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官府悬赏查询器(昆明，一座最彻底的移民之城)
桃园官府悬赏查询器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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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一座最彻底的移民之城
从上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移民的脚步就从未停息过，云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战国楚将“庄蹻入滇”以来，特别是历经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国和现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国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脚昆明，一步步走过的脚印，刻下了一道道岁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们或以军屯、民屯、商屯，或以谪戌、充军、谋生、逃难等方式迁移昆明。他们一步步走来，一批又一批定居下来，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区最终演绎出多少地名无人知晓。
当我们追溯一次次移民的历史，我们其实是触摸到了隐藏在地名背后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来历，正是在一次次移民迁徙中传递和积淀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图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龙社区的发布）
如果说，古代昆明的移民史，还带有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无奈，甚至在漫长的迁徙路上发生许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脚步，留下不少血泪斑斑的足迹。
近现代中国和昆明的移民史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让移民的脚步逐渐地轻松自如。
探秘自“庄蹻入滇”的移民史
汉民族是云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自战国楚将庄蹻开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从不同的地方逐步迁徙入滇。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等带到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入滇汉民带进的中原文化与云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兼容并蓄。
就如云南曲靖学者郝正治所著《汉族移民入滇史活》以严谨的而丰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间考证的资料，由此，探索了内地汉民迁徙入滇过程以及入滇后与各兄弟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包融、相互促进，在开发建设云南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该书涉及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纵横几千年。它不仅对于追寻云南汉民共同关心的祖籍问题，了解先辈徙滇过程以及定居云南后的情况大有帮助。
如秦朝宰相吕不韦的后人留下的不韦县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鸡镇（前称金鸡村）。金鸡村依山面水朝坝，是个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越过澜沧江天堑的兰津渡（霁虹桥），翻过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鸡村。
由于兰津渡的艰险，汉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艰辛，当时流传着一首“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的歌谣。
吕不韦的族人充军保山数百年后东汉三国时期，其后裔吕凯，字季平，做蜀汉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时，他的点将台就建在金鸡村，至今遗迹尚存，后官至云南太守阳迁亭侯，更有一棵已经枯死的大树立于台上，传说是当年吕凯的拴马树。当地人为纪念他，金鸡镇至今有一条称季平街。
追溯云南汉民始末，以充军方式进入云南最早者当数吕氏宗族，至今已然两千多年。吕氏世代定居云南，几百年后又出了像吕凯这样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汉民涌入云南，生活在保山一带的吕氏后代及西汉到保山垦田的汉民自称旧汉人。
明代以前，要数汉代进入云南的汉民最多。《史记·平准书》说：“当是时（按，指汉武帝时），汉通西南夷，筑路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焚以集之。数岁不通，蛮夷因以数攻，使发兵诛之。”司马迁此载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汉代欲统治云南，首先得开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无法控制云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筑路者数万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经常被蛮夷堵塞，使运粮入滇困难重重，于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这里说明汉武帝时就已经移民入滇屯垦。其目的在于解决粮食问题，而其实际意义是向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云南输入汉民，以便进一步控制云南。
然而武帝这一着没有成功，因为进入云南的汉民仅几万，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当地一百多万（根据西汉后期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云南4郡所辖52县总计有147053户927580人。因此云南最早的人口数有记载的约为93万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时期由于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割据，且与中原政权均保持相对独立性，故史籍未有汉民大规模向云南迁移的文献记载。
“元跨革囊”的昌明踪迹
追寻“元跨革囊”的踪迹，忽必烈的十万铁骑渡过金沙江，平大理国，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结束了云南几百年政权割据的历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云南始置行省，以赛典赤·詹思丁为第一行政长官，“治中庆路（即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从此开始成为云南的行政省会。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于十万大军进入云南昆明后，这十多万军队里主要为蒙古族、汉族、回族、契丹族等组成。他们中的很多人举家迁来，他们定居下来，“落地生根”后，这些昔日“来如风飘，去如电闪”，能征善战的军人逐渐转变身份，成为亦兵亦农，非兵非农的一种新式移民。
这次移民的数量应该比汉至宋期间零散移民的总量高得多。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昆明筑起一座比前几代更大的土城池——中庆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壮丽大城”。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乌马儿。赛典赤，阿拉伯语贵族之意。他原为不花剌人（今乌兹别克斯坦国、布哈拉一带），成吉思汗西征时，率数千骑迎降，充任宿卫。
因举家迁来昆明任职，鞠躬尽瘁殉职于任上，元廷命其子继任云南平章政事，故后代子孙多留在昆明。
世界闻名的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郑和，是其六世后裔。世界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出生在昆明晋宁。这是中国的崇高荣誉，也是昆明人的骄傲。
赛典赤主政云南，改革行政体制，设置郡县，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共设：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其最得民心的政绩是“治理水患”，在昆明从松花坝到滇池进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职期间，又以昆明为中心，对秦汉以结束的云南古道进行大规模的重修、改建、发展。
仅以昆明境内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东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盐津关之路。近有军马场、归化寺、十里铺、大板桥、沙朗、浑水塘、长坡、小哨、五里多、石虎关、小板桥、普照村……洋洋洒洒几百公里。
为使儒家文化在云南得到较好传播，平章政事赛典赤任上令中庆路总管张立道督促兴建省城文庙（有一说，原址在今华山西路登华街附近）。有元一代，庙学兴起，云南科举才算基本走上正轨。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进士，随后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进士。
元代才五个人考中进士，原因一是原云南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状态，封闭、边远的文化十分落后；二是元代规定每科会考，给云南的名额又极少，仅能选派五人参加，而这五人中有两个蒙古人，两个色目人，汉人只能一个参考；三是云南科举考试制度才开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约七百年历史。故云南产生五位文进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统治者的目的毕竟是以孔庙为基础，在云南建立府学作为培养人才、普及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笼络各民族人才和人心，从而更加强了元王朝对云南的中央集权制统治。这些都让云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将来的边疆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举进攻云南，击败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占领昆明后，为了加强其统治，一是“铲坟”（即将元代以前的古坟全部铲平），二是“焚书”（即将元梁王府中的官方档案和前期割据政权的史料及民间搜集的文人笔记、野史资料，一把火烧个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条街、多少条巷，又为它们取了些怎样的地名，真是“踏破铁鞋”也无法细说了。
我经过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遗址大概有 “大德桥（今得胜桥）”、“大德寺”、“五华山”、“忠爱坊”、“五里多”等不多几处，除这些之外，据传也许只有起始于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几个地名了。其两地名由来详情，将落到后文插叙。
大德桥
今称得胜桥，始建于元代大德年间，在昆明古城水陆要津的盘龙江上，所以明代又称云津桥。
1678年，自称“大周昭武皇帝”的吴三桂在衡阳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为“洪化皇帝”退守云南。
1681年死守昆明与清王朝决一死战，清军由大将赵良栋统领，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动地的炮火，一口气夺下此桥，后又攻破大南门，拿下省城，从此平定了“三藩之乱”。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这座因战火而损坏的大桥时，为纪念当年清军就是从此桥最先取得攻占昆明城的胜利，改名“得胜桥”，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横跨盘龙江上的得胜桥地处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条路的岔口，现为昆明市五华区与盘龙区和西山区、官渡区的分界交汇之处。
大德寺
位于五华山东侧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华山东路中段东侧省畜牧局大院内）与青年路之间。
该寺创建于元至正年间（1264年——1294年），扩建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号而得名。
后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遗址前仅存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两座东西对峙的密檐式砖塔。
五华山
在昆明老区中偏北之处，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宫，民国和现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纪初，登高远眺四周景色，还可引见有关文献载：“其地左蟠龙，右玉案，滇池朝于前，商山耸于后”，“金马环其东，古柏参天，苍翠如玉，昆池临其西，汪洋浩荡，一望无际”；“烟波万家，山郭川原，一顾可尽”，“双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势雄壮，为全市各山之冠”。
山虽不高而在中国历代颇有名气，山名有几说：一说该山有五座红壤山峰，像五朵红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华山。还有一种较权威的说法是：南诏鄯阐侯高智升曾在这里建造过规制宏丽的私宅。
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于中庆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创建五华大殿，匾曰‘悯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悯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毁于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设五如来于其中”故改称五华寺，山亦从此得名五华山。据《重修五华寺记》载：“……设像五如来居于其中。周檐四壁绘画诸佛菩萨神龙之仪形，范金填彩，灿烂人目。其殿制高爽宏丽，重檐叠拱，其巧异乎它构，真一方兰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军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于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年）率部进入云南昆明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孙某王府就设在五华山。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孙由黔回云南，大营宫室于五华山，创制宫殿，制侔大内……黄屋双阙，豪华富丽，世称秦王宫”。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大西军李定国迎永历帝朱由榔入滇，云南府城成为滇都，五华山秦王宫即成为南明皇宫。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帝弃宫西逃缅甸，吴三桂从此割据云南，以五华山永历帝宫为王宫，同时 “填平翠湖之半”辟建王府离宫。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经过八年平叛，清军消灭吴氏反叛，在战乱中山上宫室大部被毁。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在山上创建“拜云亭”，寓意不言而喻。它还有更重要的作用，作为文武官员朔望“北阙”，表示效忠与习仪之所（民国三年（1915年），袁世凯阴蓄帝制，把各省督军换成由他分封的“将军”，9月封赏掌握实权的唐继尧为一等“开武侯”，就把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称“开武亭”）。
同年，粮储道孔兴绍在亭东建“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万寿无疆坊”（俗称四牌坊，在今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设五华书院于山南（在原云南省经贸厅处），嘉庆年间在书院以西创建翎灵寺（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东麓创建永宁宫（遗址在今华山东路街道办事处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总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边建祭祀总督潘铎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总督劳荣的“劳文毅公祠”；同时将劳公祠的后殿改作恒公祠。祭祀总督恒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将五华书院改为省两级师范学堂，同时在山上增建教学大楼，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历帝玉玺”（今存省博物馆）。
由于经历代增修，五华山寺祠、宫观、书院林立，晨钟暮鼓，林木葱郁，环境清幽，鹭鹰盘绕，明清时以“五华鹰绕”被誉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云南辛亥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云南都督府由云贵总督衙门（今人民胜利堂）迁至山上，将原师范学堂教学楼改称“光复楼”作为办公用所，从此，五华山就成为云南省政治活动中心。
忠爱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于三市街与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区之间的“忠爱坊”、“金马”、“碧鸡”，合称“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谓昆明历史建筑中的珍品。而称得上这三个珍品中的珍品，则是忠爱坊了。
据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金马、碧鸡二坊为明代所建，忠爱坊的历史要长一些，是元代移民和当地原住民为纪念死后葬于昆明松花坝旁，被追封为“咸阳王”的赛典赤· 赡思丁而建（据史载，到明洪武年间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为表彰他“忠于君而爱于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爱”，以志不忘。
