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全面战争秘籍(这三段古代盛世，背后都有强大的高科技)
汉匈全面战争秘籍文章列表:
这三段古代盛世，背后都有强大的高科技
作者：我方要团队张嵚
中秋佳节夜，天宫二号霸气上天，一下惊艳全国。好些天各种热议不断，赞叹声极多，更有惊呼干的漂亮的，当然，也有个别杂音：赞这个干啥？上天和我们生活啥关系？
科学真这么没价值？在有些人眼里确实如此，多大的科学意义，还不如哪个娱乐明星打离婚官司有存在感。但这个问题，香港娱乐电影《黄飞鸿》里，都讲的一针见血：俄国青年指着蒸汽机，冲着满脸蒙圈的武学宗师黄飞鸿一顿骂：“你千万别小看这台蒸汽机，因为它的出现，这个世界很快就有新的贵族，他们的地方将取代现代的皇帝而统治这个世界！”
汉文帝年代的冶铁技术。
冶铁这事，公认中华文明的强大招牌，春秋战国年间，就首创生铁铸造技术，鼓风高炉等设备更全球领先，发展到汉代，更是红红火火。
可汉文帝这时，一个难题也愁人：产量有限。就连最需要铁器的军队，当时也是青铜武器和铁器混搭，好用的铁器，真心产不了那么多。
而此时汉朝，一件大事，却也急等着这冶铁业的技术突破：打匈奴。
晁错给汉文帝的吐槽说：自强也要讲方法，要收拾匈奴，更要发挥自家优势，即“坚甲利刃”，不升级装备，自强免谈。可看看汉朝是当时的冶铁生产水平，这事真难。
这么个难题，是不是要召集全国专家开会，再发动个轰轰烈烈的技术攻关？这还真不是汉文帝风格，人家只是下了个简单命令：纵民冶铁。也就是取消之前国家冶铁业禁令，老百姓有能力造，那就敞开造！
简单一句话，却成了西汉冶铁业，乃至中华冶铁史上，一件出乎意料的催化剂！
西汉冶炼业，技术底子不弱，而且当时休养生息，农业手工业都干劲足，铁器需求也长期旺。这下一放开，立刻似开了铁闸一般，新技术潮水般汹涌起来！
比如西汉炼铁炉，虽说战国时就有，到西汉却成了大家伙，有了高四点五米容积五十立方的超级炼铁炉。各地冶铁场雨后春笋，大的更有上千人阵仗，产量更飙升。直接后果就是铁器价格暴跌，铁价骤然降到铜器的四分之一：产量太高，价值规律。
陈汤深入阿富汗，霸气斩掉匈奴单于人头。事后陈汤更谦虚表示：不单我好更是兵器好，全幅钢铁包裹的汉军，一个收拾三个匈奴兵没问题。
也正是这一系列辉煌战史里，中国冶铁技术也沿丝绸之路，风光传入中亚。唐代的兽医学就知道。
这学科放在今天，无论养宠物还是做养殖，都是身边离不开。放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却是国家离不开：好比今天的核心高科技，事关国计民生。
为什么这意义？看看大唐关键强在哪！大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力样样强，但明代王夫之感慨：唐之所以能张者，皆惟畜牧之盛也。归根结底是畜牧业牛！
孙权到南北朝的梁武帝萧衍，全有类似痛事。忽视这个冷门学科，代价往往这么重。
但要重视，却也更叫难！隋唐以前，兽医们基本都是师父徒弟传帮带，散兵游勇般的存在，但瘟疫却不管你这个，有时还换着花样折腾。兽医传代赶不上瘟疫升级，更是常见现象。
而隋朝一个制度改革，却叫唐朝受益无穷：太仆寺又有兽医员博士一百二十人。这下统一汇总，国家规范培养，强力研发！
这个转型，就成了中国兽医学的转折点，发展到唐代，更是尝到甜头：历代兽医学说得以整理，还有了最早专业兽医著作《安骥集》，人才培养更好似流水线，一茬茬确保不断代。最重要的是，大唐的畜牧业，从此在强大兽医学的框架下，运转完全规范。
朱棣，篡位登基开创盛世，业绩被各种赞，却也不少嘲笑：牛啥？还不是接盘了朱元璋留下的好家当，经得起他折腾。
这话表面看，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确是个国富民强的江山，但细一看，也留了个大麻烦：主动脉不通。主动脉者，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其实元末就断流了。这工程费钱费力技术难题大，闹不好还修出农民起义，如此风险工程，饶是一辈子铁血霸道的朱元璋，也是终没敢碰。明初开国半个世纪，南北基本靠海运，风险大且运输成本高，北方的钱粮供应，也就长期不足。
于是朱棣登基时的大明朝，就好像一个主动脉堵塞的患者，看着很健康，但大事真干不了。要干大事，就得挖。永乐九年，朱棣终于下定决心，现在有钱有人有技术，那就修！工部尚书宋礼挂帅，京杭大运河疏通工程——会通河工程上马。
郭守敬，早留下了修会通河的成功经验，平台智慧都有，依葫芦画瓢准没错！
谁知一开修，却立刻悲催掉坑里：为什么大运河会断流，关键是这会通河的地利是问题，水量本来就少，还是个北高难低的地形，不管怎么挖，哪怕有郭守敬科学家的指导思想，该堵该断照样来。三十万民夫一顿折腾，却是举步维艰。
总指挥宋礼也快绷不住了，修不好这事，朱棣百分百修理他，急的四下查看，突然一位围观老人一句吐槽：这么个地利，你怎么修也白搭。
急的上火的正部级领导，被个普通围观群众吐槽，宋大人会有多生气？半点没生气，反而面容改色，认认真真向老者问计。事实证明，他没问错人，这位吐槽老头，正是明初最杰出水利科学家——白英。
于是，这次邂逅以后，一种完全推翻权威郭守敬思路，甚至开辟人类水利史新风格的雷人工程开始了：既然你地势高，那就把你当一个脊梁，另在边上修堤坝，把周边汶水全引过来，然后在这高地分流两股，顿时水量哗啦啦。断流百年的京杭大运河，就这样漂亮重生了！
因为这次重生，大明顺利迁都到了北京，因为这次重生，解决主动脉问题的大明，才有了万国来朝的风光，济宁临清各城市，一度是中国最繁荣商业城市，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里正是土壤。
清朝一些学者说起这事，有人赞叹白英的强大贡献，也感慨朱棣运气好，要是没遇到白英，这次治水岂不是笑话？
但仔细一看，真不是运气的事：如此重大工程，总指挥宋礼可以不盲信，发现问题立刻叫停。最关键是，被人吐槽了没生气，反而认真学习。关键原因是：他懂这行。本就是专业水利人才，这才慧眼识中白英，从而经典妙笔。
平台智慧都重要，最重要却是：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不专业，多大投入也不成事。不信看中国足球，血泪从来满满。
更多历史解密，请关注微信我们爱历史（ID： his-tory）
中国古代高科技，撑起三段盛世王朝
作者：我方要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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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战术之东西对决
分道扬辘
从第一匹战马出现在战场，到坦克的横空出世取代战马的地位，骑兵已经驰骋沙场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多少凶悍的游牧民族，骁勇的骠骑将军，威武的骑兵军团呼啸而来，扬尘而去，在历史上留下闪耀的光辉，他们将骑兵战术薪火相承，发扬光大，成为今天装甲兵战术的基础。当我们怀着崇仰的心情重新回顾这部马背上的英雄战史时，会发现骑兵战术的发展以地理上的大乌拉尔山、小亚细亚半岛一线为界，呈现出两种风格迥异模式，他们就是东西方文明各以为豪的轻骑兵和重骑兵。
轻骑兵和重骑兵，是骑兵战术发展过程中两个主要的分支，仔细研究会发现从时间概念上看，两种战术的发展经历了同源而起、分道扬镳、殊途同归3个过程。所谓“同源而起”是指，无论是东方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中东地区的亚述骑兵，还是西方的希腊骑兵，骑兵用于战争之初都只是辅助作用，主要武器就是弓矢、标枪，战马只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和投射武器的平台，骑兵战术也仅限于主要用于侦察、警戒、偷袭，不存在轻骑兵和重骑兵之分；而“分道扬镳”则是，东西方的轻骑兵和重骑兵走上了不同的战术发展道路；所谓“殊途同归”就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机枪和坦克大量运用于战场，无论轻骑兵还是重骑兵，都面临着血肉之驱和钢铁弹雨较量的尴尬，无奈地退出战争舞台，其作用又一次回归到边防警戒、礼仪巡逻上。
骑兵消亡于战场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机械化战争取代冷兵器战争的必然结果，是所有战术发展的一般模式，并不足为奇，但同源而起的骑兵战术，却因为战术文化和地理空间以及马种和兵器技术发展的不同，而产生轻重相异的两种战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纵观古今中外数千年战争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战争方式。东西方文化受地理、历史原因影响，自成体系、独立发展，虽不断有相互交流，但依旧特色鲜明，所以在各自文化孕育下的骑兵战术，必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和所有战术发展的动因一样，骑兵战术分道扬镳的动因，也是因为技术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马镫的发明，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发明，是它让骑兵在马背上终于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撬起地球，何况给剽悍的骑兵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使骑兵有了借力之处，它给骑兵的机动性和突击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骑兵终于解放了时时紧夹的双腿，大大降低了骑手的疲劳，骑兵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更远距离的机动；另一方面，它让骑手支撑厚重的铠甲和锋利的长矛，从而透过矛头把马匹在冲锋时的全部力量传送出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这两大变化让无足轻重的骑兵，一举成为战阵上的主战兵种。
分析这一次技术上的突破，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文化，技术对战术的带动作用是一致的，但随后对这种带动的理解却是不同的。面对这场骑兵技术革命，东西方文化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成分：东方长于思辨，善以迂回手段实现意图，所以东方战术文化一向关注战斗中的机动要素，始终强调以灵活的机动实现巧妙的战法，战术中更多地运用迂回、穿插、奔袭等手段，因此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东方文化看中马镫对骑兵机动性的影响，从此骑兵们轻装上阵，不断演绎着“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的奔袭神话；而西方文化重实证，长于分析，喜欢以更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思维反映在西方战术文化上，就是注重力量和防护因素，强调以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击溃对手，战术中主要以方阵冲锋为主，因此，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更看中马镫对骑兵突击力的影响，从此骑士的装备越来越重，唐•吉诃德式的冲锋，在欧洲大地此起彼伏。
文化的差异让轻重骑兵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样还是文化的差异，让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东方文化讲究中庸、含蓄，这就使得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不会走向极至，骑兵战术在东方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现象，即使在骑兵最辉煌的时代，也没让步兵完全退出战场，始终强调多兵种配合。东方的轻骑兵并非不穿盔戴甲，只是没有也不可能向着重甲方向发展，而对防护装备的改进从没有停止过，但历代兵家的注意力都在战术运用上；而西方文化重张扬，使得骑兵战斗往往以一种炫耀骑术的比武方式进行，而骑兵的兴起也是以淘汰步兵为代价，对防护要素的重视使得西方骑兵对铠甲的发展到了极限，今天西方坦克的发展，某种程度也可以看作骑兵发展的后续，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贯穿于任何战争形态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任何战术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地理环境独立发展，所以轻骑兵和重骑兵战术的发展，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你打开欧亚大陆的地图时，就会发现：如果以大乌拉尔山、小亚细亚半岛一线为界，我们所谓的东方民族占据着广阔的幅员，几个主要的东方民族所控制的地域都能和今天的整个欧洲相比，这种格局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如此辽阔的土地使得发生在其中的战争，具备了较大的作战纵深，这就使得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能够组织较大规模和较长时间的战争，对骑兵而言，为其机动性提供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空间。
