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作为神的使者最初降临在哪里文章列表:

• 1、汉代神兽︱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
• 2、斩首约有165万级的白起，究竟是神是魔？
• 3、名人堂·师说｜輶轩使者汪启明④：入蜀的杜甫与出蜀的苏东坡，蜀方言在历史的南来北往中形成
• 4、武庚纪106集：神族再添一位圣王，鼻孔看人，和阿岚是同种神力
• 5、明朝蒙古使者为啥都爱往北京跑？这就不得不提厚往薄来原则

汉代神兽︱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

李重蓉

牛是一种充满矛盾性的动物，它既能负重隐忍，富有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吃苦耐劳特质，成为勤劳品德的象征；又是雄健烈性的，在某些时刻会展现出毛发贲张、气势冲天的美感。一提到牛，我们不难想到它的美德，却容易忽略它的神气。不过在汉代艺术中，牛的形与神、俯首与高昂、辛勤温良与雄姿英发不曾偏颇其一，都得到了生动真实的再现。更特别的是，汉代人还为它添上想象的羽翼，升华它的健美不凡，令其变成一种神兽，护佑着人间。

生活日常中的牛

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更新世晚期就有原始牛出现，乃发源于印度的中东亚种之后裔——欧亚亚种，自印度迁入，分布在我国北方与西南少数地方。但这种牛的驯化并不成功，最早驯养牛并用以祭祀、耕种是在商代，这时中原地区牛的主要品种为圣水牛和黄牛。西周以后，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黄牛逐渐成为中原牛的代表。牛的品种、用途在汉代得到了继承，反映它在社会生活中场景的图像主要有这几类：农耕、田猎、庖厨以及牛车。而这些场景在今天的乡村依旧可见，由此可知汉代习俗绵延之久。

（一）农耕图中的牛

牛耕在西汉时已被大规模推广，至东汉时期，逐渐从中原地区被推广到长江、珠江流域。牛耕图是画像石、画像砖乃至壁画上常见的题材，目前在陕西、山东、江苏、甘肃与内蒙古等地区皆有发现。画面多呈现一或两牛挽犂，农人执犂并赶牛，奋力耕作的情形，其中二牛抬杠式耕种法较为多见。

如国家博物馆藏一块徐州雎宁双沟地区的画像石，就反映了东汉江南地区使用二牛抬杠式犁耕的情景。此石的左、右、下三边各饰一条菱形纹边带，主体画面分作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是仙人出行图，中间一层是人物会见图，最下层则为牛耕图。牛耕图的最右端停一辆已卸牛的柴车；中央为耕作图，并排左行的两头牛身装有向上斜伸的长而直的单辕，辕端装衡，一左一右驾着二牛，后面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扶犁，农夫身后随一儿童在撒播种子；不远处，还有一人执鞭驱赶一牛，后随一担夫（图1）。整幅画面展示了农家春耕忙的场景，牛是其中的主角，其身负重物、扬蹄卖力向前驱动的身形，仿佛跃然石上的哞哞叫声，形象诠释着它们对于人类的莫大帮助。

图1 国家博物馆藏牛耕画像石拓本

另外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出土一套彩绘木牛套长辕犂的明器模型（图2）。

图2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彩绘木牛拉犁明器

（二）田猎图中的牛

田猎是汉代的一项重要活动，既能捕获猎物、满足基本生存，也带有政治军事色彩、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汉画上的田猎图绘制出了当时社会勇猛尚力的精神风向。

牛是这类图像中常见的动物。比如一块陕西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画面由内外两层构成，外层为云气纹，内层图像则由仙境和狩猎共同组成。在内层画面的正中央，有一座双层楼阁，底层并排端坐两位带翼仙人，楼阁外围绕着蟾蜍、九尾狐、神鸟、捣药玉兔等；在画面的左右两侧则为田猎图，右侧有一人骑角兽射鹿，左侧有一骑马者返身回首、拉弓射向后面一头奔牛，情势危急，扣人心弦（图3）。

图3 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拓本

又如安徽淮北北山乡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左方刻一柏树，树顶立一鸟，树下栓一犬，周围还有飞鸟环绕。右方则刻一株合欢，树枝上栖有鸟雀，上空有一彩凤展翼；树下有一人持弓向上射雀，寓意“射爵”；还有一牛拴在树干上，正惊恐望向猎手，扬蹄后退，增加了气氛的紧张（图4）。

图4 安徽淮北出土画像石拓本

无论这些田猎图中的牛是否作为猎物，都体现出了它与人类关系的密切；并且画面动感飞扬，是那个时代精神侧面的写照。

（三）提供衣食的牛

牛也为汉代人提供衣食。牛奶、牛肉、牛骨、牛皮等，都具有实用价值，今人同样延续了对牛这些部分的食用习惯。食牛肉、牛奶的饮食习俗常见于汉代庖厨图。

杨爱国先生将画像石上的庖厨图分作屠宰、汲水、炊煮和切菜四类，椎牛图为屠宰中的一种。椎牛的场面在山东诸城前凉台、沂南北寨山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皆有反映。另外，河南方城城关镇墓的西门下门楣石，上刻牛抵虎图。画面左方为一虎，后肢立地，上半身悬空向前扑，尾巴上翘，正昂首怒目、张口吐舌地恫吼；右方刻一牛，三蹄立地、左后蹄高扬，俯首用犄角狠命抵向猛虎，气势丝毫不弱；而就在牛扬起后蹄的一刹那，一戴尖顶帽的人趁机用环首小刀阉割牛的生殖器（图5）。阉牛是为使之便于耕作，也改善牛的肉质，这一习俗流传至今。另外，陕西榆林横山孙家园子墓门楣石上刻有挤牛奶图。

