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江湖是什么？探秘志小编认为在古代的时候江湖就是绿林好汉，他们不会欺负百姓和穷人，然而辗转到现在，所谓的江湖已经从绿林好汉转变成了恶行累累的黑社会，他们欺软怕硬，专挑平民百姓下手。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一直秉承着遵纪守法的理念来做人，可偏偏有些人硬是要去挑战法律的底线。记得之前探秘志小编发过一篇《中国十大悍匪排行榜和案件详细资料》的文章，仅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了。但事实上，还有更让人惶惶不安的，那就是黑社会团伙犯罪，他们以不正当、恶意手段自行犯罪、聚众犯罪，或者教诱他人犯罪等种种不法方式，而获取利益的一个结构体，这种组织团伙具有暴力性，犯罪性，团体性。而黑社会团伙中老大的角色很是关键，在局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下面探秘志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建国以来中国涌现出的那些著名的黑社会老大和他们那让人震惊的犯罪事迹和背景。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1名：乔四

乔四，男（1948年6月21日-1991年6月9日），本名宋永佳，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80年代末哈尔滨乃至黑龙江势力最庞大的黑社会性质集团首领之一。1991年被处决。 宋永佳小时候因家住在一个叫“大桥”的地方，且家中排行第四而被通称为“大桥老四”，后简称“乔四”。

乔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当时承包老城改造的拆迁工程，1986年5月，乔四因为承揽新发小区拆迁工程与另外两个拆迁队发生纠纷。他在工地大打出手，先伤一人，后又用啤酒瓶打昏另一人。他还气焰嚣张地宣称：“这儿的活不准你们干，都滚。”迫使另外两个拆迁队退出了这一拆迁工程。

乔四以8万元承包了道里菜市场的一部分拆迁工程，转手一倒卖，就赚了10万元。在北环路拆迁工程中，乔四获暴利63万元。几年过去，乔四就霸占了哈尔滨市大部分拆迁市场，拆迁一行几乎变成了“乔四天下”。乔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当时承包老城改造的拆迁工程，他发现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网罗几十个弟兄，专门“帮”政府拔“钉子户“。凭借耍手腕、行贿和施暴，没过多久，即成了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龙华一工区主任。

哈尔滨遍地是刺头，这拆迁的活虽然利润丰厚可决不是个好干的活。眼看工程要开工，乔四把住户招到一起，一菜刀把自己的小指给剁了下来。当众说：“谁要能照着做一遍，就可以不搬。”结果没人应声，拆迁任务很快圆满完成。因为事情干的干脆利索，乔四就此红了起来，结交了不少包括副市长在内的大员，从此有了可靠的政治保护伞。

当时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必须经他的手往出包，第一，他和黑龙江省高层关系很密切。第二，没有人敢和他抢生意。他还收取保护费，没有人敢不交。八十年代末哈尔滨的黑社会主要有2大1小3股势力，其中能和乔四相提并论的是开舞厅的郝瘸子，杨馒头。乔四和郝瘸子最后因生意问题翻了脸，郝瘸子被乔四手下的炮手用猎枪打断了双腿，落下残疾。从此乔四一人独大，称霸了整个哈尔滨市。在他们控制的地方，谁作对，不是死就是残废。

乔四在哈尔滨的坐驾是一辆黑色奔驰，车号是黑A88888，开始是一辆进口的苏联小轿车，后来被捕时是一辆美国进口的A88888别克车，他的车没有交警敢拦，所有哈尔滨的车见了都要让路，比警车开道还管用。只要他看上了大街上哪个女人，就如同香港电影黑社会一般，车停到你身边，然后窜出两个人给你架到车里，开起来就走，他强奸过后一般会给10000元，那时好象是80年代中期，10000不少啊。被他糟蹋的良家妇女可以说不计其数。加上妓女，交际花，所以他号称“夜夜做新郎”。

如果哪个有钱人想把仇家作了，只要找到乔四，给足够的钱（据说一条腿10万，一条命30万），保管哪个仇家死掉。乔四不仅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等狼狈为奸，而且是省长的座上客。当时乔四在哈尔滨可谓风光无限，连我们家乡那里（在哈尔滨东北380公里）只要谁说和乔四爷有关系，那马上成老大。可以说在黑龙江的范围内，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乔四。

乔四那年和杨馒头争拆迁工程--当时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网了几十个弟兄，专门“帮”政府拔“钉子户”。那时李正光还名不见经传，他被派去摆平此事。黑帮间这种争地盘、抢生意的事通常是以死伤多寡定胜负，结果李正光和几个弟兄安然回来了，拆迁工程也记在了乔四的名下。杨馒头还差人捎话来--这次出让，是看李正光的面子。

杨馒头绝非善类，是乔四一直要“灭”却又奈何不得的人物，他却将仅有一面之缘的李正光当作朋友。也是从那件事起，乔四开始注意李正光--这个说话不多、心思缜密的朝鲜族小伙子。后来，李正光很快成了乔四的左膀右臂。

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以乔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乔四靠威胁恫吓“钉子户”起家到发迹也就是那三年时间，李正光功不可没。不管是黑吃黑、还是争霸逞强，没有李正光出头，精彩程度就要打折。一些知情人回忆说，每次恶斗都是李正光砍出第一刀，打出第一枪，冲在最前面。他是纯粹的职业杀手，动作麻利，弹无虚发，刀刀致命。他紧绷的嘴角，冷睃的目光很配他“第一杀手”的名号。

最让李正光大振声名的是李正光与小飞的那场恶斗。参与处理此案的宋平描述了打斗的前后经过：小飞原名叫陈建滨，是与杨馒头齐名的黑道人物，靠上百次的冲杀打斗在道上混出了名堂。有一年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的青年宫，李正光与小飞两伙人在此遭遇，因为买门票的小事结下宿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互相捉对方的人打，双方都有死有伤。最终的火并在李正光与小飞之间展开。枪、刀等等武器都派上了用场。在激战中，李正光用猎枪将小飞的右腿踝部击成粉碎性骨折，他又用刀片将小飞的左脚跟腱割断。小飞双脚被废掉，从此成了残废。小飞的弟兄张晓光发誓要为小飞报仇，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李正光的对手，只得将怒火发在李正光的同伙袁新兰身上，袁被其开枪打死。

后来李正光被抓获，公安部门评价其犯罪特征时说，他们分工明确，交叉作案，干完立刻就撤，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这些特征无疑都得自李正光的影响。李正光作案多起，杀伤力极高，而且每次打斗、射杀都是速战速决，对头也不禁感叹他的“活”漂亮。乔四缘何被查？最流行的版本是：一位高层领导到哈尔滨视察，前面有警车鸣着警笛开道，所有的车都避让。却见一辆奔驰车超了过去，领导不悦，但只是问了句：“谁的车？”随行人员答：“乔四爷的车”。领导人回去后，乔四随后被抓。后来，一位熟知内情的人称：“没影的事，乔四之所以被查，是因为公安局一位领导将社会治安情况上报给当时的市领导张德邻，张德邻将情况汇报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于是宋永佳、郝伟涛、王伟范等几个犯罪集团覆灭。”

1991年6月9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宋永佳（乔四）、郝伟涛（郝瘸子）、王伟范（小克）、陈建滨、杨德光五个流氓犯罪团伙的47名罪犯进行宣判，其中宋永佳、郝伟涛、王伟范、陈建滨、杨德光、马龙、生得全、赵凡木、马殿龙、刘国庆、王树怀、霍灿荣、于庆海、张晓波等14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2名：禹作敏

禹作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他在93年公然武装抵抗解放军，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说起禹作敏，就不得不说一下1993年的大邱庄事件了：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早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据说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当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之际。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3名：魏振海

魏振海，绰号“小黑”，曾是西安“道北”黑道所熟知的“老大”。1986年10月20日，他在小寨东路一家属院公然持枪杀人抢劫，这个残暴的家伙跃入了普通西安市民的视野。在西安市建国以来是没有犯罪分子持枪杀人的，西安警方为之震惊，与其展开了一场历时3年多的惊心较量。1990年的1月30日，一度让西安市民谈之色变的暴力抢劫杀人犯魏振海越狱两年后再度落网。公安部以此题材拍摄了纪实片《西安大追捕》，真实还原了这个暴力犯罪团伙被捣毁的始末。魏家兄妹8人，他排行老五。少年时的魏振海，聪明但不好学，常与同学打架。到了中学，常纠集一些地痞惹事生非，很快就成了一霸。在校外也是一害。在其16岁时，学校看大门的老汉不让他们进校扰乱，他竟掏出刀一手将这老头砍了7刀，造成重伤害，也因伤害罪判5年徒刑。