骑兵的机动性与战场空间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骑兵的机动性在战略、战役层次的作用要远比战术层次大，无论是霍去病战匈奴的夏季攻势，还是李靖灭突厥的三千轻骑，都是在战役范围内实施几千公里的机动，而真正在战场上战术范围的骑兵机动，不过是将步兵的正抗侧击战术复制到了马上，这只能叫速度优势，根本不能称之为机动优势。有如此广阔的土地，自然会孕育出无数“日行千里夜八百”的飞将军。骑兵长途机动，成为东方民族最惯用的战术手段，所以在中国古代每一个北方民族的共同革命理想就是“饮马长江”，而每个中原王朝的一贯斗争纲领就是“封狼居胥”，从地图上一量算，不管是去“喝水”还是去“立碑”，单程至少一千公里，而要让骑兵狂奔千里，最重要的是要让骑兵减负。
而在西方，也就是今天的欧洲大陆，这种情况正好相反。欧洲为小国林立，中古时代更是如此，建个城堡就能当国王，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引起冲突，所以无论是战场、参战人数、国家规模、战争持续时间，都远比东方小得多，而更多的作战是面对面的决斗，多余的战场机动很可能出界，牵扯第三国的麻烦，这一切都抵消了骑兵的机动优势，却使得骑兵突击力的地位日益显现。在战术层面，冲击力远比机动性重要得多，所以西方骑兵为了在最后的决斗中取得胜利，只得不断地增加铠甲和武器，以期在致命一击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讲骑兵就不能不谈马，马种的特点与骑兵战术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东西方骑兵呈现轻重之分的一个原因。尽管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民族最早对马匹进行驯化，但自然条件赋予我们的马种却不是最优秀的，这一点好像是上天注定的，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关系不大。在中国古代主要的马种是蒙古马，祖先是匈奴马，其身高大多在1.3米以下，体形偏小，属于轻型马，耐力强而爆发力不足。蒙古马适合长途机动，蒙古骑兵就赖于此横扫欧亚，但蒙古马矮小的体形和“慢热”的特点，在战场上冲击力明显受限，如果再驮上重甲骑士，劣势就更为明显，所以历史上骑乘蒙古马的军队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轻骑兵的机动战术。
当年汉武大帝也看到这一问题，曾两度出兵向大宛索要“汗血宝马”，也就是今天还奔跑在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这种马体高1.5米左右，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在平地上跑1000米仅需要1分07秒，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但因长期封闭蒙古马系的遗传过于稳定，这种良马对中国马种未产生影响。倒是处于东西方结合部的阿拉伯地区，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兵坐骑——阿拉伯马，这种马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堪称马中极品，完全具备发展重骑兵的条件，但古代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因此走上重甲骑兵的道路，因为仅以马匹的质量还不足以决定骑兵战术发展走向的全部。
而以欧洲为主的西方马属于重型马，身高体壮，冲击力极强，非常适合做重甲骑士的坐骑，而且在古代欧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热衷对马的品种培育，建立了完整的培育谱系，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使得马匹在质量上不断提高，今天闻名世界的英国纯血马，就是成功引进阿拉伯马的结果，今天我们能看到所有的马术表演中名贵马种，都是欧洲血统，正是这些优良的马种为西方重骑兵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重骑兵在东方没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东方民族杀伤兵器的发展有关。综观军事史，武器装备总是在对抗中发展的，“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矛”的进一步发展。就和今天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一样。以中国为首的东方骑兵，也曾大量装备重甲，特别是中国南北朝时期，重骑兵被称为甲骑具装，因为其优异的防护性能在中原战场大量使用，但随之而来的攻击性武器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还是在南北朝，著名冶金家綦毋怀文，对炼钢工艺进行了重大改进和完善，更为实用的“灌钢法”和多种介质的“淬火法”开始普及，而这项技术欧洲人到了17世纪才开始掌握。在如此高水平的冶炼技术支撑下，攻击性武器的性能成几何倍增长，据史料记载：使用“灌钢法”锻造的钢刀，已经能一下子斩断“铁甲30札”。此外，东方民族的弓弩技术进一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就有用车载、用牛拉、用铁锤发射的“万钧神弩”，发射几米长的箭，一发能贯穿多名骑兵，刘裕著名的“却月阵”就以此大破鲜卑骑兵，到了唐代这些弩炮进一步被改进，居然一次可以同时发射6-7枚箭，而蒙古人的复合弓力量之大，能借助马的速度将骨制箭头射穿铁制铠甲！
在东方骑兵出现重骑兵发展倾向的时期，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增长，这些都对重甲骑兵赖以防御的铠甲产生了巨大威胁。在军事史上，当杀伤兵器的威力显著超过防护装备时，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设法加强防护装备，中国后来的几支骑兵也进行过尝试，像“铁浮屠”和“拐子马”，但最终没成什么气候，另一种则是既然横竖都防不住，索性取消防护装备，以减轻负重，提高机动性，东方骑兵最终走上了这条路。而西方骑兵，却一直没有有效的对付重甲的攻击性武器，直到英国长弓手的出现，才让嚣张的法兰西重骑兵尝到了苦头。
TOP2：兵贵神速的轻骑兵战术
长途奔袭，达成作战突然性
在战役范围实施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是轻骑兵最经典的战术，也是轻骑兵发挥优势最好的舞台。历代轻骑兵战术专家们对此极为推崇，上千里的长途奔袭、大纵深的穿插迂回战例不绝于史。东方兵圣孙子反复强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侦察手段和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冷兵器战场，轻骑兵是最快的机动力量，是实现战役突然性的重要手段。利用轻骑兵长途机动达成突然性，能够彻底打乱对手的作战部署，迅速改变战场态势，中国古代的轻骑兵奔袭战术，成就了无数不可思议的战例。
首开轻骑兵长途奔袭经典的，是名震古今的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5年，刘邦趁项羽攻打齐国之际，集结联军56万，攻占项羽都城彭城（今徐州）。这时，正在山东作战的项羽留下主力，自带3万轻骑从今山东曲阜一路南下，越过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并在已经达成战役突然性的情况下，战术灵感突然迸发，一贯猛冲猛打的项羽没有急于率军掩杀，而是绕开刘邦大军，迂回了一个大弯到达彭地西郊的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这就意味着3万骑兵从汉军翼侧做横向运动，一直绕到汉军后侧，并于集结后不久即向汉军后侧发动攻击。此时，刘邦大军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根本没有防范，项羽最大限度地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此时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兵力优势大打折扣，项羽从早晨发起攻击至中午就大破汉军，将汉军压迫于谷、泗、睢水地区，汉军溃败，而追击更是轻骑兵的拿手好戏，此役汉军被歼十余万人，项羽收复彭城。彭城之战，项羽以3万骑兵对阵刘邦56万步兵取得胜利，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轻骑兵机动战术的巨大作战潜能，后人每读史至此都觉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过是轻骑兵驰骋疆场的发轫之作，此类战役由此层出不穷。
项羽的轻骑兵从山东连夜奔袭江苏，两地相距不过300余公里，并不能完全彰显轻骑兵无以伦比的机动性，随着轻骑兵战术的不断发展，这种遗憾很快就消失了。长达百年的汉匈战争，培养了数不清的骑兵良将，和匈奴骑兵长年作战，使得汉军骑兵也深谙奔袭之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少年英雄霍去病的河西之战。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对匈奴展开夏季攻势，霍去病率领严格挑选的精骑，开始了汉族骑兵历史性的长途机动，注意霍去病的机动路线：自灵武（今宁夏银川北）渡河，先是翻越贺兰山，而后又“涉钩箸、济居延”，即穿过浚稽山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绕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而转向南，沿弱水行军，通过小月氏地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余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独立作战的霍去病毅然指挥部队向匈奴军的侧背后发动攻击，如此的长途奔袭是任何对手都猝不及防的，以轻骑立国的匈奴也不例外，很快就一败涂地。看今天的中国地图你会发现，霍去病的这条路线至今都没能修上公路，可见当年大汉轻骑兵为了达成突然性，实施了多大规模和难度的战役迂回，这一次，轻骑兵的长途机动战术被彰显无余。
到了唐代，轻骑兵战术发展到了顶峰，长途奔袭几乎成了每战必用的战法。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3000轻骑兵“夜袭定襄”，大败突厥，而后又率大军分进合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复制了霍去病的河西之战，剿灭吐谷浑。最为经典的是灭高昌之战（高昌位于今天的新疆吐鲁番附近），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自以为“天高皇帝远”，经常玩“墙头草”的游戏。当时唐疆离高昌有7000里之遥，其中戈壁沙滩约占2000里，路上没有水草，这在冷兵器时代似乎是不可逾越的距离。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轻骑数万，横越7000余里，突然兵临高昌城下，听到这个消息高昌王麴文泰居然“一骇而亡”，唐军轻骑兵的奔袭能力可见一斑。
广泛机动，进退自如
如果说轻骑兵长途奔袭是为了达成作战突然性的话，那么轻骑兵战术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进退自如，轻骑兵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性。这一点东方的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高明许多，强大的秦始皇之所以耗费万千财力、身负千古骂名也要修筑万里长城，很大原因就是对匈奴轻骑兵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能胜则战、不胜则散的战术特点无可奈何，任你有千军万马，始终被对手调动得疲惫不堪。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战部署的翼侧总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因为任何军队都是靠正面实施攻击，双方都力图避开对方的正面而寻求其翼侧实施攻击，所以“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思想颇有市场，而轻骑兵无异是那个时代最有效的奇兵。