或许“品”字三坊，以忠义为首，命运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从它矗立起来后，经历了发生在明末、清初、民国等几次灾难，屡毁屡建。云南地方志学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书中，讲此坊民间流传的故事：
如清咸丰七年(1857年)闰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马献（如龙）不满官府统治，率众围攻昆明，攻守战打得极为惨烈。马如龙用弓箭射书到近日楼上，对云贵总督恒春警告道：他准备在忠爱坊的石狮子上，架起大将军火炮，轰击制台衙门。
恒春看后，被吓得乱了方寸，团练大臣黄琮献了一计，说是可用火箭射在忠爱坊上，将整座牌坊烧掉，马如龙就没有架设大炮的位置了。
恒春听后连想都没想就照此下令，只见城门楼上数十支冒着烈焰的火箭腾空而下，射中了木质结构的忠爱坊，使这座数百年遗留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建筑物顷刻灰飞烟灭。
面对如此结局，恒春被吓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触犯了神灵，一种不祥之兆袭上了心头……恒春心惊肉跳的打道回府后，谁知刚进家门，就见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对丈夫正言相责，数落和痛斥丈夫的过失：“你今闯下了这台大祸，让我以后咋个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丈夫的罪过令她无以面对昆明百姓，郁闷怅然之下，自缢身亡。恒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难以言表，长叹一声也吞金而殁。
忠爱坊自始建以来究竟被毁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毁我忠爱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种有据可查的“天意”。对此虽不必再例举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赛典赤·赡思丁本身就是一个来自今天中亚一带，所以也可以说这座牌坊就是为纪念这位元代外国移民而立的。为一个外国移民树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这既是一种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象征，也足见赛典赤·赡思丁受百姓爱戴之深。
从忠爱坊立在此路上推算，这里（今三市街、正义路）正是元代中庆城的闾阎要冲，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华历史。这条两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轴线，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今忠爱坊所在正义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楼南向，三市街北口），南达金碧路东面是宝善街，西边靠顺城街、新昆百大，周围还有东风西路、南屏商业步行街，尽是市中心“八面来风”的大片繁华之地。
随着旧城改造，一些老建筑相继撤除，一个个老地名也渐渐被人淡忘。于是，在高楼掩映之中，20世纪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爱坊，作为这一带极有特色和极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了让人一看就知，一听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于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现五里多小学内还保存元咸阳王（墓赛典赤·赡思丁）衣冠墓于此。“五里多”地名并非是指从当时的南城边到这里有五里,三里的距离,而是来自于蒙古语"斡耳朵",意思是衙门和行营,因为元朝时梁王离宫在此,驻扎着蒙古军队而得名,后逐渐被昆明人转化为“五里多”谐音。
从元代开创了那么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兴修水利，获良田万倾，便有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纷纷落户昆明。经历朝历代的迁徙，逐渐形成了移民聚居点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么多卫、营、所等地名。另外，让文教和科举的开启，促使云南明、清两代各方人才辈出，举人、进士群星灿烂。
命运多舛而又沉重的脚步
明朝灭元后，但云南还残存元朝分封在云南的元梁王残余政权。几次派使劝降不成，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只好用军事解决盘踞在云南的割据势力。为长治久安，巩固云南边疆，明中央政权采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从江南向云南迁徙的移民大潮是轰轰烈烈的，它给云南和昆明带来了无限精彩，也演绎了太多的悲壮故事。
为落实明朝人口迁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后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时难以兑现的就凭空许诺一番，甚至直接连哄带骗，将各地各色人等汇聚高石坎。于是，在南京城墙外，那个原本不怎么起眼的练兵场，便以无以伦比的大校场的威武，走进了大明王朝的风风雨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昆明人的记忆。一个小小的地名传遍云南广大的汉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气，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关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写进了老昆明人的家谱，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风吹落叶，我只取高石坎柳树头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专制体制的国家里，采取的是比较残酷的高压中带欺骗的“移（愚）民政策”。据（听我祖辈传说，是否属实待考证）说：当年才开始执行此政策时，百姓们都躲避着不愿去，此时执行的官员不知谁想出个诡计，安排各个居民点同出一告示：“凡不愿移民者，来某某地集合，限时三天赶到；凡愿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风还快。各地的家族、亲戚、朋友、邻里，相互传递着这一消息，全都携家带口老少出动。来到指定地点，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愿：我们的祖地在这里，那里，俺们，咱们不愿离开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计谋，所有到场的人被强制作为移民带走。这是明王朝的统一行动。
在明、清时期全国那时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是许多华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乡（清初移民，湖广填四川），是当今为数众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乡；江苏苏闾门是不少苏北人祖先的发源地；山东兖州枣林庄是安徽凤阳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发源地中，影响最大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和南京柳树湾高石坎。
移民来自不同地方，经历过的生存艰难与心路历程也有差别，总的说来还是大同小异。明王朝设下的弥天骗局虽然各有各的手段，骗局的核心内容几乎不可能有第三种结果。
来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当受骗，已经没有退路了，甚至没有留给他们回家打点的时间，便用绳子将他们的手杆相互捆绑成一串串蛇形队伍，一步步回望家乡渐行渐远的踏上世代不归路。
但是他们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含悲忍泪，脚步迈上了迁徙长途。这一去天涯海角各东西，一家子能否再团圆，他们不知道。父辈将儿子们叫来眼跟前，一只大土碗砸成数片，弟兄几个各自揣一片，作为他日同宗相聚的凭据。
一个个朴实的期盼，再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谎言留住血脉的纯正，他们谁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无论如何也很难拼凑完整。
移民云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漫长而又艰辛的旅途之上，既劳顿不堪，还经常风餐露宿，难免遭遇三灾两病而夺去性命，故总是保证不了打破的“碗”能够修复如初。
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个现今还经常使用的词：“解手”。今人考证此词的来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全国大移民。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说是明洪武年间，朝廷强制性移民。官兵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们捆绑起来上路，捆绑两条胳膊叫大绑，捆绑一条胳膊叫小绑。
不仅如此，怕他们带绑逃走，还要把捆绑起来的人用绳子连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许多人连在一起，要动都动，要停都停，一个人要动牵扯很多，谁也逃不脱。对押解的官兵来说，自然省事，但却苦了捆绑的移民。他们只好被反绑双手而走完万里移民路，最麻烦的是大、小便。
为了表达清楚意思，话很长，比如一个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报告说：“报告大人，请让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小便。”人数众多，路上解绳子的次数也多，官兵也觉得麻烦，但这个办法是不能改变的，到后来，简化的就剩下几个字了：我要解手。若解开一只手就可撒尿移民们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须解开双手，移民们叫做“解大手”。说者简单，通俗易懂，听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来，这个说法也就成了习惯用语。直到今天，许多地方称上厕所还沿袭这样说法。
不过，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样的是，云南、四川人很多还派生出一个习惯认为：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朝后捆绑着，胳膊麻木而习惯了朝后捆绑姿态，天长日久连移民后裔们往后走路也养成了被炒双手的习惯，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传六百年至今，云、贵、川的人们还是喜欢背着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专制为移民采用的种种铁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终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明朝军队进入云南昆明的文武官员也属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后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宁王——沐英以及后世子孙；凉国公——蓝玉家族著名医学家兼诗人兰茂；颍川侯——傅友德后裔（这以下几位后文将简介）以及后来以神童著称，并出将入相的杨一清和当朝百姓号称“严青天”的严清等优秀杰出人物。
那时的昆明坝子，滇池水域清澈宽广，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岭，气候温和。在元代开发建设的基础上，已使水利设施精良，农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占尽天时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选地，没有一定社会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脚昆明，门都没有。
移民们无论贫富贵贱，走的路还是那几条。当时进出昆明的驿道有三条：昆明往西，经过武定、元谋、渡泸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经曲靖、豆沙关，过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东，经杨林、胜境关，接夜郎（贵州西部）出镇远，再进入湖南的常德出长江中下游。移民们都从这三条驿道经沿途驿站来，流传下来的驿站故事，有小传、别传、大传，但更多的是演绎性质。
移民们都从驿道和驿站来。其中一位传奇人物可算“大传”，他就是充军云南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据有关资料：沈万三姓沈，名进，字仲荣，俗称万三。
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其遭充军的命运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沈万三太有钱，还爱显富摆排场。主动出资帮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筑京师南京城墙，继而又请求犒赏筑城军民，这样做不仅没有得到赏识，反而被朱元璋认为“匹夫犒天资军，乱民也”，想杀他以泄愤。
后经贤德宽厚的马皇后多方劝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发戍云南充军。沈万三糊里糊涂被充军云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难违，仍躲脱不过“一百杀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着杖刑伤痛上路了。
沈万三是充军云南的庞大队伍中最奢侈者：带有儿子、小妾、奴仆和华贵行李及众多财帛。平日行路，沈万山的脚镣解锁，还让他锦衣绣服一个绅士样，在一串串蓬头垢面的充军人中，倒也体面。他似乎找回丁点尊严，却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导致“独步拗众”的道理。
由于人到此地步还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懒得搭理他，越往后的日子，沈万三很孤独，移民和充军的刑徒们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极度失落，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饮食也递减，喝口水都喘粗气，看来将成路死鬼，移民和充军人途中，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沟死沟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谚，就是那时传下来的。
来到昆明板桥驿（今大板桥），沈万三已病入膏肓，肥头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头。解差也怕沈万三死在道上，眼看云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几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将沈万三交给云南卫（昆明府城内），是死是活都与他们无关。解差想脱干系，要得保住这人的命。只得急请板桥驿的医官来给沈万三治病。
医官张口一串吴越腔，更加重勾起沈万三的思乡病，让他泪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溃了。医官这时已经知晓病人是谁，为治好江南谁人不晓的沈大官人，医官认为心病还得心理治疗最佳：得先解开沈万三的心结，让其有个盼头。
从医者的仁心与社会关系，什么时候都有极旺的人脉，他决定力助这位命悬一线的大同乡，就开口夸赞道：“离板桥驿不远的官渡镇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庄还美好，商贸之繁荣不让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东山再起，关节上的事敝人自告奋勇，使银子之事由沈官人担待”。此时生命虽处回光返照之迹象，然沈万三仍做梦都想从头再来，他还有信心进省府做一个充军商人，没准又是个当年富可敌国的沈万三。
说起边地人是厚道宽容的，特别是对待充军的商人，只要不触犯乡规的发展空间，或实在磨不开顶头上司那块天。都可抬手而过。可叹沈万三福浅命薄，幻想归幻想，身子骨再也没有好起来，终死于隶属于云南卫的板桥驿（大板桥）。
医官非常仗义，当沈万三的小妾卢十娘找来求情，说：沈万三的遗愿是想魂归故里。医官费尽周折取出沈万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关节，让沈万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负骨还乡，秘密葬于故乡周庄的桥头水下，遂成为一段隐事。
六百年之后，周庄因旅游业的发展，挖掘人文资源，据传沈万三的遗骨和遗财从老桥底下“冒”了出来，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说情节真实，细节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游客。
听的人多了，传的地界广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说沈万三还没看见省城的东、西寺塔尖，就含恨死于板桥驿，有的说他还在昆明城区生活了几年。这位大名人沈万三就与那个时代的历史难解难分。云南卫、板桥驿、沈官坡。
据说，今五华区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内，石屏会馆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旧名称“沈官坡”，相传这里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后，就选翠湖南岸的这条小巷里住下。因为他的门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级，故邻里称他“沈大官人”。
有资料说他身边还剩一点钱，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由于天生善于经商，逐渐又有了些积蓄。但这时的沈某已大彻大悟，感到钱多并不是好事情，故经常将余钱用来周济贫困，还开办过义学。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条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径的脚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来故事很多……
