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铃声排行榜(华语乐坛最疯狂的一年：王心凌爱你七里香上榜)
最新铃声排行榜文章列表:
华语乐坛最疯狂的一年：王心凌爱你七里香上榜
2004年，注定是华语乐坛最为“疯狂”的一年，也有人说，这几乎是华语乐坛最巅峰的一年，许多音乐作品如井喷式爆发。《七里香》《江南》《倒带》《我们的爱》等 KTV 神曲红遍两岸三地，内地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丁香花》《2002年第一场雪》等诸多网络神曲迅速霸占排行榜榜首。接下来我们盘点那一年最好听的十首作品。
10.王心凌《爱你》
半年前，39岁的王心凌扎着高马尾，一身学院风穿搭，看着这熟悉的装扮，立马有了当年熟悉的味道，再加上王心凌在《浪姐3》的初舞台上，演唱了她的经典成名曲《爱你》，更是将回忆杀直接拉满。
9.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是翻唱自中岛美雪的《骑在银龙的背上》。这首歌是日剧《五岛医生诊疗所》的主题曲，范玮琪看过这个日剧后感觉不仅戏感人，主题曲更是好听，于是有了翻唱这首歌的冲动。接着她就请唱片公司去洽谈版权，最终如愿唱到这首歌。《最初的梦想》描诉人们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立志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决不会轻言放弃。
8.唐磊《丁香花》
《丁香花》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4月份，整首歌是为了纪念一个出车祸身亡的女孩子，唐磊好友的女友。风花雪月的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象牙塔里面总有很多让人无法割舍的情愫。丁香花只是一个载体，这首歌表达了对逝去的人深深的怀念，其实也表达了对那段梦幻般年代深深的怀念。我们一生中总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总是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怀念和情愫。
7.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2002年的第一场雪》延续了《西域情歌》的制作风格，将新疆民乐融于各种流行元素中，除了《新疆好》、《萨拉姆毛主席》、《驼铃》等脍炙人口的翻唱歌曲外，另有一半是歌手兼制作人刀郎近年来创作的原创歌曲。原创作品中描述的是人们所熟知的环境，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都在其中。专辑整体上既有浓郁的新疆风格，又流畅上口旋律优美，让人不禁深深地浸入那种悠远苍茫的音乐世界。
6.张韶涵《欧若拉》
有很多专业歌手一直在为自己的歌唱事业奋斗着，从来没放弃，就比如张韶涵，张韶涵自从出道之后，从没有停止过做音乐，一直到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欧若拉》中的同名主打歌《欧若拉》是张韶涵第一次与女制作人陈韦伶合作，在制作人细腻但具张力的制作下，张韶涵被折磨到泪洒录音室，一遍又一遍的唱，终于得到了制作人及老板的认可。专辑的结尾曲是与潘玮柏合作的《快乐崇拜》，更让人过耳难忘，漂亮的高音非常震撼，整首歌既言之有物，又有让人闻声而动的快乐魅力，这又是一首04年的神曲。
5.五月天《倔强》
《倔强》这首歌承包了学生时代的班歌，这首歌告诉我们，以一个正面积极的绝对倔强去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面对那些质疑的声音，面对那些流言蜚语，更要以一种坚持到底的态度，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哪怕只有一次，也想要全力以赴，实现那个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4.蔡依林《倒带》
2001年，蔡依林与周杰伦相遇相恋，在这是二人的青春岁月。蔡依林的一首《倒带》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而成，却成为了二人爱情的结束曲，将二人彼此间的所有情感都画上了句点。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与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功不可没，因此唱片公司这次在筹备Jolin新专辑时，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Jolin黄金阵容制作人一起制作第二张专辑《城堡》。《倒带》就是该专辑的一首歌 ，当然在这张专辑中还还活跃着另外一首神曲——《爱情三十六计》。
3.飞儿乐队《我们的爱 》
2004年的华语乐坛又怎能缺少飞儿乐团呢？2002年5月，飞儿乐团正式成立，并由詹雯婷担任主唱。其后因演唱《斗鱼》片尾曲《Lydia》出道，并凭借首张专辑《F.I.R.》迅速走红。飞儿这一张同名专辑可谓是大神专辑。《Lydia》、《你的微笑 》、《我们的爱》两首歌足以让他们在2004年的乐坛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周杰伦《七里香 》
这一年周杰伦凭借《叶惠美》拿下最佳专辑奖，加上《七里香》的推出，着实让无数人为之疯狂。《七里香》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夏天听有一种的凉爽的感觉。从音乐上看，《七里香》已从欧洲风情中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和《东风破》比同样是在弦乐铺垫下的浅唱，同样是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但《七里香》少了迟暮，多的是时过境迁后的怀念，有一份收获的心情。
1.林俊杰《江南》
江南前奏的那一阵阵呼啸而过的风，间奏那潺潺的流水，有多少次在你的脑子里回响？即使配上“圈圈圆圆圈圈”这样奇怪的歌词，整首歌曲还是让我们觉得好听，我们始终会记得配乐中的萧，记得其中的古筝，记得那里的笛子，记得林俊杰是怎样把这些传统乐器和R&B结合起来的。有人在评价最好听的前奏时，也是把《江南》排到了第一位。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2004年，还有诸多神曲出现，比如：梁静茹的《宁夏》、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周传雄的《男人的海洋》、胡彦斌的《红颜》、古巨基的《爱与诚》等等，当然在那个彩铃的时代，还有两首神曲占据了大部分的彩铃空间：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这些歌曲不是他们不够强，而是在当年其他歌曲更为出色。
每一首歌都代表了一首回忆，当我们在KTV点歌时，发现还是回忆的以前的歌曲。以上就是2004年的十大神曲，当然，音乐因人而异，你心目中的排名又是怎样的呢？
曾经风靡一时的十首网络歌曲
雪村创作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才算掀起中国网络歌曲创作的风潮。近些年互联网科技日益发达，各种社交平台，自媒体平台更为网络歌曲的创作、推广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网络歌曲创作的数量也数不胜数，但是网络歌曲的质量和传承度却强差人意。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曾经风靡一时的十首网络歌曲。
1、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2001年雪村创作的Flash的MTV《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掀起中国网络歌曲创作的风潮，雪村也凭借这首歌被大众认识。
