个数字为侵日元军的半数，当然这并非都死于战阵，主要是死与风暴。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镰仓幕府和天皇朝廷方面，在十一月一日尚不知元军进攻博多的消息，十一月六日接到镇西守护藤原经资的报告，才知道元军入侵九州并且战争已经结束。据当时的大臣堪解由小路藤原仲兼的日记：
十一月六日，戊午，来人言，凶贼船数万泛海上，突然逆风虞起，吹归本国，少数船只搁浅陆上。式部大夫（即大友赖泰）郎从俘获凶贼五十余人，以绳缚之。已命其解送进京云。逆风之事盖蒙神佑，值得永世虔敬，受福非浅。
入侵元军遭暴风袭击，连夜遁走的消息传入镰仓幕府和京都后，幕府朝廷、公卿大臣、武士人民，无不认为是天佑，是祈神的结果。因为元军不是为日军所击退，是被暴风吹走的。因此，全国上下，朝廷和幕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祈神运动。一是为酬谢神佑，二是为祈神使元军勿再来。
当时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龟山上皇，从十一月初开始，向寺、社奉献钱币，在延历寺，为祈愿“异国降伏”，修行五坛法、金轮法、佛眼法、四天王法等。第二年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三次去石清水八幡宫参拜不动明王木像，其中一次竟不间断地祈愿七昼夜。在上皇祈愿的同时，朝廷还派出僧正、名僧赴全国各地举行祈愿仪典，发动全国人民共同祈愿。龟山上皇亲手书写“敌国享福”的字条三十张，防在佛像神座以及社、殿的石基之下，表示以神力压倒元军之意。目前箱崎的八幡宫尚保留有这样的字条。这种祈神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元日战争结束以后。现在看来这些活动不免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是天皇朝廷唯一能做的事。因为天皇政府不掌握有军队，备战的问题完全由幕府进行。
当时不仅天皇在祈神，幕府的实权者北条时宗也在祈神。北条时宗信仰禅宗，师事道隆。道隆于日本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去世后，时宗为聘请高僧曾令日僧德拴和宗英二禅师赴南宋物色。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五月德拴和宗英聘请南宋名禅师祖元等至日。时宗对祖元尊敬。祖元原本为南宋温州雁山能仁寺主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温州，群僧逃走，祖元独坐禅房不动。据说元军入禅堂，刀架项上，祖元神色不变，口念一偈：“乾坤无地卓孤昀，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元将为祖元的气魄所慑服，收刀率军离去。这虽然是传说，但也反映出祖元反对元军入侵南宋的思想感情。祖元入日后，从宗教和思想上影响被北条时宗，鼓励其进行抗元斗争。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元军第二次侵日战争在即，北条时宗去祖元处学禅，祖元故意以“莫烦恼”三字禅语。北条时宗追问其故，祖元闪烁其词地说，春夏之交博多湾将有骚扰，但时间不会很久，即可安宁，请勿烦恼。祖元暗示元军入侵时将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北条时宗应虔诚祈愿。北条时宗在祈神运动中为表示虔诚，曾刺指血书经卷。后来祖元说：“太守（北条时宗兼任相模守）血书经卷，一句一偈，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
北条时宗惧怕元军的再次入侵，在祈神的同时，着手加强西部的守护力量。首先加强长门守护所的力量，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率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御家人”，防卫中国西部。与此同时，增派北条实政去镇西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为了充实九州防务，幕府下令，凡居住镇西的幕府御家人，免除其负担的京都防卫任务，由京都武士接替，以便专心防守博多、箱崎、今津等地。镇西幕府御家人以外的武士，应与御家人共同守卫九州沿海。镇西所属因幡、出云、石见等国的岁贡原地储存暂不上缴，充做战时的军粮。
北条时宗在增强西部兵力之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卖座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知道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与，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哭。可见北条时宗的征伐高丽令虽未正式实行，但已为部分武士的个人行动所实现了。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祁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八月，元使杜世忠一行抵达镰仓。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就立刻下令斩元使之首以表示自己的勇武不惧。九月七日，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被斩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任命祁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为了集中领导工作，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祁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
忽必烈征日决心已定，遂着手建立海军。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水陆出发东征日本。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祁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元世祖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恳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认为此行的胜利是必然的。
二月，诸将陛辞，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合，但却没有加以处置，是第二征日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世祖，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
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祁都自持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的心结，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忽必烈最担心的将帅不和的情况出现了。不侦察日本的防御地形和不与江南军会师，是东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祁都还排除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
日本当时的快报，其实走得相当慢，五月二十一日元军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天之后的六月一日才先后送到幕府和朝廷（其实第一次元日之战也是如此，战争结束了，幕府才得到了元军来犯的消息）。元军进攻长门的快报，六月十四日方始送到。
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武士们的恐慌不亚于天皇和公卿们，北条时宗立刻命令圆觉寺开山祖师祖元禅师祈愿，祖元对时宗说：“朝臣（指时宗——引者）发挥勇武精神，血书大经。”北条时宗立刻刺指血书经卷，同时命令各地武士向社、寺献地祈愿。
当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北九州的守护部队通过第一次元军入侵战即文永之役，取得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及教训，对部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河野通有的儿子，十四岁的河野通忠等都积极勇敢地参加战斗。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六月六日，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祁都派出侦察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占领区。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站，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比投入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复来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是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祁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志贺岛，驶向隐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然而，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衍期后至。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与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隐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隐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隐歧，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隐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两路大军会师后，七月二十七日开望鹰岛，先头部队遭日军舰队的截击。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贼舟复至，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续夜，激战至明，贼舟始退。
战争进行了一天一夜。天明，日军撤退后，范文虎与祁都等相议，“欲先功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其所以迟疑不发者，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等等。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隐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是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第二次元日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遭遇台风而失败。《元史》日本传载，江南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而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范文虎等回至元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历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还乡里。
范文虎和祁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既不汇报先期出师破坏军事会议时定下的会师日期，招致战争失利，又隐瞒了范文虎至平户一个月不进行战斗的过失。同时，以在合浦将军队散还乡里的措施，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情况。范文虎等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倒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骗过了忽必烈，还得到了赏赐。一年之后，莫青等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军大小将领，全部罢免。征东行省左丞指出：“罪在元帅”，不要累及将校。实际上，罪在元帅一语也包括了忽必烈自己在内的。