服刑期满后，他不但恶习未改，反而更加凶残。1985年6月，刚刚出狱，就伙同金林、张谨玉在西宁火车站商埸盗窃价值4万多元的冬虫夏草等中药材，在西安市销脏得1.8万元。为了避风，逃到河南许昌，在小饭馆为了争一条凳子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在峨眉山因为琐事将张谨玉推下山崖。之后，他流窜到社会，纠集出狱的“难友”多次抢劫。1986年10月20日，魏振海穿着警服冒充公安进入小寨东路某家属院，抢走3.6万元巨款并持枪杀死女主人廖苇丽，前来串门的孕妇魏文华一进门还来不及惨叫，头部就吃了一枪，瘫软在地。

在犯下数起重大命案后，西安警方苦苦追查，在1987年6月30日，终将其擒获，判为死刑。魏振海被关在西安市某监狱的5号牢房，上戴手铐，下拖脚镣，躺在特制的死刑犯床架上。等死的魏振海闹起绝食，牢房里有管教干部派来的两名轻刑犯，为他喂水喂饭，并防止他自杀或行其他不轨之举。没人能想到，一把监所人员不小心落在院里的钳子，让这个25岁的死刑犯于1988年3月28日越狱。

按规定，收监的人犯都必须解下裤带、鞋带，去掉衣服上的金属饰物，为的是防止犯人自杀自残。一天，武警战士打开号子，对监舍进行例行检查。不巧的很，刚查到魏振海所在的号子，隔壁的犯人就发生了激烈的殴斗。战士们闻声前去制止，一位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竟在忙乱间把带进来的钳子掉在了地上。魏振海一把将钳子抓到手，拴在布条上，吊在茅坑的木板下面。后来，战士发现钳子丢失，虽经多名战士里里外外挖地三尺找了多遍，也没能找到。

一天夜里，魏振海向这两名犯人谎称自己有100万巨款，放在广州市白云区越秀路某某号一个朋友家里。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享用了，就给你们。你们出狱后，就立即到广东找我那位朋友，将那笔巨款分了。两犯人就让他写个字据，魏振海说打开手铐才能写。随后，每到夜深人静，魏振海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先用钳子从铺板上起下两枚大铁钉，又用铁钉和钳子撬砸脚镣，砸开后再用布条缠好，用泥巴糊住。两名犯人在他的威逼利诱下，每天晚上都搭着人梯锯着窗上的铁条。同监犯人都知道魏振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神，谁也不敢向看守人员报告。他们的越狱准备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88年3月28日凌晨3时许，眼看一切准备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魏振海手执铁钳，指挥两名犯人用被子撕成的布条把同号人犯一一捆绑起来，堵住嘴巴。他们用力拉断窗上的铁条，一个按一个地翻了出去。铁窗外正好是一排平房，恰在哨兵视线之外。他们弯着腰，沿平房屋顶走到尽头，跳进一所猪圈。随后，又找到一架施工用的竹梯，将它靠在高高的墙上。

小吴赶紧跑到哨楼，打电话向当晚值班的管教干部做了报告。管教干部接到报告后也很紧张，赶紧来到监区，首先就去察看5号监房，因为里面关押的是临刑的死囚。打开手电，死刑犯还静静地躺在床上———忙中出错，他没意识到另外两轻刑犯已不知去向，更没有进去识别一下，殊不知狡猾的罪犯在逃跑前恰恰在床上做了一点“伪装”，玩了一个“空城计”。不久，被捆绑的人犯挣脱开来，发出了喊声。　那天是周六，大雨。凌晨6点多，巡逻人员发现关魏振海的号子空了，铁窗被撬开，院内电网上搭了床棉被，显然是越狱了。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侥幸逃过一死的魏振海更加狂妄，只有“干大事”的念头能让他亢奋。“之前咱吃了没文化的亏，接触的弟兄档次太低了，成不了大气候，要干就干大事，让‘刀子’（警察）看看。”他伙同谢峰、王玉安、郭公道等人成立了犯罪组织“星火联合体”，自己主管“政治思想工作”，让王、郭负责“搞经济”，去云南边境买枪、贩毒。他常对手下强调，干大事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还有模有样地大谈《资本论》，“马克思说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让王玉安等粗人听着矫情。而这个组织所谓的“原始积累”，瞄准的就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个体户和商人。在销声匿迹整整20个月后，魏振海突然在一起震惊全市的特大杀人抢劫爆炸案中露出端倪。1989年11月25日，四名案犯窜入个体户岳德林家中，杀死岳德林，杀伤其妻。当干警前往抓捕时，又被罪犯扔出的手榴弹炸伤。四犯杀人爆炸后，抢走现金13.8万元。

魏振海很快被警方盯上。大年三十，他的手下胡乱试枪，走火射中对面一户人家的玻璃。弹痕被发现时是1990年1月29日，大年初三。警方通过测弹道查出了射击的房间，抓获了该组织几名要犯，知道了魏振海在北郊红旗厂的住所。1990年1月30日，警方在魏振海的住处和可能出现的几个地点设下埋伏。精兵强将都布在了别处，唯独对其一个已经被抓的手下谢峰家里没上心。在谢峰家只派了干警等三人“蹲坑”。一天都没什么动静，待到晚上7点左右，门响了。“谢峰在不？”楼道很黑，屋里没敢开灯，朱瑞华隐约瞅见那人戴了个大口罩。“在呢，进来吧。”两人相距一米。“我不进，楼下有个女人找他，让他下去。”

紧接着，是“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是枪击发的声音。朱瑞华顿时血脉贲张，冲上前右手一抡，一把扑向魏振海，魏振海一搂扳机，枪居然卡壳了，没响。枪托砸中“大口罩”的脑门。朱瑞华疯狂了，卡住魏振海的脖子，也终于认出了魏振海，二人死命搏斗，一边大喊是魏振海，是魏振海。两人扭打着从五楼滚到三楼，武警拿着长枪不敢开枪，因为此时魏振海和朱瑞华抱在一起从楼上滚到了楼下。朱瑞华紧紧搂住魏振海不放，好不容易把魏振海擒住。这时局长刘平闻讯赶过来，揪起魏振海的头发，压住对方后，朱瑞华拉下口罩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魏振海！

1990年3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贩卖毒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和脱逃罪，判处魏振海及其同伙谢峰、王玉安、郭公道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魏振海的影响远未结束。后来导演唐敬睿根据此事拍摄了十集电视剧《西安大追捕》，此片播出后，在陕西地反响极大。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4名：梁旭东

梁旭东作为长春市建国以来最大规模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首脑，在社会上“风光”之时可谓一呼百应。经济纠纷、个人矛盾、帮派斗争……，只要找到梁旭东，很少有人敢不给他“面子”。身为普通刑警，梁旭东却穿着名牌服饰，驾驶高级轿车，长年包租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出席豪华宴会还常有官员相陪。一段时间里，梁旭东真的成为长春市“黑白两道”都走得通的人物。即使在被刑事拘留以后，他还叫嚷：“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

梁旭东之所以如此嚣张，当然与其多年苦心经营的犯罪团伙势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保护伞。1994年以来，梁旭东在精心组织犯罪团伙的同时，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聚敛钱财，并逐步形成了总资产达2000万元的餐饮娱乐企业集团。案发时，公安人员在他家里仅车钥匙就发现了28把。

有了钱，还要为自己弄一个有利的社会身份。梁旭东本是德惠县粮食系统一名工人，在德惠期间时常作奸犯科，劣迹斑斑。1995年10月，他在哥哥梁晓东的多方“运作”下，得到领导“关照”，搞到一张假文凭，成为长春某单位的“保卫科长”，并通过“关系”调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公安民警。拥有了这一“特殊身份”，梁旭东在长春市各犯罪团伙中的霸主地位也更加牢固了。

同时，他借用公安工作的便利，结交大批公职人员，编织个人“关系网”，为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目前已初步查清，梁旭东黑社会性质团伙案共涉及党员干部3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2人，科级以下干部23人，党员23人。这35人中，有警官10人，检察官5人，法官4人，司法警官5人。这些人或利用职权为梁旭东谋取利益，或为梁及其团伙成员洗脱和掩盖罪行，客观上推动了梁旭东团伙的迅速壮大，使其在社会上违法犯罪更加有恃无恐。