唐磊——《丁香花》
歌手唐磊为纪念一个车祸身亡的女孩子而创作的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被上传到网络，并被广泛传唱，2004年-2005年期间获得多个音乐奖项。
3、杨臣刚——《老鼠爱大米》
2004年杨臣刚的一首《老鼠爱大米》横空出世，瞬间点爆网络歌曲创作的热潮。歌曲《老鼠爱大米》创下单曲月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纪录，杨臣刚也凭借这首歌登上央视春晚的大舞台。
4、欧得洋——《孤单北半球》
2003年创作的，同样在2004年在网络上走红的歌曲《孤单北半球》曾在初中高中校园火的一塌糊涂，“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依然记忆犹新。
5、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2004年东来东往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同样借助网络爆红，成为很多人的第一首手机铃声。
6、郑源——《一万个理由》
郑源2004年演唱的《一万个理由》在网络发行，并让郑源红遍大江南北，《一万个理由》彩铃下载量约一亿两千万余次，并斩获多个音乐大奖。多少人曾在失恋伤感的日子里一晚晚的单曲循环。
7、庞龙——《两只蝴蝶》
庞龙成名曲《两只蝴蝶》，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歌曲至今还难以定论，但是《两只蝴蝶》的确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而风靡全国。跟大多数网络歌曲只被青少年接受喜欢不同，《两只蝴蝶》的听众群体还囊括了中老年人，这在实属少见！
8、香香——《猪之歌》 2005年
2005年网络歌手香香发行的《猪之歌》成为该年度最红火的网络歌曲之一，那时大街小巷都反反复复的播放。
9、S翼乐团——《QQ爱》
2006年一首《QQ爱》走红，一度在华语乐坛的各个音乐榜上的排名都位列前茅。
10、慕容晓晓——《爱情买卖》
2009年网络歌曲《爱情买卖》再度掀起了“网络歌曲”这一热潮，《爱情买卖》在后来几年里经常成为许多公司年终晚会的表演歌曲和改编恶搞歌曲。
惨败过后，属于索尔斯克亚的下课铃声已经鸣响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点才能解释索尔斯克亚继续担任曼联主帅的原因：礼貌，和妄想。
礼貌，因为索尔斯克亚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球员、俱乐部工作人员和曼联球迷中都很受欢迎。告诉索尔斯克亚他不再属于老特拉福德，就像射杀小鹿斑比的母亲一样冷血无情。
或者是妄想。因为，仍然有一些人热忱地幻想着，索尔斯克亚是具备帮助曼联在国内和欧洲赛场复刻昔日荣光的真命天子，这不仅事关能力，更关乎想象力。
然而，现实却是冰冷的：的确，在上任的前两年半里，索尔斯克亚作为曼联主教练的成绩，说不上多么出色，但也合格了。
他带领曼联重返欧冠联赛，逐年提高了俱乐部的最终联赛排名（第六，第三，然后是亚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前任执教末期的创伤之后，索尔斯克亚帮助球队修复了与球迷群体的关系。
然后，他的成绩就仅此而已了。
这并不意味着索尔斯克亚是一个笨蛋，或者一个值得嘲笑的人。这只是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教练，他让曼联变得比以前更好，但后来又陷入了停滞的泥淖。
当一名员工表现不佳，流露出停滞不前的迹象，更不用说进步，那么做出改变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主场5球惨败死敌利物浦，是时候为索尔斯克亚的执教敲响丧钟了。
这场比赛的耻辱程度，是比分上显而易见的。但是，与其说这是一场意外，不如说是一场问题集中爆发的灾难。这场比赛暴露出的所有症结，不过是此前旧疾的延续。
在主场对阵阿斯顿维拉、埃弗顿、比利亚雷亚尔和亚特兰大的比赛中，以及客场对阵南安普敦、狼队和莱斯特城的比赛中，曼联中场和后防线之间的漏洞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运气庇佑，在这七场比赛中曼联输掉的可能不只是两场，而是全部。
在过去的一周里，曼联防线就像一堵四处漏风的破墙。
从上周六到现在，在对阵莱斯特城，亚特兰大和利物浦的比赛中，曼联丢了11球——平均每 24 分钟就丢一个球。在仅仅进行了 9 场比赛之后，他们就已经落后英超榜首 8 分。在主场被西汉姆联队击败后，他们仓皇退出了联赛杯战线。在欧冠揭幕战中被瑞士的伯尔尼青年人击败后，他们连续两回收获了幸运女神的微笑，凭借C罗两次在最后时刻的救主，在主场艰难赢下了两场小组赛。
曼联的缺点是心理上的，还有战术上的。
本赛季，曼联能收获情感上的振奋与满足，却无法建立起球队正确运转的势头。
转战马德里与都灵整整12年后，曼联的旧日英雄C罗回到了家的怀抱。在回归首秀上，曼联新7号就上演梅开二度轻取纽卡斯尔的好戏。
但是几天过后，曼联就在欧冠赛场上被伯尔尼青年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们能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绝杀西汉姆联，也能在短短三天后被同一个对手淘汰出联赛杯。
C罗能帮助他们读秒绝杀比利亚雷亚尔，却不能帮助从埃弗顿身上全取三分。然后，就是这跌宕起伏的半个星期——如果说让二追三逆转亚特兰大给了球迷们希望，那么5球惨败利物浦则将这份希望消灭地粉碎。
一些球员的状态严重不佳，最明显的是哈里-马奎尔和卢克-肖。如果他们没有状态问题，那么他们就是情绪沮丧，战意全无。
就像C罗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鲁莽的犯规，他们在对利物浦的比赛中都被出示了黄牌，还有保罗-博格巴，在替补出场后15分钟内就被直接红牌罚下。
就费尔南德斯而言，在本赛季的头几个月里，他的拍手鼓掌动作(有时对着裁判，有时对着队友)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的情绪和心态，显然不太对劲。
曼联的球员们可能和索尔斯克亚相处得很好，但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亲力亲为的主教练，一个在训练场上正确领导球队的人，帮助他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这一点在利物浦的第一个进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曼联的球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试图压迫，但每次尝试，都跟不上利物浦的反击速度。这表明，索尔斯克亚的训练成果相当有限。
对于那些与索尔斯克亚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警钟早在周日之前就已经敲响。
一位与曼联主帅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私下里说，在5月份欧联杯决赛点球被比利亚雷亚尔击败后的几天里，索尔斯克亚“完全震惊了，就像一个幽灵”。
即使对索尔斯克亚的盟友来说，那次失败也让他们大吃一惊。那个夜晚本应是挪威人为曼联赢得第一个奖杯的喜庆之夜，让他相信自己会挑战更大的荣誉，但结果却变成了一个压力的来源。
那些上赛季目光敏锐的人会发现，他们在主场没能击败利物浦、切尔西、阿森纳、曼城或托特纳姆热刺。19场英超主场比赛中，他们遭遇了10场失利。
索尔斯克亚将其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下球迷的缺席，然而许多人指出了球队风格上的缺陷——要么过于大开大合，要么过于谨小慎微。在老特拉福德，这种平衡似乎很难保持，然而在客场，曼联却保持了联赛不败。