元军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八月一日（日本弘安四年闰七月一日），受台风袭击被迫撤退的消息，报至京都的时间为日本历闰七月九日，报至镰仓幕府的时间为闰七月十三日。日本朝野上下、天皇、将军、公卿大臣、御家人以及各级武士、工、商、农民无不欣喜若狂，热烈庆祝。经度和镰仓二地的祈愿活动，从祈求“敌国降伏”的内容，改为感谢神佑的内容。在热烈庆祝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警惕，担心元军的第三次入侵。因此，幕府对西部的防御工作，再次做了部署。
九月下旬，幕府通过镇西奉行大友贞亲，对九州武士下达命令：
一、贼船虽退，但不得私自离开阵地，如有特殊急事，先行必须请假。
二、对所俘虏投降的人员，人人有责，进行监视。
三、昼夜检查港中往来船只，身份不明者不得出国。
四、不熟悉的外国人禁止入境。
五、维修要塞、站岗放哨，不得放松。
六、如有违犯，定责不贷。
幕府除下达上述指令外，对高丽两次随同元军入侵深为不满。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曾下达“异国讨伐令”，因故未能实行，现在重新提出讨伐高丽的问题。幕府在日本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八月，命令重新以筑前、丰后、丰前三国武士为基础，组成高丽的入侵部队，以少贰藤原经资和大友贞亲为指挥，准备出征。同时，令山城和大和两国武士中的凶悍者五十六人，限期八月中旬至镇西报到。他们和三国武士组成小部队，对高丽南部沿海进行骚扰劫掠。高丽国王苦于日本武士小部队的骚扰。上书忽必烈，要求增派军队防御。至元十就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在高丽南部金州设镇边万户府，以防日军入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军又增派五百军队至金州。
战后，幕府对参加反元军入侵斗争的武士。但是，武士参加战争的军费和对战死者家属的抚恤费等，均由武士自己的负担。这笔军费以前是靠幕府的封赏予以补偿的，而幕府用以封赏的财务和土地，是没收者战败者的。现在，由幕府领导的反对元军入侵战争，名义上是胜利了，但却拿出不土地和财物分赏御家人。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在战争中的损失很大，立功得了荣誉，却使自己陷入贫困。武士开始对幕府产生不满情绪，终于导致北条氏势力的削弱，形成其灭亡的基本原因。
元世祖的两次征日军事行动，未取得任何成果，心中极为震怒，决意第三次征日。他不顾臣下的劝阻，独断专行地进行第三次征日的各种备战工作。
忽必烈首先整顿了征日备战的领导机构，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月，撤消原征东行中书省，罢免了该省的各级负责官吏。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新设立征东行中书省，以宿将阿塔海为该省丞相，刘国杰、彻里帖木儿为左右丞，高丽王为该省左丞相，组成征日领导核心，进行练兵、筹粮、造舰、扩兵等各项工作。
忽必烈鉴于两次征日行动中，舰船均毁于台风，因而在备战工作中着重于坚固耐风的大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派吏至乾山监造江南战舰千艘，七月令高丽造舰一百五十艘，九月令平滦、扬州、泉州等地造大小舰三千艘。同时命阿塔海接受范文虎率领的海船三百艘。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命女真造征日迎风船二百艘，令枢密院征集胶、莱各州的漕船、江南各处的海船，以备征日。大规模的造船，各地山秃林尽，民工应役，丧失农时，民不聊生，积怨四起。有些不堪压迫者逃至山林，起义反抗。忽必烈被迫下令缓造征日之船，所拘民船亦皆返回。
在造船的同时，忽必烈开始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令彻里帖木儿率领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二千人练习操舟，探马赤人五百练习水战。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一再命令军官练习操舟，招募水手。至元二十而年（公元1285年），甚至下达这样的命令：凡熟悉海战者，可以自行招募水工，募得百人授百户职，募得千人授千户职。
忽必烈在募兵之外，还以赦免重囚、死囚（除谋反、杀父兄等外）充征日军。拨五卫军、侍卫亲军、回回炮营和工匠等军种归征日行省指挥。与此同时，还令高丽王储粮以备征日，令江淮各地运粮百万石蓄于高丽合浦以做征日军粮。
忽必烈在备战的基础上，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成宗即位，虽有征日之议，实际上只限于空谈，具体的军势备战工作早已经停止。成宗在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曾派普陀山僧人一山一宁赴日。这时，北条时宗已死，新执权北条贞时对一山一宁未加以杀害，但仍坚持不回信的态度。因此，元日之间的政治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
明末清初：台湾郑家王朝的兴衰史
一、郑芝龙拥明降清
1.打出来的海上帝国
郑和下西洋，直接促进中国民间出海经商的浪潮，中国民间也孕育了自己的海上力量，而郑芝龙则是明末实力最强的海上霸主。郑芝龙家境贫寒，年少时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父学会经商贸易，后寄身于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并“以父事之”，“李旦抚为义子”并在死后将全部身家留给了他。郑芝龙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开始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遂成巨贾，并且逐渐打造了“海商—军事复合体”的郑氏集团，开始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争夺中国海权。
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海上势力的日益强盛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多次围剿却无功而返，最后只能选择招安。郑芝龙率部投降，官拜海防游击，后官至都督同知。他在台湾仿效明朝官职设官建制，建成了台湾历史上的第一届政府，而郑芝龙的海盗集团也华丽转身为明朝的“国有企业”，开始了一段垄断海上霸权之路。
归顺后的郑芝龙面对的第一个劲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崇祯六年海贼刘香勾结荷兰人在料罗湾开战，郑芝龙大败荷兰人；崇祯八年击溃刘香，统一了中国海盗集团；崇祯十二年，他再次击溃荷兰战舰，从此彻底控制南海的制海权，成了事实上的亚洲海域之王，从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迅速富可倾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据估计，兵力有：包含汉人、日本 人、朝鲜人、南岛语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高达廿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华东与华南海洋世界的强权。
2.商人郑芝龙拥明降清
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被册封为南安候，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一时间权顷朝野。为了收拢郑芝龙，朱聿键将国姓“朱”赐给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同时还给他赐名“成功”，称他为“国姓爷”，郑成功从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南明弘光时权倾朝野的郑芝龙还是逃不脱商人逐利的本性，说出了“明朝清朝一回事，不就是换个主子吗？”这样的话，商人郑芝龙的内心开始打算降清。顺治三年三月，清廷密遣使者与郑芝龙取得联系，同时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经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同意，也信给他：“许以破闽为王”（《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芝龙则向清方许诺，“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还表白说：“倾心贵朝非一日”。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这时郑芝龙在延平得到消息，马上上表辞行，并且还命令镇守入闽要隘仙霞岭的施福等人撤回安平。结果，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清军长驱直入到了福建，隆武被害，福州很快也被占领。
在郑芝龙决定降清时，遭到郑鸿逵、郑成功以及一些部将的极力反对，但终未能劝止。11月，郑芝龙到福州见了博洛，仅有部众五百人相随。数日后，被博洛挟持北上进京。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部入海，开始抗清。郑芝龙的光环渐渐淡去，属于郑成功的时代来临了。
二、郑成功保明抗清
1、江宁（南京）之战，郑成功威逼顺治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避走金门开始收编郑芝龙旧部。顺治四年，郑成功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之后郑成功在福建沿海一带占地为王，平均每年发动一次战役，让顺治帝及孝庄太后在紫禁城中夜不能寐。打海澄、围泉州、改奉永历、占据金厦、攻漳州，在顺治帝治下的前十年，双方就这样打来打去，郑成功败多胜少，直到顺治十年的海澄战役后，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开始合谈。顺治十年，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再度敕封承诺给予泉州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顺治十一年，清廷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廷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就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顺治对郑成功头疼不已，郑成功屡败屡战，一直僵持到顺治十六年，江宁之役成为双方力量变化的转折点。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开始了江宁白土山之役。拿下江宁在广大汉人中的号召力将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控制江宁即等于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可以为反清事业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同时也切断了江南对北方清政府钱粮赋税的供应，削弱其经济基础。郑成功的计划是，占领江宁，恢复东南半壁江山；而后，再挥师北伐，直捣幽燕。300多年前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江阴附近，南京城到长江入海口的距离也比现今近很多。从海上来的船队可直逼江宁，能充分发水上作战的优势。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占定海（今浙江舟山），全歼了清军定海水师，基本消灭了清军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进军长江的后顾之忧。之后郑军抵达吴淞口，守卫此地的清朝苏松提督马逢知消极待战。过江阴，清军紧闭城门不敢出战。郑成功越过江阴攻下瓜洲，打开了通往江宁城的锁钥。
占镇江后，郑成功坚持以舰队为核心，稳扎稳打逐步推进，错失攻取江宁的第一个战机。而进抵江宁城下后，郑军连营并没有对江宁形成全面合围之势，这为后来清军援兵顺利进城并展开反击埋下了隐患。顺治皇帝接连收到瓜洲、镇江失守和江宁危急的报告后惊慌失措，一旦江宁再失东南将不保，接下来整个长城以南的广大汉族地区都会反清。顺治彻底乱了方寸提出想回关外的东北老家避避风头，遭到孝庄太后痛骂，冷静下来的顺治派出各路兵马江宁，全力反扑，激战多日后江宁围攻战就这样以郑军的惨败告终。
江宁战败是郑成功军事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让郑成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陆战之短，此后也不再把大陆视作进军的主要方向，为寻找更巩固的抗清基地，他将目光投向了与金门、厦门隔海相望的台湾。