梁旭东，原名梁笑溟，1966年8月30日生，1983年至1987年在部队服役。复员后在德惠市粮食运输公司工作。1989年因殴斗和倒卖汽车运费票据被德惠市公安局多次打击处理。但梁旭东不思改，反而于1993年初，纠集“两劳”释解人员陈彬、张洪岩、孙殿亮等人在德惠市进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以梁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开始形成。

同时，梁旭东通过各种经营活动，逐步建立并壮大了以饮食、娱乐为主业的“吉林省吉利亚饮食娱乐有限公司”，梁成为公司董事长。公司下辖夜总会、快餐店、酒店、洗浴中心等多处经营实体，总资产达到2000万元以上，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1995年，梁通过各种关系混入长春市公安局警察队伍，并最终成为朝阳区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员。自此，梁旭东开始利用刑警身份和团伙势力，以故意杀人、伤害、聚众殴斗等方式扩大组织“影响”；以敲诈勒索、代人讨债、设赌抽红、组织卖淫等手段聚敛钱财，成为长春市称霸一方的“黑道大哥”。

梁旭东团伙的形成

以梁旭东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梁旭东自1987年从部队退伍回到德惠市后，被分配到德惠市粮食运输公司工作。1989年，他曾因斗殴和倒卖汽车运费票据被德惠市公安局多次处理过，此时的梁旭东还只是一个社会“小混混儿”。1993年，梁旭东先后结识了“两劳”释解人员陈彬、张洪岩、孙殿亮等人，他们多次结伙在德惠市进行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些人在德惠市不法分子当中逐步创出了“牌子”，成为小县城独霸一方的犯罪团伙。随后，梁旭东又通过陈彬、孙殿亮等人先后结识了长春市“两劳”释解及无业人员于永红、查强、王伟、程国军、满树立、李洪刚等人，以及后来成为梁旭东团伙“二把手”的杜荣军。梁旭东团伙开始转向长春市扩展势力，同时开始非法购买“东风”口径枪、“五连发”猎枪、战刀等凶器。

梁旭东为团伙成员制定了严格的“家法”：下级有事必须请示报告，对组织“要绝对忠诚，不许中途退出”，如违反“家法”，轻则剁掉手指，重则打折腿。1996年冬天，梁旭东对手下陈永武擅自脱离控制心怀不满，遂指使杜荣军等人对陈进行惩治。同年冬季某日，杜荣军等将陈永武骗至吉利亚公司下属一夜总会包房内，将陈永武左手小指砸伤。后因梁旭东认为此种处罚太轻，杜荣军又用菜刀将陈永武右手无名指剁掉。梁将断指泡在一个玻璃瓶里，动辄拿出示众，以告戒手下。

1997年夏天，梁听说团伙成员孙殿亮在社会上流露不满情绪，便指使手下对孙实施家法，将孙的左腿打折。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严密的组织分工以及“帮规”，梁旭东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正式形成。梁旭东曾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曾是黑社会头子的梁旭东混入公安队伍，在合法外衣的掩盖下，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敛财两千万

五星级大酒店常年包房，出出进进有名车代步，从头到脚一身名牌，这就是民警梁旭东的作派。民警的工资绝对不足以支撑他的庞大花销，梁旭东另有生财之道。“团结一心，向社会弄钱”，是梁领导团伙的行动宗旨。披上警察的外衣后，梁旭东的来钱之道只多不少。1996年7月，他以合伙做生意为由，从鑫鹏贸易公司骗出房照作贷款抵押，到曙光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180万元。因手续不符合规定，遭到该信用社信贷科女科长朱××的拒绝。梁为此怀恨在心，指派于永红、王伟对朱进行跟踪，伺机将朱的腿打折。

几天过去了，几个人一直未找到机会下手。梁旭东十分恼怒，他把手下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向他们通报了近日长春市发生的几起暴力案件情况，然后训斥手下：“你看人家干得多利索，你们连这点事都干不成吗？”7月30日6时40分，守候在朱家附近的曹东彬等3人发现朱××晨练回家，曹东彬抡起事先准备好的铁棒，朝已年过半百的朱××右腿打去。朱××被打伤后不能上班，贷款的障碍被扫除了。180万元贷款批下来，梁旭东提走160万元，给鑫鹏公司留下一台子弹头车，顶60万元。随后不久，此车又被他的同伙张洪岩卖掉。第二年，鑫鹏公司归还银行本息，共损失200万元。

从1997年7月开始，梁旭东还指使手下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仙乐都夜总会负责管理三陪小姐。小姐每出台一次，上缴款低则300元，高至600元。20多位三陪小姐，每天带给梁的收益少则二三千元，多则六七千元。通过聚敛不义之财，梁旭东团伙积累的总资产多达2000万元以上。

“家法”不能违

在外人眼里，梁旭东的手下都有正当职业，都是吉林省吉利亚饮食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梁任董事长，下面有四五个企业。对内则都以兄弟相称。梁旭东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家法”：下级有事必须请示报告，对“组织”要绝对忠诚，不许中途退出。如违“家法”，轻则剁掉手指，重则打折腿。在执行“家法”方面，梁旭东确实“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梁旭东的心腹打手王伟与夜总会的一个女服务员谈恋爱，为表示忠心，酒后用刀将自己右腿扎了一刀。几天后于永红问他这一刀是怎么回事，王信口说与人打架扎的。于说：“你敢撒谎，看东哥怎么收拾你！”自知犯了家法难以逃脱处罚的王伟，自己用刀将左手小指剁掉一节，随即出逃了一段时间。当王伟返回后，于永红、杜德伟等向梁旭东请示该如何处置，梁指示：“按‘家法’剁掉手指！”在圣罗兰夜总会一间包房里，在惨叫声中，一个同伙用锤子将王已断掉一节的左手小指砸碎。之后于永红、杜德伟等人陪王伟去医院处置，并将执行家法情况用手机向梁旭东作了汇报。梁大怒：“你们诳我玩呢，执行家法不能糊弄！”说完把手机挂断。

于、杜二人赶紧返回处置室，拽起尚未缝合完毕的王伟回到圣罗兰夜总会。在同一包房内，杜德伟再一次摁住王伟的右手，用刀将王的右手无名指贴根剁掉，王当即昏死过去。与此同时，偌大的香格里拉大饭店深水泳池中，只有梁旭东一人在畅游。两名保镖和一名小姐侍立池畔，分别用托盘捧着梁旭东的手枪和手机。于、杜用餐巾包着剁掉的手指，拿给梁旭东看。看了一眼血淋淋的手指，梁满意地笑了，“泡在酒里，放我桌子上！”然后一个猛子潜出十几米……以后每次开会，梁旭东都把泡在酒瓶里的断指摆到桌子上，以示警戒。孙殿亮是梁旭东的德惠老乡，加入梁的团伙时间较早，两人关系甚密。但梁旭东结识于永红、杜德伟等人后，对孙渐渐泠落。1997年夏，梁旭东听说孙殿亮向社会上的人散布“东哥现在腰杆儿硬了，不把咱亮子放在眼里了……”便指使杜德伟、赵辉、王伟、刘刚等人对孙实施家法。杜德伟将孙殿亮传至圣罗兰夜总会，一进屋就说：“你太不懂规矩了，咋在外边讲究东哥呢？”说完，王伟上前按倒孙殿亮，并用双膝夹住孙的脑袋，杜德伟等人则用事先准备好的镐把轮番猛打孙的大腿，直至将其左腿打折。半年前王伟还是“家法”的受害者，如今却成了“家法”的执行者。

坐上“老大”交椅

梁旭东的三重身份着实让他威风：对普通人来说，他是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对吉林省吉利亚饮食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来说，他是董事长；对黑社会的兄弟来说，他是百十来号人的“家长”。以致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摆不平的事，找东哥准没问题！”可梁旭东还是不满意。同一座山上还有另外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叫于永庆，绰号大庆，领导着长春另一伙“黑势力”。梁旭东想干掉于永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于永庆结婚的第二天，梁便派人暗杀他，但未得逞。随后又指派杜德伟、王大江等人出马，也未得逞。1998年1月29日傍晚，正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包房内休息的梁旭东，接到王大江的报告：“东哥，大庆的车也在这儿！”“干了他！”

梁告诉杜德伟和王大江。王、杜先去吉利亚公司下属的“吉利亚汽车修配厂”取枪支，然后带上面具，驾驶已换上作废牌照的捷达车，尾随于永庆至红旗街附近的中湾夜总会。于永庆下了车，正欲锁车时，杜德伟手持七连发猎枪，对准于永庆的头部和胸部连扣6下扳机，于永庆应声倒地。王大江又用枪对准其眉心打了两枪。作案后，梁旭东亲自“改装”枪支，以防备公安机关检验，并指令手下将作案时挂的作废车牌扔弃。事后，梁旭东在法庭上解释自己“身为警察却知情不报”的行为时，还振振有辞：他们都是我的线人，靠他们破了不少案件。我想给他们一个将功抵罪的机会。以后我还想多上报纸呢！”据知情者透露，他被捕前半个月，当地媒体上还有过关于他破案的大篇幅报道。年仅31岁的梁旭东就这样坐上了长春“黑社会老大”的头把交椅。