南京学者扎西刘是《东方文化周刊》杂志的高级摄影师。作为老南京，扎西刘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传统文化，开始寻访沈万三的足迹，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扎西刘推测了这样的可能性。
出于保护自己子孙考虑，沈万三将后代裹挟在沐英的大军中南下滇黔一带，在沐英派出的陈、郑等军官的照顾下，沈万三的后人及其庞大家族隐姓埋名在云贵高原。（这个沈万三的后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为长子沈旺及其后人先后遭到了朝廷的算计，而唯独历史对沈茂没有明确记载。
长途迁徙者说到底走的是条逆旅，总是有许多不情愿。别意悠悠，念情依依的伤心泪和痛心泪，都曾洒满驿道。清泪落尘润百草，一路走来，总是会长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丰富着沿途驿路景色，那是一卷岁月的风景，史书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学者为《充军云南》一书而创作的感慨诗：
万里充军万般难，生老病死苦不堪；
烟瘴蛮荒满脑壳，前面已到碧鸡关。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风已到彩云南；
时过境迁六百载，至今不忘高石坎。
时间是医治伤痛的良药。一代伤，二代痛，三代四代了无痕。这不能怪子孙们忘祖。为了生存，他们只好摒弃常规性的念祖情结，将感念暛叹和绝望，转换为驾驭新生活的能力，自觉修炼性格中的不屈和坚韧，开始了余生忘死的奋斗历程，以求生存环境的逐步稳定。
这不也是老祖宗们所期盼的吗？更何况，当年的移民政策，近似当今的因各种因素的异地搬迁，由此不得不他乡创业的搬迁户，当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种子、田地、农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说。三年时间，基本可以安顿一份生活了。不过，民屯若以军屯相比条件相差甚远，军屯及其家属除吃皇粮或半吃皇粮外，还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据载,大多数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虽“三年免租”也难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历经异常艰苦的奋斗，需三、四代人之后才供得起子孙上学读书。
明代移民的足迹与文光
自明朝以来，云南成建制、大规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个地方为发祥地，以一个小小的地名为祖籍乡关——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据老昆明人“寻根团”描述，“高石坎”原来是一带营房，驻守着保卫明王朝的一支外围部队。其实军中人多数祖籍均不在南京周边，大多为元朝政府、陈友谅或张士诚降军混编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认为保卫京师倚重的应是大有人在的铁杆王牌师，杂牌部队形同鸡肋。于是派其心腹爱将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统领这支偏师征讨远在云南，且屡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梁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国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合理分布全国人口，调动全国的土地为明廷所用，快速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与元朝及多股割据势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废待兴，先拿这批将士做世间垂范，故从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间，以南征、军屯、民屯、商屯、充军等方式向云南移民超过了百万，汉族一跃成了云南的主体民族。
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
这证明在古代的移民问题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这百万以上的汉民就不可能再被当地民族同化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百万汉民与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从此，中央王朝对云南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从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间进入云南的总兵力累计达到四五十万以上。战死沙场的、被瘴气毒死的估计不少于20万人。据《中国历史地理简论》：1389年，沐英入朝述职以后，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万入滇。第二年，又奏请江南居民八十万人充实滇地；沐英统治云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万人入滇；这一串数字加起来是四百余万。当时全国人口史料中说是六千多万。移民云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6.8％。
从此以后，汉族人口在云南逐渐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名副其实“少数民族”。与此同时，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涌入，迎来了它最辉煌的发展时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现出爆炸性的大增长，他们扩筑新的砖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坚固；又增修道路、驿站，使今天的昆明区域内形成了数不胜数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来到昆明，绝大多数人是开荒种地，初期村落的建构，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离乡底气不足，抱成一团原样搬来家乡的老样子。
好在几百年前昆明生态环境很好，大小湖沼密布，江河沟汊纵横交错，纯粹属于水城水乡，加上又是一个春光永驻，气候宜人的大坝子。特别让来自江南的移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悲痛中顿生欣慰，原来竟是一处“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滇中风水宝地。
于是大多就在城镇和村子中间划出一条中轴线，让给能够抛头露面为大家代言的智者、长者、大姓人家，遂由里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狭窄些不要紧，呼之应之相互都好照应，“离土不离乡”，就将就些城乡向江南风格靠拢，甚至把家乡地名照搬来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当然，明代在昆明城内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过于位于翠湖公园之南。南起东风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与洗马河上的洪化侨相对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货”旁）。此地方明代中期还较荒芜，但仍显现“小桥流水人家”风貌。
富春街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迁居云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盖家园，因犹似故里风光，逐渐形成街道，遂以故乡秀丽的富春江之名，先后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来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两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筑，内设倒座和门廊，占地不多，安排紧凑，但功能齐全。
学者们将这种布局的庭院称为“一颗印”一般认为是老昆明的大众民居样式，但却忽视了它的范本不在云南。特别是用来采光透气的小天井，绝对不是云南原有的建筑风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机构：云南布政使司、都指挥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为明廷庞大的军队及随军家属部署和设立了云南左、右、中、前、后卫五镇戍。如在昆明城区内就有：云南左卫，俱云南前卫。
永乐元年（1403年）再将广南卫迁与昆明城中，于是昆明城内三司并置，府卫同治，屯聚六卫 ，三十一个千户所，汉族军事移民人口达十余万，还有数量巨大的达官吏员及其家眷附城。
综上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脚步的动态。而后昆明城不仅是継元代以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规模超前宏大，城防体系完备，屯兵规模最大，成为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会。
从此，昆明地区的城池建筑格局和民众风俗习惯已与中原无大异；昆明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事实已经完全形成。之后外来人口的流动无论多少，都已无法改变这一历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征南大军进入云南后始终坚持集中兵力，镇守重镇，逐渐突破，讨平各地反抗的战略，向云南纵深腹地迅速推进。移民的脚步也随之同行，四散分部。诞生出一个个移民的聚居地。
当是昆明城区，我粗略统计，那时与驻军或屯军有关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门外屯、黄土坡屯、黑林铺屯、马村屯、岗头村屯、北门外的莲花池边屯，小西门外的鱼池傍屯、白庙屯、西海子屯等。
现光华街西端一小段称龙井街（明代叫前卫营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带“卫”、“营”字的街区名称，几乎和明代的军屯（驻军屯田）有关。这些地方原来还是郊区，随着市区的扩大，有的后来变成了街区。如明代的前卫营（前卫十字街）在现在的龙井街（东接光华街，西连东风西路）至东风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设有前卫军事机构，后发展成街区，故名前卫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云贵总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称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龙王庙（1933年撤除），居民多来汲水，故民国至今也名龙井街。旧时当昆明城郊带“营”字的地名约有六十多个。这也是军屯式移民的聚集区。
龙井街北廊残存唯一老铺面
我初步认为，昆明城区与驻军或军屯有关的地名大约就有二、三十个营，如：傅家营、张官营、王旗营、任旗营、廖家营等都是已当时的统领此营的将领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营、赵家营都是以明初屯军的两位将领姓氏命名的，后因民国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转弯合并为一村，故名三合营。
刘家营在大塘子北面，属大普吉南边的村名，明代为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刘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刘家营”据载：为清初吴三桂部下，一姓刘的将领在此扎营；后逐渐繁衍为村落而得名。）。
尚家营在北郊盘龙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将领统领此营军户得名。
沙坝营，长虫山东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营，因附近山沟中筑坝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营，黄土坡西面约0.5公里处村名；明代曾做过驻军营地，统领姓洪而得名。
张官营（村）鱼塘原址上新建的“龟龙湖公园住宅区”。村址和其他土地区域内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区。
范家营，王家桥东北约1公里处村名；明代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范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吴家营，也是王家桥附近村名；明代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吴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陈家营，大普吉西南约1.5公里处村名；明代曾在此设军屯营地，形成村落后陈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个地名叫大团山，此村在黑林铺东南约0.5公里处；村后有一圆形山包，故名团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军屯，设前所、中所、后所，现今本村内部老人仍习惯称前所、中所、后所。1950年后，统称大团山。如此可见，明代昆明军屯的盛行。
东风西路南侧的三合营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仓庄，东至五一路，西接三合营，旧名瓦村庄，明代在此建屯军粮仓，故名。再如王家营、马家营、卢家营、金刀营、席子营、麻线营、豆腐营、织布营……这些地名无不打上军长、军户、军工、后勤的印记。
还有老昆明城内外遗存下明、清两代移民暂且落脚住宿的“十八铺”或“二十四铺”的地名之说。如高山铺，在今南屏步行街北侧；忠爱铺，今三市街段；羊马市铺，在今羊市口；三义铺，今竹子巷，北头靠南太桥；金牛铺，在金牛街；敷泽铺，原珠玑街；桃源铺，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铺，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铺，原长春路东段，今人民中路；近华铺，今大观商业城附近；庆丰铺，今庆丰街；鸡鸣铺，在今鸡鸣桥西周边；胜因铺，今昆师路师专校址附近。
以及人们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铺、十里铺、商山铺、螺峰铺、文林埔、龙翔凤翥铺。古代昆明设铺（比驿站等级低一点）的意思是对外来官、商、路客作为接待驿站，后延为地名。随着昆明市区的不断扩大，“卫”和很多“营”及“所”、“铺”等逐渐成了街区名称。
至于说昆明在明朝时期的移民究竟来自江南何处？我根据一些史料及先辈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数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同时，云南的许多汉民不仅称自己的先祖来自南京、来自应天府、来自上元县、来自江宁，而且更加具体的说，先祖来自应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个例外，他们基本上来自南京及其周围是比较靠谱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军屯戍守中的军队来源及相关的政策。
据史记载，平定云南后，留下来的军屯者绝大多数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对他们，朝廷有一条看上去人性化，实则为拴住戍守者，让你除了守戍别无退路的选择，只能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关政策有一条铁的军规，更坐实了他们是纯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往明白处说是这样的，凡云南卫所屯戍的兵士，必须结婚成家。原来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没有媳妇的，可以在当地寻找配偶成婚，如果在当地难以求偶，着令原籍老家择偶送到戍地，完婚后建立军户人家，就业基本有了保障，算半个吃皇粮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从南京应天府随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军户人家，到我这辈已是第二十一代军户移民了。云南军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龙井街北廊最后商家
由于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还被称为“小南京”。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习俗。罗养儒先生在《纪我所知集》中说，往昔不少昆明人说话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显的是和人家谈话不离“您家”两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银器、兑换银钱以及甜酱馆的门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异。这虽是一个题外话，，但正因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规模的迁徙而来，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历经数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说起明代要想巩固边疆省份云南，除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外，则必须文化兴省才能教化安邦。国家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就离不开书院和考场，而在中国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设的考场就叫贡院。
云南贡院就坐落在今云南大学校园内，现包含致公堂、东号舍、会泽院、映秋院、钟楼等建筑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东号舍为贡院原物，其他为民国所建。云南贡院最早建立在云南府城东部，今长春路、威远街一带。
明弘治十二年(1499)，迁于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贡院是明、清两代科举乡试的场所。南明时期，这里曾是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将领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历帝流寓云南，曾以贡院作为滇都宫室，在此驻跸一年左右，因此云南贡院也是汉民族封建皇权衰落的历史见证。
清光绪29年（1903年），贡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乡试。民国11年（1922年），云南大学建校就以贡院为校址，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当今世界知名的中国重点大学之一。
三合营社区