图5 河南方城城关镇墓西门下门楣石拓本

至于用牛皮御寒，有著名的“牛衣对泣”之典。西汉元帝、成帝时期的王章，官至京兆尹，性情耿直、刚正不阿，素为大臣贵戚所敬惮。可他早年做太学生时，也曾经历过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比如一次生了病，却连被子也没有，只能借牛衣取暖。贫病交加让王章情绪低落，他自以为熬不过这一关了，躺在牛衣中竟感伤得落泪，忍不住向妻子诀别。王妻是古史上少有的留名女子，当然自有一派风范，她并不为丈夫的脆弱所惊慌，相反镇定自若，唤着丈夫的字“仲卿”训斥道：“你瞧瞧如今在京师朝廷里的尊贵者，能力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可你在生病困厄之时，非但不自我激励、奋发图强，反倒哭哭啼啼的，哪有大丈夫的样？”王妻的见识坚强犹如一柄剑，破开了笼罩的迷雾与乌云，令王章醍醐灌顶，也倍感温馨。后来王章几经波折终于得到外戚王凤举荐、为成帝所用，但他并不买王凤的账，秉公行事，于是得罪了王凤，连同妻儿皆下狱。狱中，王章年方十二的小女儿继承了其母的聪慧，准确预料到其父终会因刚直的性格遭难。随着王章被杀害，其妻儿被流放合浦，直到王凤去世后才得以还乡。这家有慧能的人家后来从事采珠业，勤劳致富，加上时人皆为王章之冤所不平，他们最终在劫后余生中得到了岁月的温柔庇佑。

（四）交通运输中的牛

牛还是汉代陆路运输的重要动力。牛车以车箱上是否装卷篷，分作篷车与敞车两种。王子今先生指出牛对饲料的要求低、力强耐久，虽然行速慢，但在秦汉时期逐渐成为最普遍的运输动力，牛车的普及是东汉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过牛车规格较低，从西汉初年大约至东汉中期，多用于载物，人乘牛车会被尊贵者所不齿，《晋书·舆服志》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这一风气的转变与为生活便利密切相关。孙机先生认为东汉晚期社会上层出行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其原因之一是牛步徐缓，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并且可自由坐卧，不用像乘马车一样需要坐或立、并保持姿势的端正。

如一件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几格，在最下一格刻一带卷篷的牛车图像，应为篷车（图6）。又如甘肃张掖高台县骆驼城南出土一辆东汉彩绘木牛辎车明器。辎车制作得机巧，由双辕、车舆、帷盖及车轮组成，车舆前后各有两爿可开合的车门，门框涂褐底黑点，车轴、轮辋及帷盖涂黑色，颇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势；而拉车的牛则被刻出身体轮廓，由黑线勾勒五官、毛皮，俯首而立，长尾支棱（图7）。

图6 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拓本

图7 张掖高台出彩绘木牛辎车明器

牛之壮美呈现

汉代人发掘了牛的雄壮之美。

（一）斗牛与牛灯

最具动感的牛是处于战斗状态时，画像石上常见斗牛场景。比如山东邹城面粉厂出土一块浅浮雕画像石，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宴乐和农作图，下层从左往右的图像依次为：两人击一人；二牛相斗；骆驼、大象依次向前行；射猎场景。其中的斗牛图氛围激烈，二牛一面扬蹄刨地、一面低头拼命用犄角抵向对方，观者似乎能感受到它们的牛气哄哄，中间有一人似在作裁判，另一人骑在一牛身上也在专注观战（图8）。

图8 山东邹城面粉厂出画像石拓本

汉代人也善于将生活用具塑作动物形状。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一件错银铜牛灯，铜灯由灯座、灯盏和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这三组组件均可拆卸，便于清洗。其中灯座塑作黄牛形状，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盘上笼两片可转动的灯罩，其中一片镂空雕刻，便于散热、挡风和调光；灯罩上扣穹顶形罩盖，烟管一头连接盖顶、一头与低垂的牛首相接（图9、10）。当灯盏中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即上升、经由烟管导入盛有清水的灯座腹腔，得以溶解，环保卫生。巧妙运用导烟管保护环境的原理，在汉代多件灯盏上都有所体现，如长信宫灯以小宫女高举拎灯的那只臂袖作为导烟管；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彩绘雁鱼青铜釭灯，以大雁修长的脖子作为导烟管（图11）。

图9、10 江苏扬州邗江县出土错银铜牛灯

图11 国家博物馆藏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另外这件铜牛灯的造型美观，铜牛曲颈低首，瞠目张口，双角角根相连、角尖上刺、连贯成一弯月牙，线条流畅；四肢立地，尾卷上翘，体型雄浑。灯座、导烟管和灯盏都施以错银技法，通体光滑、纹饰精美。错银类似于错金，据史树青先生考证，错金技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在铜器上用金丝、金片镶嵌成纹饰、文字，然后用错石（厝石）在器表磨错平整，形成隐嵌图案的视觉效果，生动活泼。比如这件铜牛灯上即以云气纹为地，夹有奇禽异兽，图形飘逸。

（二）滇国艺术中的牛

汉牛被塑造得最为光彩四射的，当属滇国器物上的造型。滇国畜牧业发达，家养的畜禽中牛的数量最多。滇牛品种也为黄牛，有两种类型，大约一种的角上翘，另一种的角则下垂。

比如国家博物馆藏两件实物，一件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的西汉青铜枕。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该古墓群中共发掘出土6件，这一件作马鞍形，枕面中间平整，两端上翘，如此两头连上中部的轮廓形成一个开口宽阔的弓形，又若一弯新月；两头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枕头的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则以双旋纹、虎纹为地，并排浮雕三立牛，牛的上半身连带牛首凸出平面。在枕背面的三牛侧立，头向右偏垂下，犄角上顶，颈项上的肉峰突起，牛的倔强栩栩如生。而在两端的牛则端立高处，目光前视，双角上翘，重心朝后、身躯微向后倾，长尾下垂，意态庄严（图12）。

图12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青铜枕

另一件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此贮贝器由器盖和器身组成，器盖呈上宽下窄的矮筒状，顶上铸七牛；器身作上窄下宽的长筒形，中束腰，腰部有一对虎形耳，底部有三足。两只猛虎凝神上望，开口露牙，身躯压低，缓步上前，正紧盯前方器盖上的猎物牛群，准备狩猎。而七牛身形健壮，颈项上皆有突出的肉峰，其中六头环绕于器盖边缘，相连前行，或犄角上扬或双角内卷朝下，或侧视或下望；独有一牛伫立中央圆台上、高出其余六牛的脊背，耸然鹤立，昂首仰天而鸣，双角硕大朝上卷翘，俨然为众牛之王，威武无双。在这里，每只动物都造型鲜活、形神兼备，更难得的是虎的狡诈诡谲与牛的威严庄重形成戏剧性效果，具有类似古希腊雕塑人物的艺术魅力，于静默的虚空中蕴含着一触即发的情感与力量（图13）。