这是一个矛盾的谜，曼联很难展示足够的稳定性，不仅在不同的比赛之间，更在同一场比赛的90分钟内。这导致曼联的比赛，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转换。
格但斯克的失利过后，已经认识到挪威人局限性的曼联，本有机会先发制人。但相反的是，他们却选择了加倍信任索尔斯克亚。
在夏天，考虑到挪威人将进入他的合同的最后一年，他们慷概奉上一份三年续约合同，包括第四年的个人选项。就在上个月，索尔斯克亚的高级助理、前弗格森爵士的副手迈克-费伦也获得了一份新合同。
有报道称，教练组的基兰-麦肯纳和迈克尔-卡里克也将获得新的合同。弗格森在俱乐部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复苏，C罗签约时的字迹，还能浮现出弗格森爵士的指纹。来自弗格森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帮助索尔斯克亚，尽管这可能还不够。
在幕后，曼联高层已经就索尔斯科亚的“文化建设”和俱乐部训练场更愉快的气氛，进行了长足的讨论。在夏天的转会窗口，曼联选择继续相信索帅，并在瓦拉内、桑乔和C罗身上投入了超过1.3亿欧元。
以桑乔为例，曼联花了两年时间，才从多特蒙德签下这名英格兰边锋，但在他在老特拉福德的头两个月后，他可能会疑惑道，确切地说，曼联对如何用好他，还是一头雾水。
至于C罗，他的回归带来了赞誉。尽管他个人的表现依旧耀眼，包括两粒在比赛末端致胜的进球，但是他的签约只会进一步加剧球队阵容的不平衡。
所以，当万圣节服饰上市时，我们又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下一个秋天。因为在如今的曼联，还谈什么争冠呢？
记者或权威人士坚持要求解雇一名主帅，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建议，但在如今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结论现在是不可抗拒的。
和前任相比，索尔斯克亚的确让曼联变得更好了，但现在的他，已经用光了他身上的几把刷子。
早在夏天，曼联就应该围绕帅位采取行动，但是现在，索尔斯克亚离开的结局，似乎已经无可改变，属于挪威人的丧钟，已经开始了鸣响。
原文作者：Adam Crafton
翻译：快乐新闻头条
文章来源：The Athletic
回归的音乐、远方与田野
来源：经济日报
7月11日，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的星云音乐节落下帷幕。为了听歌手朴树的现场演唱，张月早早订票从杭州赶到上饶。星云音乐节吸引了2万多名乐迷来到这里，其中35%的人和张月一样来自外省。
“景区共900多间客房，700多间被乐迷提前预订。算上600多万元的票务收入，这场音乐节共计为度假区带来了上千万元营收。”鑫邦文旅·葛仙村度假区品牌经理李艳东说，借助有影响力的音乐节和知名乐手，葛仙村打开了品牌推广之路。
诗、音乐、远方与田野，这些元素组成了音乐节。近几年，音乐节已跻身年轻人最喜爱的演出方式之一，也成为地方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文带旅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在万宁举办的‘2021海南·万宁日月湾M_DSK音乐节’，有97%的观众来自外省，粗略测算可以给当地带来2亿元的消费收入。”摩登天空副总裁张翀硕说，拥有十余个音乐节品牌的摩登天空每年会在全国举办三四十场大型音乐会。
张翀硕提供的数据显示，每100元音乐节消费可以带来11倍音乐节之外的消费。此前，摩登天空在北京举办的草莓音乐节，也有76%观众来自北京之外。
张翀硕说，摩登天空举办音乐节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摩登天空为主办方自行投资主办，二是景区投资，三是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参与。
6月12日，长沙举办了草莓音乐节；同一天，江苏溧阳举办了迷笛音乐节；7月，成都将举办2021成都M_DSK音乐节，沈阳将举办千鲸音乐节，贵阳将举办CallOut音乐节……音乐节逐渐摆脱了“小众”“摇滚”的标签。对于乐迷而言，看演出不再是唯一目的；对游客而言，目的地也不再只有景点，而是可以探索更多玩法与可能性。音乐节所展现出的精神价值与社交属性，使之成为年轻人的娱乐高地，在目前的“音乐节 ”形态中，为期2至3天的音乐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北京印主题旅居创想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于浩仍记得，2014年他开始在地产圈推广音乐节时，需要花大量时间介绍音乐节这种形式以及摩登天空这样的头部公司。
“当时，旅游地产需要大量文化内容，但是大家对音乐节又不够了解。”于浩说，如今，音乐节带来了充满朝气的年轻消费群体和巨大客流量，为当地文旅产业赋能。
李艳东说，景区8月份还将举办一场音乐节，举办这两场音乐节的目标很明确：吸引省外游客、打开长三角市场。
线上融
2020年，一种全新的音乐节形式又进入公众视野：线上音乐节。
受疫情影响，摩登天空的草莓音乐节第一次在B站以免费网络直播的方式跟公众见面，并被赋予新的名字：“宅草莓不是音乐节”。
“有‘宅在家里观看/演出草莓音乐节’的意思。当时线下演出集体停摆，我们就想要做点什么，比如组织音乐人走进直播间。这个方案从想法到落地仅花了40多个小时，有70余组明星歌手参与直播演出，持续了5天。”张翀硕表示。
上线40分钟以后，“宅草莓”在线观看人数已过100万，5天观看节目总人次达到567万人次。
这是摩登天空首次大规模将线下演出内容搬至线上。除了草莓的变化之外，网易云音乐也推出“云村卧室音乐节”；首月累计观看人数超1600万，累计观看时长超2198万分钟，累计弹幕互动685万条。
去年国庆假期，一场主题为“Forever Young”的草坪音乐节在海口举办。“我们宣传的方式、所覆盖的平台及覆盖的人群都是针对18岁至28岁的年轻群体。”承办方天台娱乐负责人田腾说，此次音乐节首次以“线上短视频 网红直播 线下音乐节 地方文化特色”的形式，让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对海口有一个更直接、更全面的了解。
音乐节开幕前，十几名达人主播先期抵达海口，采用直播和短视频的形式，打卡海口景点、推介吃喝玩乐。“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和“爱在海口”两个话题的全网总曝光量过亿。
“以前是线下带动线上，现在是线上反哺线下。‘互联网 ’时代的音乐节与传统音乐节最大的不同在于从前期的策划、筹备、预热到演出、收官，全程融入互联网思维，通过营造热点、吸引关注到最终实现流量变现。”田腾说，未来的音乐节应该让用户全程参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演出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影响，增强用户的参与感、体验感和表达欲。
“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摩登天空的现场音乐项目在7月份以前都以线上形式举办，仅在最后几个月在12个城市举办了线下音乐节，但也完成了以往全年30%至40%的计划。”张翀硕说，今年上半年，用户积压已久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摩登天空多场线下音乐节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新名片
乐迷数量明显增长、资本大量进入音乐产业、各地政府将音乐节作为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些新变化，让一度优先选择落户一线城市的音乐节，近年来出现了“小城市 强阵容”的现象。