2、攻克台湾，郑氏海外为王
南京惨败后，郑成功十年经营化为灰烬。导致了南明与清朝对抗格局的根本改变，也影响到台湾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郑成功实力大损后，连大本营金厦也遭到清军进攻，因为感到“地蹙军孤”，于是筹划收复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郑成功这一战略转变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手下一些福建籍将领，或以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为借口，或以荷兰殖民者“炮台厉害”为由，对渡海与强敌作战心存顾虑，想继续留在经济发达的大陆与清军周旋。南明鲁王监国的重要将领、兵部侍郎张煌言，也曾致信郑成功表示反对，认为进攻台湾是脱离了抗清前线，舍本逐末，称“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于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而郑成功的设想是，赶走荷兰殖民者，据有台湾后，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四海，训练兵卒，进可战而复中原，退可守而无后忧。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横渡台湾海峡，向台湾进军。同年四月初一，郑军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登陆，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迫降普罗民遮城。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长期围困热兰遮城，在围困了七个多月，死伤一千六百多人，最后水源被切断后，荷兰人无望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
3、降降叛叛、不得不说的施琅
施琅
施琅在清朝和台湾郑氏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正是这个小人物，在战争的后期，决定了两个王朝的命运。施琅在顺治三年跟随郑芝龙投清；顺治六年担任清朝总兵的施琅在广东陷入绝境之际，出乎意料地得到郑成功的礼遇，于是反清。
施琅作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1651年随郑成功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成功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事后郑成功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到郑成功那里，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说：“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下令杀了曾德，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师提督。
4、被鳌拜压制的施琅
顺治八年，施琅再次降清，在鳌拜掌权时期，施琅两次征澎战败后，清廷大多朝臣主张招抚，但施琅认为“如专一意差官往招，由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在京之日密切关注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
5、得康熙重用的施琅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
康熙21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终于腾出手来专心致志的对付台湾郑氏，而施琅也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1683年，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刘国轩主降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延平王一脉自此永别台湾，台湾不再姓郑，而是变成了施琅的台湾。
三、郑经郑克爽，一成一败对阵康熙
1、避不开的夺位之争
康熙元年郑成功薨逝，郑成功的死有很多原因。一是当时作为长子的郑经爱慕四弟的奶娘昭娘，事关忤逆乱伦，郑成功大怒，下令诛杀昭娘，可是郑经把心爱的女人藏了起来。郑成功再次下令诛杀发妻、郑经，后因下属迟疑，郑经才得以保全性命。二是就在此时，在北京菜市口，郑家十几口人被诛杀，郑成功悲伤难抑。郑成功因这两件事情一病不起，起初还能每日看书，后来病情急转直下，骤然薨逝，后世一直有郑经毒杀其父的坊间传言。
第二代延平郡王郑经
郑成功死后，黄昭等部将以郑经得罪先王不得继位为由，拥立郑袭（郑成功六弟）为国主。将军马信等部将奉郑成功之袍入厦，拥郑经为王，后郑经用计杀叔上位，成为郑氏第二代延平郡王。郑经继位时，康熙刚刚8岁，鳌拜大权独掌，在一切还不稳定的状况下清政府不想开启战端，不断招抚厦门的郑经，表示只要他愿意剃发到北京请降，不但赦免违抗的罪责还给予优厚的爵位。郑经不想被招降，又担心自身实力不敌，于是也保持平等的姿态，持续和清朝谈判。
康熙见郑经久招不降、久谈不成，打又抽不出手，于是下令圈界禁海，彻底切断郑经的情报来源和战备支持，郑经不得已退守台湾，建国“东宁”，自称“东宁国王”，在谋士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
2、三藩之乱：郑氏衰败的转折点
明郑势力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与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事变，以提供战船给郑经为条件换取出兵。郑经出兵抵达漳州时，耿精忠已经拥有整个福建，认为郑经兵力太少而撕毁前约，双方交恶，经过激战双方以枫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为界线，北方属耿精忠、南方属郑经。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加入三藩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同年耿精忠战败向清朝投降，郑经必须直接对抗清军主力，不久被清军击败，退守厦门。
康熙十七年战况出现僵局，双方再次合谈。清朝称如果郑军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但同年清朝再度恢复迁界令，北从福州、南到诏安的沿海都设立要塞，并且盖围墙当作界线，使得郑氏王朝的商业活动大受打击，三藩之乱后郑氏王朝的财务已经严重透支，郑氏政权得不到大陆人力物力的补给，其对外贸易尤其是与大陆的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积攒下丰厚的海商家底已经消耗殆尽，而禁海令也让郑经无法再从对外贸易上获取更多的利益，台湾郑氏在三藩之乱中大伤元气，从此失去了坐拥东南，与清廷抗衡的经济实力。
3、东宁之变，走向毁灭的郑氏台湾
郑经在郑成功死后，依靠谋士陈永华，近侍冯锡范和将军刘国轩得以上位，因为对这三人极为倚重。当年险些被杀的昭娘为郑经生下了心爱的长子、庶子郑克臧；郑经的夫人在六年之后生下了次子、嫡子郑克塽。郑经为郑克臧求娶陈永华之女，为儿子郑克塽求娶冯锡范之女。
郑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从来没有过失，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1679年，郑经西征清国之际，听陈永华之请将郑克臧立为世子，并授职为监国，由于其办事英明果断，颇有武王郑成功之风范，因此人称东宁贤主。 1680年，郑经西征无功而返，监国世子继续执政并深得父亲郑经之信任，但后来总制陈永华去世，因此监国渐渐在政治上孤立无援。1681年，延平王郑经薨逝。逝世前将监国郑克臧托付给刘国轩。
刘国轩因早年受冯父提拔，拜为义子，与冯锡范情同手足，内心更倾向于郑克塽继位。郑经薨逝，冯锡范、刘国轩联手向董太妃（郑经之母）进谗言，得到允许后领兵进入延平王府捉拿郑克臧，并于当夜毒杀。监国夫人陈氏收敛守丧，丧毕自缢。董太妃死后，东宁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冯锡范立其婿郑克塽为王，民心从此涣散，东宁国亦从此一蹶不振，台湾郑氏日薄西山。
4、以失败告终的郑克爽
清朝水师攻陷台湾
熟悉台湾情况的施琅在郑氏内斗的时机攻台，刘国轩在澎湖之战中将台湾岛内所有精壮敢死之士损失殆尽，明郑没有实力再战。幼主郑克塽在刘国轩的支持下请降，并提出“三不伤”请求，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清军同意，郑克塽上交大明延平郡王配招讨大将军印信向清廷投诚。随后郑克塽前往北京，全家隶属汉军正红旗，为第五参领第一佐领，赏赐公爵，赐第京城，刘国轩为天津总兵，授予伯爵，归入八旗，冯锡范为伯爵，归入汉军正白旗。郑氏一族在台湾被连根拔起，延平郡王一支再无延续，郑氏家族也从此湮没在历史的烟波中，了无声息。
四、改变清朝走向的台湾政策
1、清朝的军事进攻和招抚诱降
军事进攻、禁海迁界、招抚诱降一直是清廷对郑氏集团的三策。军事进攻使清军占据了金门、厦门，拔掉了郑氏在大陆的重要据点，迫使郑经完全败退到台湾。这期间约有十年清朝和郑氏未发生直接的军事交锋，郑经无力反攻大陆，清廷也无力渡海作战。于是清廷开始实行严格的迁界禁海，并辅之以招抚之策，试图不用武力来解决郑氏集团在台湾的问题。在成功处于军事鼎盛时期，弃郑降清的黄梧便在顺治十三年向清廷提出《平海五策》，建议用禁海迁界的办法，困死郑氏集团。最初的禁海令主要是针对郑成功的大陆地盘，在郑成功克复台湾后，郑氏在金门、厦门的势力也被逐出。禁海迁界很大程度上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台湾社会经济陷于倒退，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民不堪命，人心思变。
康熙帝
在军事打击和禁海迁界的双重压力下，清朝的招抚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郑氏集团内部纷纷逃离。仅康熙元年到三年，投奔清朝的郑军官兵连同眷属，即约有十七八万。从康熙元年到二十一年，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发动了5次高层政治和谈的攻势，企图感召郑氏决策层率众投诚，并对郑氏大小官员和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清廷招降度量颇大，手段也很灵活，方法主要有保护沿海各地的郑军家属亲族，将投诚的郑军旧部有武功出众者委以重任，消除沿海民众对清军的敌意；制定并公布《招抚条例十款》，在漳州设“修来馆”，让这些降将衣锦招摇于漳泉郊野或逃归台湾向同僚官兵炫耀；开展反间活动，清政府将投降兵士组织成为攻台舟师主力，达到了“以郑攻郑”的最高战略效果；康熙收复台湾后也颁布《赦罪诏书》，指出：郑氏政权首脑若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且将得到朝廷的优待，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使清朝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台湾。
2、圈地禁海：最英明的君主，最愚蠢的决定
满州八旗陆战骁勇无敌，几年间就席卷全国，但面对台湾海峡的汹涌波涛却只能够望洋兴叹。清廷由于缺乏强大的水师力量，对郑氏政权不能进行海上封锁，便退回大陆沿海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在大陆沿海一带实行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整个清朝“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禁海迁界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它不仅使沿海各省界外土地荒芜，人民流离颠沛，更为严重的是割断了中原经济与海外的联系，使明代已发展起来并对中原经济起着很大促进作用的对外海上贸易衰落了。海外贸易的禁绝致使白银的来源断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清初“财源杜绝，有耗无增，是以民生穷困”的经济大倒退现象，迁界禁海政策在打击郑氏的同时也重创了自己。
从顺治十二年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海南岛沿海居民亦迁），“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时期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乾隆二十二年，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
结语：