图13 晋宁石寨山出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神话中的牛

牛在汉代也被神化，在图像表现上主要有两类。

（一）牛首人身神

第一种是以牛首人身神的形象出现，常与鸡首人身神相组合，多见于山东、江苏徐州和陕北的画像石上。关于牛首神图像的定名，学界有多种观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认为他代表西王母，或者炎帝；相应的鸡首神则代表东王公，或者宝鸡神。而据陈根远、李凇先生的相关研究，汉代牛首、鸡首神图像的来源是鲁南、苏北，陕北包括晋西北皆受山东图像的影响。在山东的此类图像中，这两类神多是作为西王母、东王公的侍者存在，因此我们认为画像石上的牛首、鸡首神，可能是主神的侍从。

比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一块门楣石，画面以夹带飞鸟的云气纹为地，从左右两端到中间的图像相对称，分别为带蟾蜍的月轮、带金乌的日轮，带翼牛首神、带翼鸡首神，直到正中央为一张牙舞爪的野熊（图14）。更具代表性的是山西离石马茂庄西二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石，两侧画像的两边皆为勾连卷云纹，中间一栏均分作上下两格，上格分别为西王母、东王公，下格分别为执符节的牛首神、鸡首神（图15）。在这对图像组合上，牛首神作为西王母侍从的身份很明显。

图14 陕西神木大保当出门楣石拓本

图15 山西离石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石拓本

（二）执法神獬豸

第二种神牛形象是獬豸。獬豸是传说中公正执法的神兽，从汉晋时期起，它就被视作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常出现在执法公堂或执法者的衣帽上。关于獬豸的原型，文献中有三种记载，分别是：羊、鹿和牛，其共同点是皆有一角，如《异物志》曰：“东边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而图像资料中的獬豸大多是以牛作为原型，并且它主要是凭借有特色、稳定的姿势保持辨识度，因此与其拘泥于用某种动物形象，不如用其姿态特征来作为判断獬豸形象的依据。图像上的它一般以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抵刺、背部高耸、四蹄触地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的姿态为其特征。陕北、南阳地区的画像石上常见獬豸图像，在组合形式上又各有特点：陕北的獬豸图像被程式化、多成对出现，而南阳的则没有固定组合对象。

陕北画像石墓墓门有一程式，即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朱雀、铺首和神兽图像，其中最下方的神兽多为青龙、白虎，也可能是獬豸。墓门为一对，于是左右图像相对称，形成组合，气势十足，米脂、榆林、神木、绥德等地多见这类画像石。如绥德杨孟元墓的左右门扉，画面正中各有一只铺首衔环图像，瞋目开口，头顶双耳竖立、中央竖一肉柱；铺首上方各有一朱雀，一足轻立于铺首头顶的肉柱上，一足抬起，昂首挺胸，展翅扬尾，富丽雍容；铺首下方则各有一獬豸，俯首前抵，长尾高扬，两蹄立地两蹄刨动，凶猛暴烈的气场与上方朱雀形成对照（图16）。

图16 绥德杨孟元墓左右门扉拓本

而南阳画像石上的獬豸虽也与猛兽相组合，但对象不固定。如南阳宛城军帐营出土一件墓门左门楣石，画面横向，从左往右依次为：獬豸与虎相斗，羽人戏二龙，方士，背景饰以缭绕的云气纹。其中虎后肢立地，上半身腾空，昂首怒吼，威吓面前的挑衅者；但对面的獬豸丝毫不为其所动，俯首耸背，身躯前倾，以其独角挑战王者，气吞如虎（图17）。

图17 南阳宛城出墓门左门楣石拓本

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形式，也塑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相关资料多出土于甘肃地区。如张掖高台骆驼城墓群、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等都出土过木獬豸。又如一件出土于嘉峪关新城乡的青铜独角兽，关于其制作年代，有东汉和魏晋两说。此兽头首低垂，开口露齿，双耳竖立，头顶独角笔直向前冲刺、几乎与地面平行；颈背部一长条鬃毛飞扬，身躯饰有弯曲阳刻细线、代表毛发，背部凹下，前肢挺立、后肢略曲，尾巴宽而扁、高高扬起，整体造型极具动感（图18）。

图18 嘉峪关出青铜独角兽

汉代牛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牛与人类社会的运作息息相关，汉代人不仅需要它以满足生活和生产之用，还将它纳入礼制文化的范畴，赋予它精神信仰上的含义，对其产生敬畏之情。

比如“太牢”，这是源自先秦的祭祀、待客的最高规格礼仪，备全牛羊猪三牲。《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相争时期，陈平为刘邦设计去除项羽的臂膀范增，故意安排在接待西楚使者时，装模作样地“为太牢具，举欲进之”，得知来者并非亚父而是项王派来的后，故意撤换了盛宴，代以低劣的食物，以此使骄傲简单的项羽生疑。古人极重礼，以礼规范等级与秩序，而牛作为大礼中的三牲之首，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又比如汉家天子有赐“牛酒”的传统。顾名思义，牛酒即牛与酒，每当皇帝赦天下、登基或者行冠礼等仪式性时刻，皇帝会面向大臣乃至社会基层人民，赏赐食物，其中的牛可能以整头计，也可能只是牛肉若干。这时牛不仅是单纯的食物，而代表政治殊荣，体现了帝制时期对于天下承平的愿望。

至于汉代人神化牛，可能源于对它超高实用性的认同，还有对其力量的崇拜。我们不难发现，以汉画中的牛首神、獬豸为代表，神牛相较于其他神兽，朴实无华得如同随处可见的黄土，并无传奇与浪漫可言。它之所以能够在汉代庞大的神灵队伍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一是因为它的体态展示出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健壮阳刚之美。汉画上的神牛，战斗时最具爆发力的那一瞬间被捕捉、描摹得活灵活现，仿佛天地之混沌元气就要破茧而出，那是华夏民族遥远而悠长的血脉在激荡。