移民中后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读出来不少优秀和杰出的人才。其中有两位在明清两代云南历史上当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明廷内阁首辅（相当于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宁人杨一清；其次是清咸丰年间官居两江总督的何桂清。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简略介绍下当时昆明家喻户晓，又鼎鼎大名的杨一清：
杨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汉族，原祖籍为明朝南直隶镇江府丹徒（今属江苏）人，祖辈举家迁往昆明安宁。杨一清少年时代，被称为神童，14岁便参加乡试，并且被推荐为翰林秀才。
明宪宗命内阁选派老师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授中书舍人。成化八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出任督理陕西马政。
后又三任三边总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号称“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边疆防御，功勋卓著。回中央任职，计除恶贯满盈的大宦官刘瑾。常向朝廷直陈施政弊病，最终惨遭陷害，起因是张璁等人诬陷朱继宗等入狱，并称杨一清接受张永弟张容的钱财，为张永写墓志铭等要求其连坐。杨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却被这些孺子给欺凌玩弄！”之后背部疽发而死，留遗疏，死而不瞑。明世宗于是下令对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数年后恢复杨一清官职。后赠太保，谥文襄。
杨一清的著述可分为两类：一类散文，大多为奏议，如《关中奏议》、《督府奏议》、《纶扉奏议》、《吏部献纳槁》、《吏部题稿》、《文襄石淙集》、《通家杂述》。这些著作在关切国计民生、整治边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许多切实的建议，表现了杨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类是诗歌，其代表是《石淙诗稿》，为其门生李梦阳、康海编等。
移民中还有位耕读传家的后人——严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贤，祖上也是从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内圆通寺西侧（今园通街与北门街相交之处）。
严清少年时代就有美名流传于邻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进士，中进士时年仅二十岁。后来官至吏部尚书，是明代与海瑞、邱橓齐名的三大清官。严清在保定任职期间，保定府因接连几年干旱歉收，盗贼如麻。
严清在境内打井抗旱，奖励农桑，安抚流民。年成稍好时，又对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焕然一新。保定府因邻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种负担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惯例，保定每年都要发民到京充做苦役，频繁的各种劳役，使百姓无法安心务农。
严清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废除此项劳役，后来朝廷终于免了保定的此项苛役。在保定三年，为民请命，给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当地百姓齐呼为“严清天”。
严清在四川为官时间较长，政绩更是卓然。由于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风，所举的政事都能结合实际、体恤民情，严清痛恨强宗悍吏，常对横行霸道者严惩，普通百姓拍手称快……
“严清”两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严氏为昆明的科举世家，其后人多为德高望重的乡贤。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为表彰严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严清家居住的圆通寺西侧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获罪被冤自杀的开国功臣，颍国公傅友德的后人——傅宗龙。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辈傅友德案遭牵连，其全家子孙被贬谪到昆明，世居傅家营（在今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据史载为明初颍川侯傅友德后裔军囤地。到傅宗龙这一支前后几辈已定居在现金碧路昆华医院处）。
傅宗龙，字仲纶，自幼聪明好学，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云南乡试，云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龙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试，年仅十九岁又连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进士，全省只有八人中进士，昆明县只有傅宗龙一人中进士。傅中进士后，历任铜梁知县、户部主事、御史、贵州巡抚、顺天巡抚、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等职。
傅宗龙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许傅从小受祖上大将军傅友德文韬武略的影响，故骨子里较有军事才干，又正值明崇祯年间，关外有清兵压境，关内是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崇祯帝只好再次取用关押在牢里的傅宗龙，任他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这时的李自成以统帅有六十万大军，兵锋已至豫东，明廷摇摇欲坠。
傅宗龙以单薄的二万兵马出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傅军在河南孟家庄遭到闯王重兵伏击，力尽被俘。闯军劝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龙往项城赚城，叫城上开门放秦总督进城，傅则对着城上官军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耳！”攻城将领只得挥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还未断气，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则死耳，岂能为贼赚城而缓死哉！”那几个攻城将领怒得猛砍傅数刀而死。傅宗龙之死传到明廷，崇祯帝叹息不止，复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保，谥曰“忠壮”，荫子锦衣世千户，赐祭葬。
傅宗龙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韬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书法和诗文也写得很好，只可惜这些亲笔诗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龙门 “达天阁”石道上有一个石室，石室的北侧镌刻有“览海处”三字，洞的南侧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龙的一句诗“一径飞红雨，千林散绿荫。” 该诗句意境幽美，对仗工整，颇有唐诗的韵味。
另据《明史》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诏发故征南将军傅友德家属云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属分发云南、辽东”。傅友德三子天锡（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间充军昆明。其后代傅良弼，嘉靖间做了吏科给事中的官职。傅宗龙属这支余脉所传。我
还知晓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学俊，他说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云南沾益时留下的后裔。清末民初，他们这支由沾益迁往省城，在威远街、光华街开设“忠义祥”，经营宣威火腿。
由此，积累了一定资金，才由其爷爷辈傅润之、傅寿之两兄弟及其父于上世纪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选址买地建“傅氏宅院”。现成为文明街片区恢复保护建筑之一。他曾说：“昆明及省内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后裔，他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树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兴旺。”
说到昆明城中与水有关的地名，不能不讲讲明代形成的洗马河。沐英镇守云南开始修筑昆明砖城时，就将翠湖圈入城内，注定了它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翠湖公园。那时，一条没有正式名称，似乎也无人关注的无名小河从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于沐英是个极爱马之人，有“良驹千匹“，他常让士兵在此洗马，并仿效汉朝名将周亚夫屯兵细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宽河道，种柳牧马，以“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抒发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绎了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那条无名河由此被称作“洗马河”，变成了一个练兵习武之地，演绎了连续约六百年那些有声有色的武剧，至今让人谈论不休。
很多上了点岁数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初，洗马河还身影犹存，它从翠湖经承华圃（即云南陆军讲武堂、省科技馆、省图书馆）一带注入大观河后，流向滇池。今天，人们只有在今天省图书馆进大门几米处，可以看到一小拱桥下面，还有水在流淌。据说，这就是当年洗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迹。
抚今追昔，往事如烟，消失的洗马河却一直让老昆明人耿耿于怀，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似乎成了一个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脚步
张官营板块上建起的回迁房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横扫中原大地，李自成败退湖北九宫山遇难，张献忠战死四川，扬州城陷，史可法壮烈捐躯，随之南京小朝廷覆灭。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帝入滇，宗室遗民随着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号称滇都。不久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清军乘胜南下，永历帝败走缅甸，南明王朝彻底覆灭。
据《滇南杂志》中的《永历外纪》记载：帝于顺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时，随行之众，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缅时，官员随行者四百余，侍从遗民则有三千以上．失败时，尚且如此，初入滇时，来的为数当更多了。吴三桂在云南，以“复明”为号召，许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于当时“人心思汉”，受其蒙蔽，中原人士响应入滇的很多。
需顺便提一下的是：那个引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本姓邢，江苏常州人氏，她跟随吴三桂一路“杀”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个江南移民。
清军平吴三桂，清政府又带入大量军户以及官吏与各相关家属来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汉族及少数满族和蒙古族、回族。紧接，中国在康、雍、乾时代又进入一个富强繁盛的时期，商贸往来频繁，全国人口迅猛增长，其综合国力仍居世界第一。
综上所述，那时从全国各地进入云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说至少十余万，一说不下二十万，凡此种种，虽说缺乏证据，但却形成了又一次涌进云南的移民大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云南建立政权后，在其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犹如一波波潮水涌进云南。
清初的军事移民来到昆明后，让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当有三个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华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禅寺（今华山西路利昆巷内），被吴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历帝朱由榔和他的儿子，满面忧戚。几名清兵随着吴一声令下，不由分说就上去用弓弦将他们父子勒死。他们刚一断气，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至。朱由榔被处死，标志着南明王朝的最后灭亡。
老百姓同情永历帝，遂按谐音改篦子坡为“逼死坡”，后清道光年间地方官员觉得对清廷的怀柔安抚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升平坡”。但百姓不认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华山东麓建有祭祀岳飞的“永宁宫”，因大致在华山东路陡坡处，故昆明人称“永宁宫坡”。
二是洪化桥
位于今翠湖公园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长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吴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马河，河上有座石桥，当时此桥知名度并不高，后因吴三桂孙子吴世璠继他爷伪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将平西王府改称“洪化府”，府前的桥改为“洪化桥”，桥前甬道，也被称作洪化巷。吴氏政权败亡，人们讨厌这个名字，便改称“承华圃”。但出于习惯，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桥。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于今威远街、光华街交汇处的正义路主道上。此坊始建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坊为三孔，高二丈余，明代南面坊上提额为“怀柔六诏”，北面为“平定百蛮”。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时，将坊额南面改题为“天开云瑞”；北面为“地靖坤维”。并请当时著名的书家呈贡人孙铸书写，故又称“天开云瑞”坊。据说“天开”一词出自宋大理国段智祥年号（1205—1225年）。“云瑞”则象征吉祥，八个红底金字意在歌颂清王朝国泰民安，吉祥宁静。
三牌坊系当时人们对“天开云瑞”坊的俗称。据说，从当时南门外的金马、碧鸡坊数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说从南门往北算起，到光华街口刚好是第三段，故称三牌坊。此坊后至民国1916年唐继尧执政时，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期，本着官与民 “满承汉习”的惯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这一时期，随着清政府在云南统治机构日趋完善，省府城内各级新增设了一些衙门成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现了营门口、钱局街、铁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还有满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称满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带），其地名更具有强烈的满族移民色彩。
另据《昆明五华区地名志》载：“苏家塘据传，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怀抱，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清光绪七年（1881年），苏、刘两姓先后由南京迁此安家，刘家败落，苏家发迹，故名苏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辈出，主要有：享誉当朝的“瘦马御史”钱南园、“不求荣利”辞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训、“天下第一长联”孙髯翁、 “博学多才”陈荣昌等杰出人物。云南昆明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独领风骚，并闪耀过几个亮点，如：推翻帝制时的“重九起义”和维护共和发起的“护国首义”中称道为“护国三杰”之一的唐继尧，以及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靖国战争”等将士们。
张官营板块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当然，各地方人口在历史上也有几次起伏变化。如清末，由于封建社会走到了极端腐朽落后的地步，造成列强四面威胁瓜分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由此导致全国多处战乱不断，再加天灾人祸使局部人口锐减。
云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云南辞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云南人口约为700万，昆明城区人口已达35～40万；而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战争等因素云南人口锐减到298万，昆明城区人口锐减到只有10多万人口”。不过，其中有伤亡、病死，或许还有躲避战乱和灾荒离开云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当滇越铁路通车后，一批精通经营之道的广东人，他们从当地捎带各种物产，再搭船到越南海防，采买多种“舶来品”物资后又满载着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车来到昆明。