在轻骑兵战术非常盛行的唐初，利用轻骑兵实施翼侧包抄、迂回断后的战例很多。公元618年，军阀薛举率大军侵入安定郡（今甘肃泾川一带），向唐军挑战，李世民率4万唐军实施反击，双方主力在高坡（今天的陕西长武以北）遭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双方刚一接战，薛举即派出一支精锐轻骑兵，快速绕到唐军后方发动进攻。唐军没有料到大批敌军骑兵会忽然出现在自己身后，毫无防备之下便遭到猛烈冲击，众军大溃，唐军死者十之五六。李世民连夜收拾残军，逃回长安。这场战役也是李世民一生少有的败绩，但历史很快让唐军挽回了面子。胜利后的薛举暴病而亡，其部队撤退。但不知道见好就收的薛举之子薛仁果，几个月后就卷土重来，李世民再次率军与其会战于浅水原地区。这次战役中，唐军没有首先出战，只和对方进行相持，两个月后，李世民根据对手急于寻战的心理，命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在高 城南的浅水原上扎营，做出攻击姿态，将对手注意力吸引到浅水原以东地区，薛仁果一见唐军出战集中全军精锐轮番攻击，一度险将唐军大营攻破，看来诱敌也不是个轻松活儿。此时，李世民命令大将庞玉率领轻骑兵迂回至敌军南侧实施翼侧攻击，薛仁果迅速调动所属轻骑兵，向南推进，牢牢封住唐军南线的攻击，庞玉竟也险些没抗住，看来不是每次翼侧包抄都能得手，如果李世民的部署仅此而已，恐怕还是难逃败绩，但高明的将领从不复制而是突破，在战役到双方相持的关键时刻，李世民突然亲率2000骑兵主力，从高 城中杀出，此时的薛仁果先是被梁实吸引至东侧，继而被庞玉吸引至南侧，原本正面对向高 城池的队形已经被调动的面目全非，而且一步步形成背对城门的态势，李世民的精锐轻骑从后方一参战，整个战场局面顿时逆转，薛仁果三面受敌，迅速溃退，战果自不必多说。
轻骑兵的广泛机动，不仅能有效夺取战场上战术范围内的主动权，如果运用得当，还能在更广阔的战役范围夺取主动权。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骑兵，是历代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对轻骑兵战术的理解和运用，都达到了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程度，在广泛机动、夺取战役主动权上更是杰作频出，其中征灭花剌子模战役堪称极品。
公元1218年，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西夏和朝鲜并迫使金求和，成吉思汗的目光开始转向中亚，夺取古丝绸之路，西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刚刚建国的花刺子模，这是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国家，同样有一支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为了征服花剌子模，成吉思汗动用了12万蒙古骑兵，而花剌子模则动员了近20万部队，两支都曾在蒙古高原创造过辉煌的轻骑兵部队相遇了。
花剌子模的国王穆罕默德，没有集中兵力实施机动防御或是主动出击，而是决定在锡尔河一带保持守势。他不顾善战的儿子扎兰丁的反对，把兵力分散在沿河800公里的各个城堡里，这一举动给了成吉思汗天才表现的机会，为机动性极强的蒙古轻骑搭好了舞台。1219年春，蒙古大将术赤带领3万人入侵药杀水北段地区。1220年1月，哲别率2万人突然穿过埋在深雪中的泰莱克要塞，向药杀水南段的浩罕进军，并直接威胁了穆罕默德的右翼和他的2个实力中心：首都萨马尔干和西边的博卡拉。在蒙古人一南一北的攻势面前，穆罕默德第一次判断失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药杀水南段。他加强了这一区域的防守力量，但是成吉思汗率察合台3万和本部4万骑兵在术赤攻击的北段加入战斗，这3部蒙古骑兵共计10万人，于1220年2月到达药杀水北段，轻松夺取了兀塔赤尔，第一阶段战役结束，花剌子模的防线被成功撕开。
在攻下兀塔赤尔后，术赤和察合台的部队开始向南方挺进，同时在药杀水南段攻击的哲别开始向北前进，这些举动使穆罕默德的注意力被牢牢固定在药杀水防线上，他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派到了那里，几百年后的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说过：“战场上谁能在最后时刻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谁将取得胜利”。由此看来穆罕默德的做法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这还没到最后时刻。穆罕默德的第二个错误发生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成吉思汗没有和这些王子们一起行动，而是神秘消失了，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消失往往都是可怕的。成吉思汗的部队离开了战场北上，攻陷了一座土库曼城市扎尔努克。因为这条路可以沿绿洲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于是，成吉思汗和他的4万轻骑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了沙漠，在1220年4月突然出现在博卡拉，穆罕默德军队的大后方。一举破坏了穆罕默德的整个防线，切断了他和西方各省的联系；这时4支蒙古骑兵改变了攻击方向，同时向萨马尔干挺进，并成功会师，10余万蒙古骑兵将这座城市围了个水泄不通，之后进城大开杀戒！
精于骑射，避免胶着
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几支轻骑兵部队，无一不是靠精湛的骑射功夫横扫天下的，特别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更将这一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据史书记载，西汉初有一汉军的巡逻队与3名匈奴射雕者遭遇后，双方二话不说都开弓放箭，但一通对射之后，数十人的汉军巡逻队只回去几个报信的，而匈奴不折一人。据说，最后还是那个“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李广，亲自出马才把他们射伤俘获。而到了满清立国之初，游牧民族的这种传统丝毫没有丢失。据记载，当时在辽东作战阵亡的明军，无一不是浑身中满箭矢，怪不得当时明军哀叹：“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轻骑兵注重骑射是和其自身装备有着密切关系的。由于没有重甲防护，一旦与对手进入胶着状态，轻骑兵就失去了灵活的机动性，不得不与对手近战肉搏，静止的骑兵搏斗是轻骑兵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此时，如果和另一支骑兵近战，胜负就要看个人素质了，人高、马大、甲厚、刀快的一方自然占优，这明显不是轻骑兵的特长，轻骑兵取胜从来不是靠单挑；如果是和一支步兵近战，那无异于以已之短攻敌之长了。历史上不管名声多大的轻骑兵，都在力避与敌胶着。
而对轻骑兵教训最深的还是——蒙古骑兵在艾因•贾鲁战役中的失败。1253年，蒙古的西征大军在旭烈兀的统帅下，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波斯和两河流域，几年间就将整个伊斯兰世界击垮。1260年，蒙古骑兵开始进攻叙利亚，埃及的马木留克政权应叙利亚王纳塞尔的请求，由苏丹忽秃思率领近5万马木留克骑兵和其他穆斯林军队，作挽救伊斯兰教最后之努力。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的意思。从公元9世纪起，阿巴斯帝国的哈里发就开始从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购买奴隶，从小进行严格训练后组建成骑兵部队，成为哈里发直接指挥的一支精锐部队。后来，这种做法被阿拉伯其他各国的苏丹所效仿，纷纷组建自己的马木留克部队。马木留克骑兵的终身训练制度，使得他们军事技能极其娴熟，他们佩戴精钢打造的头盔，身披钢丝密织而成的锁子甲，武器装备包括一张强弓，一支长矛，一柄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和一面盾牌，而坐骑均是世界闻名的阿拉伯纯种马，身高腿长，冲刺速度极其惊人。马木留克骑兵长期和欧洲的十字军作战，使得他们的骑兵装备要远优于其他东方民族。
此时的蒙古骑兵，是旭烈兀麾下头号悍将怯的不花率领的2万多横扫阿拉伯世界的精锐骑兵。1260年9月3日，马木留克骑兵和蒙古骑兵在今天巴勒斯坦那布卢斯附近的艾因•贾鲁平原相遇。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蒙古骑兵，根本没将这支与众不同的骑兵放在眼里，蒙古骑兵主动发起攻击，两支都精于骑射的骑兵交战，密集的箭雨互射是不可缺少的，蒙古骑兵集中兵力向马木留克骑兵的两翼实施主攻，并很快得手，处于守势的马木留克骑兵开始出现溃败的迹象，但在这关键时刻，埃及的统帅忽秃思似乎得到真主安拉的保佑，突然奋起神威，挥舞着大马士革钢刀带领马木留克骑兵，冲进蒙古骑兵的队形中，展开贴身近战，这是蒙古人意料之外的情况。受到主帅鼓舞的马木留克骑兵，迅速恢复平静，开始展示精湛的格斗技巧。
在近战中，蒙古人引以为豪的骑射根本无法发挥，而单兵格斗又是马木留克骑兵的独门秘技，几百年后的拿破仑还在日记中提到这一点。一代天骄们，终于遭遇了他们西征以来最难应付的敌人，在大马士革钢刀和阿拉伯马面前，蒙古人的弯刀和矮马相形见绌，马木留克骑兵的兵力优势和单兵格斗优势渐渐显现出来，经过一天的血战，蒙古骑兵败下阵来，由于蒙古主帅怯的不花高傲地拒绝了主动撤退的建议，使得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这是蒙古人西征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伊斯兰世界得以存世的关键一役，被西方历史学家评价为历史转折点。蒙古骑兵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无奈之中选择并不擅长的贴身近战，无疑是其覆灭的根本原因。
TOP3：势如破竹的重骑兵战术
重骑兵是相对轻骑兵而言的,我们所讲的重骑兵主要是指骑手和战马都覆盖以重甲,以冲击方式作战的骑兵.而这种概念的形成,是受西方中世纪重骑兵的影响.实际上,东方民族也拥有重骑兵.中国的重骑兵最早出现在三国,当时初步使用马铠,如官渡之战中,袁绍已拥有马铠300具;曹操与马超大战于潼关时,拥有铁骑5000,"精光耀日".而十六国北朝时期,则是中国重甲骑兵全面发展的关键阶段,当时马铠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唐朝以后轻骑兵战术的兴起,使得中国重骑兵很快消亡,在战术上远没有西方重骑兵辉煌,所以在研究重骑兵战术时,我们把注意力较多地关注到了西方.由于轻重骑兵分别发挥着骑兵的机动性和突击力两种优势,因此在战术运用上有着较大差异.对于重骑兵来说,具体的战术运用不如轻骑兵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集团冲击
战斗队形是军队根据战斗任务和自身实际,有针对性组合的各种力量,实现最大战斗效能的方法,即使在今天的战场上,战斗队形问题依旧是指挥员重点考虑的内容.在冷兵器战场,由于冷兵器的杀伤范围有限,靠严格纪律排列的战阵.成为战斗队形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组成的各种队形能充分发挥兵器的特点,实现攻防结合,优势互补,因此在火器大量运用于战场之前,密集战阵一直为世界各个军队所广泛使用.东西方世界分别产生了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战阵,西方的战阵有罗马方阵,马其顿方阵等;而中国的战阵被评书演员精彩的总结为: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连环阵,九宫八卦阵,十面埋伏阵等等.这些都说明战阵的普及.面对这些刀山剑林般的阵形,如何破阵成为作战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许多反映古代战争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对阵双方互相冲击,都试图破坏对方的阵形,而靠冲击力来破坏阵形的方式,为重骑兵的作用发挥提供了平台.由于骑兵对徒步作战的步兵而言,有着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对于静止的一方拥有高速冲击产生的强大动能;因此在冲击对方战阵时能发挥出其他兵种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重骑兵战术从登上战争舞台开始就是以冲击作为最主要的战术手段.