二则是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辛茹苦、脚踏实地的精神象征，又是阳刚勇猛、驱魔辟邪的正气代表，还是公正严明、威武决断的正义守护者。它的这些特质，体现出汉代人对于公平正直的心理诉求，而这一心理日渐凝结成民族性的一部分，成为优秀的文化传统，滋养着代代国人。

牛凭借它的力量与忠厚，成为人类最密不可分的伙伴，也成为我们民族悠远不断的精神图腾之一。

谁不向往生命中的轻盈与飞扬呢？然而山河岁月，人世百年，总有那么一些难以承受的渡口与关卡，是徘徊退缩，还是哪怕挤在逼仄的流口也要艰难吐丝？都是选择。而牛俯下首来默默承受、耐心耕耘，定要搏得春回大地的韧性，富于启示；危难关头，它又能贲张昂扬、迎难而上，充满感染力。

回首青山依如旧，几度夕阳红。在汉代牛那一俯首、一昂头的中间，不经意两千余年的时光悠悠而过，牛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怦然相撞。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

斩首约有165万级的白起，究竟是神是魔？

推荐：揣着格律读唐诗（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文/王梦恒

（《芈月传》版白起）

【作者简介】王梦恒，笔名灞桥冷月，陕西省三原县南郊中学高三在读学生，长于文史，有赞霍去病的《九张机》诗作在网络发表，引起强烈反响。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原题《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记秦武安君白起》

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日暮，咸阳城西门十里的杜邮驿亭被一派夕日的余晖笼罩。时已深秋，枯黄的衰草在风中摇摆不定，寒鸦在突兀的树枝上不住地哀鸣。朔风中，一位饱经沧桑，面庞上满是坚毅和果敢，却又透着几分凄楚的苍苍老者，听完了使者的宣诏，巍巍一颤，随即又复归平静。他接过使者手中的“王剑”，环首四顾，仰天一声长叹，然后挥剑自裁，魁梧的身躯向后轰然倒去。

大地无声，苍天默默……

对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韩非子在《八说》中高度概括道，春秋战国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然自古以来，乱世就是造就英雄的最佳时机。在这一“大争之世”里，贤相层出，名将不绝，白起无疑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位。

（《大秦帝国》版白起）

白起，毁誉参半，誉者赞他为“先秦第一战神”，一生攻城略地，无往不胜，甚至孙膑、吴起也无法企及；毁者说他是“人屠”“杀神”，一生杀戮过多，惹得天怒人怨。最终他被秦昭襄王“赐死”，实是因果报应。然“一善不能遮百丑，一罪亦不能废百功”，白起其人，究竟如何?是“神”是“魔”，就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大争之世”里，顾首武安君那波澜壮阔而又凄惨扼腕的一生。

太史公为白起立传，开篇里就写了这样三个字“善用兵”。

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受穰侯魏冉之赏识，担任秦国左庶长，参与了攻打韩国新城的战斗，之后他的军事才能逐渐显现。第二年，他被晋为左更，在进攻韩魏之时，他在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更是俘虏了魏将公孙喜，由是声名大噪，威震六国。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惠文王的励精图治，已经国力大增，由一个东方六国“夷狄遇之”的边陲小国变成了“诸侯畏惧，兵革大强”的“虎狼之国”。在军事方面，秦国一直实行的是以敌首计军功来进爵的制度。“伊阙之战”，白起斩首二十四万，随即又被升为国尉，大良造。之后的三十年里，白起率领的大秦军队攻魏征楚，讨赵伐韩，皆是无往不胜，所向披靡:攻垣城，拔光狼，引鄢水倒淹鄢城，拔郢都，烧夷陵，定巫、黔中郡，拔华阳，走芒卯，取陉城……秦国的疆域在昭襄王时期得到极大的扩张，白起完全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秦军在武安君白起的率领下，纵横华夏南北，使山东六国闻秦色变，不敢西进函谷关一步……

（手绘版白起）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年)，由于韩国的上党之争，中原当时国力最为强盛的秦国和赵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两国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赵将廉颇率军二十万和秦左庶长王龁在长平相持。廉颇坚守壁垒，以逸待劳，王龁多次挑战，赵军就是不出军应战。相持日久，两国军饷供应都逐渐乏困。秦相应侯范睢巧使离间计，使赵孝成王罢免廉颇，拜马服子赵括为帅。赵括在朝野上夸夸其谈，纸上谈兵，随即率军二十万奔赴长平。

昭襄王密遣武安君白起为帅，偷偷赶到长平。赵括毫无实际的战斗经验，被秦军引诱深入，困在壁垒之间。几个月后，赵军“不得食，阴杀相食”，赵括无奈之下率军突围，为秦军射杀而死，卒四十万尽降武安君。秦国取得了长平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国风云版白起）

白起为后世诟病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嗜杀”，长平之战投降的四十万赵军，武安君“挟诈而尽坑杀之”。当我们站在今天来回首这件事，也许是白起的性格残忍，也许是白起认为的赵军反复无常，也许是四十万军队消耗太大，亦也许出于别的原因。

可四十万赵国壮丁确实死在了长平，而这些人，几乎就是赵国的一代的壮年人啊！“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

粗算白起一生的征杀战伐，斩首约有165万级!