覆 灭 ：纸包不住火，公安秘密出击

1998年1月，在长春市人代会上，有代表反映：朝阳区公安分局民警梁旭东参与组织黑社会犯罪。长春市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3月1日调查组负责同志向局长田中林、副局长马世用同志做了汇报。田局长一边听汇报，一边考虑：这些年，虽然年年打团伙，但老百姓不认可、不满意，认为不把黑社会打下去，抓多少都是捏软的。我们只有从自身割掉毒瘤，才算打到了根子上。但从调查的情况看，现在动手，似乎还欠火候。可是，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梁如有警觉，万一逃跑，或铤而走险，后果将更加严重。

因此，局领导决定，立即密捕梁旭东。长春市公安局密捕梁旭东的命令下达后，抓捕工作按计划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当日17时50分，一辆4500型丰田吉普车在朝阳区公安分局门前停下，身穿黑色高档皮西装的梁旭东跳下车，匆匆走进分局办公楼。他接到队里通知，赶回局里汇报“1·29”涉枪杀人案工作进展情况。兴冲冲走进会议室，梁旭东坐下掏出“工作手册”。突然，会议室门被拉开，几名中年男子冲进来，直奔梁旭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下他佩戴的枪支。毫无准备的梁旭东一边挣扎，一边语无伦次地喊：“你们干啥？你们抓我干啥？”同时，梁的“专职司机兼保镖”李洪刚也被擒获。这场紧张而精彩的战斗不到5分钟便宣告结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单是抓捕方案就准备了3套。指挥部要求所有参战人员紧急集中待命，无线通讯联络一律使用代码。梁旭东落网后即被刑事拘留，市公安局宣布将其清除出公安队伍。10天以内，团伙骨干成员于永红、孙殿亮、满树立和程国军等纷纷被抓获。至此，梁旭东团伙的主要成员基本就擒。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5名：刘涌

刘涌，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初中学历。曾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直属支部主委、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市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2000年7月11日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罕见地提审，再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12月22日被处以死刑。

刘涌因为家乡的一次水灾救下一中年男人，其女儿嫁给刘涌，助其起步。刘涌是靠开超市起家的，例如百佳超市，嘉阳广场。刘涌是政治上的替罪羊，当时他和慕绥新，马向东，关系非常不一般。传闻刘涌敢当街放枪打警察。敢把沈阳副市长儿子打残废，诸如此类事件，可见刘涌非常不一般 。

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涌人生的轨迹。1992年7月，孙树鹏这位当时在辽沈黑道有些名气的人物，在刘涌家和刘涌因琐事争吵了起来。当时刘涌一位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的小兄弟吴静明拿出自制火枪，朝着孙树鹏就是一枪。事后，孙树鹏因恪守道上的“游戏规则”而没去报案，刘涌出面赔了孙树鹏一笔医药费摆平了此事。正是从那时开始，道上的“英雄豪杰”们开始对刘涌刮目相看了，刘涌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此刘涌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之前刘涌在黑道已小有名气。早在八十年代就做过一起血案。1989年9月11日晚8时许，刘涌因怀疑其当时对象孙曼江与全国青年运动会演唱大会主题歌的歌手宁勇关系暧昧，纠集宋健飞及张俊民、姜铁刚、陆宏武等人在沈阳市和平区水上乐园歌舞厅附近毒打宁勇，造成重伤，他爬着上路打出租来到陆军总院才捡回一条命。

1992年10月6日，当时已经在黑道颇有名气的刘涌，为了给另外一位被自己“罩着”的兄弟出气，率领几名出手凶狠的手下，持军刺、五连发猎枪在某饭店追砍张少波，不料被当时正在饭店的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孙明和园路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撞见，刘宝贵一边鸣枪示警，一边举枪命令追赶的人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站好。刘涌还真没把警察当回事，一直冲在最前面的他抬手一枪将刘宝贵击倒，之后扬长而去。刘宝贵被战友们急送到沈阳军区202医院抢救，才活过来。

公安部高度关注此案。由于刘涌一伙在警方有一张非常过硬的关系网，消息很灵通，再加上刘涌反侦查能力较强，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走漏了风声而未能奏效。直到1994年，警方在广州将刘涌抓捕后才将其押解回沈阳。但不久刘涌竟出人意料地取保候审，后来又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获得了无罪释放。刘涌的这次枪击警察事件当时在黑道影响很大，成了刘涌在黑道上扬名立威和登上辽沈黑社会教父宝座的资本。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刘涌一方面积极收编黑白两道人马，还为兄弟们配备了大量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孟祥龙（原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察、刘涌小时候的邻居，与刘涌关系过硬，头脑灵活、经验丰富，在刘涌团伙中扮演“军师”的角色）、朱赤（原沈阳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房霆（原沈阳公安局某分局刑警）、刘军（刘涌亲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吴静明（别名吴明，两劳人员、凶狠诡诈，是刘涌“四大金刚”的头号人物）、宋建飞（刘涌大哥的内弟，两劳人员、凶狠残暴。是刘涌身边“四大金刚”中仅次于吴静明的二号人物）等来自不同阶层和势力的人的介入，更加巩固了刘涌在辽沈黑帮作为教父的江湖地位。

刘涌是坚决不能容忍有人动摇他在江湖上教父尊严的。刘涌特别喜欢用重拳将“挑衅者”打得人仰马翻。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事长途货运等生意，横行沈阳五爱市场和南塔鞋城的另一狠角色宋鹏飞，一直想分庭抗礼。他把持广州到东北的诸多货运线路，并以此建立了贩毒通道。刘涌想把宋鹏飞的货运行业据为己有。刘涌正面与其谈过几次，宋鹏飞没有答应，结果宋鹏飞一伙被刘涌打得逃到广东。

1998年4月20日，刘涌带领几名马仔在沈河区怀远门滚石迪厅潇洒的时候，两位美艳孤傲的“美媚”（其中一位是迪厅总经理的女朋友）当着众人的面很不给刘涌面子，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保安为了给总经理出气，仗着人多势众还把刘涌带来的马仔给修理了一顿。在双方混战的过程中，有围观的群众拨110报警，110的巡警赶到出事现场，经过调查取证后，责令刘涌赔偿迪厅损坏的财物。刘涌决定给敢在虎嘴里拔牙的迪厅立个规矩，当年5月1日，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刘凯峰、张建奇等人奉刘涌指令，持军刺、片刀、钢管怒气冲冲的来到滚石迪厅，进门后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迪厅员工吓得四散奔逃，吓得挪不动步的赵智头、面、手、腿部被砍了数刀，跑到门口的金长发被抓回来后在肩、肘部连砍数刀，众打手们还把迪厅的电视、桌椅、门窗玻璃等物品一顿乱打乱砸。事后，迪厅老板高翔得知保安们打的是教父刘涌的马仔后，吓得非但不敢追究，还四处托人出面请刘涌吃饭讲和，最终高翔反而赔偿了刘涌马仔3万元医药费才算将此事了解。刘涌的虚荣心再次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刘涌还嗜好插手一些本来和他毫无瓜葛的纠纷，一方面他要在江湖上树立自己“行侠仗义”、“一言九鼎”的教父形象；另一方面，他要通过这种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1997年4月21日，沈阳大世界眼镜店总经理尚宝成，求刘涌出面摆平与金犀宝专卖店经理韩孺因牌匾问题发生的矛盾。由于本分老实的韩孺“孤陋寡闻”，所以也没把刘涌的“最高指示”当回事儿，刘涌一看韩孺“拿着岳父真不当爹”，就亲自率领得力打手宋健飞、吴静明、张建奇等人找到正在沈阳和平区交警二大队院内办事的韩孺。刘涌一声令下，打手们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警察眼皮底下追砍韩孺，韩孺的腹部和腿部被宋健飞等人的军刺、大砍刀连砍数刀，最后见韩孺爬在地上不动了，刘涌等人才扬长而去。