清以八旗起家，坐拥天下，历代帝王却都绕不过、扯不脱台湾困局；台湾郑氏遗世独立，海上称王，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清朝；爱新觉罗家族打打停停、台湾郑氏叛叛降降，各自书写一段家族传奇；阴谋、爱情、夺位、战争，两个家族在同一片历史的天空下，上演了浓墨重彩的悲喜剧；拥明、抗清、分裂、和平，台海和大陆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改写了历史的格局。
学习强国争上游精美图文与知识拓展三大名楼、长城八大关
[蜡烛]知识拓展
中国三大名楼：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鹤楼，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江西省南昌市的滕王阁。这些楼阁一般临水而建，湖光山色，波光粼粼，景色秀美。所以，这些楼阁也是文人雅士们汇聚之所，许多文学名篇也因这些楼阁而诞生。
中国长城八大关：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北京市昌平区的居庸关，河北省易县的紫荆关，山西省代县的雁门关，山西省平定县的娘子关，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的偏头关，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关。
[蜡烛]精美图文解析
中国三大名楼
第一题：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位于【 】。
选项：
江西南昌
湖南岳阳
山西永济
湖北武汉
正确答案：湖北武汉
第二题：“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故人”指的是【 】。
选项：
孟浩然
王维
杜甫
李白
正确答案：孟浩然
第三题：“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唐代诗人【 】的诗作。
选项：
李白
孟浩然
杜甫
刘禹锡
正确答案：李白
第四题：《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广陵”指今江苏省【 】市。
选项：
扬州
南京
无锡
常州
正确答案：扬州
黄鹤楼，位于武汉的蛇山之巅，据史书记载，其始建于公元223年三国时期，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是用于战争的瞭望楼，后成为人们登高览胜的地方，黄鹤楼在唐代就已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自古以来，黄鹤楼有着许多关于仙人乘鹤飞去的神奇传说，乘鹤者也从仙人王子安到三国蜀相会，最后演变成了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如今在黄鹤楼旁就有一座吕祖庙。黄鹤楼历史上曾屡毁屡建，仅明清两代就被毁七次，重建和维修了十次，如今的黄鹤楼是1985年建成的一座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的塔式楼阁。
关于黄鹤楼的诗句：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 唐·李白《望黄鹤楼》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 唐·李白《江夏送友人》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唐.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唐.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唐.崔颢 《黄鹤楼》
黄鹤楼
第五题： 江南三大名楼中，位于湖南的是【 】。
选项：
滕王阁
黄鹤楼
岳阳楼
正确答案：岳阳楼
第六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出自宋朝诗人范仲淹的【 】。
选项：
《兰亭集序》
《醉翁亭记》
《岳阳楼记》
《滕王阁序》
正确答案：《岳阳楼记》
岳阳楼，历史悠久，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三国时期，此处为吴将鲁肃的阅兵台，唐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扩为楼阁，初名“南楼”，后改为“岳阳楼”。在宋朝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撰写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岳阳楼久经沧桑，享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盛誉，如今的岳阳楼是清朝同治六年重建的，整个楼的建筑为四柱、三层、飞檐、纯木，主楼高达15米，整个建筑没有用一颗铁钉，也没有一道巨梁，12个飞檐，檐牙高啄，屋顶为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顶楼的楼顶貌似古代将军的头盔，别具一番风趣。
关于岳阳楼的诗句：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唐.杜甫 《登岳阳楼 》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唐.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岳阳楼
第七题：《滕王阁序》中的“滕王阁”是在【 】。
选项：
广东
福建
湖南
江西
正确答案：江西
滕王阁，有“江西第一楼”之称，从唐永正四年始建，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历代屡建屡毁，数度兴废，阁址均有变化，但都在原址百米之内所建，成为历代江南的旅游胜地。现今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阳节落成的，位于赣江与抚河交汇合流之处，主体下部是象征古城墙的高台阁座，高达12米，阁高57.5米。其主楼碧瓦丹柱，斗拱重檐，苏东坡手书的“滕王阁”横匾高悬于主阁前额。阁内还有巨幅长卷“人杰图”和“地灵图”。滕王阁的有名与王勃所作的《滕王阁序》密不可分，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百年来为南昌城平添了多少风流韵事，真可谓“序以阁而流芳，阁因序而传名”。历代先哲前贤和文人墨客的珍诗奇文，使滕王阁历经千载而不衰。
关于滕王阁的诗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滕王阁序》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唐.王勃《滕王阁诗》
滕王阁
中国长城八大关
第八题：地处河西走廊西部的"河西咽喉”隘口，并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是【 】。
山海关
潼关
嘉峪关
友谊关
正确答案：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5公里处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城关两侧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历史上曾被称为河西咽喉，因地势险要，建筑雄伟，有天下第一雄关、连陲锁钥之称。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内城、外城、罗城、瓮城、城壕和南北两翼长城组成，全长约60公里。嘉峪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素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的美称。
嘉峪关
第九题：东北地区又称“关东”，是指【 】以东。
嘉峪关
山海关
太行关
井陉关
正确答案：山海关
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临闾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处，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90年以前被认为是明长城东端起点，素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天下第一关"、"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之称，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闻名天下。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筑城建关设卫，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山海关城周长约4千米，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高14米，厚7米，有四座主要城门，多种防御建筑。包括"天下第一关"箭楼、靖边楼、牧营楼、临闾楼、瓮城以及1350延长米的明代平原长城等景观。
山海关
第十题：毛泽东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的“雄关”是指【 】 。
山海关
娄山关
嘉峪关
居庸关
正确答案：娄山关
娄山关，亦称太平关，又被称为黔北第一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原名娄关，后称太平关。关名的来历，源于古代对娄山山脉的称谓。它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南距遵义市50公里，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北距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古称天险。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据《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年间，总兵刘与播州土司杨朝栋曾激战于此。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作为黔北第一要塞，娄山关景色秀丽，峭壁绝立，是众多游客的常去之地。
娄山关
第十一题：下列选项中，因李世民胞姐平阳公主率军镇守而得名的是【 】 。
公主坟
皇姑屯
娘子关
公主岭
正确答案：娘子关
娘子关，为中国万里长城著名关隘，位于太行山脉西侧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西口，现存关城建于明代，娘子关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城堡依山傍水，居高临下，建有关门两座。东门为一般砖券城门，额题"直隶娘子关"，上有平台城堡，似为检阅兵士和瞭望敌情之用。天然屏障。另有承天寨、老君洞、妒女祠、烽火台、点将台、洗脸盆、避暑楼等十多处景点，传说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兵驻守于此，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 故得今名。
娘子关
第十二题：“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雁门关”是在【 】 。
陕西
山西
甘肃
宁夏 正确答案：山西
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2001年，雁门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14年雁门关风景区荣获"中国最佳文化旅游观光目的地"称号。
雁门关
居庸关，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也是中国的城堡之一。 "天下九塞"之一，"太行八陉"之八。关城所在的峡谷，属太行余脉军都山地，西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要。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
居庸关
紫荆关，长城的关口之一。位于中国河北省易县城西40千米的紫荆岭上。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东汉时名为五阮关，又称蒲阴陉，列为太行八陉之第七陉 。紫荆关由五座小城组成:拒马河北岸的小金城、南岸的关城、小盘石城、奇峰口城、官座岭城。
紫荆关
偏头关，位于偏关县黄河边，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三关"。因其地势东仰西伏，故名偏头关。"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塞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这是古人对偏头关的赞誉。偏头关历史悠久，地处黄河入晋南流之转弯处，为历代兵家争夺的重地。偏头关城形状不规则，东西长1100米。东、西、南三道城门均建有瓮城。城高10米处砌砖石，南门至西门一带，砖石大部分犹存。西墙、北墙多为夯土墙，东部城墙已毁。明代除设置"偏头关"外，在崇山峻岭的长城沿线及重要通道上建起了城22座，有桦林堡、老牛湾堡、草垛山堡、老营堡等。