物理学中的动能公式告诉我们,要提高物体的动能,就必须在速度和质量上下功夫.对于重骑兵而言,战马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想靠提高动能来增加冲击力就只能在质量上下功夫.对于骑兵个人来说,增加质量的方法就是增加铠甲,这样既能提高冲击力,又能增强防御力,可谓一举两得,而起重骑兵也正式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但相对于骑兵整体而言,增加质量的方法就是增加骑兵的数量,一个庞大的重骑兵阵所产生的冲击力,决不亚于今天的装甲集群.于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重骑兵集团冲击的战术手段惊人的相似.中国的"甲骑具装","铁浮屠"等,都是追求以强大的冲击力来击垮对手,到了宋代,金国的重骑兵部队"拐子马"为了增加重骑兵集团的冲击力,甚至将重骑兵以铁索相连;而在西方,对重骑兵的冲击力的重视远远大于其机动性.因此,其重骑兵战术最大特点就在于聚力.骑兵作战和步兵一样,双方排列整齐的阵形互相冲击,为了体现这一简单的战法,保持宽大阵形的整齐对于重骑兵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在轻骑兵的战术中是及其罕见的.
重骑兵集团冲击战术,是一支军队形成强大的首次突击力的关键.通常情况下,进攻的一方都是通过重骑兵的集团冲击直接撕开对方的第一二道防御阵形,为后续部队加入战斗提供条件.早在公元8世纪,加洛林王朝的重骑兵部队就开始运用骑兵集团冲击的战术.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查理大帝组建了以重骑兵为核心的加洛林军队,在历次战斗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加洛林骑兵是有记载以来最早运用重骑兵冲击的部队，而其冲击的经典动作就是平握长枪，利用战马的速度赋予长枪极强的冲击力，给对手造成极大的杀伤。具体的战术是：三四排重骑兵同时向敌人发起冲击，当敌人坚固的防守队形阻止了骑兵冲击时，骑兵就可以分散兵转向侧面，再在其他骑兵阵线后方集结，转而由下一轮冲击阵线进行攻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固定的敌人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连续的消耗效果。在拿破仑以前，横队是一切骑兵冲锋通用的基本形式。在整个8世纪，仅在一种场合，即在必须突破敌人包围时，骑兵才排成纵队冲锋。到了12世纪后期之后，平握长枪进行连续冲击逐渐成了西方重骑兵的主要战术，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骑兵手中的长枪变成了长达三四米长的像大铅笔一样的东西，专门用来冲击。在接敌前一直是垂直向上的，快接近地方阵线时，开始平举，迅速刺向对方士兵，并迅速脱手，因为巨大的冲击力不但能击倒对方，还能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其实，我们今天对这件武器应该非常熟悉，无论是小时候看的《堂吉诃德》还是后来看到的《勇敢的心》，都有相关的场景。到了十三，十四世纪后，骑兵板甲的迅速发展，使得重骑兵成了名副其实的人体坦克，冲击能力达到巅峰，所以当时欧洲各国军队都将重骑兵集团冲击作为主要战术.各国军队的操典对冲击时的骑兵行动方法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横队尽可能以慢步开始前进，然后转为快步，距离敌人300米左右是转为轻跑步，并逐渐加快前进速度，转为快跑，距敌二三十米时则全速前进。
重骑兵集团冲击除了真到真枪的干，还有强大的二次效应，那就是给对手心理上的巨大震撼。在公园1066年的黑斯廷会战中，威廉为了改变仰攻不利的局面，采取佯攻诱敌的方法，使哈罗德率领的英格兰步兵脱离既设阵地，诱至山谷平地时，威廉率领的诺曼重装骑兵突然发动反击，集团冲击所产生的噪音加上视觉效果，使阵型散乱的英格兰步兵彻底崩溃，根本没有做任何抵抗就遭践踏之灾。重骑兵集团冲击产生的震撼效果，一度成为西方重骑兵制胜的法宝，以至于到后来，战场上甚至出现了重装骑兵集团冲击来恐吓对手的战术，重骑兵冲击战术的目的都不在于与敌人直接对抗，而是使这些士兵从战场上逃跑。重骑兵往往在作战初期集中力量向对手发动冲击，如果对手训练水平不高，战场纪律松散，极可能被这样排山倒海的阵势吓倒，从而发生溃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阵型就会混乱，对手的重装骑兵及其后续部队就会借此冲入阵中。如果对手顶住这轮冲击，重骑兵往往会停止攻击，撤回本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西方特有的社会情况关系紧密。在重骑兵战术极其盛行的西方，骑兵的出现是以淘汰步兵为代价的，这里说的“淘汰”并不是指步兵这一兵种的消亡，而是指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里，骑兵被认为是军队的主力，只有有身份的贵族市民才比较有可能成为骑兵，因而骑兵保持着极高的荣誉感和严明的纪律，加之精良的装备，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此时的步兵已经沦为辅助兵种，都是由破产的农民喝社会低层人员临时组建，装备简陋，纪律涣散，不少步兵是以获取佣金为主要目的，因而战斗力低下，以至于恩格斯说：西方重骑兵之所以能在中世纪称雄，并不是因为骑兵战术自身有多大优势，而是由于步兵的素质低劣，所以各个国王都愿意花重金雇养骑兵，而不愿意在平时建立大量的常备步兵。由于步兵很难在战场上经得住重骑兵的恐吓，所以在中世纪的西方，重装骑兵可以单纯依靠冲击战胜步兵，除非遇上一支像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那样强悍的步兵。
捉对厮杀
与轻骑兵注重骑射的单兵技能不同的是，重骑兵在单兵技能上更加重视近战格斗。特别是在崇尚靠力量取胜的西方社会，对弓和弩有种畏惧心理和抵制情绪，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公会上，教皇英诺森二世甚至宣布弩为该诅咒之物，而禁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所以在中世纪的西方重骑兵身上，很少有弓弩这样的装备，除了前面提到的那支长枪，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长剑或者战斧等等，当重骑兵完成集团冲击后，会主动放弃手中的长枪，拿出自己的近战兵器开始格斗。由于对步兵的蔑视，重骑兵通常会寻找对方的骑兵互相搏斗，不仅如此，在荣誉干的驱使下，他们还会尽可能的寻找与自己爵位相同骑兵捉对厮杀。
东方民族很难理解西方重骑兵的这种奇怪战术，除了文化差异之外，还与确实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骑士制度背景有关。骑士制度源于中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王国，后逐渐推行到欧洲各国。到了12世纪，骑兵制度已经遍布整个欧洲，这种制度是从军事活动开始，后来衍生到社会各个层面，总的来讲就是讲骑士作为一种爵位和身份的象征，荣誉感将伴随其一生，对于一名真正的骑士来说，战争胜负和个人生命无关紧要，自己骑士的荣誉才是最终的追求。于是，骑士就具备了很多令人称颂的美德：作为武士，他们忠诚；作为信徒，他们谦恭；作为男人，他们纯洁；作为贵族，他们有同情心。在西方，骑士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荣耀和浪漫的象征。骑士制度则成为西方的伦理标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时至今日，英国仍然设有骑士头衔，凡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便有可能得到女王的授勋。总之，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直接影响了西方重骑兵战术，使得两名骑士间的格斗成为骑兵战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中世纪的许多骑兵会战，在我们眼里就是一连串单挑的组合。
据记载，在重骑兵战术盛行的法国，一名骑士的合格考试之一就是身上没有任何护甲，然后空手与野猪搏斗，能够把野猪干掉的话，才能通过。按照这个标准，没有几个东方轻骑兵有资格穿戴这幅重甲，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拉伯骑兵极力避免与十字军骑士近战的根本原因。由于对单兵格斗技能近乎疯狂的追求，使得西方重骑兵在没有战事时，通过大量的竞赛来保持战斗技能，这种竞赛后来发展成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争取荣誉，解决纠纷甚至吸引异性的重要手段。在竞赛时，被障碍隔开的两名骑士将骑马手持长矛冲向对方，与对方的甲胄，盾牌或头盔接触就可以得分，如果打坏了长矛，让观众愉悦就可以加分。当然，竞赛时所用的长矛和武器都是经过护具保护的，但是为了争取荣誉，双方在格斗时并没有中国武侠小说中“点到为止”的说法，因此伤亡大量出现。其中最著名的要属1559年7月1日，法国的亨利二世在庆祝爱女结婚的典礼上与蒙哥马利伯爵举行比武，伯爵枪头上的护套突然脱落，这位国王被刺穿了大脑。这可能是整个中世纪骑兵竞赛挂掉的最高职位的骑士。
TOP4：东西对决
轻骑兵，重骑兵作为骑兵术史上最重要的两种战术形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辉煌的战绩，就其特点而言，各有优长难分伯仲。但是当两种战术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它们的较量就不再是抽象而空泛的概念比较，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和战术思想的整体较量，因而成为整个骑兵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精华。
■ 重骑兵：正面冲击，谁与争锋
对重骑兵而言，在战场上实施正面集团冲击是最拿手的本事。用钢铁武装到战马的重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组织冲击是任何靠人力组织的防线所无法抵御的。无论对手是阿拉伯骑兵还是蒙古轻骑，西方的重骑兵都试图寻找[url=javascript:;]机会[/url]与对手在战场上正面交锋，一旦把握住这样的战机，轻骑兵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恩格斯曾写道：“从匈奴人在沙隆战役（651年）以后一直到1857年印度西帕依起义期间，就没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出色的、但非正规的东方骑兵（欧洲认为轻骑兵是非正规骑兵），曾以冲锋打垮过哪怕只是一个团的正规骑兵。”