1998年5月，在沈阳春天休闲广场经销服装的王传泰与刘志兰因琐事打斗，王传泰的弟弟王传正求刘涌出面帮助解决，相关管理人员由于未按照刘涌的“指示” 清理刘志兰，刘涌立刻命令宋健飞、刘凯峰、刘凡持刀威胁刘志兰，并实施打砸。同年9月22日，沈阳著名主持人白而为希望刘涌出面，帮助解决与罗伦特装饰材料销售中心经理高洪雁的经济纠纷，以及让罗伦特更名的问题。刘涌决定在这位沈阳名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威力，随即派宋健飞、吴静明带领李志国、董铁岩、刘凡等人去罗伦特“调教”高洪雁，打手们给罗伦特来了一次彻底清理，痛打了在场的周维杰，并将室内办公用品砸毁，还责令限期更名、还款。

199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的马宗义，因对该行副行长范振斌不满，找到了刘涌，一边对刘涌进行肆意的阿谀奉承，一边希望刘涌能够为自己出口气。刘涌特别喜欢听这种对教父的崇拜和“歌颂”，他一直希望沈阳的黑白两道都能对自己俯首帖耳。刘涌指派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人对范振斌的日常行程进行了跟踪排查，当年2月24日下午5点左右，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人携带军刺、砍刀等凶器秘密埋伏在沈阳市沈河区杏林街6号交通银行门前，范振斌刚走出门口，马宗义向打手们发出了确认的信号，范振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头、胸、背、臀等处就被连砍十多刀，范振斌当时就被砍成血人，事后经过紧急抢救和多次手术总算保住了性命。

1999年1月8日晚，宋健飞、吴静明在沈阳小格兰酒店饮酒时，与沈阳另外一伙黑帮成员黄刚等人发生流氓械斗而被刺伤。刘涌得知心腹爱将被打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朱赤、刘军、张昊等人驾车赶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追杀在此治疗的黄刚。当时身为人大代表的刘涌，由于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不能亲自上楼大打出手了，董铁岩、李志国、张昊等人奉刘涌的命令手持军刺、大砍刀冲到楼上的手术室门口，将陪同黄刚一起看病的孙岩连剁数刀。

2000年5月3日，刘涌带领一帮小兄弟到沈阳于洪区崇山东路崔岩家看相算命，崔岩测算刘涌的命运走势和身体状况很不理想，而且推测刘涌最近很可能将会有牢狱之灾和血光之灾。刘涌听罢气得火冒三丈，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两天后的下午3点左右，派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人携带尖刀、砍刀冲进崔岩家，先是拳打脚踢，后来还是觉得不解气，又将崔岩头、腹、臀等处砍了十多刀，直到崔岩奄奄一息后，打手们才愤愤的走了。正是由于朱赤、房霆等诸多身上随时携带枪械的警界败类经常和刘涌形影不离，不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用与相互利用的生存模式，而且还充当刘涌团伙中的鹰犬，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刘涌和团伙成员的嚣张气焰。用刘涌的话讲：“我走到哪儿都愿意带警察，有安全感。”

1998年10月30日，朱赤、房霆、项培岳、程健等人一起和刘涌陪同几位刘涌邀请的著名书画大师到沈阳大卫营健康休闲俱乐部消费，在刘涌领朱赤、房霆、项培岳、程健等人到包厢外的大厅观看情艳锐舞表演的时候，警察杜军和周刚、朱永刚等人侵占了刘涌一伙的包房，当刘涌看到自己请来的贵宾被迫站在包厢门口的时候，刘涌的怒火“噌”的一下就窜了上来，他那能忍受这样的窝囊气呢，刘涌马上带人冲进包房，身为刑警的房霆持配枪逼着对方中同为警察的杜军跪下，刘涌命令闻讯赶来的张晓伟、孙乃洪等人狠狠地给我打，随即周刚头、胸、腹、四肢等处被猛砍十多刀，致周刚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脾摘除，造成重伤，伤残程度五级。事后，刘涌见周刚还算懂规矩，既没报案也不敢报复，就派人扔给周刚2万元医药费算拉倒，周刚虽然看病治疗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10多万元，但是只能自己认倒霉吧。同年11月，刘涌、房霆、李俊岩等人到沈阳潮州城酒店饮酒时，因与一同饮酒的另一位黑道“猛人”张凡发生争执，刘涌拔出房霆的手枪朝天花板就是一枪，而后怒气冲冲地警告说：“我可不希望还有下一枪”，张凡吓得再没敢说话。

1999年1月，朱赤、刘军、房霆与刘建军等人在刘涌开的沈阳浴乐城B99包房豪饮时，在A01包房里已经喝得醉熏熏的李俊岩（辽沈黑道大哥级人物，政协委员）和朱赤互相不服气，推推搡搡的都扬言要解决对方。由于在酒精的刺激下，刘涌出面多次调停也没有制止住二人的争斗，李俊岩把朱赤连推带揪地拖到B99 包房后，命令自己随身保镖修理朱赤，朱赤拔出配枪向天花板开了一枪，刘军、房霆等人持手枪逼住见状上前的李俊岩的保镖刘正岩、张晓伟、孙乃洪，向其周围连开数枪。刘涌一把抢过朱赤枪，把李俊岩拽到A01包房，向李俊岩左腿部连开两枪，李俊岩被击伤后马上带人逃离现场，刘涌等人又驾车在沈阳市内四处追杀李俊岩，李俊岩只好逃往外地进行躲避。

1999年春节后，沈阳市政府将中街两万多平方米交给刘涌所在企业开发。中街128号三层楼属于私人房产，房主穆广志此前就与沈阳土地局签订过使用该土地40年的协议，由于还在使用期内，穆广志同意动迁，但要求刘涌在建成的大厦里留一个门面，以便开店经营。“他长了几个脑袋？给他钱，按棚户区改造标准给！”刘涌听了大为恼火。穆广志随即起诉沈阳市土地局单方面撕毁协议，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明明知道穆广志的诉讼请求符合市中院立案条件，没有理由不立案，他还是让立案庭的办案人员不给立案。穆广志只好将案件状告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书函形式指令沈阳中院予以立案并作一审，焦玫瑰又遵照刘涌的“指示”将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变更为由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个堂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无视国家法规，竟然对黑社会教父的无理要求不折不扣地照办，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刘涌团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刘涌先后送给焦玫瑰价值24万元左右的财物。

刘涌取得中央路二段两万多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立即让手下凶狠残忍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组成了“拆迁办公室”。这支“武工队”以“砸拆”的模式加快了拆迁的速度。1999年4月，刘涌授意宋建飞、吴静明尽快以“砸拆”暴力手段强行拆迁该用地范围内的建筑。同年5月14日上午，宋建飞等人拆迁至刘凤江经营的中街大药房时，与药房职工发生冲突，刘涌闻讯后，立刻带人迅速赶到现场。在刘涌等人的指使下，宋建飞等人冲进药房，大打出手。《辽沈晚报》以“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刘涌怕事情闹大，影响嘉阳集团的社会形象，又多次派人恐吓刘凤江。刘凤江因惧怕刘涌报复，被迫在《辽沈晚报》上刊登之前的报道和嘉阳集团无关的声明。

“砸拆”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嘉阳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嘉阳大厦。嘉阳大厦的顺利落成，标志着刘涌在辽沈地区的势力进入了巅峰状态。他的座驾为连号9的黑奔驰，十分张扬。 他手下人讲话：“谁惹二哥生气，就干他！不用二哥多说话。”1999年，刘涌担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旗下已经拥有26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资产7亿元人民币。刘涌同时还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及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刘涌虽多次受到打击，但由于刘家在当地罗织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可说是呼风唤雨，达到最高境界了。公安机关经过半年多细致、缜密的排查走访，充分掌握了大量刘涌团伙犯罪的铁证。公安机关对刘涌犯罪团伙的定性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经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准备在2000年7月1日晚上8点对刘涌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统一抓捕行动。