偏头关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元鼎或元封中(公元前116年一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当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玉门关与另一重要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曾是汉代时期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
玉门关
我是学习追赶超越，期待与您共同进步！
聂凤智回忆解放战争中九纵担任攻城主力打破潍县双城的经过
胶济路西段大捷后，我们九纵没有返回掖县根据地休整，而是奉山东兵团首长指示，屯兵于周（村）、张（店）地区。
当时国民党内一位有识之士，曾把齐鲁战局比做一只“鼎”。他说，国军若欲在山东维持下去，全赖济南，昌潍、兖州三足鼎立，强固支撑。
我们部队摆在周、张之间，机动性很大。盘马弯弓，意在问“鼎”。向西，离济南不过100公里，步行天余可达；向东，距昌潍约120公里，急行军不过一二天路程。向西南，则可以长驱直入，挺进兖州，一举截断津浦路中段。这是兵团首长巧妙设下的一着好棋。
济南守敌王耀武，见我兵团各部在周，张地区按兵不动，疑虑重重，急于弄清我军下一步的战役意图，多次派出人员侦察，连飞机也频繁出动，但一直猜摸不透。王耀武为此绞尽脑汁。他估计潍县城防强固，可坚守数月，判断我军可能转而南下，直取兖州。这时，在山东境内，胶济路除青岛，潍县等城市外，全线尽归我手。王耀武唯恐津浦路中段再失，济南成为一座孤城，急忙抽调部队，增强济南外围和津浦路中段的防御力量，从而使昌潍地区守敌更加孤立。
眼看敌人“拆东墙，补西墙”，我军曾命一部向西佯动，抵近济南市郊。果然不出所料，济南乱上添乱。国民党《中央日报》连声惊呼：山东共军在济南外围“均有相当兵力及炮火辎重，攻济企图昭然若揭。”各报刊纷纷披载：济南城内“物资大批仓皇南运”，“眷属争相逃命。”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兵团首长的命令，回师东进，将潍县团团围住。
潍县城由东城和西城组成，是远近闻名的“双城”。地处胶济路中点，是交通枢纽，东连青岛，西接济南，扼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区咽喉要道。守敌兵力较强，有整编第四十五师4个团、地方保安部队6个团，加上门卫队、还乡团等等，总计4.6万余人，统归敌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指挥。潍县城防工事；颇坚，西城城墙商lo余米，东城城墙高七八米。城墙上下均构筑密集的火力发射阵地。城外依次设置掩体、土城寨、护城河、布雷区、子母堡群、鹿寨、拒马、铁丝网等，呈辐射状，延伸至四五公里以外，构成大纵深的半永久性防御体系。
临近潍县高大城垣，我心中不由得感慨甚多。我从1941年到山东，至此时已有8个年头。这期间，我们部队在山东大地南北征战，纵横驰骋，有多少次经过潍县城下呢？恐怕难以计数了。但是，虽一次次看过潍县，又一次次越过潍县，却一次也没有带领部队进入过潍县。据当地老乡说： “潍县号称‘鲁中堡垒’，历史上除守城军士自动弃城逃跑外，还没听说过被哪一支部队凭武力打开过！”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今天，潍县城的大门就要被人民解放军这支队伍凭武力打开了！
按兵团下达的任务，由我纵会同渤纵、十三纵二部和鲁中部队负责主攻县城，由七纵和十三纵大部担当钳制和打援任务。
潍县县城，可以说是我们九纵担任攻坚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当时最困难的，是在选择主攻方向上。潍县分东、西两座城。从哪里打？如果对东城、西城同时攻击，将会造成攻击力量的分散，是下策。两座城比较，东城城墙低，守备兵力弱一些。所以，兵团制订的作战计划，决定先拿东城开刀。
为了打好这一仗，科学地选择好主攻方向，我作为主攻纵队的司令员，必须到现地认真察看地形、研究敌情，作出决择。于是，我带领几个师长和司令部的作战、侦察人员于夜间乘车到了潍县。天还未亮，我们一行利用民房作掩护，抵近潍县观察。敌城防工事和守备力量，果然西城强，东城弱。可是，在潍县的特定条件下， “双城”之间，孰强孰弱，并不那么简单。东城和西城，两楣挨近，最远处不过一二百米。一条白浪河穿流而过，河上有5座大桥沟通。照一般估计，东城当然容易攻破。但西城高出东城5米，敌指挥机关设在西城。我们攻击东城，首先会受到西城凶猛火力的钳制，即使拿下东城，仍要冒着西城居高临下的密集炮火，再攻击一次西城。相反，不怕碰硬，以硬对硬，先打西城，敲掉它的首脑机关；再依托西城，直取东城，顺理成章，稳操胜券。
因此，我们即把先打西城的建议，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并得到批准。
敌人在城外设置大纵深的多重防御体系，意图很清楚：凭借外围防御工事，大量杀伤我军的有生力量。兵团首长针锋相对，提出这次作战的指导方针为： “稳打稳扎。”过去军语的习惯说法应该是： “稳扎稳打。’兵团政委谭震林把“打”字放在前头，改成‘稳打稳扎’，为攻潍作战创造出一个新年语。他专门发表了《论稳打稳扎》的指示： “稳打稳扎，不是猛打猛扑，也不是慢打慢拖。所谓稳打，是说利用一切天然地形隐蔽前进，若无天然地形时则用坑道作业达到接近敌人，夺取敌人强固工事，借以减少自己的伤亡，而又能大量的消灭敌人，迅速插入敌人的纵深，夺取敌人的主要阵地而求得巩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谓稳扎，是说占领了一点立即构筑工事巩固起来，不让敌人重占，而且利用这一点吸引敌人的反扑，求得大量杀伤敌人，然后乘机再向前插进，达到把敌人分割包围而歼灭之。”司令员许世友特地强调： “一定要按谭政委讲的去打，纠正扎而不打、打而不扎等偏向。”
兵团首长提出的这一作战方针，是战术指导思想上极其重要而适时的转变。随着整个战局的演变，敌人被迫蜷缩在一些重要城镇，作孤点防御。城镇攻坚战。正在成为我军作战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面对敌人深沟高垒式立体防御，仍一味强调猛打猛冲，往往战而无功，徒增伤亡；另一方面，在敌人强固的城防工事面前，磨磨蹭蹭，手足无措，越怕伤亡，伤亡越大。总之，整个部队，尤其是各级指挥员，要把“打”和
“扎”很好地统一起来。无论“打’也好， “扎”也好，都要始终贯穿积极进攻的战斗精神。
潍县之敌防御纵深长，副防御体系复杂，与周村大不相同。攻击潍县，决不是半天一日就能奏效的。根据这一特点，纵队党委研究确定了三条作战原则：一是“分两步打”。第一步先扫清外围和四关；第二步再组织攻城。打一步，看一步，边准备，边攻击，不拼无谓的消耗。二是“任务专一”。扫关的部队专司扫关，攻城的部队专司攻城；轮番使用两个不同建制的部队，保持雄厚的突击力量。三是“人马均活动予地下”。在外围开展土工作业，大量挖掘堑壕和掩体，隐蔽接敌，楔入纵深。
4月8日起，我纵二十六师对北关实施土工作业。我随带几名参谋人员，冒雨沿着交通沟向县城方向走去。交通沟有一人多深，两侧挖有单人及双人掩体，纵横交错，曲曲弯弯，编织成蛛网一般的“地下长廊’。干部、战士们浑身泥水，劲头不减。当接近城关时，由于我们一行人数量较多，四处指指点点，引起城关上敌人的注意。紧随尖利的呼啸声，一阵炮火倾泻下来，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敌炮足足打了10多分钟，炮弹落下近千发。好在大家在交通沟里，就近钻进掩体，真乃。有惊无险’！
我二十六师各部，先后向北关发起攻击。七十七团初攻北关，侦察不细，准备不足，没有打好。后来改为挖地道前进，一直挖到敌碉堡侧后。敌营长惊恐不安地向团长报告说： “闻地下有声，已靠近北官，但不知何处？”未等到天黑，弃堡而逃。
扫关战斗打响，济南王耀武坐卧不宁。几日之内，三次飞临潍县。他命令陈金城严督各部固守，同时急调济南、青岛机动兵力驰援，东西对进，合击我军。4月11日下午，王耀武再次飞临潍县上空，见“城关正惨烈激战，北关三处起火”，未敢降落，在飞机上亲手书写两张条幅：一为“鲁中堡垒”，一为“百战功高”，从空中投赠下来，以期激励守城官兵的士气。
二十六师在扫关战斗中，不怕任务艰苦，甘为无名英雄，打得积极、顽强，完全扫清北关之敌。我即命令二十五师、二十七师接防，进一步展开近造作业，挖掘交通沟、地道、地堡、防炮洞等，多路突击。据统计，整个战役，我纵战士人均耗用铁锹三把。由此可以想见，攻坚部队顽强的毅力和土工作业宏大的规模。敌人依托一层层防御工事，昼夜不停地发射猛烈炮火。济南之敌更派出多架飞机，狂轰滥炸。可惜都无法阻挡我军“在地平线下”开掘前进。据战士们在前沿观察报告，敌人炮火及炸弹，直接命中我工事、掩体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我各部边打边进，直逼西城。
我纵正式发起总攻前，命令各部在激战后暂停攻击，并Hq前沿一线部队稍稍后缩。一方面让部队略作休整；另一方面示形于敌，迷乱视听。济南、潍县之敌判断失误，公然宣称：“共军经我陆空联合击退。， “已撤离城关10余里”。“胶东大战已至末期”， “潍县之围告解”。王耀武特地在济南隆重召开“潍县大捷”庆功会。陈金城更加头脑发昏，居然派出两个主力营，在空军掩护下，发起所谓”追击”，被我前沿部队一个反突击，打得落花流水，鼠窜而回。
4月23日夜，我部向西城发起总攻。华野特纵及兵团所属炮兵将200余门榴炮、山炮、六O炮等，隐蔽于城外民房里。目测射击距离，近的几十米，远的不过百米，真可称得上“超抵近射击”了。一声令下，众炮齐轰，潍城上下，烟雾腾腾。西城上矗立的高阁和碉堡，顷刻飞上半空。接着，各部在密集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架梯、登城。我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率先打开两处突破口，4个连队先后登上城头。陈金城急调一个团的兵力，赶到突破口处，趁我立足未稳，凭借优势火力，轮番冲击。另有一批由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还乡团骨干分子组成的保安团队，眼看城池已破，他们将会失去安身立命之地，也气势汹汹，直扑过来，拼死争夺突破口。潍县城头，展开一场血战。
这时，我纵指挥所，已经前移到城北二三里处，在一片坟地，挖了几个简易掩体。时近夜半，敌人乱炮打过来，把作战室震塌。电话机、水壶、地图等尽被土埋了，人倒一个没伤着。我索性钻钻出掩体。野地里寒气袭人，我却心急如火。由于登城连队与后续部队断了联系，只听得城头上枪炮声非常剧烈，但一时情况不明。
天将拂晓，才听到二十七师报告：一处突破口被敌人重新夺去，另一处仍在激战之中。
我又查问二十五师突击情况。报告说： “一夜攻击失利，受阻于城下。”
情况紧急。如果城头突破口丢光，不仅登城连队要被敌人打掉，而且兵临城下的后续部队，将全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
彻夜攻城，没有成功，指战员们的焦虑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的议论说，开始先攻东城就好了；有的埋怨说，纵队决定先打西城，本身就是冒险的行动。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对一名军事指挥员，是真正的考验。打“顺风仗”，比较容易；打“逆风仗”，就不容易挺住。在战场上，与敌人斗智斗勇，既要慎重，又要大胆。慎重与大胆，并不矛盾。慎重不是右倾，不是军事保守主义；大胆不是冒险，不是军事盲动主义。拿先打西城来说，决不是个人一时的逞能，更不是头脑发热时的冲动，而是在慎重分析敌情与我情基础上，作出的大胆的决定。既然决心是正确的，无论听到多少闲言碎语，都要沉得住气，决不能轻易动摇。这一点，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坚持”二字上，谁能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夺得战场主动权。
天快亮了，犹豫不得。唯一求胜之计，只有白天强攻登城。我们部队打野战，白天打过不少好仗；--般的攻坚战，白天也打得很成功。而白天攻打潍县高大城垣，又受到敌人强大炮火压制和飞机轰炸，风险不小。但是，不攻不行，后撤更不行．现在敌人团团被围，已成惊弓之鸟，在城头上的疯狂反扑，不过是强弩之末。这时候，不是我们的部队能不能打，而是指挥员敢不敢下决心打。我完全信任自己的部队，相信他们的勇猛精神和攻坚能力。
我同兵团政委谭震林通了电话。谭震林政委问我； “一夜没有攻下来，怎么办？”
“我已命令部队继续攻城。”
“白天？”谭政委又问。
“白天。”我坚定地说。
二十五师不避艰险，重新组织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并肩突击。七十三团不负众望，从北门城垛附近一举突破，有力支援了七十九团登城作战。午后不久，各部连续发起攻击。
攻城战斗，终于出现新的转机。当晚，我各部接连打开8个突破口，似潮水一般涌入西城。城南，兄弟部队也相继突入。敌我双方，逐街逐巷，展开激战。陈金城乘乱跳上吉普车，匆忙逃往东城。
25日，接到兵团命令：当晚攻取东城。我说，部队需继续肃清西城残敌，解除后顾之忧，同时适当休整一下，是否隔日再攻？兵团首长说，晚一天打也行，不过，王耀武的援兵压过来了，打援的部队可能顶不住，参加攻城的十三纵一部，要调去打援。我说，可以，西城已下，攻东城不会有多大困难!