在十字军第一次东征过程中，东西方的骑兵开始了历史性的大碰撞。著名的安条克之战中，十字军仅以700名重装骑士，在正面冲击中攻击了至少有1.2万人的阿拉伯部队。当时，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11公里的一个地方，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阿拉伯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600米的间隙地。在十字军重骑兵完成隐蔽后的次日黎明，阿拉伯骑兵开始毫无戒备地通过这个地段。展现重骑兵集团冲击的时机到了，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仍处于行军队形的阿拉伯轻骑兵，被限制在这个左有大河右有湖泊的地带，由于缺乏对重骑兵冲击能力的了解，阿拉伯骑兵没有选择比较擅长的夺路而逃，而是仓促列阵准备迎击，但是阿拉伯骑兵很快发现这些钢铁骑士冲击所掀起的滚滚黄沙，完全不同于他们司空见惯的沙尘暴，但一切都晚了，十字军在成功突破对方阵形后，开始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此役阿拉伯骑兵至少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十字军大获全胜。
同样的经历发生在1099年叙利亚的阿斯卡隆，十字军的重骑兵又一次用集团冲击教训了在东方民族中一直自称重骑兵的埃及人。交战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十字军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会战以埃及骑兵首先发起攻击开始，埃及骑兵准备发挥其骑兵机动灵活的特长，向十字军暴露的翼侧实施了战场迂回，但是这一企图被对手识破，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支队很快进行了戒备。与此同时，十字军的重骑兵通过步兵支队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而埃及骑兵也不甘示弱，同样发动了集团冲锋开始反击，一场硬碰硬的决斗开始了。埃及人的重骑兵，是相对其它东方民族而言，通常只是一些简单的锁子甲，而此时的十字军重骑兵已经开始向钢板甲方向发展，无论质量还是重量都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从埃及骑兵发起冲击的那一刻起，这场战斗的结果就已经注定，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
■ 轻骑兵：频繁机动，以柔克刚
面对西方重骑兵秋风扫落叶般的集团冲击，东方的轻骑兵也开始思考如何发挥自身的特长。对于轻骑兵来说，机动性是其最主要的战场优势，失去了机动性就等于失去了骑兵战术的一切。但骑兵的机动性并不能直接构成击败对手的战斗力，如何让自身的机动优势转化为战术优势，成为历代轻骑兵指挥官在与重骑兵对阵时反复探索的内容。
重骑兵集团冲击所产生的强大气势，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骑兵全副武装的铠甲；另一方面是重骑兵严整队形产生的整体优势。沉重的铠甲在给骑兵带来巨大动能的同时，也增加了骑兵的负荷，使得这种冲击动能不可能保持很久，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鉴于重骑兵冲击优势的这两个特点，轻骑兵取胜的关键就在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迫其分散、逐个歼灭”。实际上，历代东方轻骑兵也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对抗西方重骑兵的。
被称为“沙漠之王”的阿拉伯领袖萨拉丁对此颇有心得，他率领的阿拉伯骑兵很少与重骑兵正面交锋，而是通过频繁的机动骚扰，来破坏重骑兵的冲击阵形，最后将其拖垮。公元1187年，萨拉丁率领的阿拉伯骑兵开始攻击太巴列，盖伊率领着十字军重骑兵前往增援。7月3日拂晓，十字军开始从希弗里亚向东前进，萨拉丁得到十字军出动的消息后，迅速出动轻骑兵开始阻击，阿拉伯轻骑兵的阻击实际上就是骚扰，每当十字军重骑兵向他们列阵冲击时，他们就在最后一刻闪开一条通道让骑士们冲过去，然后扬长而去，不一会又返回来向重骑兵们射箭，以激怒这些钢铁机器，尽管阿拉伯轻骑兵的弓箭不足以直接杀伤十字军骑兵，但许多战马受伤，骑士不得不改为徒步行进。7月的阿拉伯沙漠，让这些重骑兵饱尝高温的蹂躏，疲劳和干渴逐渐成为十字军最主要的对手。当天夜里，十字军不得不在哈丁组织宿营，但萨拉丁的骑兵一夜没有安静过，不是放冷箭，就是高唱《古兰经》。第二天早上起来，萨拉丁还是不肯接战，而是迅速补充弓箭，骚扰持续到中午左右，精疲力竭的十字军完全没有了斗志，被阿拉伯骑兵牢牢拖在了沙漠中，这时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开始向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十字军发起了攻击，十字军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对于轻骑兵典范的蒙古大军来说，面对西方的重骑兵同样不能正面力敌，还是利用轻骑兵高度的机动能力调动对手，破坏重骑兵严整的冲击阵形，最后通过战役迂回实现围歼。1241年蒙古西征大军来到匈牙利平原，匈牙利国王贝拉立即组织了10余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当6万蒙古骑兵在布达佩斯集结完毕时，贝拉的重装骑兵在教堂的钟声中鱼贯出城，此时的西方重骑兵战术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完备的钢板甲进一步增强了重骑兵冲击时所带来的震撼，加之十字军东征的经历让这些重骑兵对自己的集团冲击能力极度自信。而这些来自东方的蒙古人，他们的轻骑兵战术之所以威震东西，名垂千古，是因为马背上的民族对骑兵战术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在他们眼里，骑兵战术不是简单的骑马打仗，更不是硬碰硬的单纯消耗，而是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过程。当贝拉的匈牙利重骑兵开始冲击的时候，蒙古骑兵一哄而散，并不断发挥回射绝技“曼歹古”，面对四散奔逃的蒙古人，已经鼓足劲的匈牙利重骑兵失去了一个受力面，不得不减速，但不久他们发现蒙古人又在不远的前方重新列阵，于是又一轮的冲锋开始。如此循环往复，蒙古人将这支重骑兵引到了绍约河畔的莫希平原，而匈牙利重骑兵一直以为是自己将蒙古人追至此地。很有战术素养的匈牙利军队，在绍约河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并在河西岸用大量马车连成了坚固的兵营，准备在安全的休息之后继续追歼残敌。第二天清晨，拔都率领蒙古骑兵突然发动反击，冲破匈牙利的桥头堡，从北面发动进攻，贝拉率领重骑兵部队仓促应战。让匈牙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蒙古人没有出现前几天的一触即溃，而是与重骑兵顽强作战，不过匈牙利人的疑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正当重骑兵步步紧逼北面作战的拔都时，大军后侧突然遭到攻击，原来从前天夜里开始，蒙古人的想象力就开始发挥了，蒙古悍将速不台率领3万轻骑兵，连夜从匈牙利大营以南几百里以外开始渡过绍约河，从匈牙利军队的后侧发起攻击，面对两面夹击，贝拉想将重骑兵调转阵形，分兵抵抗，但几万人的横队顿时大乱，蒙古骑兵趁此良机前后夹击，一举击败了10余万重骑兵。
但此时，蒙古骑兵战术的想象力还远未发挥完，重甲防护下的重骑兵在战场上并没有太大的伤亡，当残余的匈牙利骑兵撤回军营防御后，蒙古人开始运用他们从南宋学来的攻城之法，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甚至是烟花爆竹。根据对手急于突围的心理，蒙古人又一次运用了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的“围三阙一”战术，当困兽犹斗的重骑兵突然发现包围圈的西面有缺口时，争先恐后从缺口夺路而逃，这下蒙古骑兵优异的机动性能又一次得到了发挥，突围的匈牙利人没跑出多远，就发现大批蒙古骑兵从两侧跟了上来，将匈牙利溃兵夹在中间，密集的箭雨将这些可怜的重骑兵笼罩，中箭落马的匈牙利士兵被蒙古人用长矛和马刀一一了结。此役，匈牙利大军只有不足1万人生还。
■ 重骑兵：披坚持锐，近战破敌
完备的铠甲防护和优秀的格斗技能，一直是西方重骑兵保持不变的优良传统，在无数次与轻骑兵的较量中，这一优势让重骑兵出尽风头。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轻骑兵敢于和重骑兵贴身近战，重骑兵的钢板甲、双手剑始终是轻骑兵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场噩梦的开始，可能就是蒙吉萨战役。
公元1177年，以抗击十字军而闻名于世的萨拉丁，率领近3万余人的马木留克骑兵准备进攻耶路撒冷，在进至拉马拉附近时和鲍德温四世率领的十字军相遇，此时鲍德温四世手下只有600余名重骑兵，面对压倒性优势的马木留克骑兵，十字军也感到十分恐惧，鲍德温四世为了稳定军心，下马拿出十字架说了一些“上帝保佑，我们必胜”之类的话，然后上马指挥这600余人的重骑兵向马木留克骑兵发起了攻击，萨拉丁被十字军“以卵击石”的主动进攻所震惊。在这场不需要什么具体战术运用的战斗中，十字军重骑兵的个人格斗技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场战役萨拉丁最精锐的马木留克骑兵几乎被全歼，总伤亡达到了2万余人。萨拉丁是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有目共睹，至少不能用“一将无能，累及千军”来解释这场让人费解的战斗。尽管任何战役制胜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重骑兵无与伦比的近战能力，是蒙吉萨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同样是这支大败于十字军的马木留克骑兵，在百年之后又用同样的方式粉碎过蒙古大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前文介绍过在艾因贾姆战役中，蒙古轻骑兵因近战不敌对手而首尝败绩，时隔20年，由蒙哥帖木儿率领的蒙古轻骑再次卷土重来，于1281年再次与马木留克骑兵争夺叙利亚。10月30日清晨，两军会于哈马和歆姆斯之间的平原，所以这场战役也被称为歆姆斯战役，这场战役基本上由两场几乎独立的战斗组成。在西面，蒙古军的右翼对埃及军左翼宋豁儿部发动进攻并击败之，但蒙古军左翼对埃及军右翼的冲锋被粉碎。在此期间，埃及苏丹哈拉温坚定地立于旗帜之下，受其感召，马木留克骑兵对蒙古军左翼发动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攻势，将蒙古骑兵拖入了混战，和第一次艾因贾姆战役的情况一样，马木留克骑兵凭借大马士革钢刀和阿拉伯纯种马的优异性能，第二次战胜蒙古骑兵。