梁启超曾经考证，整个战国斩首约二百多万，而白起就分了这个数字的一半。两千年前的华夏大地，也许就是白骨累累吧。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在战国时代，天下君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无数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统一天下，前赴后继，不死不休。白起为秦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扫清了一路的阻碍。但是孙子所说的“将者五事”——智、信、仁、勇、严，也行白起诸事皆能，就是缺少了“仁”吧……

（白起故里，陕西眉县）

长平之战后，白起率军直指邯郸。六国恐惧，遣纵横家苏代西行入秦，厚贿秦相应侯范睢，陈说白起功成之后的利害。范睢一番思虑，然后劝说昭襄王召秦军班师，白起闻听，大不乐，自此将相关系破裂。后来，昭襄王再次起兵伐赵，白起托病不应，结果秦将王陵率军不能攻克。昭襄王再次诏请白起，白起认为之前已错失良机，现在出征于事无济，遂不应。昭襄王又派应侯范睢亲自去请，白起依旧称病不出。结果王龁和王陵在邯郸被春申君和信陵君大军击败，白起乃言:“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昭襄王大怒，强行启用白起，白起报病笃，昭襄王便将白起降为普通士卒，迁往阴密。白起受诏之后，离开咸阳不久，昭襄王又遣使者赐白起“王剑”自裁，一代战神自此落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史书记载，白起在自裁时，仰天长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言:“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真是英雄死前的悲叹，白起意识到了长平之战的残忍，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权力过大对昭襄王的威胁。

（陕西眉县白起祠堂，白氏宗亲代表为武安君白起上香）

自古兔死狗烹，禽尽弓藏。大功之臣，若是不能拿捏好权力的分寸和与君王的距离，往往都是难以善终。

几百年后，唐人汪遵在诗中写道“杀尽降兵热血流，一心犹自逞戈矛。功成若解求身退，岂得将军死杜邮。”金戈铁马，白骨成山。武安君起自郿县，终于杜邮，一生的波澜壮阔，为纷乱的战国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回，世事变换如白云苍狗，杜邮的草盛了衰，衰了盛，周而复始，毫无穷期。1970年，某工厂在今咸阳城东郊渭河北岸任家咀施工时，挖掘出了一条墓道，出土大量兵器和佩剑等文物。据考证，这里是秦时杜邮所在地，自此秦武安君白起之墓确定。

几年前我曾经去任家咀怀古凭吊，铅华洗尽，残阳散去，秦时的西风古道已难觅踪迹，只有茂盛的荒草在白起墓上蔓延，伴随着这一代战神隐入历史的尘烟。

也许，白起本人也不在意后世的种种评价，他为自己“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而感到幸福。

如今，他的身躯静静地躺在属于他的封土之下，默默地注视着他曾经征战过的华夏大地和关中的千里沃野……

（2017年03月10日夜）

（白起故里，陕西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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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师说｜輶轩使者汪启明④：入蜀的杜甫与出蜀的苏东坡，蜀方言在历史的南来北往中形成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摄影 陈光旭 实习生 苟春

汪启明教授是绵阳三台人。在他的家乡当地一直有个方言词叫做“搅团”。做法是以玉米、小麦等磨成较粗的面粉，四川话重叠叫“面面”（第二个字读轻声）。水烧开后，一手抓一把，从手指缝撒到锅里；另一只手用筷子在锅中不停搅动，以免成为“灰包子”（即外表是湿的，内部还是干粉，又叫“灰包蛋”），煮熟后，有点类似其他地方的稠稀饭、面糊糊。但奇怪的是，四川其他地方的人，包括成都人都不这样说。汪启明探寻了好多年找不到来源。

一次，汪启明在给学生上课。突发奇想便向学生问到，“有个四川方言‘搅团’，谁能听懂的举手。”马上就有两三个人举手，能听懂的学生是陕西人和甘肃人。汪启明再行查证，发现历史上西北人群曾有多次迁入四川的记载，尤其是晋朝初年西北秦、雍二州流民入蜀，流连居住的地方正是在绵阳周边。这个词在四川当代作家中有使用的，沙汀《青㭎坡》：“青㭎坡，难活人，白天吃的稀搅团，晚上睡的豌豆藤！”沙汀正是绵阳安州区人。

“远古以来，蜀地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西北的流民曾经大批来到四川，可能他们语言中一些词保留在蜀方言中。我们说民族的融合从来就是双向的，语言的融合也不例外。”汪启明认为，人们出入蜀地对蜀语面貌的形成与流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苏轼的诗文常常用方言

比如“鲜翠”“元修菜”等都是蜀方言词

目前学者能够发现的古蜀语材料，都是古代文人记载下来的。他们的记载包括亲历和听说两种来源，都是活生生的语言材料。

蜀语的接触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包括入蜀和出蜀。在这方面，穿梭在时间长廊里的历史名人，功不可没。

远的如西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的文人去长安做官，近一点的如宋代眉山苏轼，21岁出蜀，家乡的语言伴随他的漂泊一生。苏轼的诗文常常用方言。比如“鲜翠”“元修菜”等都是蜀方言词。更有趣的是，他讲的蜀方言在他被贬的海南儋州，影响直到今日，成为一个方言流播、交融的佳话。

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62岁的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一直到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65岁遇赦北归。苏东坡在海南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开学府，编讲义，传诗书，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学之士。儋州及海南也由此与一代文豪结下情缘。海南有多种方言，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是“海南话”，但是儋州人不说“海南话”而说“儋州话”；据学者调查，与儋州相毗邻的临高，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只用来读汉字，不用于交际的话，和海南其它地方不一样，当地人把这种话称为“苏东坡话”。相传这就是苏东坡等人带到海南的。

蜀中曾将年老的人尊称为“波”

外公和外婆都被称为“波”

与苏东坡等文人出蜀，将蜀方言带到外地相反，外地文人入蜀期间，会把蜀方言吸收进他们的作品中，用蜀地的方言词写诗、文，或者以蜀语语音押韵。如杜甫、范成大、陆游在他们的诗作中都使用了不少的蜀语词。尤其是，杜甫在蜀中呆了八年，深受这里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常常使用蜀语词，用得可谓炉火纯青。如《闻斛斯六官未归》中，写有 “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这里的“土锉”就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表示一种炊具，也就是今天的砂锅。其他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都用蜀中方言，甚至杜甫的《戏作俳优体二首》，通篇都是方言构成。陆游在《邻曲》里，写下“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 “黎祁”， 便是蜀人对豆腐的称谓。范成大曾在《吴船录》中写道“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意思就是说蜀中将年老的人尊称为“波”，外公和外婆都被称为“波”。而南宋黄庭坚入蜀为官，有的诗就用了蜀地特有的语音来押韵。