攻取东城战斗，自26日黄昏发起。我部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打得东城守敌抬不起头．二十七师八十团仅用20分钟，就突进城内。各部队勇猛穿插，守敌丢盔弃甲，从四面八方涌往东门，夺路而逃。我纵二十六师会同西海军分区和鲁中部队，设伏在东门外专候。号令传下，收网兜鱼，几乎无一漏网。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匪头子张天佐被乱枪击毙，潍县城防司令官陈金城束手就擒。我纵歼敌总计1.8万余人。
攻取如此坚固设防的潍县“双城’，直接用于攻城作战的时间，不及40个小时。即位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城市攻坚的成功战例。教训呢？也有。后来，我到城里去看了。西城几处突破口，都选在正北和西北面，忽视了东北关，而东北关恰恰是全战役分割的要点。这无疑是一个失着。如果一都能按照纵队的预定计划，抢占东北关，迅速登城，既有利于火力压制北面突破口上的守敌，又便于部队沿城墙内壁斜坡（全城仅此一处）下城。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切断西城守敌逃往东城的通道，一举三得，失之可惜。
进城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主动警戒仓库，保护商号，看守物资，安置难民，潍城内外，传为佳话。此后，无论攻济南也好，战上海也好，华野首长都要强调： “就像打潍县那样，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
在青岛和济南方向，担任阻援、打援的部队，打得很顽强，保障了攻城部队东、西两翼的安全。兵团首长命令各部乘胜利之威，席卷胶济路中段两侧。整个战役，歼敌4.6万余人。我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区人口达两千多万人。山东之敌，只剩下一条扁担（津浦路）、两个包袱（济南、青岛），空前孤立。胶济路，这条横贯山东的交通大动脉，终于回到解放区军民手中！
几天前，王耀武煞有其事地开过一次“潍县大捷”庆功会，留下一大笑柄。今天，只有胜利了的军民，才有资格召开。潍县大捷”庆功会。会上，彩旗招展，万众欢腾，许世友、谭震林、曾山等军政首长和各纵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兵团首长宣布：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野总部颁布嘉奖令，特命名我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为“潍县团”。一大批英雄模范，记功嘉奖，披红戴花。会后，我纵政治部京剧团，登台演出。这个剧团，在胶东很有名气，编演过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剧，出过一大批文化人。有不少人至今仍活跃在我国文化战线上。我记得，那一天的戏，一演得特别精彩。鼓掌声，喝采声，一阵响过一阵。我广大军民沉浸在潍县解放的喜悦和欢欣之中。
黄昏时分，我信步登上城头。 “双城”内外，硝烟未尽。各部忙着清查俘虏，登记和分配缴获的武器装备，打扫战场。郊外，沟壕纵横，弹坑累累。远处，坦荡荡的平川地，一望无际。通红的夕阳，正在西边沉落下去。
我突然意识到，那被血红的霞光罩住的，该是济南城吧!
这时，一个念头清晰地闪动出来。
我召来各师师长，口述命令： “各师连夜收拢部队，准备攻坚!“
“又有新任务啦?
“打潍县。再攻一次城!”
第二天，各部重新拉到野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攻城实兵演习。事前，由军管会通知民众，避离城墙一带。这次演习，除了不准打炮而外，轻重机枪、火箭筒、炸药包等统统用上，一律真枪实弹。各种火力，甚至超过攻城时的密度。与其说这是总结攻占潍县经验教训的演练，还不如说这就是攻克济南的预演。各部队争先恐后，轮番演练。“双城”城头，杀声四起，红旗如林。
红旗，记载着一支支部队的历史，辉映出一支支部队的荣誉！
这一面面红旗，飞插上济南城头的日子，不会远了，指挥若定，无坚不摧。
聂凤智同志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13年9月生于湖北省礼山县 (今大悟)，少年投身革命活动。1928年春参加本地农民赤卫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4军第12师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9军27师81团营长、营教导员、副团长，红31军团长、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队长，抗大第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1943年后，任胶东军区第1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胶东威海军分区司令员、第5旅旅长。参加了莱阳、平度、高密、威海、烟台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初期，任胶东军区第5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第三野战军27军军长，参加了莱芜、孟良崮、胶东保卫战、潍县、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率第9纵队编在攻城东集团担负助攻任务，他为迅速歼敌，主动配合攻城西集团，将“助攻”任务改为“主攻”，指挥所部25师73团首先突破城垣。战后，该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朝联合空军代理司令员、司令员，面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他潜心研究克敌制胜的战术，“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提高指挥空战技能，使中国第一代年轻的飞行员充分发挥才智，创造出世界空战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3年底任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一江山岛战役。后任南京军区空军、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1977～1982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4月3日在南京逝世。
唐代诗人别称
【诗骨】--陈子昂 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生平】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岑仲勉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载《辅仁学志》第14卷第一、二合期）。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生平】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唐代诗人，字子安，被称为诗杰。王勃出身望族，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可知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 王勃也是王绩的侄孙。
王勃小时候很聪慧，从小就能写诗作赋，世人目为神童。《旧唐书》本传谓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又有杨炯《王勃集序》说：“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太常伯刘公称王勃为神童。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仲秋，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年方十五的王勃上书刘右相，其中第一条就是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反对讨伐高丽，他认为：“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警烽走传，骇秦洛之甿；飞刍挽粟，竭淮海之费。”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刘祥道看后，为其“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之语惊异，赞王勃为“神童”，并上表举荐。王勃乃应麟德三年（666年）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此时的王勃虽然才17岁，尚是一少年，但由于才华毕露，在那时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为“初唐四杰”。
乾封初(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少年得志的王勃经过这样的打击，心情是沉重的。他在《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中说：“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授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凄怆悲苦和愤激不平。总章二年（669）五月，王勃悻悻离开长安，南下入蜀，开始了他将近三年的蜀中漫游。仕途的挫折，生活的体验，山川的感召，使王勃写下了很多抒发自己情怀的诗文，其中主要是朋友间的酬唱，仕途艰难的感叹和一些抒写乡思的作品。在蜀期间，朝中曾先后征召过王勃，王勃都称病辞谢。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返回长安，裴行俭、李敬玄同典选事，闻王勃文名，又数次召用，但王勃耻以文才受召，作文述志，结果触怒了裴行俭，被斥为“才名有之，爵禄盖寡”。第二年，王勃听友人陆季友说虢州多药草，他很想去，便设法做了虢州参军。这是王勃第二次走上仕途。但谁能想到，等待他的却是第二次沉重的打击。王勃恃才傲物，在虢州参军任上与同僚的关系搞得很僵。当时有官奴曹达犯了死罪，王勃不知为什么却把他藏到自己府内。后来他又害怕此事泄露出去，就私下把曹达杀了。事情很快被发现，王勃被判死刑而入狱。后又巧遇大赦，免除了死刑。但王勃的父亲却因此事而从雍州司户参军的位置上被贬为交趾令。至于王勃擅杀官奴的具体情况，史无详载，是非莫辨。不过，王勃没有象第一次废官后那样寄情于山川烟霞，而是更珍惜这劫后余生。“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着撰之志，自此居多。……在乎辞翰，倍所用心。”第二年朝廷虽恢复王勃原职，但他决计弃官为民而不就任。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勃完成了祖父王通《续书》所阙十六篇的补阙，刊成二十五卷。撰写了《周易发挥》五卷、《唐家千岁历》、《合论》十篇、《百里昌言》十八篇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这是王勃一生中创作最宏富的时期。
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春天，王勃从龙门老家南下，前往交趾看望父亲。一路经洛、扬州、江宁，九月初到了洪州。在这里王勃留下了《滕王阁序》这一传世名篇。滕王阁大宴后，王勃继续南下，于十一月初七到达岭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第二年秋由广州渡海赴交趾，不幸溺水而卒，年仅二十七岁。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滕王阁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或稚）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甫畅（或遥吟俯唱），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北海虽赊，夫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鸣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邱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狂】--贺知章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生平】贺知章（公元659－744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之誉，晚年尤纵，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八十六岁告老还乡，旋逝。属盛唐前期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作品大多散佚，现仅存二十首。
贺知章早年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少时即以诗文知名。唐武后证圣元年(695)中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开元十年(722)，由丽正殿修书使张说推荐入该殿书院，参与撰修《六典》、《文纂》等书，未成，转官太常少卿。十三年为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后调任太子右庶子、侍读、工部侍郎。二十六年改官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因而人称“贺监”。
贺知章诗文精佳，且书法品位颇高，尤擅草隶，“当世称重”，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他常醉辄属籍，常与张旭、李白饮酒赋诗，切磋诗艺，时称“醉中八仙”，又与包融、张旭、张若虚等结为“吴中四士。”天宝三年(744)，因病恍惚，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舍本乡宅为观，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诏许之，赐鉴湖一曲。玄宗御制诗以赠，皇太子率百官饯行。回山阴五云门外“道士庄”，住“千秋观”，建“一曲亭”自娱，繁纸不过数十字。“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爱好书法者视为珍品。他的墨迹留传很少，现存尚有绍兴城东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的《龙瑞宫记》石刻和流传到日本的《孝经》草书。
其间，写下《回乡偶卷》2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为人传诵而脍炙人口，未几病逝，年八十六。乾元元年(758)肃宗以侍读之归，赠礼部尚书。现存诗19首，多为祭祀乐章和应制诗。文有《龙瑞宫记》、《会稽洞记》各1卷。今存《龙瑞宫记》摩崖，留存于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为难得之古代题刻。《新唐书》、《旧唐书》有传。
贺知章生性旷达豪放，善谈笑，好饮酒，又风流潇洒，为时人所倾慕。当看到李白的诗文，即赞为“谪仙人也”，后成为忘年之交，并把李白引荐给唐玄宗为官。贺晚年放荡不羁，自称“四明狂客”，又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常与李白、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饮酒赋诗，时谓“醉八仙”。