就如此几代人常年往返谋生，大部分人开始定居昆明。可称之为一大群从沿海来的新移民。他们多聚集于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带建起几条粤式二层楼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当时名曰“广聚街”。再加上外国商人和各种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断涌入，让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边的商业氛围煽得更“火”了起来。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进入民国之初后，万象更新，为纪念辛亥革命的胜利，人们将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换姓”，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历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区内其中一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路，贯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几段（三市街、南正街、马市口）街名统称“正义路”；清总督衙门南口东侧的东院街改成“光华街”；文庙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称“民生街”、“民权街”；“绣衣街”取成“护国路”等等。
跨入现代的移民
二十世纪初有一例重量级的省内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从云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区甬道街的聂氏家族。从这个家族诞生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聂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由于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昆明这个西南边陲城市作为一次文化与军事南迁的重要承载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这一时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从十多万膨胀到三四十万，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华学界精英和社会民主人士，以中央机器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科技人员和一些产业工人，以美国“飞虎队”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一时间纷至沓来，人才荟萃，齐聚昆明。
虽然这样的状态随着时局的转变不久就消失了，但这种因战争的不幸带来的文化幸运，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让后代的昆明人特别是文化人永世难忘。
现仍有很多领域的精英们与后人留居昆明，又让昆明催生出许多新文化、新地名。并由此奠定了昆明现代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坚实基础。昆明现代城市的发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说在这里翻开了最重要的一页。
仅以20世纪初人们在撤除近日楼东段的城墙之地时，以这段城墙原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筑了长500米的“南屏街”。
抗战一爆发，随着大批移民涌来，南屏街陡然间变得像赶街子似的热闹起来，建起成片的新楼房，一时成了灯红酒绿，洋气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称。尤其是它成为昆明市第一条铺就沥青路面的街道。
随之，“中央” “中国” “交通” “农业”四大银行等20多家金融机构和鸿翔服装店、明星理发店、昆明大戏院、南屏大戏院（兼电影院）……以及西风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变为购物、娱乐的“天堂”，成为了昆明最热闹的商业大街。
今天，经过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条商业步行街，与它四周的三市街商业步行街和正义路、宝善街、文明新街片区、东风路等商业街道，互为呼应，四通八达，形成了昆明老城区中一个最大的商业圈。
今彩云北路上的世纪城就建在“织布营”老村板块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详的京剧名角关肃霜，她是一位享誉全国的满族艺术家。原籍湖北荆州，由于京津沦陷，南京、上海成为孤岛，民国政府迁都重庆，由此各地大批京剧班社不断南下，涌入昆明，一时间，昆明也成了全国京剧艺术的中心。先后到昆明献艺的著名京剧演员有：程砚秋、马连良、唐韵笙……关肃霜等等。
抗战结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员，扎根云岭，情系红土高原，极大地提升了京剧在云南的品味，促进了京剧在云南边疆的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在云南的传承创新，京剧在云南形成的浪漫风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中首推著名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她在众多合作者的支持帮助下所创立的京剧“关派”表演艺术，极大的丰富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手段，把京剧旦行的演技历史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整个戏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京剧艺术和京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于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她曾今的故居在长春路兴华街南口东侧小巷内，巷口斜对面就是“长春剧院”。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和平解放。随野战军而来的南下干部，以及5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组成支边大军，主要成分有科学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还有60年代前后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广大知识青年；以及支援“三线建设”的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这段时期陆续进入的移民给昆明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气象；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后在昆明落脚生根，传宗接代。
今天，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法则引导着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新移民涌入昆明，在昆明置业，购房定居。这是云南昆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区较之旧时代，扩大了几十倍。
为适应旷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老昆明除了记忆，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中国的西南部出现了。
当今更有显著特点的是：这些移民都是随心所欲，自觉自愿地来昆明落户谋生。另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昆明历经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奋斗，已使昆明成为最适宜居城市之一；风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为移民者挡不住的诱惑。故如今，从昆明若干个住宅新区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以及宾馆酒楼和众多企业公司，到阡陌纵横的大街小巷，甚至乡村小镇都有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老板、商人、打工者、应聘人才，再添省内外庞大的农民工族群，还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种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后代。天南地北的方言异语、川流不息的人群，为昆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文化的杂糅和融通，也传承着昆明人与外来移民和谐发展的精神品质。
移民后裔的感悟与反思
我家张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后代，从明代洪武年间跟随沐英军籍入滇落户昆明到现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传到我这代家谱排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里大多对移民问题颇感兴趣，也对现代昆明数十年的移民状况深有感触。我印象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个兄长聊起儿时常跟随母亲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长虫山铁峰庵。
为追寻这一念想，我们弟兄选了一个晴好的早上，到长虫山寻看铁峰庵遗迹是否还在？我们从龙泉路“云南财经大学”北院过核桃箐，哪知时隔近五十多年，长虫山南麓山体及村落、农舍、路径早已面目全非，让号称“老昆明”的我们都茫然迷误得难辨目标。只好几次向路旁的村民打听去铁峰庵的路径。
但令我弟兄意外惊奇的是：遇到所问的人开口尽是南腔北调之人，故所问非所答。难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给外地人？！我们只好采用蹩脚的普通话询问：“铁峰庵往哪里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从来就没听说”。
我老哥们只得遗憾的望着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轮廓位置不择路走了两三公里，才发现离此山较远道路早被挖机挖断了，远观半山腰原铁峰庵处的山体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们此行虽无功而返，但给我弟兄们产生很多诧异和感叹：也许“新移民”已经超过我们这些“老移民”数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现：身在本乡处异音的状态。
现稍加留意，确实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区邻居，外地人居多。据近期人口统计：昆明四城区单是常住人口就约有370万，还不计算大量流动人口。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区若是80年代后迁入的不算在内，至今只约有70多万。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还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户已传三代的算为“老昆明人”，人口也许只有50多万，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们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数民族”了。
织布营拆迁前村里的中和庵外景
然而，诧异之后，我又感叹道，当代的移民脚步却是多么的轻松自如，有飞机、火车、汽车等便捷交通工具，来去进出方便自由。虽然有的还有些尴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阶层的成功人士。他们和古代悲惨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这么说，今昔彼此的经历和感受完全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综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转化与演变无不落下内地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迹。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后生活在这个区域，自元、明、清以后大量移民陆续世居昆明，让这座移民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地名称谓有所不同的镌刻下历史、社会、人文等诸多特殊点。
各种地名是镌刻在大地上的符号，是古今人类活动（移民）的轨迹，也是揭开某些移民之谜的“金钥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马德里”，意思是“妈妈快跑！”这个地名说明，古代马德里还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态的地名，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同样我们祖祖辈生活居住的昆明城这“昆明”一词出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所指的是云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属于以彝族先民为主的部族）曾居于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国时之昆明，在滇东北。《三国志·李恢传》载：“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宁，诸 县 大 相 纠 合 ，围 恢 军 于昆 明 。”又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说：“平夷县应在今贵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进军路线，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宁即今曲靖，中途被困于昆明，此昆明在今滇东北一带。唐之昆明即今四川盐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为今云南省会昆明。
另外，今丽江一带古亦称昆明。说明它与相连的四川、贵州和云南保山、大理、丽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诏统治者曾将原居滇西一带的昆明族大批群众（省内移民）迁往拓东城，即今昆明城一带。故隋、唐时于滇池地区置昆州，唐时又称昆川。这为随后以“昆明”族称的汉译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据。
从昆明地区一些地名的身上，我们可以得悉古今沧桑变迁的密码。翠湖东南面磨盘山上有“一丘田”，现在是省人事厅宿舍所在地，是五华山旁边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但从这个地名看，元代它还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块荒地，那时人们从菜海子边经过，远远望见山坡上有人种了一片田地，于是称为“一丘田”；从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现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条巷道之名，今为十分繁华之地。
而从地名上看，元代时它还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势低洼，生长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湾”，说明元代以前它还是西城外的一道湖湾，洗马河、护城河经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后来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后，清初发展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湾。
往南行，现在的“三合营”处有“波转弯”，这个地名说明它是玉带河的支流流经此处时，波浪转弯，形成的一片河湾。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称，城内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谓四海，是指翠湖被两条长堤一分为四，而称四海。
为何云南人所称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语音影响。彝语称水塘等低洼积水之地为“黑”，蒙语则称“嗨”，混搅译成汉语变成了“海”。彝、蒙语与汉语融合，有水则称“海子”，水干了则称为“干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转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说：一为彝语“雅西波”（长满杨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说山路陡羊都难行，三说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记忆，或许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忆，而没有见证过老昆明的年轻人有的仅是对老昆明这个概念的陌生感。对于那些热爱昆明而又亲眼目睹着这座城市在时光中不断新老更替的人们，他们是那样的依恋和怀想从前。
正如活着的儿女，只有他们，才会在不经意间，从心里升腾起对已然辞世的母亲的阵阵怀念。怀旧真的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疾，人们纷纷在这座城市的报纸上怀念那曾经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后石板上会泛光的金碧路、长春路、顺城街、武成路、华山西路……以及街头形形色色的风味小吃……这一切，都是他们曾经经历，然而今天已然难以触摸得到的生活。
昆明地区的古代文化是在不断移民和不断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易于接纳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
早在战国时期昆明地区就有楚人建立的滇王国，西汉时成为益州辖区，唐代南诏国在此建立东都拓东城，元代为云南行省的首府，在此过程中不断有移民进入昆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相继进入昆明。
明代，朱元璋向云南大量移民，据说移入昆明及附近地区的就有30多万人，极大地影响了昆明地区的文化面貌，使之具有更多的不同文化特征。例如在饮食上，滇菜是八方风味的汇聚，包含了多种菜系的风味。