除了“入蜀”和“出蜀”的古代文人，还有一种是从来没有到过蜀地的人，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下蜀语。例如，东汉许慎是汝南（今河南）人，在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记有蜀音：“嬽，好也。从女奚声。读若蜀郡布名。”类似地，齐人郑玄注《周礼》引过汝南人郑司农记录的蜀语，梁人顾野王所写的《玉篇》共收集了20余条当时的蜀语；晋人郭璞也从来没有到过蜀地，但是他指出“蜀人呼笔为‘不律’”。这条方言，《说文》却说是吴地方言，到郭璞时代，蜀人也有人说，只是地域出现了变化。

汪启明表示，上边这些学者虽然从来没有到过蜀地，但他们记载了古蜀的语音、词汇，说明有蜀地、蜀人位移到他们所居、所在的地区，或是他们可能到过蜀地临近地区，蜀语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留下了宝贵记载。

无论是3000余年前的《诗经》《楚辞》，还是1000多年前杜甫、陆游的诗作，其中的方言特色，都成为他们各自作品的加分项。到了现代文学领域，方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35年到1937年，李劼人发表了“大河小说三部曲”，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些作品中，四川方言是一大亮点。李劼人被誉为“四川白话小说创作第一人”，其小说较多地使用四川方言词语，具有开创性。成都市李劼人研究学会会长王嘉陵说：“四川方言中有不少词汇是从文言脱化而来，李劼人把四川方言巧妙地移植进文学创作，既充满韵味，又让人耳目一新。”

“湖广填四川”

只是今人对清初大移民的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

讨论方言的融合，不能不关注说这种话的居民。语言学上有人称为“语主”。据汪启明介绍，如果归纳起来，古蜀人与外地人接触的方式可以细分为10多种，蜀语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两种基模式：一种是自然的接触与融合，如通婚、外交、经商、迁徙、官员调动等；另一种是被迫的接触与融合，如战争、罪犯谪迁等。地缘接近是语言接触的有利条件，因此，古蜀语接触的对象，或者是相邻的汉语方言，如楚方言，秦方言；或者是相邻的少数民族语言。有资料显示，“如晋代初年，蜀地人口仅有20多万户，‘蜀土无僚’，后来有10余万落（户）僚人入蜀，蜀地15个郡，有14个郡都有僚人定居，人数约有四五十万人，这大大改变了蜀人的结构，必然也会影响到蜀语的面貌” 。

坊间一直有这样的流传，四川人能够和湖北湖南人无障碍沟通。地处湖北西南的宜昌人和湖北东南的通城人互相听不懂，但却听得懂四川某些方言土语。一位湖南衡阳市区的朋友和他的四川朋友用各自的家乡话交流障碍不大；当他到了衡阳下辖的各区县，有些话却不一定能听懂。这也让不少湖北人湖南人到了外地，有时被误解为四川人。

以武汉地区某些方言为例，“没有”说成“莫得”，“蹲着”说成“跍到” （字又写成踞，读gū或kú），几乎和四川方言一致。

汪启明认为，现在的四川方言和湖北方言在相似度的比例上相当高，究其原因，应当是清初“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因此，四川官话往往又被称为“湖广话”。

《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这是说曾经人烟稠密的四川，那时人丁寥落，跟晨星一样，数都数得清。这样的情况，在汪启明的《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中也收集有大量史料。

康熙七年，新上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向朝廷报告称：“四川自张献忠乱后，民少地荒，请不拘省分，凡无恒产佣工游食之人，经地方官查报，即酌情给予盘费，慰勉安置。”便是请求康熙帝让其他省份的人迁移进入四川。

为了重振西南地区，于是政府下令湖广填四川。文献记载，目前成都人的原籍几乎多是外省人，其中大多数又都是来自当时的湖广地区。清末六对山人杨燮的《锦城竹枝词》称：““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然而这里所说“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湖南、湖北和广东、广西地区么？ 汪启明说， 事实上，“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主要是指湖南湖北，并不包括广东、广西地区。元代时设置湖广行省，包含有湖南、湖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区。明代设两广总督，清康熙十九年，设置湖广总督，由于管辖权的变更，当时的“湖广”仅指代湖南、湖北两省。因此填川的移民一半以上来自湖北和湖南。清代末年傅崇矩的《成都通览》统计外地人来源，也是把“湖广”和广东、广西分开计算的。据民国《云阳县志》记载，迁入云阳共164族，其中湖南38族、湖北77族，广东仅2族；再以民国《合川县志》为例，共迁入299家，其中湖南95家、湖北59家，广东仅12家。因此，“今天所说的湖广填四川，只是今人对清初大移民的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汪启明强调。

人物简介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获第十八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汪启明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出版著作有《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考据学论稿》《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华阳国志译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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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庚纪106集：神族再添一位圣王，鼻孔看人，和阿岚是同种神力

《武庚纪》106集播出，最具看点的无疑就是这位新出的女圣王了。这位美女圣王就是天使圣王，但很显然阿岚不知道她是谁，还要靠精灵才知道她的身份。事实上伏羲也很可能不知道她的存在，甚至都没有进去过那扇门，不然的话肯定会提醒阿岚，甚至有可能知道有这位天使圣王把守的话，会选择其他人来执行这个任务。

其实真要说起来，这位天使圣王其实是玄机的原创角色，可能是官方觉得天之墓不安排一个强力一点的角色，就这样让阿岚一路闯进去未免说不过去，所以就加了这位天使圣王。而这位天使圣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的使者，也是神族之中血统最为高贵的圣王，承载着天的伟大使命而降生，这个使命估计就是守护白龙和传达命令。

在这位天使圣王没出来之前，很多人猜过这位金发美女的名字和她拥有的神力，名字自然猜不到，但神力只有八种，个人猜测的是原始界神力，毕竟背后有翅膀，原始界神力也能说的过去。万万没想到是修罗界神力，修罗界神力其实就是一个召唤师的神力，主召唤各种生物和亡灵助战，神力越高，召唤之物越强。

在动画中，目前修罗界神力只有十刑和阿岚拥有，十刑的召唤物是荒狼，阿岚的则是暗杀蝶，现在又多出一位修罗界神力拥有者，不过她的召唤物却是圣光，这个可就厉害了，显然比十刑和阿岚要高出几个层次，十刑和阿岚的只是生物，她的圣光却是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无形无尽，一瞬间就把阿岚的暗杀蝶都给杀了，阿岚在她的面前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更是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而这位显得很高贵的圣王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表情，拿鼻孔看人，高傲不可一世，甚至对阿岚说：“见到我，已是你的荣幸”，下一瞬，阿岚就被强光包围，为她的神技“流光万道”淹没在了光的海洋里。