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为道士。离开京师时，玄宗曾赐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为其饯行，回乡后不久病卒。有“诗狂”之称。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生平】王昌龄字少伯，生于公元698年，关于他的籍贯后人一直众说纷纭，《新唐书》说他是江宁人、《旧唐书》说是京兆人、《唐才子传》说是太原人，看来关于他的记载确实很少。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以边塞诗闻名于世，诗歌的风格气势雄浑、格调高扬、有丰富的表现力，所作之诗中以边塞诗第一，闺怨诗第二，诗内容简洁、明快、含蓄，情景相合，给人无限的遐想，不愧被称为「七言圣手」。王昌龄出身贫贱，早年以农耕为生，从小就喜爱文学诗歌，又勤学苦练，表现出非比常人的才华，为了有所作为，23岁的他于公元720年在嵩山开始学习，这段时间他发奋图强，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为他以后能写出著名的十篇奠定了基础。公元723年，在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涯中，王昌龄收获到了很多，已成为一个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学子，妄想能得到他人的赏识，于是休学辗转于河东并州、潞州。公元724年，时年27岁的王昌龄又奔赴河陇、玉门关，来到了边塞，就是这个时候那些著名的边塞诗大豆作于此时。
公元726年，29岁的王昌龄在外呆的时间够多了，于是他又辗转来到了京兆，隐居在此，看看接下来的生活该怎样走下去。上天还是眷顾着他，公元727年，30岁的王昌龄即进士之位，跻身朝堂之中，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王昌龄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后又中凭借其出众的才学升任博学宏辞，之后又辗转改任汜水县尉，在潜规则横行的中国封建社会，朝中无人的王昌龄，其仕途之坎坷，可想而知，然而很快终于触犯了天威，被贬岭南，而后辗转任江宁地方
官，一直未能回京。在他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时期，这份工作并没有带给他辉煌的经历，没能让他走的更高，反而他还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久负盛名的诗人，他们之间相互切磋间，令王昌龄在诗书造诣上颇有精进。
王昌龄为官期间曾被贬至龙标，那段时间有幸与李白相识，李白得知后遂作诗一首来慰藉王昌龄，这首诗就是耳熟能详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可见王昌龄交友广泛，与朋友们友谊颇深，能与之交朋友是多么的美好。数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被贬为龙标尉王昌龄看见天下大乱，觉得忙于逃难的皇帝应该没有过多的精力再来管制这些北边的官员，经过一番详细的思考，他决定离开龙标，找朋友投靠。王昌龄的这个举动是相当的大胆，丝毫没有把皇家威严放在眼里，私自出逃，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人人都希望避开，他还选择迎难而上，如果想的是寻找避乱的地方，那身处边远地区的龙标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呢，何必要离开龙标呢？
有相关历史记载，说王昌龄离开龙标可能跟永王有关。按道理来说，一个忠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后，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君主的安危，即使他想离开龙标，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北上到四川，进而再前往灵武投奔朝廷，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最后的选择是来到了濠州，这正与与朝廷对抗的永王军的行程和路线是一致的，还有就是当时永王军中有他的好友李白，而此时永王正在招募四方之士，再加上王李二人深厚的友谊，王昌龄离开龙标，来到此地，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昌龄私自离开被贬之地已经是罪臣了，而且他又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想要在濠州安顿下来是不容易的。不久，他私到濠州的事被当地刺史闾丘晓发现，再加上闾丘晓嫉妒王昌龄的才华，害怕王昌龄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展示才华，威胁到自己的官职，从而将王昌龄杀害。王昌龄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这一件事情公诸于世之后，引来了无数人的口诛笔伐，纷纷斥责亳州刺史闾丘晓，认为他没有人性，他本人也遭到伏法。但是，不论是唐朝时期的人，还是如今的文学爱好者，对于王昌龄的死，都感到无比的惋惜。
《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诗仙】--李白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生平】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与杜甫合称大李杜。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酒仙」、「谪仙人」等称呼，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李太白集》传世。其作品天马行空，浪漫奔放，意境奇异，才华横溢；诗句如行云流水，宛若天成。李白诗篇传诵千年，众多诗句已成经典，例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在诗歌上的艺术成就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从他诞生至今已经1311年了，其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李白，其父李客为任城尉。他于盛唐时期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出生于西域的碎叶（位于今日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五岁时（705年）随父亲迁居到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因此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自五岁（705年）接受启蒙教育，从景云元年（710年）开始，李白开始读诸子史籍，开元三年（715年）——喜好作赋、剑术、奇书、神仙。开元五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写《长短经》的赵蕤为师，学习一年有余，这段时期的学习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六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
相传李白的剑术在唐朝可排第二（在裴旻之下），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野史》上有若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他和朋友叙旧，曾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尔后终其一生，他也没怎样离开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李白在青年时期开始在中国各地游历。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二十五岁只身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 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此间他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传世于今。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另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 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 生了嫉恨之心。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璘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今贵州桐梓）。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写下那首著名的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的〈早发白帝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圣】--杜甫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生平】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千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囚】--孟郊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生平】孟郊，唐代诗人，汉族。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
孟郊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父庭玢，任昆山县尉时生郊。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贞元中张建封镇守徐州时，郊曾往谒。46岁（一说45岁），始登进士第，有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贞元十七年（801年），任江南溧阳尉。其代表名诗《游子吟》就是在溧阳时所作。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作不出诗则不出门，故有“诗囚”之称，不事曹务，还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0岁时，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守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郊应邀前往，到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时为元和九年，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100贯为他营葬，郑余庆派人送300贯，“为遗孀永久之赖”。
唐人认为孟诗是“元和体”的一种，“元和已后”，“学矫激于孟郊”（李肇《唐国史补》）。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他为“清奇僻苦主”。宋诗人梅尧臣、谢翱，清诗人胡天游、江湜、许承尧，写作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对孟诗的评价，持褒义论的，韩愈、李观以后，有贯休、黄庭坚、费衮、潘德舆、刘熙载、陈衍、钱振锽、夏敬观等；持贬义论的，有苏轼、魏泰、严羽、元好问、王闿运等。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又多苦语。苏轼称之“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后来论者便以孟郊、贾岛并称为苦吟诗人代表，元好问甚至嘲笑他是“诗囚”（《论诗三十首》）。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出自北宋宋敏求所编刊，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事迹可参考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华忱之《唐孟郊年谱》。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掏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
在不少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孟诗现存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没有律诗。艺术上不蹈袭陈言，或擅长用白描手法,不用典故词藻,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钩章棘句，掐擢胃肾”（《墓志》），精思苦炼，雕刻其险；如韩愈所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一扫大历以来的靡弱诗风。其中有的诗篇反映时代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生活、愤慨贫富不平,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虽然社会生活内容不同,都思深意远，造语新奇，体现了孟诗的特色。有些作品如《秋怀》等，则情调不免低沉；“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句，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狭窄的心情。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诗奴】--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生平】贾岛(779~843年)，字浪(阆)仙，人称诗奴，又名瘦岛，唐代诗人。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今四川蓬溪县)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
贾岛早年家境贫寒，落发为僧，曾居房山石峪口石村，遗有贾岛庵。19岁云游，识孟郊等，因和推敲。还俗后屡举进士不第。唐文宗时任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主簿，故被称为“贾长江”。其诗精于雕琢，喜写荒凉、枯寂之境，多凄苦情味，自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后又普州司仓参军，卒于任所。有《长江集》10卷，录诗390余首。另有小集3卷、《诗格》1卷传世。他的诗喜欢描写荒凉枯寂之境，颇多寒苦之辞。以五言律诗见长。注重词句锤炼，刻意求工。“推敲”的典故，就是由于他的诗句“僧敲（推）月下门”而来的。着有《长江集》。
贾岛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孟郊人称“诗囚”，贾岛被称为“诗奴”，一生不喜与常人往来，《唐才子传》称他“所交悉尘外之士”。他惟喜作诗苦吟，在字句上狠下工夫。