这种吸纳外来文化的特征体现于昆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建筑到绘画艺术，从语言到诗歌，从音乐舞蹈到节日庆典，从婚丧嫁娶和丧葬习俗，无不表现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多元文化和谐共生。这成为确定昆明旅游圈总体规划主题思想的重要依据。
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市民对昆明的历史却知之甚少，地名成了这个城市目前仅存的有关历史的“活化石”。比如现在的“人民中路”过去是由武成路、文庙横街、长春路等街、路组成（它们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古的名称）。
当今的年轻人就连消失不久的都含糊不清了，甚至完全不知道。只有上点年纪的老昆明人还是习惯按原地名分段称呼。等老一辈都不在世了，这对后人研究昆明的地名所隐藏的历史人文内涵将会带来很多麻烦和障碍，这对承前启后的昆明人影响是很大的。
我认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尽量不要乱改街名、地名，因为老街地名延续了移民和土著民的历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要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并宣传标准地名。其实保护老地名，并不是无病呻吟，也非发乡土幽情。
昆明融合了移民与土著民极为丰富的人文历史的痕迹，有一些老街巷及古建筑虽然已不在了，但是老地名仍在唤醒人们去珍视这座移民城市的记忆。
我感觉昆明从元、明、清至今近八百年大规模移民史，移民的脚步促使了：
道路畅通无阻，城乡成长迅速。
地名方兴未艾，活力继往开来。
人口合理搭配，民族和谐发展。
姓氏中华全占，名人群星灿烂。
我认为中国自古到今移民的重要意义是：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有利于国内人口合理配置，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祖国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和现代经济能够均衡的发展。
我相信人们都知道：地球上只要有人类生存，移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更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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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武侠小说，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也算
谁没有想过做英雄？谁没有梦见过英雄？谁又没有做过英雄的梦？
我们曾经年少，我们正当年少。年少正是孕育英雄的沃土，少年情怀，一腔热血，恨不能洒满天地，耀起眩目“侠”光。
读武侠小说就是圆自己英雄的梦。看英雄仗义扶危，自然激起一片豪迈气概；读英雄决战千里，胸中陡然雄起万丈英风。那浓墨重彩的吴钩男儿，不正是你内心深处按捺不住的跃动？英雄是谁？英雄就是你自己。
武侠小说是什么？就是英雄的欢歌。
No.1
《水浒传》
《水浒传》是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说的是英雄，表的是侠义。
《水浒传》中有英雄，英雄还不少，108个。
聚义堂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天南地北，天地悠悠。忘了吧，三十年烦恼；聊聊吧，五十州快意恩仇。只要是兄弟，就是今生有缘，大喊一声：“反了吧!梁山上见!”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这又是真实的一方山水。流转千百年，依然的侠义扑面。
同名影视剧《水浒传》
侠义是为道理生、为道理死的执着，侠义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侠义是柔肠百转的钟情，侠义是聚散尤在的不悔。
是英雄注定了寂寞。风高月夜，大漠远山，离散是英雄逃不脱的“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刀光剑影消弥处，净土掩风流。今生有缘，“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再相见。
少年读《水浒》，盛的是气，学的是招。“当头一棒，拦腰一刀”，让不经事的你懂得什么叫“连贯”。有谁没有读过《水浒》？有谁能不读《水浒》？水浒英雄不是“人”，他们已经成为了“符号”，英雄的符号。影响灵魂的符号。《水浒》是中国人的英雄缘。
《水浒传》排名十大武侠小说之首，当之无愧。
No.2
《三国演义》
读《三国》，觉得天下太小。因为那里面的英雄都太大。周都督，17岁领军，指点雄兵，天下容不下他！可惜，他容不下诸葛孔明。孔明能容，容了一切，所以他只能鞠躬尽瘁。赤壁水战，千舟竞发。谈笑间灰飞烟灭，这就叫“指点江山”。
大英雄还有吕布，力敌三英，这才叫“不可一世”。但武功高不能解决一切，有时甚至解决不了“一些”。吕布死了，壮志未酬。《三国》告诉你，英雄不仅要有“勇”，还要有“谋”。张翼德有勇，也有谋。
当阳桥头，独挡铁骑悍兵，断桥倒流，丈八蛇矛顶天立地。英雄如此，天地变色。
吕布影视形象
侠义贯穿了《三国》通篇。刘备以汉名号聚天下，自认为“大义”，也成就了“义气”，留下千古桃园佳话。关云长千里送嫂，义释曹操，英风侠骨彪炳标千秋。赵子龙怀揣幼主，七进七出，只为了“知遇”二字。旌旗猎猎，狼烟腾腾，登临北固，望断天涯，长啸侠义英雄气。
《三国》把天下画成了一盘棋，英雄们忙忙碌碌，在棋盘上来往冲杀奔突。你我都是观棋的人，还不过瘾么？
《三国演义》当列十大武侠小说第2位。
No.3
《天龙八部》
金庸先生于小说之外，据说有两大精修，一是围棋，一是佛学；一为纵横，一为圆融。围棋之纵横开阖，生死莫测，变化无端，直如拳剑搏杀。佛学之通彻空明，净台无尘，亦通武学化境。《天龙八部》中有着十分精彩的旗局对阵描写，全书更是贯穿着佛家的理法妙谛，让人于纷扰杀伐中体验回旋的圆融。山川不改，情怀依旧。
同名影视剧《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金庸作品中最为复杂的一部，主要人物之多，线索之繁，情节之起伏，为金作之最。整部作品大气磅礴，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掌控能力，仅以此作，金庸就当仁不让地位居古今大作家之列。
《天龙八部》一大成就，就是为江湖贡献了大英雄乔峰。无论是武功、豪迈、机智均为上上之选。在各种研究、评选中，乔峰都无一例外地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英雄好汉”。《天龙八部》的另一大成就，在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善恶是非，把个人恩怨放置在国家、民族的大环境中去剖析，使小说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深刻。
大英雄乔峰影视形象
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纠葛之后，以复国、复仇为终极目标的慕容博、萧远山终于博容远山，抛弃“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化纵横为圆融。
由于头绪纷繁，《天龙八部》个别地方略有散乱拖沓之感，排名武侠小说第3位。
No.4
《三少爷的剑》
“翠屏山，绿水峰，谢家三少”，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关于天下第一的传奇。人到了天下第一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寒意，彻骨的寒意。所得与所失，突然都空空荡荡。于是，天下第一的谢晓峰就变成了没有用的阿吉。
谢晓峰影视形象
这是一个主动性受难的心灵解析，是一次浴火重生的灵魂之旅。拔剑一怒为知己，只因情在未尽时，天下无双的谢晓峰，天下无敌的第十四剑。如风，如蓝天白云，如流水般自然，随手挥洒，不能有一丝的勉强。那是干干净净的大自然，当你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光芒四射的第十五剑就出现了。这是“天人合一”的剑，这不是术，已是“道”。这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再”，没有了羁绊的“存在”。第十五剑。心剑。
心已倦，纵横，你能纵多远？看不到边，你不妨不看。暗淡了双眼，再回首，已悠然见南山。
同名影视剧《三少爷的剑》
这种心境，只有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洒脱，才能平静地享受。这种体验，是江湖人可望不可及的奋力触摸。
我甚至怀疑，谢霆锋出道之初，还借了三少爷的光，因为他也叫“小谢”。可惜他还没有学到谢三少的“静”，所以他还当不了“天下第一”。
《三少爷的剑》排名第4。因为它的心境。
No.5
《鹿鼎记》
有人认为《鹿鼎记》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它不是以武林为主要描写对象，也没有大肆渲染武功绝技。它的主角并不是英雄好汉，却是—个市井小人。
但有谁敢轻视韦小宝？助康熙杀奸臣，平叛乱于南疆，扫外患于北国。玩弄无数英雄于掌股之上，混迹庙堂、江湖，高远由我，鱼翔江海。一个最贴切的形容就是“游刃”。游离于刀光剑影之间而不伤。它只用了简单的一招——“无赖”，以及该招法的升级版——“无耻”。谁说市井小人不能是大英雄？有谁是与生俱来的英雄？哪个英雄没有过无赖的经历？
韦小宝影视形象
《鹿鼎记》以反武侠的手法创造了一个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以致有人将其列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压卷之作。
《鹿鼎记》以游戏的笔墨，冷峻地解剖着客观世界，是金庸由浪漫化的“武侠世界”向现实主义的杰出回归。将皇宫与妓院有意无意地对照，是作者独特政治视觉展现。以妓院的下三滥手法，横行朝廷上九流所在，是喜是悲，是真是幻，抚心自问，掩卷长叹。有人感曰，金庸写罢《鹿鼎记》不用再写武侠小说，读者看罢《鹿鼎记》，也不用再看武侠小说了。
电影版《鹿鼎记》
《鹿鼎记》排名武侠小说第5位。若单以小说论，名次当靠前。
No.6
《多情剑客无情剑》
古龙写过许多系列武侠人物。李寻欢是最特殊的一位。这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情操的武林人物，好像古龙只写过这么一个“正经人”主角。
所以，一向不正经的古龙也不得不正经地对待他。古龙多次表示，李寻欢是他所写的最成功、也是本人最喜欢的人物。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曹文正先生甚至认为：“《多情剑客无情剑》在古龙71部武侠小说中名列第一。”
《小李飞刀》是古龙小说中改编为影视剧最多的一部。
影视剧《小李飞刀》
李寻欢身体不好，这源于他内心的孤独和深深潜伏的情意难了。李寻欢武功很好，“小李飞刀，例不虚发”，成为江湖古今名器之一。
古龙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影子加在了李寻欢的身上，他的嗜酒傲物，他的侠骨风流，他的情意百转，都活生生地统一在一起。有这么多的“毛病”，他就伤不了别人，他伤了自己。
李寻欢很阳光，他浓浓的爱意罩在你身上，让你觉得温暖。让你对前景充满希望，让你充满信心去寻找欢乐。
《多情剑客无情剑》排名武侠小说第6位。
No.7
《笑傲江湖》
“岳不群”是伪君子的代名词，岳不群是《笑傲江湖》中的人物，他是华山派的掌门人，是武林中人，也是一个“社会人物”。
令狐冲无心称霸，却学会了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这是小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悬念手法，也是金老先生刻意营造的“隐士”风范。
令狐冲影视形象
纷纷攘攘的江湖，你争我夺的舞台。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狂热，有“挥刀自宫”的惨绝，有“身不由己”的无奈，有“我行我素”的霸道。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大浪淘尽红尘知多少。
《笑傲江湖》人物塑造空前成功，许多已成为经典。东方不败的阴枭，任我行的张狂，左冷禅的险鸷，独孤求败的苍郁，都已永久存活在武侠大世界中。
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东方不败的形象
《笑傲江湖》起伏跌宕的冲突印证了一个道理：横行江湖不仅仅靠武功。会舞剑，还要会舞长袖。
金庸先生自己曾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可作为阅读此书的注解。
《笑傲江湖》排名武侠小说第7名。
No.8
《陆小凤》
《陆小凤》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古龙也是中西结合的人物，他不是最喜欢喝白兰地么？那就是一种洋酒。
《陆小凤》中全面借鉴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叙事方法和递进层次，使故事在层层环绕中展开，交错严密，可读性极强，让人开卷不能放弃。武功作为人物实现任务的手段，起到生色效果。
同名影视剧《陆小凤》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显然心智也较常人为高，所有疑难在最后一刻总被他破译。陆小风的忍耐和机智更增加了他可爱的因素。
陆小凤有很多朋友，个个活色生香。西门吹雪、花满楼、叶孤城、牛肉汤、木道人……想到其中一个，你都会笑。《陆小凤》这本书是古龙小说中最给人娱乐的作品。
很多人在提到《陆小凤》时总是同时谈起《楚留香》，这是因为两者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写作风格上均有相近之处。但《陆小凤》较之《楚留香》更为成熟。在《楚留香》中，推理式武侠小说只是架构，到了《陆小凤》才彻底完成。此种风格在武侠小说中独树一帜。
《陆小凤》排名武侠小说第8位。
No.9
《七剑下天山》
梁羽生是武侠小说的巨匠。
他对于武侠小说的贡献是开创性的。
他的巨匠风范在于，大马金刀，四平八稳地端坐在太师椅上。
他的作品好，但不是绝好，他的小说是一流，但选不出超一流。因为他没有金庸的大气磅礴，也少了些古龙的天才恣意。
但他的作品还是很值得一看，《七剑下天山》尤其如此。
同名影视剧《七剑下天山》
《七剑下天山》是梁羽生的第5部作品，这部作品一举就达到了他的文学顶峰。其后再没有超越。
《七剑下天山》人物秉承《白发魔女传》，线索延续，使这两部最有名的作品互为辉映。练霓裳、卓一航、凌未风、飞红巾等都是武林响当当的字号。“天山七剑”，正邪相间，江湖儿女，悲欢离合。把武林人物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去演绎，后来成了梁氏武侠小说的路数之一，也部分地为金庸等人借鉴。
《七剑下天山》中武功描写工整连绵，情感刻画柔肠百结，语言文字优美动人。整部作品洋溢着飘逸之风，如同飘动的剑穗，虚实相间。这些特点在其他梁羽生小说中也有突出体现。这也是有些人认为梁羽生小说“阴柔”有余，刚烈不足的依据。
《七剑下天山》排名第9。
No.10
《四大名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武侠小说日渐式微。所幸，有了个温瑞安。
温瑞安部分脱胎于古龙，但把文字“功夫”在武侠小说的样式下做到了极致。
他喜欢用文字的强烈形式化来表现场景和人物心理，这样的方式使得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其作品有拖泥带水甚至卖弄之嫌。
《四大名捕》却是他作品中干脆利落的佳作。
小说塑造了四位正义形象。性格鲜明，正气堂堂。
电影版《四大名捕》
无情：名为无情最有情，情感脆弱武功不弱，身残志不残，练就绝世暗器，擅轻功、机关。
铁手：武功高绝，外和内刚，朴实机敏，豪迈英武。手上功夫极硬。
追命：追你到天涯海角也不放过你。善酒，诙谐洒脱。
冷血：性格坚毅，管你是谁!敢打敢拼，斗志充盈。善剑术。
他们携手维护一种东西叫“正义”。你别犯“正义”，犯了正义他们就犯你。逃不脱，跑不掉。他们的师傅是诸葛先生。居庙堂忧江湖的人。江湖需要这样的人“罩”。
《四大名捕》的文字、情节如同人物的行动，干练。该书中，把江湖人物和官家有机统一在一起，这在武侠小说流行“反官府”的流行模式中独树一帜。
《四大名捕》是个系列，这个系列奠定了温瑞安武侠小说“新人类”的地位。
《四大名捕》排名武侠小说第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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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功保
责任编辑：锦瑟
1952年一铁匠前来中南海，遭到警卫员阻拦，铁匠：我要找润之兄弟
前言
1952年的一天，一位湖北铁匠乘坐火车不远千里来到了北京。下车后，他开始四处打听：“毛主席住在哪里？”
经过两天的询问后，这位铁匠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随后，铁匠匆匆忙忙地来到了中南海，他四下打量了一番后，正准备进去找毛主席，却被警卫员拦了下来。面对这种情况，这位铁匠客客气气地说道：“毛主席是住在这里吗？我要进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在看书
警卫员听后非常诧异，他们急忙询问其中的缘由。只见这位铁匠从包里拿出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并说道：“毛主席是我的弟弟，我这里有他的亲笔信。”
警卫员见到毛主席的亲笔信后，把这位铁匠带进了中南海，并将这件事情第一时间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处理完手上的工作后，第一时间来看望铁匠朱其升，他热泪盈眶地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升兄，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
朱其升抓着毛主席的手，一时间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其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都在老家打田、种地，没有参加过什么革命，那么他为什么会认识伟大领袖毛主席呢？这还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了。
生活所迫投身行伍，与毛主席结为异性兄弟
1891年，朱其升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他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只能靠种田为生，因此他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成了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学徒在学习
为了改善家庭的困境， 朱其升在12岁的时候离开了家，来到了当地的一个铁匠铺当起了学徒，除了负责打铁外，他还要修雨伞。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作为学徒的朱其升饱受摧残，不仅吃不饱饭，甚至还要遭受老板无端的毒打，这样的生活对于朱其升来说是苦不堪言的。
1909年，湖南境内遭遇了洪灾。有一次，朱其升饿得没办法了，就把师傅铁罐里剩下的一点白米饭给吃了。师傅得知后，揪着他的耳朵大骂道：“你这个喂不饱的狼。”
听到这里，朱其升忍不住和师傅顶撞了起来。师傅直接打了他两耳光，并低声骂道：“我惹不起你这个“猪脑壳”，你现在就给我滚蛋。”
遭受饥荒的人民
朱其升知道自己无法留在这里了，当即收拾好了衣服和背包就离开了。
出来之后，朱其升发觉自己年纪轻轻，周边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助自己。于是他只好沿路乞讨，勉强过活。
直到秋天，朱其升来到了长沙附近，看到了官府正在招募新军的公告。为了能够活下去，朱其升四处求人，获得了参军的资格。