看到这里，想必有很多斗罗的观众会联想到菊花关的第八魂技：流光万丈。而这位天使圣王的形象更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和千仞雪契合，如果再加几双翅膀想必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千仞雪原型了。

那么阿岚真的死了么？当然不会，这只是假象，如果真要说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不闻不问出手了，天使圣王的召唤技是光，而不闻不问的技能就是影子，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有影子的地方就有光，不闻不问可以自由操控变幻莫测的影子对敌，并能在对敌的过程中给敌人带来绝对的黑暗，可以说完美克制天使圣王的圣光，就等下一集不闻不问的出场了，这也是一位御姐，看爆料两人还有不浅的关系。

​关于武庚纪106集的内容就说到这，大家看了这一集了吗？是不是很喜欢这位天使圣王呢？欢迎留言，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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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蒙古使者为啥都爱往北京跑？这就不得不提厚往薄来原则

自明成祖将京师从南京迁至北京后，北京的作用便全面地提升起来，不仅是明帝国北疆防线的最大支柱，更一跃成为明蒙贸易的中心。北京虽不是互市主要场所，也不是大宗物资的吞吐者，却直接影响着明蒙贸易进程。

陈峰韬

明仇英《职贡图卷》描绘了边疆朝贡的情景，马匹始终为进贡的重要物资

蒙古的贸易刚需

明朝建立后，洪武、永乐两朝都对北逃蒙元残余势力奉行军事打击政策，特别是明成祖五征漠北，沉重打击了北元，蒙古诸部分裂，整体实力大衰。但明军毕竟无法彻底消灭蒙古诸部，双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明朝于是转而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断绝与蒙古诸部的经济来往。

这一招的效果，不比军事打击差。蒙古起初并不怕明朝封锁，因为蒙古地跨中亚至外兴安岭，与中亚诸国、东北奴尔干都司女真诸部、高丽，都能进行贸易。特别是高丽，在明太祖时代还奉行北元正朔，能为其提供相当多的生活用品，故而身处大漠穷荒的蒙古经济上仍然过得去。

及至蒙古分裂为西部的瓦剌和东部的鞑靼，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鞑靼的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中亚方面地理隔绝，东方的女真被明朝完全控制，高丽也改旗易帜倒向明朝，鞑靼以往严重依赖贸易输入的粮食、布匹、铁器、药品等生活物资，以及丝织品、瓷器等贵族所需奢侈品，都断绝了来源。蒙古人并没有制造这些物品的技术能力，甚至做饭用的铁锅都需要购买。

明成祖朱棣也看到了鞑靼部的困难，采取经济诱惑加政治分化的手段，企图挑起东西两部蒙古内战。鞑靼虽知道明成祖的用心，但受迫于经济贸易刚需，仍然不惜食明朝之饵，开始向北京城派去朝贡贸易的使者。

这种经济来往一旦建立，就基本再也没有中断，即使后来明成祖亲率大军试图彻底灭亡鞑靼部，蒙古使者仍然坚持每年到北京朝贡。而明朝出于政治招抚的考虑，一直没有断绝这种看似进贡、实则是物资互换的经济来往。

厚往薄来：蒙古使者最爱进北京

明成祖死后，明朝无力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双方的经济来往排除了政治和军事干扰，越发变得紧密起来。蒙古不满足于小规模的朝贡，向明朝提出要求，到北京的朝贡使者，不仅仅能进行物资交换，还要在北京或沿途州县购买生活物资。明朝一一答应。

也就是说，相较以往政治性质占主导地位的朝贡，已经扩大为朝贡兼贸易的综合性行为，这一成熟模式在明仁宗、宣宗时代正式建立起来了。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北京并非明蒙贸易的主要场地，大宗物资交换的主要场所是设立在辽东、宣大、甘宁等三个方向的市口。

按理说，为求获利，蒙古商人和使者应该主要活动于三大市口，但令人意外的是，蒙古使者都爱往北京跑。这又是为何呢？这就不得不提“厚往薄来”原则。

明朝像以往的所有中原王朝一样，把周边四夷的朝贡视作政治上的臣服。因而对待四夷朝贡，都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以远大于朝贡物品价值的财物、金钱回赐朝贡使者，显示天朝上国财富之盛、国力之强。

以蒙古朝贡贸易大宗——马匹为例，明朝规定，蒙古人所贡物品例不定价，另外制定一套实物交换的标准，上等马每匹可换彩缎四表里、绢八匹，中等马彩缎二表里、折钞卷二匹，下等马纻丝一匹、绢八匹、折钞卷一匹，下下等马绢六匹、折钞卷一匹。单是这个价格，就已经超出马的价值不少。

但蒙古使者能获取的利润还不止这些。由于明朝将朝贡贸易视作政治行为，每次蒙古使团到来，还要对蒙古大汗、妃子及太师以下重要酋长进行“给赐”。明英宗时代明蒙朝贡贸易达到极盛时，蒙古得到的给赐达到高峰。以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次给赐为例，赐也先汗纻丝织金衣一匹、织金锦衣一匹、五色缎二十六匹、素缎五十六匹、彩缎八十七匹、印花卷十匹；赐二妃缎三十二匹，金盔、金皮甲、鼓、铝砂、胡琴等大小物品；赐丞相各色缎匹十七匹。其余各级酋长赐物丝、缎、绢数以千计。

而作为面受天恩的使者，明朝也不会亏待。一等正副使者赏彩缎六表里、绢五匹，正副使之妻赏织金衣一袭、彩缎二表里、绢一匹。其余二等、三等依例减少。朝廷赏赐的物品，使者既可以折成现银，也可以拿出去在会同馆外和京师百姓交易。明蒙关系较好的时候，使团人员还可以夹带私马进京售卖。这些贸易，基本都保赚不赔，甚至利润数倍。