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元和五年（810年）冬，至长安，见张籍。次年春，至长安，始谒韩愈，以诗深得赏识。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文宗时，因诽谤，贬长江（今四川）主簿。曾作《病蝉》诗“以刺公卿”（《唐诗纪事》）。开成五年（840年）迁普州司仓参军。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七月二十八日（8月27日），在普州去世。
贾岛诗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为“清奇雅正”升堂七人之一。清代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则称之为“清奇僻苦主”，并列其“入室”、“及门”弟子多人。晚唐李洞、五代孙晟等人十分尊崇贾岛，甚至对他的画像及诗集焚香礼拜，事之如神（《唐才子传》、《郡斋读书志》）。贾岛着有《长江集》10卷，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李嘉言《长江集新校》，用《全唐诗》所收贾诗为底本，参校别本及有关总集、选集，附录所撰《贾岛年谱》、《贾岛交友考》以及所辑贾岛诗评等，较为完备。
《戏赠友人》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
【诗豪】--刘禹锡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生平】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唐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对于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况有很多改革抱负，只是困于现实多次外放，只好藉由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感遇。
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又举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升监察御史。当时唐朝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刘禹锡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于是与柳宗元加入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改革团体。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病死，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在皇帝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与王叔文、王侄、柳宗元同为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可惜革新只进行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改由宪宗即位，革新宣告失败。 王叔文被赐死，参与者多被流放。刘禹锡起初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后改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因为与刘禹锡一同被贬为司马的共有八人，所以史称「八司马事件」。
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曾参与了改革运动，但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于权贵，而是以文明志，表现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和豁达的胸襟，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诗佛】--王维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生平】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生于唐武后圣历二年（699），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少年时就工诗善画，并通晓音乐，有较高的艺术素养。
王维二十三岁，中进士第，任太乐丞。在任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治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司仓参军。开元十二年（724），裴耀济为济州刺史，王维和他相处很好。开元十四年冬裴在治理了大水灾后调任，次年春王维也回到长安。
返长安后，曾来往于两京之间。王维自己信奉南宗，开元十七年（729），曾拜南宗道光禅师为师，这时他年约三十余。王维先隐居终南（在长安南称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的地方。
开元二十二年（734）冬，张九龄作中书令，擢王维右拾遗。他有【献始兴公】诗说：「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表示自己任职是按照公正的标准，而不是曲徇私人关系。
开元二十四（736），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李林甫排斥异己，又宠用蕃将，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诗中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说：「方将与农囿，艺植老邱园。」但他旋即奉使出塞，以监察御史衔参河西节度使崔希幕府，一直到了凉州。写了不少意境宏阔、气势雄浑的边塞诗。之后王维返回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四十二，又以侍御史兼殿中身份出知南选。由汉水经襄阳。
天宝元年（742），王维四十四岁，他的官职始终在六、七品上徘徊。李林甫排斥张九龄所用的人，提拔所宠苑、郭慎威等新进，官都在王维之上。天宝十一载（751），五十三岁，王维官文部郎中。天宝十三载（754），升任给事中，十四载（755），安禄山反，陷东京，六月叛军政入长安，王维因扈从不及，被迫仍任原职。但王维服药泻痢，伪装瘖哑，于是被囚于长安菩提寺，后移洛阳普施寺，又其弟王缙愿以官赎兄罪，得以免罪，为太子中允，久便擢升太子中庶舍人，又拜给事中。乾元二年（760），年六十一，转为尚书右丞。上元二年（760）七月死去，卒年六十三。
《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诗魔】--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过份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生平】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世迁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大历七年（772）生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他生活在官宦擅权、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中唐时期，家庭政治地位属中下层。因西河兵乱，十一二岁避乱江南，漂泊于苏、杭、越中一带。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以祈振兴家道。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带着美好的幻想来到了长安，十八岁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得到顾况的赏识。他在长安得了一些日子，逐渐感到周围的冷漠与污浊。他知道长安不可能有自己的进身之阶，最后便失望地离去。
贞元十五年(799)，二十八岁的白居易接受推举，参与京城礼部考试，次年以第四名中第。元和元年（806）四月，宪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举人。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苦诋时政，忤犯宦官，结果因宦官反对不得居上第，考策官、复策官亦遭贬斥。白居易愤然上书，主持公道。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左拾遗，身任谏官，屡陈时事，因直言敢谏，元和五年(810)奏罢河北兵，直指宪宗错误，渐为执政者所忌。
元和十年，镇州节度使王承宗遣人到长安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请急捕贼，朝中宰相认为白居易踰越朝臣份际，面对朝臣的攻讦，白居易背负莫大的罪名，遭贬江州司马，黯然离京，悲愤悒郁。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白居易迁忠州刺史，不再是个闲官，政治上有了转机。因为过去的教训，白居易采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但仍在职责范围内协助百姓改善生活。长庆元年（821），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又转上柱国，白居易屡次上书建言朝政，皆不受用，于是自请外任，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白居易疏理六井、筑堤蓄水，以利灌溉。离任之时，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唐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白居易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白居易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任满离苏时，父老泣别，相送十里。大和元年（827），改任秘书监，回到了长安，来年正月，授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五十八岁，深感年老力乏、宦途多险，以病为由，决意引退，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长别帝京。在东都洛阳，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远离政治风暴，安然度过晚年。会昌六年（846）逝于洛阳。相传他去世之后，在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都到他墓前逦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闇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闇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生平】刘长卿(709~786)，字文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一作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进士，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大历年间任鄂岳转运使留后，因被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陷而被贬为睦州司马，贞元年间又升任随州刺史。刘长卿当时诗名颇大，尤其擅长五律，他曾自称自己的诗为"五言长城"。他的山水写景诗风格清淡，与王维、孟浩然颇为接近。
刘长卿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得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经过江西时，与诗人李白等有诗往还。上元二年(761)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
德宗建中二年(781)，刘长卿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和贞元元年(785)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 5卷。
刘长卿"以诗驰名上元、宝应间"(《唐诗纪事》)。他的诗多写贬谪飘流的感慨和山水隐逸的闲情。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称为"五言长城"。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接近王孟一派。
他有少数反映现实的诗，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用很简炼浑括的诗笔，写出安史乱后荒凉雕敝的景象: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此外，如《疲兵篇》、《送李中丞归襄州》等诗，或写久戍边塞不得归家的兵士，或写被罢归乡里的老将，也令人深感同情。
他写山水隐逸生活的诗，成就较高。用严格的律诗写景抒情，能作到凝炼自然，造意清新。其代表作如《寻南溪常山人山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诗中写他寻访道人，在南溪山中一路所见的幽静景色，洗炼清新，颇饶风致。结尾写空寂的禅意，思想感情却是消极的。
又如《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 荒僻幽静的别墅，无人肯到，皇甫侍御独远来相访，欣慰之情，不言而自见。
他的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所见的情景，只短短几句话就刻画烘托出来，让人感到含蓄亲切。
《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诗鬼】--李贺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生平】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岛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苏小小墓》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杜紫薇】--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生平】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20卷，其甥裴延翰所编次,共收诗文450篇。后经人增补外集1卷，北宋田概补编别集1卷,共收辑诗歌170余首,附于书末,但其中混入一些他人作品。《樊川集》的通行刊本有清光绪年间杨寿昌景苏园据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刻本印摹的影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年间的翻宋刊本以及1978年出版的新校本。注释本中最通行的，当推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此外，杜牧曾为《孙子》13篇作注，收入《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的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今人缪钺着有《杜牧传》和《杜牧年谱》，足资参考。
《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