说到这里，必须仔细分析一下马木留克骑兵为什么能两次战胜蒙古骑兵？马木留克骑兵属于东方骑兵，但是由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位于欧亚非的结合部，因此是受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的地区，在战术上也不例外，前文讲过，马木留克骑兵在东方民族中一直被认为是重骑兵，因为他们在与西方骑兵的作战中学会并习惯于给人马都穿戴护甲，而且终生训练的体制使他们单兵技能异常突出，加之阿拉伯纯种马优异的生理条件，也使得马木留克具备发展重骑兵的条件。不过，马木留克的重甲是相对于东方民族身上的皮甲而言的，广阔的地域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使马木留克骑兵在具体战术上倾向于轻骑兵的机动作战，因此他们还保持着极其精湛的骑射能力。在西方正宗的重骑兵看来，马木留克骑兵就是一个四不像，有铠甲但防护能力弱，善骑射但要和十字军列阵对冲，所以蒙吉萨战役这样的惨败纪录由他保持；但是对于东方民族来说，马木留克骑兵却是既有重甲防护善于冲击格斗，有快马配合善于骑射机动，所以战胜横扫天下蒙古轻骑兵的纪录也由他保持。客观讲，蒙古骑兵在机动性等能力上一点都不逊于马木留克骑兵，但是持续的胜利使得蒙古骑兵在对付东方民族的作战中，很少运用对付西方骑兵的诱敌深入、逐个歼灭的战术，正因如此，才让近战中具有格斗特长的马木留克骑兵占尽了先机
轻骑兵：弓马娴熟，远距扬威
在重骑兵神话般的近战能力面前，轻骑兵自然不敢动不动就“放马过来”，在战场上利用弓弩远距离杀伤对手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战术今天有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名字叫“非接触作战”。
精于骑射、弓马娴熟是对轻骑兵的形容。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突厥人的轻骑兵就让重骑兵领教了骑射的威力。史料记载，突厥骑兵从不靠近对手，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躲避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突厥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突厥人就将其完全包围。突厥骑兵的这种战法充分发挥了不接触的骑射特长，但是由于突厥骑兵的弓箭不足以直接杀伤十字军骑兵，因而这种战术并没有引起对手的注意。当蒙古骑兵来到欧洲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蒙古人将复合弓改进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在一份材料中对蒙古强弓和英国长弓进行了比较，英国长弓还属于单体弓，拉力通常在36公斤左右，射程约230米；而蒙古重弓属于典型的复合弓，其拉力可达75公斤，射程达320米。蒙古优秀射手甚至可以达到更远的射程。根据蒙古文献记载，成吉思汗攻灭花喇子模以后大摆庆功宴，宴席上一个叫额桑杰的蒙古贵族，射中了550米以外的目标。所以，在蒙古人眼里，突厥骑兵用的弓箭无异于打鸟用的弹弓。当蒙古人开始和重骑兵作战时，骑射就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蒙古骑兵在波兰大败欧洲重骑兵的战例，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241年，当拔都的蒙古大军来到波兰时，亨利国王率领着的重骑兵早就等候多时了，战斗以重骑兵经典的集团冲击开始，博列斯拉夫公爵率领第一道阵线发起攻击。数千波兰铁骑以泰山压顶之势猛扑上来，而蒙古骑兵也以最经典的机动战术开始回避，迅速分散以避开欧洲人的正面冲击，但装备强弓的蒙古骑兵开始以密集的弓箭齐射攻击敌人。波兰骑兵在蒙古阵营里左冲右突，所到之处蒙古骑兵尽皆闪避，只围绕着他们不停地放箭，就是不和波兰骑士们近距离厮杀，让波兰人的长矛重剑毫无用武之地。蒙古人精准的箭术逐渐发挥作用，先是重骑兵战马的大量伤亡，继而是重骑兵在近距离被蒙古骑兵的回马箭贯穿，博列斯拉夫公爵很快发现自己伤亡渐增，于是撤回本阵。但国王亨利只看到蒙古人不敢和波兰铁骑正面交战，于是将波兰联军重新排列，形成一个异常宽广的正面，然后一起冲锋，逼迫蒙古人接战。
亨利的战术似乎发挥效用，轻装的蒙古骑兵抵挡不住波兰联军强劲的冲击，开始败退。蒙古统帅拜答尔的大旗也开始退却，于是波兰骑兵准备挥军掩杀，冲进敌阵，好好施展一下近战格斗的功夫，但情况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顺利，当追击的波兰重骑兵整齐的阵形开始散乱的时候，退却的蒙古轻骑兵很快迂回到波兰联军骑兵的两侧和后面，将其团团围住，而事先部署好的阻击部队的骑兵此时突然出现，拦住重骑兵的去路，真正的战斗这才开始。蒙古阻击部队排成一道人墙，用重弓发射一波又一波的长箭，而轻骑兵们在波兰联军侧后来回奔驰，在30米的距离上用轻弓飞快放箭，波兰联军像牛群一样渐渐被驱赶到一起。围猎场面再次重现，蒙古骑兵兴奋异常，毫不留情的用尽自己所有的箭支。此役，波兰联军统帅亨利以及其他数名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重骑兵精锐圣殿骑士团参战部队全部阵亡，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施特恩身负重伤，波兰联军阵亡达2.5万人。据说，蒙古人从阵亡的欧洲人头上割下的耳朵足足装了9大麻袋。�
他被皇帝腰斩，却斩不断他打造的华夏骑兵强军蓝图！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张嵚。
一：痛苦的刘邦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场震撼的华丽转身，莫过于西汉铁骑的强势崛起。
这条的成就有多伟大？回顾一下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单于冒顿围困在白登山的惨状就可以想象：横扫了中原群雄的汉军，满以为从此天下无敌，孰料拉到北方与匈奴铁骑血战了一把，才知道骑兵这件事，华夏民族已被人甩开老远。
汉朝面临的匈奴，不再是那个曾被秦始皇暴虐碾压的漠北部落，相反却是一个统一了草原的强大游牧汗国，整体实力膨胀到巅峰，大兵团骑兵作战的水准，更是登峰造极。令汉军将士刻骨铭心的白登山大战中，匈奴人先巧妙示弱后退，诱引汉军分路追击后，再强势重兵合围，差点就把汉高祖刘邦抓了俘虏。
虽然后人也常吐槽，说危急时刻汉高祖靠了贿赂匈奴单于阏氏才侥幸突围，其实看看战局就知道：汉朝步兵拿匈奴铁骑没招，可匈奴也缺少强力攻坚的能力，围困白登山七天硬打下来，而增援汉军又已快速迫近。狡猾的冒顿单于，也就见好就收，撕开了白登山的包围圈。
可令汉朝君臣丧气的事实是：过往中原王朝用来对付游牧骑兵的办法，面对战术水平十分成熟的匈奴人，基本就已抓瞎，步兵战车为主的汉军，就算能守住城池，也缺少在野战中歼灭匈奴有生力量的能力。风驰电掣的匈奴骑兵，似飓风一样每年轮番在北部边境疯狂肆虐，除了送钱送粮食送女人换太平，根本没别的办法。
于是自汉高祖起，汉匈之间以汉朝嫁公主送钱为方式的耻辱和亲，持续了几代帝王。
但即使刘邦本人也知道，以劫掠为生的匈奴人，永远是喂不饱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自汉高祖刘邦起至汉武帝早期的汉匈和亲时代，匈奴人极少有遵守诺言的时候，享受过了汉朝送来的公主与粮食，就紧接着继续烧杀抢掠。活像一群贪得无厌的土匪，隔几年就要闹腾一次。反正刀把子攥在我手里，你再严正抗议，最后也要乖乖低头。
对于这件事，刘邦本人也非常憋屈。戎马一生的他更知道，事情的症结，还是大汉孱弱的国力和骑兵。汉初人口锐减民生凋敝，根本打不起反侵略战争，贸然逞强葬送的很可能是整个民族，只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
特别是战场的决胜环节：骑兵，汉朝早期的光景，更是一个惨淡了得：且不论战斗力如何，就说马匹就极度稀缺。汉高祖刘邦自己出去巡游，连用来拉车的驽马都凑不齐，只能牵几头牛来充数。反观匈奴那边，这事却富得流油，比如把刘邦差点困死的白登山大战，冒顿单于竟然用黑红青白四种颜色的战马，组成四路数十万骑兵，将汉军团团围困。这与其说打仗，不如说炫富。如此的土豪仗，就算卖了甘泉宫，汉朝当时也打不出来。
也正是这巨大的现实的军事差距，令刘邦哪怕衣锦还乡的时候，对这咬牙切齿的耻辱依旧念念不忘，悲愤的时常唱起那句哀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自晚年爱唱歌的刘邦去世以后，几代汉朝的执政者，无论是凶悍的吕雉太后还是仁厚的汉文帝刘恒，对待蹬鼻子上脸的匈奴，从来都是忍字当头，天大的羞辱，也要赔着笑脸贴人家的冷屁股。最典型的就是吕雉太后，这女人凶狠起来，能把和她宫斗了一辈子的戚夫人手脚砍了扔进猪圈当人猪，吓得宝贝儿子汉惠帝从此精神颓废，没几年就郁郁而终。
如此惹不起的女汉子，偏偏匈奴冒顿单于不信邪，嬉皮笑脸写信过来求爱，说反正你死了丈夫，不如过来给我做老婆。这番赤裸裸性骚扰，彪悍的吕雉太后，情绪十分“稳定”，低三下四的回信说：我岁数大了又老又丑，实在伺候不了您老人家。还是送您一票美女粮食美酒，您快快乐乐享受吧。
如此尊严尽丧的情景，在汉初六十年的历史上，绝非是独幕剧，相反是单元剧。隔上个几年，就要上演一出。而且随着汉朝送东西越来越多，匈奴的实力越来越强，胃口也越来越多，就像一群喂得精壮的野狼。当有一天喂不够时，就要疯狂来抢了。
这道理，汉朝的历代执政者，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在没有猛士守北方的情况下，也只能低三下四的忍下去。屈辱的忍耐，既换来了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内地人民国泰民安的生活，却也根本没断了边关此起彼伏的战火。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早期，北方边境中等规模的冲突，其实一直没断。
为了能够雪耻，汉朝也早下定了决心，必须发展自己的骑兵部队。可这事说来容易，操作难度却极大。马匹要养，马种要繁殖，骑兵军官士兵更要苦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从刘邦晚年起，到汉文帝早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汉军骑兵培育出一批，拉出去和匈奴打，基本就是见光死，冲上去多少挂多少。
以至于最悲惨的时候，强大的汉军，都给揍出了恐匈症，比如汉文帝年间，匈奴曾大举入寇，焚烧了甘泉宫，汉朝动了精锐部队，又有名将周亚夫坐镇，却也只是眼看着匈奴人放肆的奸淫掳掠，礼送着这群匈奴骑兵出境，麻木的看着数万边民哭喊着被抓走。
汉朝军事最大的危机，此时已悄然降临：一支空有财富和数量，却毫无血战到底勇气的军队，只能是一群任人宰割的肥羊。就刘邦过世后至汉文帝登基早期，汉军在抗击匈奴战场上的表现说，这支遭受过匈奴人无数次羞辱的军队，这时正悲催的向着麻木肥羊的方向滑落着。
但一切的堕落，却随着汉文帝十一年，即公元前一六九年，匈奴空前烧杀抢掠的烽烟未熄的时刻，一个三十一岁的勇敢年轻人的上书而改变。这份奏疏以澎湃的豪情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勾画了一幅打造华夏民族蓝图。
这份奏疏的意义，不止在于其被鲁迅赞叹为“西汉鸿文”的飞扬文采，更不止那字里行间血脉赍张的男儿热血。更重要的是，他以缜密的思维和精准的判断，抓住了汉朝骑兵建设最痛苦的命门，且丝丝入扣，找到一条浴血重生的道路。对于整个汉朝军事史来说，这是一封伟大的堪称里程碑意义的奏疏。
这份奏疏的名字，叫《言兵事疏》，它的作者，正是西汉文景时代最杰出人物：晁错。
二：西汉最大政治悲剧