大麦发布的《2021五一档演出观察》报告指出，“五一”小长假期间，线下专业演出超3800场，其中音乐节消费占比42%，超过剧场演出、演唱会、livehouse等所有形式，排名榜首。报告还提到，今年音乐节呈现出“文带旅”的特点，多场音乐节落地旅游城市，既实现“文带旅”，又帮助新兴音乐品牌下沉。
音乐节起源于欧美。2001年，以歌手崔健作为核心发起人的云南大理雪山音乐节和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学校食堂举办的迷笛音乐节，拉开了国内音乐节发展的序幕。成立于1997年的摩登天空，2007年在海淀公园举办了首届摩登天空音乐节，2009年在通州运河公园举办了首届草莓音乐节。
“音乐人收入从哪里来？最初靠彩铃，然后靠演出，之后靠音乐节。”张翀硕说，2014年歌手张曼玉首演草莓音乐节，带来的关注度让音乐节真正“破圈儿”，草莓音乐节的成功，让市场看到了因盗版难以实现盈利的音乐行业商业化的可能性。
“作为变现平台，你对音乐人的帮助越大，就有越多音乐人跟你签约，你就拥有更多版权，进入良性循环。草莓音乐节的成功，催生了大量的音乐节。”张翀硕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上音乐节推动了音频领域的内容付费，《乐队的夏天》等头部综艺节目助推音乐节成为潮流。
浙江舟山的东海音乐节、杭州的氧气音乐节、云南五百里音乐节……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与音乐节品牌深度绑定，成都与仙人掌音乐节，南京与咪豆音乐节，这些音乐节成为推广城市文化的“活名片”。《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意见》将音乐产业作为增加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城市魅力的重点产业；淄博市与麦田音乐节签订了10年合作计划，不仅限于线下演出本身，更延展至音乐教育等“音乐节 ”新业态。
听音乐喝啤酒、去不同的城市看喜欢的乐手，身边有自己的爱人与朋友，看遍全国的音乐节，成为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然而音乐节带给我们的，远不止音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静)
阿里巴巴的孤独进行时
阿里巴巴一直都很孤独。
19年前，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在做门户，只有阿里巴巴在给中小卖家搭建交易网络，被同行嘲笑没技术含量，是“鼠标 水泥”的脏活儿。15年前，互联网泡沫劫后余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盯住了短信和彩铃，阿里巴巴开始做淘宝，进而又推出支付宝，让普通人把东西卖给普通人，也不被看好。11年前，阿里巴巴B2B业务在香港上市，波澜不惊，股价不好看，也没什么人关注。那会儿中国互联网界普遍高举“web2.0”的伟大旗帜，都等着围观腾讯和百度怎么围绕着这面旗帜争个圣杯的输赢，人人网和开心网红得发紫，360和迅雷被众星捧月。8年前的3Q大战，卷进去了腾讯、360和整个金山系。7年前的搜索新战场让百度和360正式全面交恶——而阿里巴巴，一直在众声喧哗之侧。
可以说，直到2011年，在中国互联网业界大部分骨灰级人士的心中，阿里巴巴都是一个特殊而且挺别扭的存在，你不能忽略它的地位，但它偏安杭州，做的事儿跟大家不一样，气质也跟大家不一样，创始人长得也跟大家不太一样，喜欢论剑谈道，天马行空，不喜欢谈技术和产品，互联网精英们看不懂，也聊不来。
直到2012年“BAT”称谓横空出世，很多中国互联网界的头面人物才终于不得不承认：一路做中小卖家网站、电商和支付起家的阿里巴巴，不仅成了寡头之一，而且你绕不过去，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讨论，不得不研究。
但是，阿里巴巴还是很孤独。它想把支付宝从VIE框架中剥离出来，跟雅虎交恶，中国互联网界一边倒地指责阿里巴巴缺乏“契约精神“。3Q大战之后，腾讯凭微信再度获得中国互联网从用户到舆论场上的支配性地位，2013年上半年，借着春节红包和网约车，微信支付一举拿下了支付宝的大量用户，大多数互联网从业者都觉得阿里遭遇重大挫败，逐渐无法与腾讯抗衡，因为它太虚，不重视产品体验，咎由自取。2013年底，阿里巴巴推出“合伙人制度”，因为“同股不同权”的制度设计与香港交易所发生龃龉，大多数对Google、Facebook甚至百度采取“同股不同权”体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并无异议的中国互联网业内人士，批评阿里巴巴损害了投资者利益。2014年之后，以战略投资京东为标志，腾讯投资了阿里巴巴的几乎所有对手，并在2015年把美团“策反”成阿里最坚定的敌人。业界流行的看法是：腾讯得道，所以多助；阿里失道，所以寡助——将这个看法诠释到极致的，是2017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那场著名饭局：以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同志为核心，腾讯的朋友、也就是阿里的敌人们坐在了一起——这是中国互联网的大半壁江山。而马云形单影只，不在任何饭局的名单上。
现在，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宣布要退休了，这种孤独感更是被舆论推到了极致：“树大招风”、“他怕了”、“民营经济的危险信号”……一个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成了整个民营经济的公共舆论风向标，也成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异数，既是高处不胜寒，也是置于炉火炙烤。
阿里巴巴被误读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普罗大众对阿里巴巴的和“马爸爸”的成功学想象是一种误读，知识界和商界对阿里巴巴“民营企业风向标”的定义是一种误读，而更深的误读，来自阿里巴巴的所在的行业——中国互联网业界对阿里从本能疏离，到被动重视，再到集体质疑，进而到现在的沉默接受，就是因为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阿里巴巴一直是非我族类的“他者”。
随着中国互联网秩序的另一极腾讯在2018年面临的阶段性困境，可能会有更多人试图尝试理解和接近阿里巴巴这个“他者”，但是阿里巴巴的孤独将是持久的——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20年历史上，只有阿里巴巴是“碰巧成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存在，这也是阿里巴巴一系列孤独的根源。
孤独的生意人
社交媒体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段子：马云去酒吧闲坐，结帐的时候刷的是信用卡，而非支付宝。而马云自己也公开说过，他其实不用支付宝。
这个段子在2016年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竞争中显出疲态的那段时间，经常被中国互联网精英拿出来说事儿：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重视产品和用户体验，难怪支付宝做不好，被微信追着打。你看腾讯的小马哥，陪同官员视察腾讯的时候眼睛还紧盯着白板上的产品排期表，人家这才是重视产品，难怪微信和王者荣耀都那么厉害。你再看雷军，一谈起小米的产品来就滔滔不绝。可是阿里和马云呢？每当阿里巴巴推出了一款失败的产品，“阿里不懂产品，马云不懂技术”就会被拿出来鞭打一遍。操作系统YunOS的时候如此，社交工具“来往”如此，支付宝几次蹩脚的改版亦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支付宝被微信追着打了好几年，微信赢了么？
在2018年湖畔大学的一次内部分享上，马云复盘过这件事：“2013年，微信如日中天，我们想搞一下，结果门牙掉了两颗。过了几年到现在看，我们可以说肩并肩了，还不包括蚂蚁和菜鸟。”