2000年7月1日，刘涌上午还在太原街一个会议主席台上人五人六地胡吹神侃。晚上，为了迷惑公安机关的侦察视线，他又故作姿态地邀请香港著名男影星任达华一起到沈阳2000俱乐部潇洒走一回，刘涌从这家俱乐部出来之后，就离奇神秘地人间蒸发了。刘涌的反侦察嗅觉特别灵敏，原来他发现自己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静明手机关机，其他方式又联系不上，从这些极其反常的蛛丝马迹中，刘涌预感到吴静明可能“出大事了”。之后又得密报，宋建飞被捕。刘涌当机立断打电话通知程健等人立刻远走高飞，自己也准备先逃到国外观察观察动静再说。2000年7月3日，警方通过新闻媒体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提供刘涌线索的给予5万元悬赏金。2000年7月10日，一条重要线索汇总到刘涌专案组。原来一直跟随刘涌一起出逃的得力马仔徐井岩的手机信号在黑河方向频繁出现。专案组分析判断：刘涌等人极有可能准备从黑河外逃俄罗斯。沈阳警方随即向黑河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7月11日下午两点左右，黑河市海关边检站有二男二女来通关，其中一个男的体貌特征明显地和刘涌相似，海关边检人员的心情十分紧张。一名海关人员顺手拿过该人出示的身份证、护照进行检验比对，输入相关资料的微机立刻连续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此人正是警方通缉的刘涌。刘涌和高伟见警报响起迅速溜走，两人跑到海关大厅外打了一辆红色夏利车拼命逃窜。20分钟后，夏利车来到黑河西岗子检查站，刘涌抬头看见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已经彻底包围了边检站，看来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刘涌立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四瓶安定片，闪电般地吞吃了200片安定，想一了百了。公安干警和武警立刻冲上来抓捕，由于药量太大、药性太猛烈，刘涌已经昏死了过去。黑河警方立刻把刘涌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刘涌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刘涌、高伟、刘涌的妻子刘晓津等人落网的消息传来，刘涌专案组全体干警激动得欢呼跳跃，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于凌舜和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凡率干警乘三辆警车连夜奔赴黑河市押解刘涌等人。沈阳市公安局特意拿出20万元重奖黑河市参与抓捕刘涌的全体公安干警。然而，就在7月14日，当刘涌从黑河市被押回沈阳后，面对前来的大量记者刘涌的妻子刘晓津放言：“将来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之后，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慕绥新立刻给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打电话施压。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利用职权，对公安方面做手脚，以干扰警方办理刘涌一案。公安机关的新闻发布会竟没一家媒体敢去采访。

由于考虑到刘涌的幕后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专案组上报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对刘涌实施隔离式异地保密封锁羁押，由闻名全国，素有“东北虎”、“不要命”之称的打黑英雄王立军专门负责。2002年7月4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涌死刑。刘涌不服，上诉。他果然神通广大，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著名刑事诉讼法学教授陈光中，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周振想等十四名一流法学家联名出具了一份《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为刘涌开脱。

结果，2003年8月15日，二审法院辽宁省高院竟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刘涌从铁岭市看守所被转送到锦州监狱服刑（依然由王立军负责羁押）。刘涌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刘涌的表情用“春风得意”已经不能充分地来形容他当时的激动。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面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启动提审程序。2003年10月8日最高法院通知将对已经在锦州监狱服刑的他进行再审的时候，刘涌深知在劫难逃，充满抵触情绪，烦躁不安，成天不停地在监室里反复地走来走去。为做通刘涌的思想工作，王立军亲自多次和他谈话。王立军苦口婆心对刘涌说：“我们知道你对这次再审有抵触情绪，认为自己的结局不该这样。但你必须看到，为了你的案子，最高人民法院耗费了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不是对你负责吗？”还说“你是一条汉子，一个男子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怎么最终判决结果还没出来就颓废了？”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刘涌活到接受审判和惩罚的那一天。长时间的看押，无数次和刘涌面对面，王立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最出色。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49年以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头一回。这天，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刘涌案件审讯的法官、法警全部被放一天假，由清一色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所替代。审判长由审判过胡长清案和成克杰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南英担任，其他审判人员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高贵君、审监庭审判长沈秋媛、刑一庭法官杜伟夫、审监庭法官马盛平，都办过轰动全国的大要案。被告人刘涌的妻子和哥哥在刘涌辩护律师的陪同下进入法庭。法庭内外的气氛异常紧张。

从9点30分左右，大批的民众和对刘涌崇拜的道上兄弟，以及从全国各地提前赶来的记者们，纷纷向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聚集。大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二审法院在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后，谁都知道只要刘涌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10点04分，法庭上刘涌的妻子已经明显地焦虑不安，刘涌哥哥的情绪也分外烦躁，不时地悄悄通过手机和外面秘密联络着。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把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折磨得苦不堪言，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出现“奇迹”，盼望能够再次把刘涌从鬼门关里“抢”出来。

然而，这次奇迹没能再次降临到教父的身上，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他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黑色帝国教父的生涯。法庭最后一致认定再审被告人刘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判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以上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宣判结束以后，由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刘涌执行死刑。当刘涌在法院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妻子和哥哥时，这位在东北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的黑帮教父非常理智地向妻子和哥哥话别，妻子趴在刘涌身上泣不成声。刘涌默默地抽了两支香烟，喝了一口白酒，还让哥哥为他在脚镣上放了一块买路钱。

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有十几辆挂着沈阳、大连、北京、葫芦岛牌照的豪华轿车停在路边，车上都挂着醒目的白花，谁也搞不清楚这些车的主人是谁。一直高度关注此案的刘涌的亲朋好友至少开来六辆奔驰。沿路军警戒备森严，每隔50米就有一个武装警察站岗。除了刘涌的妻子被允许跟随车队共同前往殡仪馆外，其他家属一律不允许尾随车队前进。

11 点14分，随着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数十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押解着刘涌来到锦州市殡仪馆，11点34分，刘涌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被抬上了另外一辆死刑执行车。这是一辆耗资40多万元的死刑执行车，车内设备非常先进，可以通过电缆将执行现场实况同步传输在殡仪馆一间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在此监督执行全过程。当执行人员将一针致命的药物准确地注射进刘涌的体内时，刘涌非常配合，显得十分镇定，一言不发，刘涌的妻子则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一小会儿，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6名：李满林

李满林，诨号“三马虎”，上世纪80、90年代在太原黑道称霸一方。1986年12月，年仅18岁的李满林用斧头将他人砍死。盘踞太原黑道10余年。1993年，另一伙黑社会组织头目多人在澡堂被李手下枪杀。李在其“保护伞”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等人的庇护下，被取保候审。此事一举奠定其在山西黑老大的地位。2002年5月，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省长刘振华批示彻查，2004年1月17日，李满林被判处死刑。

李满林出世在一般的市民家庭，他的爸爸是某公营公司的小干部。国家是80时代今后改革敞开的，这正是李满林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在李满林的记忆 中，还有些“红色”时代的影子，吃口粮，穿绿衣，背语录，花钱的单位不过百。真实使他魂灵出窍的时代是80时代中期。这时打开国门不久，外国的文明和外国 的货物浩浩荡荡杀奔进来，几年来营建的红砖绿瓦顷刻变成了洋国际。日本造、走私货、听的港台亡国之音，江湖大侠充满了影片电视，万元户挺起了便便大腹，中 国人好象一夜之间才醒悟了，钞票真是好东西。李满林这时不到20岁，初中结业后，现已完全消除了念书学知识的计划。他也有崇拜偶像，但不是嗡声嗡气的歌唱 仔，他赏识港澳大街上胡作非为的坏人，赏识戴着黑墨镜，穿戴黑衣大褂的黑手党，还有金庸、梁羽生大侠制作的江湖人物，横来直去，威风八面。

据任忠义说，李满林初中结业以来格外喜爱打架，假如有一天没有一个理由殴斗的话，他就到街上自动扛他人的肩膀，惹的他人火了就能过把打斗的瘾。1986年12月，年满18岁的李满林到歌舞厅去跳舞。同去的还有几个男女。由于舞场人多紊乱，有个叫王强的踩了他同伙的脚。就因这点儿鸡毛蒜皮 小事，李满林和同伙们不干了，怀揣利斧杀将曩昔，成果是王强被砍死了，而另一个叫刘晋平的被砍伤了。这是他首次测验“高墙大院”的味道。1988年5 月，太原市中级公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李满林有期徒刑两年。

服刑劳动改造，李满林本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但他却肆无忌惮，骨子里就要和这个社会反抗究竟。正如他这次面对刑警时表白的，他喜爱这个敞开的 社会，这个敞开度能够满足各种人的野心。浊世出英豪嘛！李满林理解自个的实力。他一没有能做靠山的老子，二没有海外联络，没有财富家庭的支柱。他要享用生 活，要像有钱人相同住豪宅坐香车拥美人，就得靠自个去打拼。打拼靠啥，只需一双瘦伶伶的白手，没靠山没财富没文明没力气，决不能活一个观景看花的仓促过 客吧。李满林很赏识自个的脑筋，白道上完全没有了他的一席之地。他不会寂寞的死去。他已暗下决心，依托这次劳改犯事的“本钱”，出去后必定在黑道上混出个 容貌来。