作为西汉文景之治盛世的风云人物，晁错在后世人眼里的名号有很多，从政治家到文学家，能占的基本全占。
如果梳理一生作为的话，就发现所有的称号，几乎名副其实。这期间西汉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学，所有的大事件，没有他不参与的。而且他闹哪样，都保证闹出震撼全国的大动静。
晁错是河南禹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博学多才著称。而且他的学问源流非常驳杂，早年跟着张恢学过法家，后来又受朝廷派遣，跑到济南跟老伏生学《尚书》，好比武侠世界里的一位青年俊杰，博采了众家武功，而且每次师从的，都是江湖上显赫的宗师人物，实打实学到手的，更是高深强大的武功秘籍。
而这特殊求学经历，除了造就他精深的学问和卓越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坚韧的性格。认准的事物，就极度自信，哪怕天王老子施压，也从来宁折不弯。说话办事，更从来有进无退。是个出名强势的角色。
放在黄老学说盛行，各级衙门里老干部扎堆，政治空气十分保守的文景年代，这样的角色，显然是十分拉仇恨的。于是走到哪里，晁错的敌人都从不少。从老丞相申屠嘉，到同辈官员袁盎，没有不讨厌他的。但比较万幸的是，由于一直表现牛气，晁错总算还收获了一个铁杆粉丝：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有了这良好关系，晁错的官位，也刷刷的上涨，等到汉文帝过世，刘启变成了汉景帝，晁错更扶摇直上，一直做到御史大夫。先前嫉恨他的丞相申屠嘉，更被晁错排挤出朝堂，最后活活憋屈死了。
但随着仕途到达顶点，这位西汉大才的人生悲剧，也就大幕拉开：一直以来晁错之所以招恨，除了高调的办事风格和强硬的性情外，更因他卓越的眼光。总是能敏锐发现帝国的隐患，且提出强硬到激进的解决思路。在安于现状的老干部眼里，这种人自然极招烦。
而在成为汉景帝的股肱之臣后，晁错更抓住了汉帝国最大的内部隐患：诸侯国问题。且不惜激起诸侯国造反，也要强硬削地。这么办的严重后果，正如晁错老爹的苦劝：你办的都对，可是你这样做，刘家的天下安定了，你自己就要倒霉了。为了阻止儿子犯傻，晁老爹不惜自杀苦劝，饶是如此，硬是拦不住。
晁错的这番强硬举动，果然激起了诸侯们的强烈反对。然而经过内部秘密串联，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大诸侯悍然扯旗叛乱，即汉景帝时代震惊天下的七国之乱。
这帮人起初纠集几十万大军，喊出“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一度气焰熏天。但晁错的反应，还是十分淡定：这些诸侯迟早要闹，趁着现在朝廷力量还强的时候激他闹，总比日后闹要好。
可一向信任晁错的铁杆粉丝汉景帝，这次却彻底撑不住了。之前被晁错拉足仇恨的各位大臣，比如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政敌，出于各种原因大肆鼓噪，非把闹叛乱的责任砸晁错身上不可。而汉景帝这位初登基毫无政治经验的帝王，竟真以为七国叛乱就是冲着晁错削地这事来，杀了晁错让大家消气，叛乱就能摆平。于是悲剧的一幕上演了：公元前154年，御史大夫晁错在经过长安东市时，被中尉府突然逮捕，当场宣布罪状后腰斩。这位杰出天才，就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结束了纵横捭阖的一生。
顺便说一句，在各类西汉题材的电视剧里，杀晁错这件事，都拍得格外深情一片。总是说得汉景帝形势所迫，悲悲戚戚做了这艰难的决定。而晁错却慷慨激昂赴死，以壮烈牺牲，换取汉朝平叛的黄金时间。特别是当年央视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这一桥段，在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老师的精彩演绎下，赚足了历史剧票友们的眼泪。
但真实的历史中，汉景帝办这件雷事，却相当无压力，事先没通知办事时更没送别，连面都没露，快刀斩乱麻的杀掉了一心为自己奔走着想的重臣晁错。这事的严重后果，立刻就让汉景帝晴天霹雳：校尉邓公从前线回来汇报工作，听说汉景帝杀了晁错，立刻不管不顾的大骂，七国诸侯要造反，那是蓄谋已久，哪里是为了晁错？你现在杀了晁错，等于给天下树立了榜样，以后谁还会像晁错这样为朝廷尽忠？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办了多大的傻事。
于是，这桩西汉时代著名的政治悲剧，也随着三个月后，七国之乱的彻底平定，从此被历代后人咏叹感怀。宋朝历史学者司马光就曾吐槽说，汉景帝干了这么傻的事，却还能轻松平定七国之乱，真的是很幸运。言下之意，就是这人命硬。
但司马光不曾看到的是，汉景帝能熬过这关口，绝不是命硬，更不仅因主持平叛的周亚夫大智大勇。关键的原因，却是被他冤杀的晁错，早先启动的另一项伟大事业：从文帝年间晁错上书汉文帝起，汉帝国一直不折不扣，完全依照晁错的天才设计，强力推行大汉骑兵的建设计划。至汉景帝登基时，这伟大的建设，已经初步开花结果。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正是初具雏形的汉帝国新骑兵南下参战，才成功扭转了战局，将几十万叛军轻松吊打到崩溃。
而这一条，正是政治家晁错，在军事领域对于西汉王朝最大的贡献。毫不夸张的说，他就是汉朝骑兵之父。
三：大汉骑兵之父
晁错的骑兵建设构想，究竟有多么伟大？还是回到他三十一岁那年的汉文帝时代，瞧瞧他的《言兵事疏》里，都说了什么。
说的最多的，其实是给匈奴战斗力贴金。晁错以详细的笔墨，丝丝入扣的呈现了匈奴骑兵强悍的战争实力。首先是战马精良，甩汉朝的战马，那就不止几条街的问题。匈奴的战马能上山入地，飞跃沟坎如平地。汉朝的战马，速度体能都远远不如。
更重要的，是匈奴骑兵战斗力的凶悍，人家全民皆兵，打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烧杀，每一个匈奴青壮年男子，都是百炼成精的战士，骑射水平十分熟练。反观汉朝这边，就算有骑兵，也是农民出身，半路出家练骑射，先天不足，后天条件也差，拉到战场上，自然没法打。
在汉初的奏折中，这是一份把匈奴战斗力剖析的最为精致的文章，将汉匈骑兵战斗力差距悬殊的残酷真相，展现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以晁错强硬务实的性格，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不奇怪。当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倘若那年头就有互联网的话，晁错这篇奇文，完全有希望被疯狂点击转载，捎带被愤青们轮流批判。
但晁错是干实在事的人，如此猛喷汉朝骑兵，也绝非为了泄气，相反更是为了蓄力。紧接着他就提出了两条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仅看其中第一条，同样也可以确定，倘若活在当下，写出这文的晁错，“汉奸”的帽子，怕是要被愤青扣定了。
因为晁错提出了第一个解决方案，竟然是采取高薪招聘挖墙角方式，热烈欢迎匈奴方面的骑兵人才来汉朝工作。如果有谁能够带来优良战马，更要不惜血本嘉奖。而且但凡是来了的，就别想轻易混日子，必须要全力给汉朝工作，把匈奴的训练特点和战术风格全盘送来，掰碎了供汉朝学习研究。
这一条的效果有多大？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后来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李广，李广骑兵的战术训练甚至行军宿营，匈奴化的痕迹都十分重。
他的部队战术风格很像匈奴，却比匈奴纪律性更强。在后来汉匈战争的早期，是匈奴人十分忌惮的力量。
但更该感谢晁错的，恐怕当是后来横扫草原，缔造封狼居胥荣耀的少年英雄霍去病。紧跟在他麾下，陪伴他一道享受狼居胥祭天时刻的亲随部下们，好些都是百分百的匈奴族，这些忠勇的匈奴族战将们，这时已都完全融入汉军澎湃的热血中，多少次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那些并肩战斗的丰碑般历史，正是晁错这时奠基。
比起这一条来，更具创意的却是第二条：学习匈奴，可以让汉军不断消解匈奴的优势，但战胜敌人的关键，却是发挥华夏民族自身的优势。首先是科技实力，诚如晁错所说，汉军最大的特长，就是“坚甲利刃”，因此要加强武器的研发和改良，把先前能够立足于防守的武器优势，转化为进攻型的利器。
另一条却是阵法优势。这正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最大的区别，汉军坚韧的军阵，以强大的防守，完全可以克制匈奴的进攻。但劣势却是机动能力不足，守得住阵地却追不上敌人。因此既然要发展骑兵，在单兵素质有限的情况下，更要把长短兵器结合的军阵，移植在骑兵作战领域。要把大汉帝国的骑兵，打造成钢铁包裹，配合默契的恐怖团队。
晁错的这条观点，直接启动的，正是西汉帝国此后狂飙突进的军事革命。从汉文帝起，西汉政府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奖励武器研发创新。如盔甲和弩等军事装备，技术水准更直线飙升，特别是可以在草原作战中作为机动运用的轻型弩，更是大量涌现，成为后来匈奴骑兵们的不二噩梦。
与之配套进步的，更有汉帝国的军事战术革命。其中对这条领会最深的，当属后来漠北大战暴虐匈奴单于的名将卫青。战无不胜的卫青，有一套完整的骑兵战车密切配合，强弩骑射与骑兵冲锋无缝对接的凶残战法，南宋大英雄岳飞赞叹说：以战法破匈奴，自卫青始。其实严格说，卫青是一个优秀的继承者，真正的改变，是由晁错启动。
正是因为如上的杰出成就，《言兵事疏》一上，就在西汉朝野内外引发不小的震动。确切说是猛喷声极大，赞成声极少。但好在最坚定的赞成者，就是一代英主汉文帝，阅后不但通报表扬晁错，压下了朝野的反对声。更只争朝夕，立刻开始付诸实行。
而深受鼓舞的晁错，又连上了两道奏疏，分别是《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如果说《言兵事疏》，谈的大多是军事账，那么《守边劝农疏》，却是算的民生账。匈奴为什么每次能偷袭得手？关键在于边境人少，边境线太长，防守起来顾此失彼。所以要募民实边，以优厚条件招募百姓来边关垦荒，并且将垦荒百姓军事化管理，全民皆兵战备训练。这个创造性建议，今天一直沿用，不过换了的称呼，叫建设兵团。
正是依照晁错的构思，从汉文帝起，汉帝国在漫长的北方，开始了移民的艰难历程，以长城为线，构筑起一条边关的生产线。这事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汉朝军费开支大减，可以把更多的经费，用来打造强力的骑兵。而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壮年移民，更是最好的兵源。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激情年代里，诸多汗马功劳的铁血战将，都是移民家族出身。
而更加让汉朝收获巨大效益的，更是第三份奏疏《募民实塞疏》，这份奏疏里说了很多发展边关经济的办法，但核心却是一件事：以优惠政策鼓励民间养马，养一匹马就可以免三人的劳役，这种低成本高效益的鼓励政策，就是汉朝著名的马政，成果也立竿见影。汉高祖时代，皇帝出巡都只能牵牛凑数，而到了晁错殉难后的汉景帝年代，汉帝国的马匹数已经到了“街巷有马，阡陌成群”的地步。谁家出门聚会，倘若还用老马拉车，更会被集体围观吐槽。战马储备充足的汉朝，自然有了反击匈奴的底气。