的确，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在微信群抢红包，看到付款的二维码会本能地打开微信，支付宝确实因此失掉了一部分城池，这就是马云打比方的掉了的那两颗门牙。但“借呗”弄点零花钱周转，“花呗”分期付个款，余额宝做点小规模定投，芝麻信用分数给房贷、车贷和签证时的信用背书——在过去的两年，这些业务没有因为微信在支付环节的崛起而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强了。只要涉及到消费金融服务领域，腾讯抑或是腾讯扶持下的京东，都不能跟阿里体系下的蚂蚁金服比肩。
微信在“支付”这一个动作上碾压了支付宝，它做好了一款产品的一个功能。而蚂蚁金服依托支付宝，掌握着中国的消费金融服务命脉，它做的不是一款产品，更不是一个功能，而是一个生意，一个把中国人的消费和金融行为数字化的生意。
而“做生意”这件事，其实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精英人物们不太瞧得上的。
在中国互联网的江湖里，一个人如果被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产品经理”，那简直是圣杯之巅的荣耀，比如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和“微信之父”张小龙，都因为“懂产品”而极受推崇，360创始人周鸿祎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技术天才，也是开山立派的地位，比如搜狗的CEO王小川。但假如一个人的标签是“生意人”，大家对他的评价就很暧昧。
而阿里巴巴一开始的愿景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早年的B2B，到淘宝和天猫，再到蚂蚁金服，再到“新零售”的盒马鲜生，从毛孔到血液，都是交易、贸易和生意。别人是搞算法的、写代码的、雕琢产品细节的，您是做生意的和卖货的——在中国互联网江湖的隐性鄙视链上，地位就已经垫底了。
其实自从2014年以来，阿里巴巴在商品算法推荐、云计算、城市大脑、智慧物流、AI应用和生物识别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国内甚至全球相当领先的水准，但只要它被隐藏在了天猫双十一的包裹峰值数据、盒马鲜生的零售货架和蚂蚁金服的信贷理财背后，而不是露在外面的肌肉。那些推崇极客精神和产品导向的中国互联网精英们，就仍觉得阿里巴巴是不是一家真正技术驱动的公司，一句“还是得看创始人的出身”就把它打回原形。
马云不是工程师，更不是产品经理，他的接班人逍遥子（张勇）也不是。这在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当中极其罕见。马化腾、雷军、李彦宏和周鸿祎他们都是能自己撸起袖子写代码改产品文档的，马云不能，他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是科技公司创始人当中的“黑五类”，更何况这位厉害的英语马老师还经常公开地表达他对技术的困惑——2017年5月乌镇的人机围棋大战，柯洁对战AlphaGo落败，当时马云在数博会的机器智能高峰论坛上说了另一番话：“这几天的人机大战比较热闹，我觉得人类是最有意思的动物，在AlphaGo和人类下围棋之前，在网上绝大部分人认为机器肯定会被人搞死掉，打输了以后所有人都认为机器一定会搞死人，我们这么颠来倒去的‘认为’，我并不以为然，尤其中国我们很多公司别再去搞AlphaGo这样的东西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段话一传出，又是业界一番批判。几个月之后，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专攻前沿基础科学，一些技术精英们谨慎悲观。一个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搞前沿基础科学，总是让人觉得缺乏真诚感。
这些定见的背后，是一个中国互联网20年以来被事实上奉为“政治正确”的理念：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必须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技术和产品毫无保留的痴迷与热爱。哪怕这些技术的背后只有一套精美的PPT或是其它圈钱的幌子——乐视和法乐第的创始人贾跃亭以及一众以区块链之名发币割韭菜的“大佬”都在忘我地演绎他们对技术的狂热和对产品的痴迷。
与此同时，一套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逻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应该专注于用先进的技术，研发一款杀手级的产品，满足人们的某一种需求。只要这款产品有了海量的用户，就有了流量，进而就成了平台，商业模式水到渠成。无论腾讯、百度、360、今日头条还是小米，都是靠一款产品起家，进而推出多款产品，获得了国民数量级别的用户，变成了流量入口和平台巨头，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但阿里巴巴的逻辑大相径庭。阿里巴巴从来不标榜“技术至上”（这两年有一些变化），马云觉得AlphaGo“没意义”，这话让技术精英很伤心，很愤怒，也遮蔽了阿里巴巴对前沿科学和技术研发的真实投入——2017年阿里的技术投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高于腾讯的130亿和百度的120亿，阿里在安全、算法和AI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储备也是最多的——但技术和产品，不是阿里的牌坊。
阿里的“套路”是：先定义这是一个什么生意，再看这个生意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哪些技术能实现它。它认为中小企业建网站是个生意，鼠标加水泥就够了。它相信个人卖家的电商时代要来了，就有了淘宝；它希望控制整个的支付环节，就有了支付宝；淘宝假货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知名品牌也接受了电子商务，就有了天猫和双十一；支付宝积累了网购消费的数据，分期付款和信贷能促进人们的电商消费，也能成为独立的生意，就有了借呗和花呗；人们的消费和信贷数据有了历史记录能支持下一步的消费，就有了芝麻信用积分，进而产生了更智能的算法模型；双十一的交易量并发撑坏了服务器，就有了“飞天”计划和后来的阿里云；庞大的网络交易吞吐让包裹川流不息，就有了自建的物流网络菜鸟，背后必须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支持物流更科学的配送。线下的商店和卖场需要被互联网的消费习惯撬动，就有了“新零售”的盒马鲜生和升级版的大润发，就需要靠图像识别、增强现实和动态定位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以“新零售”为例，它是一种新的商业形态，背后是几十款APP，几百家门店，以及多重复合的前沿技术组合——但它首先是必须是个生意。
百度宣称以技术为最高信仰，腾讯宣称“内容”和“连接”是基因，都是技术和产品的话语体系，而阿里巴巴的使命是创造“经济体”——这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阿里巴巴的话语体系不是科技和互联网的，而是商业和生意的。