李满林16岁时就做起了发财梦。自打他一进入社会，他就不肯辛勤劳动，苦熬苦受。开端时，他要去跟他人玩哄人的小手段，在海子边等地卖假表，“捉点儿”坑蒙骗钱，后给他人充任打手、捍卫。1990年出狱后，李满林已觉得自个羽翼丰满，由本来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混混显着上升了一个层次，他不肯再给他人做马仔，他开端物色人马组织自个的黑道队 伍。刘富平（绰号“阳辉”）、任忠义（绰号“五狗”）、吴铁虎等五六人成了他发问时的原始人马。李满林狼子野心。一开端就搞到几杆枪。1990年以来，李满林带着他自个的违法团伙进行打架斗殴，故意伤害、聚众赌博。在太原黑道名录上挂上了榜。

1991年，李满林带领范根文、任忠义等5人持刀枪在太原开化寺一带酿了血案。缘由很简略，李满林和他的一个同伙在饭馆就餐时，和名叫郭跃全的发 生了口角，两人针锋相对，此后相互推打了几下。李满林心想，老子刚入道，正短少几个替罪羊铺路的，不给你点色彩，怎知道马王爷长的几只眼。当天亮夜，李纠合 了范根文、任忠义等5人，持枪杀奔郭跃全家去，成果扑了空。半个月今后，郭跃全找李满林求情，李满林没有饶恕他，反而指令在此等待的范根文、任忠义等一拥 而上，范根文掏出随身带着的火枪，二话没说，照着郭跃全的左右腿“砰砰”即是两枪。郭瘫软倒地，鲜血喷涌而出。李满林仍不解气，暗示任忠义等几人用利刀朝 倒地的郭跃全一阵乱砍。郭的脖颈、背部、臂膀处处是刀伤，因失血过多当场昏死曩昔。李满林带一伙人跑了。这时，醒来的郭跃全挣扎到太原棉花巷医院门口，幸 亏有过路医师出来相救，但终因流血过多死去。

李满林由此名声大振。太原南北城的黑道都知道了有个叫李满林的，这人不只心狠手辣，并且干事有手腕，为人仗义。这算是太原江湖闯出的一条可怕的狼，所以“三大意”由此得名。时年李满林才23岁，当然还没建立“领导”位置。

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人受了李满林及其团伙成员的害，连他们自个也难说得清。2004年元月17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满林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赌博等七项罪名。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7名：赵元良

赵元良，原贵州省六盘水市“青龙帮”主要组织者，人称“赵青龙”。上世纪80年代初以打架斗殴暴力发家，1993年后垄断青山矿石市场。此外，“青龙帮”长期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进行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共作案46桩。初中文化的赵元良每天坚持看《人民日报》和当地报纸，分析当下国家打击犯罪的形势。2004年8月，赵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获20年有期徒刑。只有初中文化的赵元良，身高1、60米，体重却达160多斤，自幼习武。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和与“涂家帮”（当地另一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已被审判）争夺地盘的过程中，坚持不贩毒、不杀人。

“青龙帮”在与“涂家帮”争夺娱乐场所控制权的过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架。在武力争夺的同时，“青龙帮”采用欺诈的手段削弱“涂家帮”的势力。“青龙帮”经常向“涂家帮”下挑战书，约定时间、地点打架，一比高低。在获知“涂家帮”准备充分，并准时到达现场后，“青龙帮”趁机电话报警，说某地有多少人持枪械斗，结果“涂家帮”被警方逮个正着。

1990年“青龙帮”遭受公安机关严厉打击，12人被送往劳教。3年后，赵元良将劳教后相继出狱的人集合在一起，重操旧业，主要成员有史洪信、王继军和李家华等10人。他们决定放弃以往小打小闹的做法，以赚钱为目标进行活动。当时水城县青山铅锌矿刚刚开采，偷矿石、抢矿石的现象经常发生。他们主动找到私营矿主，表示为矿山提供安全保证，每人月工资400元。同时，“青龙帮”每人出资3000元参与矿山投资。

1993年，“青龙帮”成员在勒索一六盘水商人时，“110”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处理。“青龙帮”成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打伤了2名干警。这名商人先后共被敲诈了6万多元，被迫把自己的中巴车和房子都变卖了，而实际的医药费不足2000元。公安机关前往调查取证，直到第六次时，这个商人要求干警们写下提供人身安全保证的字据后，才说了实话。

1995年，“青龙帮”20多名成员手持自制手枪、钢管和杀猪刀，冲进一名警察家中，将其打成重伤，后被鉴定为十级伤残。1999年10月，“青龙帮”为了和“涂家帮”争抢六盘水大光明夜总会坐台小姐的控制权，纠集了两辆中巴车、1辆吉普车的人。据当时参与打架的犯罪分子回忆，有近百人扛着普刀（内部安装尖刀的钢管，打架时可以拉出尖刀，以增加长度）、杀猪刀等工具气势汹汹的直奔夜总会，将“涂家帮”成员王军、文艺打成重伤。行动暗语为“189”，意思是砍人。“青龙帮”成员的头上或者胳膊上系白布条，作为暗号。

“青龙帮”在1995年将一名警察打伤致残后，六盘水有关领导要求严厉打击这个犯罪团伙。得知消息后，赵元良立即把几年来的非法收入分发给团伙中的几个重要人物，让他们到外地躲避。1996年8月，赵元良在贵阳被抓获，但是因证据不足，收审半年后，被无罪释放。此后，赵元良更加嚣张，手段也更加狠毒。由于赵元良老奸巨猾，六盘水市公安机关曾抓捕了好几次，都无功而返。赵元良在被警方追捕期间，居无定所，在同一个地点决不睡第二次。

2001年4月，全国“严打”斗争开始后，“青龙帮”违法活动戛然而止，主要成员行踪诡秘，有外逃迹象。六盘水市公安局立即召开“青龙帮”案件研讨会，认为经过2年多的秘密取证已经掌握“青龙帮”大量犯罪证据，其骨干成员基本查清，打击“青龙帮”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1年6月，六盘水市公安局派人秘密前往贵阳抓捕赵元良，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调查，于8月1日将赵元良抓获，拉开了围歼“青龙帮”的帷幕。抓捕时，两名警察与赵元良搏斗了近10分钟才将他制服，其中一名警察的手部还被打伤。在赵元良家里搜出了60多把杀猪刀。当日，六盘水市公安局抽调12名精兵强将，成立“801”专案组，采取集中食宿、封闭办案的方式。专案组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将“青龙帮”骨干成员史洪信、刘松、谢光亮等20人抓获归案。

李家华，“青龙帮”副帮主，和赵元良是堂兄弟，精通武术，老谋深算。公安机关前后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将其抓获。李家华喜欢钓鱼，在鱼塘边一呆就是一天，而且钓到哪里就睡在哪里。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李家华在威宁县的草海边上有一住处，随即这一地点进行24小时监控。侦察员发现住处有人走动，但是不能确定就是李家华。直到第二天早晨7：30李家华上厕所时，被侦察员认出，随即将其抓获。在李家华的枕头下面搜到了一个高倍望远镜，白天时，每隔30分钟左右，李家华就要观察一次周围的环境。

树倒猢狲散。随着“青龙帮”主要人物的落网，一大批犯罪分子陆续被抓获。4名潜逃到外地的“青龙帮”成员自首。其中，擅长制造“独角龙”手枪（每次只能打一发子弹）的令胡华从上海回六盘水自首。在此案中，公安部门共司法机关移交62名“青龙帮”成员，其中53人被法院判刑。赵青龙被判有期徒刑20年，李家华被判死刑。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8名：马冰冰、丁海晖

兰州黑头目：马冰冰、丁海晖。1998年至2001年期间已形成以两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兰州10年。马冰冰和丁海晖组织团伙成员进行射击训练。1992年至2001年间，该团伙杀害13人，重伤5人。2004年8月4日，该团伙共60人接受判决，其中59名被判有罪。马冰冰等7人被依法判处死刑。判决书长达数十万字。

马冰冰、林少云、刘翰之等人于1992年6月23日晚11时许，在兰州市城关区一卡拉OK歌舞厅消费，结账后认为收费过高，便找歌舞厅经理李力平滋事，李被追打到三楼翻窗摆脱时坠至楼下，马冰冰、丁海晖又上前朝李某胸、腹部猛踏数脚，后李被他人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马冰冰等于1993年6月6日凌晨1时许，在兰州市城关区三晋娱乐中心消费期间，因同伙调戏顾客冯某，冯的丈夫邹某制止时被殴打，邹将该人推入游泳池中，马冰冰等人发现后持防暴枪、匕首围打邹。期间持刀捅伤邹的颈部、背部，马冰冰等人对邹某拳打脚踢，并持花盆、椅子打砸。邹后被他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系被他人用单刃刺器刺断右侧颈动脉致大失血而死亡。