如果说晁错之前的西汉王朝，不重视骑兵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事实。但晁错之前，汉帝国发展骑兵的方略，基本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且全是短期政策，领导人一过世倒台，立刻辛苦一场全废。唯独晁错，第一次站在全局的角度统筹勾画，以三封奏疏，完成一个伟大蓝图。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说汉帝国是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那么晁错之前，这台机器其实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启动方式。直到以三封奏疏为方向，开始全力运转后，它才真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全力行进。带来的效果，更立竿见影：七国之乱的白热化时代，奉命南下的汉朝北方骑兵军团，给牛气哄哄的吴楚叛军以惨烈打击，如李广等新生代将领，也从此横空出世。这支蒸蒸日上的强大新军，凝结着晁错痛苦的心血。
而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大汉铁骑的华丽登场，昔日骄横草原的匈奴骑兵，终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当年各种变着花样欺负汉朝，变成被汉朝变着各种花样的追杀吊打。天之骄子的面皮，一次次被砸得粉碎。到了西汉中后期的名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豪迈，强硬在阿富汗斩下匈奴单于人头后，献给汉成帝。
陈汤还做出了一个自豪的战术分析：一个全副武装的汉军，正常情况下可以对付五个匈奴兵，如果对方来的是精锐，最坏情况下，收拾三个匈奴兵也没问题。
如此雄霸天下的图景，对比文景时代，几十万汉军连接战勇气都没有，只敢哆嗦尾随在匈奴骑兵身后的怂包表现。汉军的强大，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票热血澎湃的励志大剧。
作为这部大剧的真正编剧晁错，也有理由值得国人更多更好的纪念，他悲剧的一生，被议论叹息的遭遇，深藏的却是祖先传承的坚韧与血气。
性别视域古史研究的开拓与启迪
·阅读提示·
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渐成显学。王子今先生所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增订本）在2004年初版的基础上，补正旧文，增益新知，可谓从性别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厘清、疏证了大量与性别史相关的简牍史料，并借鉴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为古史性别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该书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
■ 崔建华
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渐成显学。面对新的学术趋向，有史学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性别研究也是史学研究应当开拓的新领域。而王子今先生所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便是这一学术自觉的重要成果。该书初版于2004年，此后十余年间，作者一如既往地心系古史性别研究，补正旧文，增益新知，最终推出了增订本《古史性别从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丛稿》）。
“既博且专”的史料应用
作为性别主题的史学研究，古史性别研究首先需要厘清可以应用的史料范围。《丛稿》以秦汉史为学术基盘，《史记》《汉书》《后汉书》《方言》《风俗通义》等秦汉历史的传世文献，自然是《丛稿》撰著的基本史料依托。不过，这些文献并非秦汉史的独门秘籍。从这个角度来看，《丛稿》第三部分“简牍性别史料研究”，无论是对性别史相关简牍史料的疏证，抑或是利用简牍材料所进行的性别史分析，更能体现出秦汉史学者对古史性别研究的独特贡献。
此外，《丛稿》关注的史料并不仅仅局限于秦汉史领域。在初版序言中，高世瑜先生曾赞许作者“既专且博”。尽管高先生指的是作者在秦汉史之外，对性别史等“史学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实际上，就作者开展古史性别研究的史料广度而言，“既专且博”的评价亦是适用的。《丛稿》第一部分“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将女娲、盐水神女等崇拜对象作为讨论的话题，话题本身既超越了秦汉时代，关注的史料也因而有了更长的时间跨度。第四部分“文学性别史探讨”，则直接从小说、影视、驿壁题诗、竹枝词当中发现值得探讨的性别史问题，史料形式更为多样化。
在坚守中开拓的研究路径与视角
在研究路径上，《丛稿》总体上坚守了历史学实证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称谓、名物等概念性表述的高度敏感与尊重。
由于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古人使用的一些概念往往难以为今人理解。《丛稿》用力颇深，尤其是在简牍性别史料研究中，称谓考证的分量尤重。比如张家山汉简所见“偏妻”“下妻”“叚大母”，走马楼吴简所见“寡嫂”“孤兄子”“姪”“姪子”，如果没有对这些概念的考证，今人很难知悉秦汉之际、孙吴时期真实的家庭结构与家族内部关系。而在传世文献的考察中，《丛稿》亦不乏称谓考证的绝妙之笔。比如“秦娥”称谓，作者注意到《方言》卷二曰：“吴有馆娃之宫，秦有 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由此意识到“娥”字是反映特定地域审美意识的“语言标本”。进而结合《文选》注引《方言》曰“秦俗，美貌谓之娥”，作者推断，《方言》的两种版本“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包括语言习惯在内的‘秦俗’在一定历史时期向东发生扩展性影响的情形”。借助称谓所反映的语言习惯来观察秦文化的扩展，这种以小见大的认知方式极具借鉴意义。
概念考证之外，对多学科研究方法、视角及观点的借鉴，亦是《丛稿》的显著特点。作者常通过自身熟悉的交通史视角来认识相关问题。比如关于女娲故事的传播路径，作者认为“反映社会信仰的文化存在，往往与交通形式有密切的关系”，进而发现平利、蓝田两地的女娲信仰遗存“共处于以子午道为主干的南北向交通系统之中”，而平利、竹山两地的女娲遗迹则“共处于与子午道大略相垂直的东西向交通系统之中”。关于汉代嫘祖传说，作者则注意到“嫘祖好远游”与祖道交通习俗之间的内在联系。
《丛稿》还大量吸收了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相关记载表明，在春秋时期，国君观看女巫表演被认为是非礼之举。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观念，《丛稿》引述了美国学者对庆典社会功能的分析：在庆典当中，“阻隔人际交往的差异、等级藩篱暂时拆除”“从而周期性地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身份差异、等级藩篱的拆除，对现行秩序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受此论启发，作者推断国君观看女巫表演之所以被视为非礼，应当在于此场景对通常社会秩序所具有的“一定的危险性”。在全民狂欢的气氛中，“独身女子‘巫儿’的活跃，必然会形成‘妖冶喧阗’形势，从而导致对正常道德秩序的冲击”。《丛稿》在认识战国秦汉时期女子为巫现象时，还参考了学界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研究，以及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妓女求雨故事的比较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相似文化现象的比较，无疑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现象本身。
对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新启示
可以预见，《丛稿》将在史料拓展、研究方法上给读者以诸多启发。同时，《丛稿》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
比如关于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问题，此前学者倾向于认为没有立皇后。但作者于2005年指出，“秦国王后们的事迹不见于史书的记载，这可能和秦的文化传统有关。”依照秦国的传统，干政的女性多为太后，“大概王后不能参与政治”“秦始皇大概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因此秦始皇的皇后在史籍中的沉默，是自然的事，似乎并不构成什么‘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或者‘古今大谜’”。况且，从方法论上讲，“我们似乎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始皇皇后的事迹，就断定‘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尽管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结论，但反对“秦始皇始终没有设立皇后”之说的立场是鲜明的。
再如《丛稿》对南宫公主婚事的辨析。在十几年前的热播剧《汉武大帝》中，南宫公主和亲一事被大事渲染，编剧的意图在于突出和亲政策对汉武帝造成的精神冲击，从而将其作为汉武帝决意打击匈奴的重要原因。但王先生经多角度的审慎考证后指出，根本不存在南宫公主和亲一事，“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于是决心复仇，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的匈奴政策究竟为何转守为攻了呢？既然帝王感情受创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那么，从帝王成长经历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否还有挖掘的余地？比如建元年间两次对越战争的有征无战，对汉武帝认识汉匈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王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就此类问题进行思考，对推进汉代政治史研究必定有所助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