除此之外，蒙古使者入塞之后，沿途就有明朝接待使者一路陪伴，所需衣食、马料等物品，都由沿途州县提供，到北京后居住于会同馆，所有衣食用度也全都由慷慨大方的明廷供应。

所以蒙古官员都极其热衷充任进京使者。成祖、仁宣时代，蒙古使团大概才二三百人，到了英宗时代，也先汗一次居然能派出二千多人的超大使团，而且一年多达四次，一些使者贪图享乐，甚至赖在北京不愿意回去。

如此庞大的回赐、给赐和接待开支，逐渐令明朝国库吃不消。朝中许多大臣提出限制蒙古朝贡频度与人数，再加上蒙古人贡来的马匹有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之事，明朝遂以削减马价、减少赏赐为切入点，对瓦剌也先汗提出限制乃至中止朝贡的威胁。

明英宗生还竟与明蒙贸易有关

也先是个颇有野心的大汗，他在位期间统一蒙古，不再满足于通过正常的朝贡贸易获取经济利益，而希望通过施加军事压力攫取更大利益。

恰巧明英宗受惑于大太监王振，企图以军事力量回击也先汗。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稀里糊涂地率军北巡，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大军生俘。

清姚文翰绘《明英宗真像》

自唐朝以降，中国被俘皇帝下场非死即囚，最好也不过是徽钦二帝。但明英宗居然毫发无损地生还，最后还奇迹般地复辟。这令人不免好奇，狼子野心的也先汗，怎么会舍得把英宗放回北京城呢？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明朝在于谦主持下及时地立代宗为帝，对蒙古的要挟不再投鼠忌器。但促使英宗生还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蒙古人无法割舍的贸易需求。

北京城的朝贡贸易虽然只占明蒙贸易的一小部分，但其状况之好坏，是明蒙整体贸易的晴雨表，北京顺则全顺，北京滞则全滞。明朝人缺了蒙古马匹能活得下去，但蒙古人缺了中原的物资，长远来看肯定活不好。

也先起初抓到英宗后，蒙古人都非常高兴，逼英宗写信回去索要财物，被拒绝后，也先挟英宗南下进攻北京。结果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大败也先，也先的弟弟孛罗卯那孩当场阵亡。明蒙双方关系濒于破裂，不仅进京朝贡完全中断了，连三边互市的市口也被关闭，蒙古人空抓了一个毫无用处的皇帝，却把自己逼得骑虎难下。若是杀了他，接下来必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杀，也先岂不是白挨了一耳光？

蒙古诸部酋长本就反对军事威胁，此时怨言载道，纷纷给也先施加压力，要他速速放回英宗、改善明蒙关系。也先无奈，连续向北京派出六批使者，其中两批把马匹带过去进贡。不过这次的使团已经不敢奢望明朝有什么赏赐，只要代宗皇帝开恩，把明英宗接回去，两家罢战言和就好。

明代宗本不想接英宗回来，奈何扶立自己上位的大功臣于谦坚决主张迎回，就这样，经历了一年俘虏生活的英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北京皇宫。随后也先汗致书于明代宗，谦卑地称臣谢罪，并请求恢复朝贡贸易。

明代宗也不想继续招惹强大的瓦剌，顺坡下驴地同意了朝贡及互市，北京重新出现了成队的蒙古使者。景泰四年（1453年），明廷对一个二千人使团的各种回赐、赏赐、给赐，居然达到数万匹，一举打破历朝纪录。

庚戌之变：贸易引发的战争

明蒙朝贡贸易顺利地持续到明嘉靖朝，直到庚戌之变爆发。

此前，蒙古诸部发生了内乱，朝贡贸易一度中断，个别蒙古部落没有朝贡的资格，于是走上了入塞抢掠的老路。若是了解蒙古情况的皇帝在位，发兵示威即可制止兵祸。偏偏世宗皇帝是个相当偏执的皇帝，始终认为蒙古人贪残成性，于是突然停止了持续百年的蒙古朝贡贸易。

蒙古俺答汗基本统一各部后，向明朝提出恢复朝贡贸易，自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贡，明世宗一概严词拒绝，还两次下令杀了蒙古使者。明朝这种做法彻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年），俺答汗发兵三十余万入塞，一路横扫明朝边军，打到北京城下。俺答汗狂妄地致书明朝说：“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而郭。”

当时明军多年未经大战，军备已经严重松懈，京师禁军只有四万多人在营，其中老弱者多达一半，皆不堪一战。北京城外赶来勤王的兵马也仅四五万人，如果俺答汗真的发动进攻，恐怕世宗皇帝要成为英宗第二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世宗皇帝接受内阁大臣徐阶的建议，同意恢复朝贡贸易。俺答汗得到确凿保证后，才裹挟着沿路掳掠的人口、物资撤围而去。

但谁都没料到世宗的顽固。嘉靖三十年（1551年），世宗迫于压力开放了边境的马市，却一直没有同意蒙古人到北京朝贡，不久索性连马市也关闭了。俺答汗恼怒万分，其后连年动兵南侵寇掠，明朝也下令边关每年烧草、赶马，企图制造一条巨大的隔离带。明蒙人民在武力冲突中受到严重伤害，人畜死者不计其数，明蒙双方两败俱伤。死要面子的嘉靖帝，虽然实现了终生不见蒙古人的宿愿，最终也没能解决边患。

世宗之子穆宗即位后，痛感数十年间兵连祸结，终于改弦更张，在隆庆四年（1570年）与俺答汗议和，全面恢复朝贡贸易，且册封了俺答汗。自隆庆四年后，久违的蒙古使团重新出现在北京城，会同馆外的公私贸易甚至比以往还要繁盛。以北京朝贡贸易的恢复为标志，明蒙三边互市也迅速开通，其繁盛局面犹过于仁宣英代诸朝。与之相伴的是，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明蒙双方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在朝贡互市重开后，喜不自胜地向穆宗皇帝奏报：“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万。”从这些话推断，明朝虽然在北京城里做了亏本买卖，但三边互市却赚了个盆满钵满，竟能使府库盈余、生民安乐、刀兵止歇，真可谓利在千秋。若是明世宗闻之于地下，不知当做何感想？

（原标题：明朝蒙古使者为何热衷进京）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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