清廷规定，新军队伍人员年龄不能超过26岁，身高不得低于一米六，不得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朱其升各方面都符合标准，于是顺利地进入了赵恒锡所领导的队伍。
军队的生活虽然苦一点，但是生活上多少有了一点希望。为此，朱其升在军营里刻苦训练，到了战场上也不含糊，经常与敌人硬碰硬。他的刻苦努力，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在副班长彭友胜的推荐下，朱其升很快升为了上士。
少年时候的毛主席
朱其升在部队里面的日子过得很好，相比之下，毛主席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1911年春天，年少时期的毛主席感觉到家乡的教育闭塞落后，于是他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了一所新式学校读书。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浪潮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了全国。正在求学的毛主席听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后，深深被革命党人的精神所感染，迫切地想要加入革命队伍。
革命党人对这些积极上进的学生非常重视，他们派出专人在毛主席所在的新式学堂进行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点燃了毛主席的革命热情，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
做了一番准备后，毛主席精神满满地来到了湖南新军军营的门口，向负责招兵的长官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可是，那位长官却对着他说道：“你想要参加正规军的话，必须由军队内部的人员进行担保，这是上级作出的规定。”
武昌起义
这件事情对毛主席来讲可谓是难上加难，因为自己一直在学校读书，怎么可能会认识军营的人呢。他不断地哀求眼前的这位长官，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可以参军报国的机会，可这位长官不为所动，语气反而更加强硬地说道：‘不行，如果没有人担保，上级追查下来的话，会出事情的。’
就在毛主席沮丧之际，突然走过来一个新军士兵。他望着望精神饱满的毛主席，然后问道：“这位兄弟，你是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
毛主席看见眼前的这位长官说话温和，于是便将自己参军被拒的事情说了出来。朱其升听后，连忙安慰着毛主席：“小兄弟，想要参加新军需要有人做你的介绍人，这是军队的规定，谁都不能违反。你看这样，我做你的介绍人可以吗？”
毛主席听后，激动了点了点头。朱其升又找上了副班长彭友胜，向他介绍了毛主席，并说道：“彭副班长，我看这位小兄弟很好，他有大志向，将来一定可以出人头地，我和你一起为他担保，你看行吗？”
革命军队伍
就这样，在二人的担保下，毛主席才来到了军营。
毛主席参军后，正好分到了朱其升所在的班里。朱其升觉得毛主席年纪小，又是个文化人，对他多加照顾。当时毛主席入伍已经到了寒冬时节，军中物资短缺，毛主席刚刚参军又没有领到御寒的物资，一时之间陷入了艰难。
朱其升得知后，就把自己领到的新棉衣借给了毛主席御寒。到了晚上温度降低的时候，朱其升就让毛主席跟自己裹着一个被子睡觉，两人亲如兄弟一般。
不仅如此，在平常的军事训练中朱其升也对毛主席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当时，如何列队行军、使用武器等方面的知识都是朱其升一点一点教给毛主席的。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
而毛主席也教会了朱其升很多东西，由于朱其升从小没读过书，对读书人非常敬佩，于是毛主席就把这些士兵组织起来，教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很快，朱其升就从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到可以初步认识报纸上的字了，朱其升更是打心眼里敬佩毛主席。
同时，毛主席还把新思想、新文化传递给朱其升，告诉他们天下的老百姓都是一家，应该平等自由，地主的土地都应该分给农民，只有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才会一步步走向强大，朱其升把毛主席的一番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毛主席在给他们讲《三国演义》，当他们听到刘备三人桃园结义的时候，心中热血澎湃，他们当即决定，就在军营里面来个现实版的“桃园三结义”。
紧接着，毛主席、朱其升、以及彭友胜三人来到了军营驻地的土坡上，学着书上的内容，来了一个“结义”，从此成为了可以托付生死的现实兄弟。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
他们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经常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毛主席也喜欢给这两位兄长讲一些古典小说中的故事。这两位兄长听得很是入迷，他们经常坐在一起探讨革命的意义以及当下的局势问题。
有的时候他们对问题的答案各执一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 关系。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们三人相互取长补短，意识到了各自的不足之处。那段日子虽然过得比较贫苦，但是他们三兄弟一起守望互助，内心极为充实。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12年初，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南北“统一”，革命军也宣布解散，这也意味着三兄弟就要离别了。离别前夕，毛主席把朱其升叫到了一边，难过地说道：“现在国家“统一”，我也要离开新军了，准备继续回到学校读书，以后也可以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和大家伙对我的帮助。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会和你们保持联系的。”
南北议和
虽然他们之间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其升心中有万分不舍，可是他知道毛主席心中胸藏大志，只有离开这里才能干出一番更加伟大的成就。
朱其升拉着毛主席，满含热泪地说道：“润之，我知道你有着远大的志向，不可能一直留在部队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始终都是我的亲人。”
第二天早上，为了给毛主席送行，全班人凑钱摆了一桌送行酒。宴席上，朱其升还特意为毛主席准备了他喜欢吃的红烧肉。
喝完了送行酒，其他战士都已经回去了，朱其升拉着毛主席，送了一程又一程。到了分别的时候，朱其升深情地说道：“润之，以后相处的日子就少了。今天，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年轻时候的毛主席
最后，毛主席道了一声珍重，转头离开了。朱其升望着毛主席远去的背影。直到最后，消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经历了这一离别，毛主席踏上了一条最为坎坷的道路。从领导工人运动、指挥红军作战，到成立新中国、处理各种各样的国家事务，这位伟人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就在毛主席离开军营后不久，朱其升也回到老家，干起了打铁的营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过去的经历只字不提。他本以为自己此生都不会见到润之兄弟了，可没想到上天对他竟然会多加眷顾。
朱其升六次写信，离别四十年再次重逢
1949年10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从此建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戴，在全国上下都贴满了毛主席的海报，来歌颂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的大救星。
新中国宣告成立
可朱其升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不了解，他因为生活拮据，每天埋头忙于劳作之中。
1950年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季，全国上下都洋溢着一种和谐的氛围，老百姓们来到城中购买毛主席的画像，准备贴到家中最为显眼的位置，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崇高敬意。
有一天早上，朱其升早早就带着新收的小弟来到镇上做工去了。当他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看见人家家里摆着一张彩色的肖像画。望着熟悉的脸庞，朱其升喃喃地说道：“这画上的人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他看到画像中的人下巴上有一颗痣，灵光乍现地说道：“这不是和我结拜的润之兄弟嘛？”
上个世纪的铁匠工人
小徒弟听后大吃一惊，他连忙说道：“师傅，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啊，画像上的人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
小徒弟一句无心的话，让朱其升顿时呆坐在原地，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认错了呢。他越是盯着那副画像看，越是肯定了自己内心的判断。可周边的人都觉得朱其升是在玩笑，他们不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会和一个打铁匠有什么兄弟关系。
朱其升不敢将毛主席与自己当兵的事情乱传出去，怕给伟大领袖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教书先生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看结果如何。
毛主席给朱其升的回信
朱其升满怀信心地寄出了第一封信，可是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朱其升不死心，他心中坚信画像上的毛主席就是自己曾经的老战友，于是他又接连写了好几封信。直到第六封信寄出去后，阔别40多年的战友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合人民币200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看到毛主席的回信后，朱其升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起了之前与毛主席一起扛枪打仗的岁月，于是他带着这封信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来到北京后，朱其升到处打听毛主席的住所。当他得知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便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不料却遭到了警卫员的阻拦，随后他便向警卫员提起了自己与毛主席一起参军的岁月。
毛主席在工作
毛主席得知老战友专程来北京看望自己的时候，他忙完手上的工作第一时间去接待了朱其升。望着曾经的老战友，毛主席拉着他的手感慨地说道：“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我们一起参军时的岁月我还历历在目。去年彭友胜也曾给我写信，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写信啊，我多想见见曾经的老朋友啊。”
看到如今的老战友成为了国家主席还如此地平易近人，朱其升的心里十分感动，他从包裹里拿来了自己带来的礼物，里面是他在工厂里与工人拍摄的照片，还有家乡的群众给毛主席所提的意见。毛主席看到这份礼物很是高兴，他连忙对着朱其升说道：“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民群众的意见。”
两个人畅谈了半天后，毛主席还留朱其升在中南海吃饭，并说道：“时隔几十年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留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里像老朋友。”
毛主席在中南海
为了招待曾经的老战友，毛主席除了准备四菜一汤以外，还特意让人准备了一道硬菜，那就是红烧肉。对于红烧肉这道菜，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他们在1912离别的时候，战友们一起凑钱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红烧肉。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毛主席给他介绍了北京的风土人情，还安排他到当地的名胜景点去转了转。离开北京之前，毛主席还一再叮嘱朱其升，让他回到家乡后，一定要多观察，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写信告诉他。
回到家乡后，朱其升时刻谨记毛主席的嘱托，他用毛主席所给的一部分生活补贴，在家乡办了一个“和平油布雨伞厂”，将当地的补伞匠、补鞋匠都请到了厂子里做工，解决了大批工人的就业难题。
令人不幸的是，在1956年朱其升突发胃癌，在汉口去世。毛主席得知朱其升去世的消息后，不禁回想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一时间潸然泪下。
毛主席
斯人已逝，他们之间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一段佳话。而毛主席不管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士兵，他都一如既往地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
散文丨刘宗林：偶遇古桃花源
碧泉弟子/摄
偶遇古桃花源
文/刘宗林
与古桃花源的偶遇，是在庚子年的劳动节。
乙亥岁尾，“新冠”江城作祟，逾庚子举国蔓延，人皆恐慌，先是蜗居于斗室，后在家庭、单位两点之间枯燥往返，不敢偷越城池，身心皆散发霉味。及至“五一”，疫情趋缓，省内旅游禁令松绑，便约好友探蚩尤故里大熊山，赏农耕遗产紫鹊界，将困顿的心灵放飞绿水青山。
大熊山、紫鹊界是新化县的两处旅游名胜，大熊山在西北端，紫鹊界处西南角，两地相隔近一百五十公里，且多为崎岖山路。原计划下午从大熊山出发直达紫鹊界，有朋友建议，途中在奉嘎山歇歇脚，那里有一处值得驻足的地方，欲问其详，朋友笑而不答，想必他要给我们突如其来的惊喜。
我们的汽车好不容易从大熊山的密林深处驶出，刚在高速公路上轻松的奔跑不久，又一头钻进莽莽的雪峰山腹地，山区道路七弯八拐，又窄又陡，一会儿扶摇而上，直冲山巅，汽车像一个蹒跚的老人，“呜、呜”的直喘粗气，一会儿又急转直下，轻飘飘的滑向谷底，我虽有三十多年驾龄，也感到手忙脚乱、高度紧张，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左抹右旋，不敢有半点懈怠。拐弯处，冷不丁窜出一辆急驶的摩托，吓得我急点刹车，听到车内惊恐的叫声，调皮的山里小伙油门一踩便消逝在密林深处，我只有对着旋起的尘土吼一声“呸，坏小子”！伙伴们在一惊一乍中赞叹两旁的美景，我却只能全神贯注的驾驶车辆，无缘欣赏山的伟岸、涧的清澈、林的幽深。
临近傍晚，汽车停在了一个观景台上。我迫不及待的跳下驾驶室，伸展一下几近僵硬的身体，在腰身扭动间，目光迅即被车旁硕大的石碑所吸引，石碑上“奉嘎山古桃花源”赫然映入眼帘，疲惫立马被兴奋取代！情不自禁地对着朋友击了一掌：
“鬼家伙，为什么不早说！”
“说早了，怕您兴奋过度，开车分心”
朋友们抖落满身的疲惫，纷纷举起相机或手机，毫不吝啬的按动着快门，从朋友们洋溢在脸上的惊喜里，从逶迤婉转的幽林间，我隐隐的闻到了一股源自东晋、漂浮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墨香，一幅似曾相识的美丽画卷展现在眼前：四周峰峦叠嶂，群山茫茫，渐渐变浓的暮霭弥漫在树梢，一点、一点的将远山吞噬，仿佛瑶池仙境般变幻莫测。群山合抱着的是一片平缓的盆地，盆地里随意散落着几十户农家，一色的木质青瓦，飞檐翘角，炊烟从灶屋里袅袅升起，鹅鸭戏水，雄鸡互啄，顽童在阡陌间追逐，田垄里的油茶已结夹壮籽，呈现出一片深黄，观景台前是疏疏落落的桃树，虽花季已过，但满枝的幼果印证它前向花事的繁华，枝叶间仍能嗅出扑鼻的罄香。一条不知名的小溪从盆地中蜿蜒穿过，将山村分为两半，哗哗的溪流如同奶奶口中传唱了几千年的童谣，夜幕中的山村好似一位熟睡的少女，那样的恬静，那样的温柔，那样的楚楚动人！
掌灯时分，我们围坐在主人堂屋中的方桌边，柴火饭的浓香、山野菜的清甜刺得味蕾汩汩冒气，品尝着用渠江源头纯净甘泉酿造的米酒，咀嚼着瑶家火炕上熏得黄中透亮的腊猪脚，惬意弥漫全身，遥想当年陶公，享受“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的礼遇，其境界大抵如此。席间，发现每一道菜上都置有一双公筷，这在城里人家也很难做到，我以为疫情防控使然，主人淡定的介绍，使用公筷的习惯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千百年，哪怕是一个人吃饭都自觉用公筷，这种卫生习惯令我们惊叹不已。好奇的我想探个究竟，主人却卖了个关子：“抽空去问问村里的老人吧，他们会告诉您答案”。
在村支书木屋的廊檐下，村里辈分最高的奉姓老人与我攀谈起来。
老人手里捧着一本寸余厚的《奉氏族谱》，泛黄的麻纸已经很脆，里面布满虫眼，封面上“皇恩诰封”的大字令人肃然起敬。老人手指的页面有这样的记载：“吾族本姓嬴，自吉公易姓至弼公……递传献公生二子，长名渠梁，即秦孝公也，次子季昌，乃吾易姓之鼻祖也。因孝公用商鞅……我祖睹权臣之乱政，效采药遗踪，潜隐于壕，易姓为奉，更名吉。”这与《桃花源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非常吻合。据此，奉姓后人坚信自己是皇族的后裔，祖先就是季昌。老人谈兴很浓，引经据典的佐证奉家皇族的荣耀，振振有词地说，“祖先虽然移居雪峰山深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水平低下，但捍卫着皇族的尊严和体面，保持着皇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此说来，使用公筷的习惯世代相传也就不难理解了。山村虽然老旧，却清清爽爽，很是养眼，我们下榻的“廊桥水岸”客栈，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连地板都擦得照的出人影，舒适度丝毫不逊城里的星级酒店。店主介绍，再穷的人家，室内用鞋与室外用鞋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用，与村民接触，处处可感受到高雅、谦恭、礼让，源远流长的文脉可见一斑。
山村的鸟雀醒的比雄鸡还早，五点不到就在桃树的枝头梳翅理妆，叽叽喳喳的呼朋唤友，用多声部演奏黎明大合唱。在鸟声的催促下，走出木屋，体验山村别有风味的清晨：远山近峦如水洗过一般干净，从密林深处浸出的风柔软、轻盈，拂在脸上痒酥酥的，带着甜味的空气从张大的嘴中徐徐而入，荡涤着五脏六腑，绵绵的薄雾笼罩在穿村而过的溪流上，仿若一条玉带将山村拦腰缠绕，薄雾下清澈的溪水不紧不慢的向下游流去，不时溅起一朵朵绚丽的水花。习惯了慢生活的村民，正枕着晨风薄雾享受懒睡的安然，偶有一两个早起者，慢悠悠踱步在桃林柳树间，悠闲自得地体验大自然的风韵。我们顺着溪流往下走，去寻找武陵人“初极狭，才通人”的所在，一路上，水流哗哗，鸟声啾啾，怡然自乐的心境骤然间得以膨化！
由于山高涧深，交通极不方便，长期以来养在深山人未识，与外界交往不多，村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祖宗传下来的节奏怡然自得的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018年湖南卫视《新春走基层》的记者踏破铁鞋，将这一原始、古朴、纯净的佳境搬上了荧屏，被城市的喧嚣搅得头昏脑涨的人们纷至沓来，仿古探幽，休闲养生，寂静的山村便有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世外桃源和上了外界的节拍。