记得阿里巴巴的首席技术官张剑锋（行癫）曾经感慨，阿里巴巴在商业上的成功掩盖了他技术上的实力和投入。这对他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委屈，但接下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2018年，此刻当下，中国互联网发展来了20多年，正在前所未有地拥抱“产业化”。单一的产品和技术对一家规模化的科技企业来说不再重要，如何用技术和互联网实现某一个产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成了最它们核心的任务——这也就是所谓的“产业互联网”。其实，产业即商业，产业即生意，产业即经济体。腾讯最近调整了组织架构，宣布要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其实，消费何尝不是产业的一部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之间没有楚河汉界，只有“以技术为本”和“以生意为本”的思维差异。
当中国互联网正主动或被动地集体告别“技术原教旨主义”和“产品原教旨主义”的时候，阿里巴巴是不需要告别什么的。
孤独的文化认同
明白了阿里巴巴的话语逻辑是商业而非科技的，也有助于理解备受争议的阿里巴巴文化。
喜欢阿里文化的人觉得它出神入化，讨厌它的人直斥其为洗脑和忽悠。但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众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当中，它属于一种“异质文化”，难以复刻，不可习得。
从形式上，阿里巴巴文化的异质性有很多显露在外、为人熟知的细节：太极、禅文化、员工“花名”、武侠小说元素命名的会议室、从“独孤九剑”到“六脉神剑”的价值观提炼、具有高度话语权的HR“政委”体系，“要做一家102年公司“……这是一套中年男人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趣味，年轻人占多数的互联网从业者可能会产生不适感，这也是阿里巴巴的文化在技术和产品经理的圈子里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但阿里巴巴的确是一家挺“留得住人”的公司。一些人闻阿里文化而逃，怕被洗脑，但很多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被收购的创业公司创始人，都在阿里巴巴扎住了脚。有人说阿里巴巴的文化就是创始人的文化，马云喜好武侠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情有独钟，所以阿里的文化也是这个气质。但他们可能忘了，马云的英语表达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当中最好的，阿里巴巴有数千海外员工和外籍员工，美国西海岸就有5个办公室。阿里巴巴的文化特别容易被标签化，因为任何一个标签都很显眼，但这正是误读的根源。
其实，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构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最不同的地方是：它一点“硅谷执念”都没有。
硅谷一直是中国科技从业者的麦加，“硅谷精神”也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和企业家的情结和迷思。当人们提及一家互联网公司有“硅谷基因”，意思是它在某些地方很像苹果、Google或Facebook，是一种赞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很热衷把自己装扮成一家硅谷企业——大家喜欢把挂在Facebook园区里的标语“Go Big or Go Home”翻译成中文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是挂个海盗旗；学习Google提供免费午餐和健身房，复制“80：20”的时间分配原则，用工作时间搞黑客马拉松；创始人喜欢管自己叫“首席产品经理”和“首席增长官”，坚持每周敲几行代码； CEO和高级管理人员坚持跟员工们一起坐在开放不设隔断的大空间里；开发布会的时候不忘用穿套头衫和牛仔裤的仪式致敬乔布斯；喜欢谈“极客精神”和“黑客之道”。小米创始人雷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专注、极致、口碑、快”互联网七字诀，其实都是硅谷的日常口头禅，雷军也从不讳言，从金山到小米，支持他一路走过来的精神信念，是大学时候看的那本《硅谷之火》。
推崇“硅谷精神”，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文化正确。但当硅谷的那一套让他们觉得麻烦的时候，他们就说“硅谷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多数事上做得其实不那么硅谷：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为了招聘更多的死宅工程师，让漂亮的女性HR和产品经理扮演“程序员安慰师”，这在硅谷是要上法庭的，但中国互联网企业热衷此道。大家在市场竞争上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封杀对手的API接口、恶意举报，买流量掀起口水战，但照样把“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硅谷门神贴在表面上。
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对硅谷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也是表象的。人们习惯认为“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理念是硅谷精神的核心，但这一套放在硅谷之光的苹果，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人们提到黑客精神和极客精神，经常会想到Google和Facebook，但其实Google和Facebook的文化大相径庭。在旧金山两家位置临近的“分享经济”的代表公司——Airbnb和Uber的气质更是由内而外的不同。而硅谷之外的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些硅谷内在的分裂和差异性，而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和想象建构另一个“整体上的硅谷”，也热衷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复制另一个硅谷。
热衷在中国互联网世界想象和建构硅谷的人们更忽略了一点：硅谷既是一种生态建构，更是一种文化建构。硅谷既是科技从业者、大公司、创业公司、VC、孵化器和高校在一起的有机体，也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产物。硅谷精神的内核，与反战、嬉皮士、性别和族群平等、禁欲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50年以来的人类思想实验是一体的——而这是在当代中国难以建构，也学不太像的。
缺乏文化认同的浅表式硅谷模仿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没文化。号称有文化而员工们不相信、不实践，说一套做一套，也是没文化。越学硅谷，就越不像硅谷。20年前就从硅谷回来的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跟两年前刚从硅谷回来的陆奇尝试着共事了一下，很快就散伙了。这背后的冲突本质是文化冲突，两种成色不同的“硅谷文化”之间的冲突。
相比之下，腾讯是有文化的，也深得不少互联网从业者的喜欢，但自从“腾讯没有梦想”之后，连腾讯自己也质疑自己的文化——腾讯的文化症结源自其内在的冲突：一半是有着类硅谷基因的产品经理文化，另一半是有着类华尔街基因的投行和咨询顾问文化，腾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存在是缺失的，也让它看上去“没有梦想”。
而阿里巴巴的文化存在感，就很鲜明而孤独了。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阿里的文化建构来自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不是1960年代的美国西海岸，没有反战、嬉皮士运动、族群平等和禁欲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是：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明的推崇，个性解放，个体对生活不断进阶和获得成功的向往——这是阿里巴巴建构自身文化的根基。
阿里巴巴的文化基因天然不存在太多硅谷的元素，但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深刻，它需要一整套标签和仪式感来呈现这种文化。对公众，它有以“双十一全球购物狂欢节”为标志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乐观主义的文化标签，也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的个人进阶和成功学咒语。对阿里内部，它形成了一套有效率地推动实现其商业目标的运作机制和组织文化，最初设计阿里巴巴组织文化的前任总裁兼COO关明生是香港人，来自GE，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早期的职业经理人，他设计的一整套阿里巴巴的管理机制是现代化的，它背后的伦理和文化只能是现代化的，但在阿里巴巴，这种现代伦理和文化落地的形式感是很中国的：它既包括强烈革命时代色彩的“政委”体系架构和背后的一套革命色彩话语，也包含了太极、禅、武侠和“花名”等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科技界的很多人不喜欢这套文化符号，觉得它与崇尚颠覆、鼓励开放、平等和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必须得承认的是：对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年轻的一代中国人甚至大部分生于中国、受教育在中国和成长在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来说，革命色彩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庙堂化的民间文化元素，是注入在文化基因里的。在人和人的沟通中，文化就是可以通过“意会”而通关的那一部分，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独孤九剑”的认知直觉肯定比“嬉皮士运动”深刻，对“延安精神”的理解也精准于“黑客之道”，这是一个基于文化的事实，也是很多当代中国人自我回避、不愿意承认的文化事实。
因此，阿里巴巴在文化基因上需要中国，不需要硅谷。
越是在美国和硅谷生活过的中国人，越是在多元化的环境下工作过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属性越有真切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来自GE和宝洁的职业经理人，从Facebook、Google和美国高等院校回来的科学家，以及被收购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阿里留下来的原因。反而越是对硅谷有着远距离遥望式崇拜，对自己的文化基因下意识逃避，对“意识形态”有着应激反应式抵触的圈子里的年轻人，对阿里巴巴的这套文化越反感。
阿里巴巴是有意识形态的，但Google也是有意识形态的。Google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技术如何在“不作恶”的原则下重塑世界的信息整合规则，阿里巴巴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推崇全球化的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阿里巴巴意识形态并不是中国庙堂式的和红色革命式的，否则不会产生超级碗式全民狂欢的“天猫双十一”和娱乐至死的内部年会。但革命时代的组织架构和话语体系在能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阿里巴巴实现商业愿景的方面，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而太极、禅和武侠的传统文化的民间元素又消解了革命话语的庄重性和压迫感，包容了个性，让每个人可以做自己，让它变得更像一家科技公司，为它赋予了非正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代科幻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的精神相通就在于此。
选择用武侠和禅意的方式，还是科幻和极客的方式阐释梦想，是一种选择之道，而阿里巴巴的道路是相对孤独的。这当然来自马云的自身文化偏好和底色，但也是一种文化自信。中国互联网公司和它们的创始人普遍缺乏的就是文化自信，学硅谷和跨国公司的皮毛装点自己，最后还是没文化。文化是一家公司的标签，一家没有文化的公司，在走向全球市场的道路上注定是磕绊和艰难的，但一家内核里推崇全球商业文明，表象上呈现中国式文化元素的公司，反倒是一家最全球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最近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话语体系调整，明显朝着“中国化”的方向演进，比如小米，它设立了组织部和参谋部，在故宫开发布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未来可能有更多公司会这么做，但文化底色上的东西，是难以复刻的。
孤独的历史定位
2018年是阿里巴巴微妙的一年。
大环境对它并不差：业界对阿里巴巴质疑少了，“阿里巴巴不如腾讯”的论调没了，美股大跌阿里巴巴的市值也缩水了30%以上，但从财报看，它是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当中唯一收入增长超过50%的，其中与“新零售”相关的业务增长超过340%，应该也是当下中国成长性最好的科技公司。不过马云要退休了，一年为期的交接，退休后从事公益和教育。
人们猜测马云的退休原因，担忧阿里巴巴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为什么退休？阿里巴巴今后是谁的？终于交给国家了？马云退休是民营经济的危险信号？马云自己出来解释了好几次，但解释没有用。
阿里巴巴和马云一向是中国互联网新经济，乃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存在，也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在科技和新经济企业当中，它最有整体社会和经济意义的代表性；在众多民营企业当中，它的存在挑战了颠覆了另一些传统玩家的存在；在整个企业家群体当中，马云会见的不同国家的总统和总理数量最多，把贸易和政治融在了一起，看上去最“政治”，但他又是中国顶级的民营企业家当中罕见没有政治头衔的——既非全国人大代表，也非全国政协委员。对一些敏感议题，比如企业的所有制属性，马云直接回应“阿里巴巴是国家企业”，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不敢，因为这势必引起争议和猜测，事实也果然如此。
有关“阿里巴巴是一家什么企业”和“马云为什么要退休”，其实是一个问题的A面和B面，它涉及到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当中，马云可能是“历史感”最强的一个人。中国大部分技术和产品出身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和企业家，都是活在当下的，当然也有未来的愿景——但愿景不等于历史感，如果它不能超越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甚至更久远广阔的时空而存在的话。