支部书记奉友付感慨地说“环境美、村民富才是理想的生活”，于是他们一边守护绿水青山，一边打造金山银山，将世外桃源的宁静、古朴、幽深与快节奏下人们对休闲旅游的需求有效对接，催生了乡村旅游产业，全村兴办了五十多家高标准的农家客栈，形成了超过一千人的日接待能力，去年客流量近十万人次，与乡村旅游配套，发展土鸡、土鸭等特色养殖，在广阔的林地里种植沙参、黄金等中药材，还加工竹笋、蘑菇等山货，村民的钱袋子很快鼓了起来，富裕了的乡亲在享受环境原生态的同时，还乐享受着现代文明的高效、便捷，家家户户住上了外表古朴室内豪华的大木屋，四分之一的家庭购置了小轿车，年轻人在追赶消费时尚，手机一年要换几部。
在众多的客栈中，“桃源半岛”最抢眼，穿村而过的小溪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屋后青翠摇曳，门前水波涟涟，风景甚是优美。客栈老板原在南方打工，山村出名后返乡搞起了民宿，建了眼下这栋三层高有四十多个床位的木质客栈。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竖起了揽客的金字招牌，不仅散客络绎不绝，写生作画的文人骚客也结伴而来，有的一住就是半年。
“去年有多少收入”？
“比打工强一些吧”！
虽然老板在恪守“财不露白”的古训，但从那憨厚的笑容里，我读出了他内心的满足。
自陶公《桃花源记》问世以来，文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都在引经据典，探寻和佐证这千古绝唱的原型所在，资料记载，全国以“桃花源”命名的就有三十多处，不少地方按陶公描述逐字逐句复原人间仙境，演绎出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将旅游业弄得风生水起，这低调的有些害羞的古桃花源却躲在奉嘎山里吟古韵、唱大风，以本真拂去历史的千年尘埃，验证陶公向往的理想境界。
在紫金茶业的山庄里，我见到了退休赋闲专事奉氏族史研究的奉利球老人，他以探讨的口吻谈到：争论“桃花源”的真实所在并不重要，或许陶公当年挥毫时并无地理上的真实原型，他只是借武陵渔翁的游历，勾勒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而藏在雪峰山深处的奉嘎山，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官府要抚慰这里民风彪悍的化外生民，实施了免徭役、赋税的怀柔政策，形成了“四无”（即无君主、无战乱、无徭役、无赋税）的莫徭社会雏形，正与陶公的理想社会相契合。
奉老的话不无道理。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生态环境，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和谐，有“皆出酒食”的殷实小康，不就是我们今天的梦寐以求吗！如若此，有成千上万“桃花源”又何妨？！
古桃花源，虽然是偶遇初识，但已一见如故，依依难舍！
三国，一段乱世的千年回响
2021年3月23日，重庆忠县。山水实景演出《烽烟三国》以长江三峡为舞台背景，呈现“桃园结义”“身陷曹营”“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经典三国故事。 /图 · 何蓬磊 &中新社
东汉末年分三国。如果按公元222年孙权叛魏自立，孙吴与蜀汉、曹魏真正以国家名义三足鼎立的时间节点算起，三国距今正好1800年。
18个世纪后，三国依旧是中国人最为熟知，且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历史时期。很多人或许连唐宋元明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分不清，但对魏、蜀、吴，曹、孙、刘人物关系如何，却基本不会弄错。
围绕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战争小说，最经典的各类戏曲话本，最精良的影视剧、动漫和电子游戏作品，以及最丰富的历史研究解读、传说、同人作品乃至鬼畜恶搞视频。
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哪怕侧重不同，对三国时代的关注与兴趣都有着惊人的一致。官方会为三国时代的文臣武将设庙立祠堂，宣扬纪念。民间也在不断传颂他们的故事，甚至将他们奉若神明，百姓、商贾向他们参拜祈福，并以他们作为自身的行为范本。
可以说，三国历史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独一无二。
从历史著作到小说话本，从影视作品到游戏角色，围绕着三国故事从古至今诞生了无数IP作品。/图为明代罗贯中创作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
疯狂时代
三国不是什么好时代。
生而为人，如果投胎至公元180年到280年这100年间，其生存绝对是地狱难度。生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的这段乱世，不论升斗小民还是王公贵族，大家都命如漂萍。
哪怕贵为皇帝，也可能颠沛流离，食不果腹。若是一般老百姓，性命更是贱得不值一提，你很可能就在某天因为饥饿或瘟疫倒毙路旁，运气好的话还能安稳地化为尸骨，否则很有可能被路过的饥民或流寇当作食物。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电视剧《三国》
曹操的《蒿里行》对这种噩梦般的日子有过这样的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讽刺的是，这位悲悯的诗人自己就曾率军屠城，饿急眼的时候，他的军队也曾以人肉充当军粮。
战乱频繁的同时，小冰河期的到来又进一步让情况雪上加霜。气象学家竺可桢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三国时代存在的气候反常情况：曹操在铜雀台种的橘子只开花不结果；曹丕率军于淮河操练水军时淮河突然因降温冻结，演习不得不作罢……
或许正是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加上战争对国家运行秩序的破坏，从建安初年起，一场绵延数十年的大规模瘟疫席卷中国。
曹植在《说疫气》中这样形容这场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后来的“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的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他来自一个人口有200多人的大家族，在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家族里的人因伤寒病死了三分之二。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人都在同一年因感染瘟疫早逝。与他们相熟的好友、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不已：“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电影《赤壁》中也有瘟疫蔓延的场景。
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天启四骑士”齐聚一堂。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前所未见的社会崩溃和人口减员。
根据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统计，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东汉王朝人口数量达到约5648.7万人的顶峰。这一年曹操两岁，汉桓帝刘志仍与外戚兼大将军梁冀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两年后桓帝会利用宦官清理梁冀势力，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但总体而言天下太平。
没人会想到43年后，走入公元3世纪的中华大地，此前世界上最鼎盛繁荣的文明，已经变得一片疮痍。至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东汉王朝人口数量锐减至约1500万人。这可能还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按照史籍记载的户口数量，这个数字很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豪族大家隐匿的人口数，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天启四骑士”齐聚一堂。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前所未见的社会崩溃和人口减员。/电影《赤壁》
但这个极度混乱和残酷的时代，同样孕育过极致的豪情与浪漫。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能像三国时代这般，造成广泛且久远的文化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三国就是全世界华人圈的共同语言。而那些口口相传的三国故事，也是塑造全体华人精神文化的核心力量之一。
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艺术层面的加工和传播，但这种加工与传播之所以大量以汉末三国为对象，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确具备与众不同的戏剧性。
山东平度年画《空城计》，描绘了诸葛亮以空城计击退司马懿的场景。/图·视觉中国
乱世的开端
开启汉末乱世的是一个叫张角的道人。
张角和他的两个兄弟来历不明，已经无法得知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因何开始信奉道教。他们想必家境不会太差，肯定也受过一定教育，否则连道家经典都没法读。
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发展到这时，逐渐有种宗教化趋势。张角创立太平道前，当过几天地方官的张道陵在汉中一带修道，随后创立了五斗米道。但这种情况与其说是道家学说的发展昌盛，不如说是当时朝不保夕的劳苦大众需要一点生活的指望——于是号称能修炼飞仙、能用符水治病，并且对现实命运进行了一番自洽的解释的各种道教派别，成了人们聊以忘忧的寄托，甚至是唯一寄托。
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与政治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一心炼丹修道、养生飞仙，直到张道陵的孙子张鲁接班，才开始借助宗教影响力建立位于汉中的地方政权。张角则不同，他所创立的太平道影响更广泛，他本人的野心也更大。没人知道他为何会对东汉帝国渐起反心，或许是在十多年的传教过程中，他意识到民心可用；也可能单纯是因为见识了太多底层的悲惨命运，他想要凭一腔愤慨改天换地，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最终在公元184年，因为一次意外的泄密，黄巾起义提前爆发。今天看来，黄巾军的起义组织形式仍显得相当前卫：张角通过十多年的传教，让太平道的名声覆盖了大半个东汉帝国的几十万名百姓，他为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教徒设置了一种高效的分级式教区管理，将全国分为三十六方，各方设置一名“渠帅”负责教区日常运作——战时渠帅便成了各地的统帅。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纪录片《中国通史》
于是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全国大面积多点同时爆发的武装叛乱。
这一年，不到30岁的青年议郎曹操在朝中郁郁不得志。他因为秉公执法得罪过宦官势力，但因为爷爷曹腾是宦官，他又颇受士人集团的排挤——“党锢之祸”后，斗争白热化的宦官与士人都对背景左右不靠的曹操不甚待见。
这一年，二十出头的涿郡青年刘备在为前途彷徨。他可能是西汉中山靖王之后，但汉室四百年，宗亲遍地走，这个头衔对他而言并无太大意义。他跟着名儒卢植读过几天书，但书读不进去，读完也没什么出路，他最终还是回乡继续以编草鞋、草帽为生，没事就跟一帮同样彷徨的同乡青年结伴玩耍。刘备话不多，但性情直率且仗义，青年们都很喜欢这位大哥，什么都听他的。
这一年，与曹操同龄的青年基层武官孙坚，已经凭着几次讨伐叛逆的军功当上了下邳县县丞。他是个天生的军人，17岁时遇到一伙山贼打劫，他提刀只身上前，手舞足蹈地发号施令，山贼误以为他是官府来人，惊惶四散。孤身一人的孙坚一路追杀。成为县丞后，他也颇受远近官民的敬重。
如果东汉帝国不出什么乱子，曹操八成会在官场碰一鼻子灰，然后辞官归隐了结余生；刘备或许能找同窗公孙瓒提携一下，在他帐下当个小官或者幕僚；孙坚要是运气好的话，再碰上几次小规模起义或边衅，凭军功当个杂号将军估计问题不大——这或许就是他们在东汉帝国能获得的最好归宿。
“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感怀。
然而，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郡守州牧就地组织武装平乱，民间也可自行组织义军协防。
不受朝廷待见的曹操被封为骑都尉，奉命率领官军奔赴前线；武官出身的孙坚则被征召为右中郎将朱儁的司马，参与平叛；灵活就业的刘备，则与平时一块玩耍的小弟们组织起了一支义军，这批人里便有后来蜀汉的重臣——山西来的疑似逃犯关羽和涿郡本地卖肉的屠夫张飞。
他们的前路将九死一生，而此时要是说他们这三人和他们的后代将终结汉帝国，打造一个新时代，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荒谬。
于和伟在《军师联盟》中饰演曹操。
五个故事
此后漫长的乱世中发生过这么几件小事。
一是后来的魏国重臣华歆和王朗（人家并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他们年轻时一同乘船逃难，半路上遇到一个人向他们求救，说自己被贼人追杀，请求上船一起走。
华歆很冷漠地拒绝了路人，王朗却觉得应该帮人一把，于是将路人接上了船。不料贼人很快逼近，王朗慌了，便打算将路人赶下去。
华歆不从，跟王朗说，要么别救，既然救了就负责到底。好在一行人最终幸免于难。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华歆形象。
二是40多岁依然寄身刘表阵营的刘备，他在刘表的一个宴会上遇到了当时的名士许汜。二人聊起了刘备在徐州时的老朋友陈登。
许汜抱怨道：陈登这个人，江湖气太重，缺乏教养，我这样的人去拜访他，请他给我拨一处房屋田产不过分吧？他理都不理就去睡了，给我安排的客房条件还很差。
一把年纪的刘备当场就愤怒地说道：你也算有国士之名，当今天下丧乱，你见到陈登这样的豪杰，不谈救国平乱之道，只知求田问舍，他这么对你算客气了，要换我，我就直接让你睡地板。
这个时候的刘备或许会想起，年轻时自己还在当安喜县尉的时候，一个上级派来的督邮轻慢自己，自己便把他绑起来用鞭子抽了一顿，然后挂印辞官，扬长而去。他估计也不会想到，后世会把这件事编排到张飞身上。
2022年1月3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图·视觉中国
三是上表劝曹丕称帝的一众魏国重臣里包括轻车将军、都亭侯王忠。王忠年轻时碰上董卓军队在三辅地区劫掠，粮价飞涨，“谷一斛至数十万”。为了活命，王忠吃过人肉。
同一时期兖州地区同样闹饥荒，曹操军队缺粮，情急之下，帐下大将程昱在东阿纵兵抢粮，又掺了一些人肉晒干做的肉脯到军粮当中。
后来少年曹丕听说王忠吃过人肉，便找来一颗人头骨挂在王忠的马鞍上，借此嘲弄他。
四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天才文学家王粲英年早逝，文坛领袖曹丕带着一干文人好友前往拜祭。
曹丕说：王粲生前就爱听驴叫，咱们都给他学一声驴叫吧。
于是大家在王粲墓前各自学了一声驴叫。
五是刘备兵败猇亭，分兵别处的镇北将军黄权进退不得，投降曹魏。
有关部门立即请示是否收押黄权家小，刘备拒绝，说是自己对不起黄权，黄权没对不起自己。
人在魏国的黄权听说刘备杀了他全家，但他不信，他说自己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一定能理解自己。
黄权的儿子黄崇在蜀汉官至尚书郎。在蜀汉灭亡前夜，他与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率军对兵临城下的魏军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兵败殉国。
这些故事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王洛勇饰演诸葛亮。/电视剧《虎啸龙吟》
挽歌与共鸣
结束三国时代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
魏、蜀、吴三国，几经沧海浮沉，最后都成了输家。但历史和后世对三国时代的最后赢家司马氏，并没有太多敬意。连司马氏的后人，都对先人们发家立国的过程引以为耻。
司马懿玄孙、东晋明帝司马绍一次向王导、温峤等重臣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先祖是怎么创立晋朝的？
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从西晋立国到东晋偏安江东，朝野似乎都对此颇多隐讳。以至于司马绍直到登基为帝，仍对自家王朝创立过程缺乏了解。
丞相王导最终决定为司马绍挑开这个疮疤：他仔细地将司马懿父子如何在魏国得势，步步上位，如何清除异己，甚至主导刺杀魏国皇帝曹髦等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司马绍。
这位以聪慧仁厚著称的年轻皇帝听罢掩面痛哭，感叹道：“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在此之前，司马氏早已得到过报应。开国皇帝司马炎有了一个弱智的太子，立国不到50年就迎来八王之乱，不久后家国沦丧，“五胡乱华”席卷中原，王朝只得偏安江东。后世的人们或许总能为西晋发生的种种事件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如西晋军政体制的问题、气候变化导致外族入侵，等等，但不可否认冥冥之中总有一股力量，不断给这个得国不正的王朝制造障碍。
《虎啸龙吟》剧照，颇有黑泽明《乱》的意味。
我们可以说因果报应是种迷信，但成王败寇也绝对不是真理。司马氏成了现实世界的王，却依然被视为寇。而兵败身死的关二爷，却在后世成了人们心中的王，甚至成了神。
中国历史从来不缺乏那种帝王将相征战杀伐、开疆拓土的壮阔史诗，也不缺乏充满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精彩故事。但汉末三国的历史人物，的确有他们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质。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宰相，哪怕他执政的那个国家，一直风雨飘摇，版图面积也不过今天四川和云南加起来的大小。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响且不断被顶礼膜拜的武将，哪怕他因为自己的骄傲和大意，输掉了性命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
他们都算现实层面的失败者。常有人试图总结臧否汉末三国历史人物得失，甚至从中得出各种成功学、管理学乃至为人做事的各种技巧。然而，汉末三国历史一直为人所中意，恰恰是因为它有种反功利主义的气质。
三国历史里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但它更多时候在教你怎么面对失败。无论时代和价值观怎么变化，人们始终能在三国这段挽歌里找到共鸣。
无论时代和价值观怎么变化，人们始终能在三国这段挽歌里找到共鸣。/插图·博观
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本就是一场不可逆转的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