早在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马云就提出“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至少跨越三个世纪。至于102年之后的阿里巴巴什么样？马云肯定不知道。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愿景应该还在——22世纪商业是仍然存在的，但可能云计算、新零售甚至人工智能都不存在了。为自己无法预知的未来制定计划和安排，就是历史感。
而阿里巴巴和马云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形成，发生在2013-2014年。
2013年，马云卸下阿里巴巴CEO一职，交棒给了陆兆禧。同一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合伙人制度”，并计划在香港重新上市，触发了与香港交易所“同股不同权”的理念之争。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当年底，马云在出席杭州市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联席会议时表示：“我们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国家企业’”。
现在看，阿里巴巴未来往哪儿走，马云接下来要做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国家企业”是一个容易引发联想的词汇，尤其是在中国。过去40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分野和争论放大了人们对“国家企业”的联想甚至不安。其实，“国家企业”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马云也解释过：“就像三星是韩国的国家企业、奔驰是德国的国家企业、谷歌和苹果是美国的国家企业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诞生一批能代表中国的年轻人，代表中国的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代表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的国家企业”。
从全球范围看，“国家企业”应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它得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和指标效应，它得能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和竞争力的商业标签，它还得是一家“全球企业”，在海外有商业甚至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布局。中国能成为“国家企业”的公司并不多，阿里巴巴还真的是。
但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企业”也有另一些阿里巴巴尚未完全具备的共性：它们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在它们成立的历史时代具备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经历过多次技术、经济和历史的时代变革，业务发生多次根本转型。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企业”已经都退出了创始人主导公司发展的阶段，取而代之以职业经理人或家族接班人团队管理公司，而且“国家意志”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方向选择，必要的时候会出面干预或施以援手，企业并不能自生自灭和自己决定一切——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韩国的三星、日本的富士通和美国的GE，都是如此。
中国还没有持续历史超过40年的民营企业，"要做一家102的公司”的“国家企业”阿里巴巴，能摆脱诺基亚、爱立信、GE和三星们的历史共性么。
清楚了“国家企业”的历史宿命，你就可以更理解为什么在马云交棒CEO的同时，阿里巴巴推出了“合伙人制度”——它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创始人退休设计的。在创始人淡出日常决策和管理之后，合伙人制度就是阿里巴巴高层管理团队、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平衡仪，合伙人制度的弹性和开放性，能保证阿里巴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运营独立，能实现它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的治理透明，也能落实它作为一个“国家企业”的任务和使命。
作为国家企业，既然它的商业愿景势必与国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融合；既然它得存在至少102年，最终变成一家业务格局与创建伊始面目全非的公司；既然它的创始人早晚得淡出公司的具体经营——类似的事从150年前到现在，在欧洲、美国和东亚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那么作为阿里巴巴，作为马云本人，应该怎么做呢？
对即将大多数精力投身公益和教育事业的马云来说，比尔 盖茨似乎是个非常好的role model，但人们还记得他是微软的创始人，迄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微软是他的。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拉的长久一些，通用电气（GE）作为美国的“国家企业”，已经有139年的历史了，它的创始人叫托马斯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个世界上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大家好像都不认为GE是他的。他被世界记住的，是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另一个身份。
站在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新硅谷20年的历史坐标看，创始人退休是一件极为反常的事；站在以英特尔和苹果为代表的旧硅谷50年的历史坐标看，创始人退休甚至去世，是一个历史规律；站在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以来近200年的商业文明史进程角度看，总有一些企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和某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它被融入了人类的科技史、商业史、国家史和国际交流史，而它的创始人是谁，曾经很重要，后来已经不重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也是孤独的。个人奋斗加上历史进程让它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国家企业”，也让它在只有40年历史的中国商业话语体系尚未做好接受“国家企业”形态的时候，成了被质疑、误读和猜测的靶子。而这种孤独，注定将是更长久的。
题图来源：CNB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