1995年2月2日晚10时许，因另案判处的被告人付志荣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军供应站歌舞厅娱乐期间与他人发生矛盾后被打，便打电话通过别人告诉了马冰冰，马冰冰又打电话纠集多人。当晚11时许，马冰冰等人携带匕首、砍刀、菜刀、链条等凶器先后到达某饮食供应站，由于舞会散场未发现与付志荣发生矛盾的人，马冰冰等人就以付志荣被打时舞厅工作人员未予制止为由挑起事端，持携带的凶器，对舞厅工作人员杨某等人进行了殴打。其中杨被打伤后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系被他人刺破脾脏致大失血而死亡。

1997年9月中旬，马国栋请朱幼海帮忙办事，遭到拒绝。马国栋以朱幼海给坐台小姐卖毒品为由，指使王宝泉、王禄强、马斌以及邸建雄、程亮（均在逃），将朱幼海叫到“丽景园”职工宿舍痛打一顿。当天下午，王宝泉、王禄强、马斌、邸建雄和程亮将朱幼海叫到该宿舍，对其再次拳打脚踢并持垒球棒、钢管轮番进行殴打，期间程亮还持砍刀猛砍朱幼海的头部。当晚，马国栋等人认为朱幼海已死，遂在其身体上用铁丝捆绑钢管等物，拉至兰州市西固区钟家河黄河大桥上抛入黄河。

1997年元月6日2时许，新加坡林庆良及张国红、刘海荣三人，在兰州“丽景园”酒店歌厅消费后，因价格问题同服务员发生争执，引起酒店副总经理荣一键不满，当林庆良等人乘车回住所时，荣一键便纠集马冰冰、王骁勇等人带领团伙七人，跟踪林庆良等人所乘出租车，半路上强行超车拦截林庆良等三人，王骁勇等人将三人从车内拉出，殴打后逃离现场。林庆良、张国红被打成重伤，刘海荣系轻微伤。作案后，荣一键提供资金并同王骁勇安排打人者出逃。

1997年初，林少云欲出售一张大熊猫皮，要苏终群帮助联系买主。苏终群、陈佩忠、林美福和黄春香（均已判刑）为各自牟利，依次互相委托，联系买卖大熊猫皮事宜。经多方联系，最后定于1997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在福建省厦门市灌口镇夜都酒家交易，把大熊猫皮卖给台湾人，交易过程中，被当地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在酒家外等候的林少云逃匿。

1998年4月25日晚11时许，马福他在兰州市城关区夜市一摊位吃烤肉后，因钱未带够，便给哈胜利的妻子安玉花打电话，要其来付钱。与此同时，烤羊肉摊主得知此情况后告知乌斯曼（在逃）。乌斯曼便纠集蒲黎民、刘波、马阿丹、张国强来到夜市，与前来替马福仓付钱的哈胜利、安玉花等人发生争执殴斗。随后，乌斯曼、张国强又纠集崔俭、李江（均死亡）、肖兆荣、陈延红、马伟、范朝虎（均在逃）伙同张勇、杜强、马国栋、杨衡、蒲黎民、刘波、马阿丹等人，持五连发猎枪及刀具于次日凌晨前往兰州市城关区滨河路满江红夜总会，找到哈胜利等人，进行殴打。期间，杜强等人朝哈胜利连捅数刀，致哈胜利死亡，马福仓轻微伤，刘波持刀砍伤安玉花。

1998年6月至8月份，马冰冰、丁海晖伙同苏宗结（在逃）带领马亦翔、杨衡、朱亚东、张勇、吴春江、杨长征等人，在兰州市焦家湾果品仓库强行收取邵兴奎、王锡虎的“中介费”和“代办费”计4万元。1998年年底，马冰冰、李捷（已处决）等人为了控制兰州的“地下财场”，预谋将参赌人员周洪等人致残。

1999年2月1日晚，马冰冰、丁海晖驾车将马国栋、张维林送至位于庆阳路的甘肃国际大酒店附近，马国栋、张维林持五连发猎枪在此守候，周洪、李江（已死亡）驾摩托车在酒店附近的贡元巷内准备接应。当晚11时许，周洪等人出酒店，并乘坐停放在贡元巷南口的轿车欲走时，马国栋拉开车门伙同张维林朝周洪腿部连开数枪，致其死亡。随后，逃离现场。次日，马冰冰和丁海晖给马国栋3万元安排其潜逃。

1999年2月14日，马冰冰、林少云经预谋欲杀害厦门的同伙崔俭。当晚，马冰冰指使马国栋以去林少云家玩为由，将崔俭从福建省厦门市区带至厦门市集美区港口灌镇，林少云驾车又将马国栋、崔俭二人拉至自己承包的果园里。当两人下车后，林少云、马冰冰和马国栋持枪将崔俭打死。随后，几人将尸体挖坑掩埋。

1999年2月8日至同年3月25日，马冰冰为了敛财，伙同李捷、李智（已死亡）、董海俊（在逃）、陈叔陇、杨一凡（均另案处理）等，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饭店“红磨房娱乐城”开设赌场。赌场共赢利100余万元，由上述人员分赃挥霍。

1999年4月，马冰冰犯罪团伙，李氏犯罪团伙，陈叔陇犯罪团伙为了控制兰州的“地下”赌场，消除竞争对手，马冰冰伙同陈叔陇、李捷等人于同年4月21日凌晨在兰州市城关区某地预谋商定，当晚联合行动砸毁不服其控制的城关区某“地下”赌场。随后，由马冰冰安排朱亚东等人持五连发猎枪、砍刀与李氏犯罪团伙成员、陈叔陇犯罪团伙成员分别乘车闯入赌场，并按事先分工实施犯罪。李氏犯罪团伙成员持五连发猎枪朝房顶开枪、命令参赌人员趴下，朱亚东等人按事先安排冲上３楼寻找赌场的枪支，寻找枪支过程中，朝一房门开了一枪。混乱中，监牌员丁秀文被枪杀。随后三团伙人员乘车逃离现场，法医鉴定：丁秀文系被别人用散弹枪击中右背部，导致右肺挫碎，失血性休克死亡。

1999年7月12日晚10时许，被告人甘兴涛等人在福建省厦门市某公交车站旁绿化带草坪玩耍时，与当地某包装厂工地工人连秀平等发生口角，随即甘兴涛等人与对方发生殴斗，甘持刀子朝连秀平连捅数刀致死，并捅伤其他三人。

为了消除竞争对手，扩大势力范围，该组织不惜进行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犯罪，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在兰州市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该犯罪团伙从1992年至2001年间杀人、伤害致死人命13条，重伤5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60名被告人中，59人被判有罪。至此，经过艰苦的审判工作，这个甘肃省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制造命案最多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成员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9名：宋留根

宋留根，高中文化，郑州“黑道教父”，也是中原商都众多批发市场的垄断者。他依靠血腥暴力、垄断市场疯狂敛财，所掌控的郑州最大的托运公司“恒业运输有限公司”，年利润高达4000万元到5000万元。在恒业公司运作的近五年时间里，宋留根等骨干成员疯狂攫取了超过2亿元财富，也由此成为黑帮社会的“亿万富翁”。2003年8月2日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郑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依照郑州警方提供的资料，宋留根的“发迹”始于1993年。这一年夏天，宋留根伙同马献洲、郝洪山等人，利用威胁、恐吓手段，在郑州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靠垄断经营销量较好的“麻纱”，每人获利达2万多元，攫取了黑道生意上第一桶金。

当时宋29岁，刚刚刑满释放。而此前，宋也只是郑州西郊地区的一个经常打架生事的混混。刑满释放后，他整日混迹在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搞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在做“扒手”的日子里，他发现搞布料批发，生意兴隆、利润丰厚，便谋划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牟取暴利。

宋留根的文化程度不高，也缺乏经营经验，惟一的“资本”是其多年靠打打杀杀形成的强大的威慑力。这一“资本”很快为宋所利用，并成为宋氏团伙制订“游戏规则”的基础。“只要是我宋留根卖的，其他人谁都不能卖。”——这就是宋留根的“游戏规则”——以武力胁迫或驱逐其他商户，形成垄断市场，获取暴利。

1993年初尝甜头之后，宋等人开始不满足于布匹经营小打小闹的利润。他随后将目光盯上货物托运这块“肥肉”。宋想插足布匹托运市场，不可避免要与原有托运商冯双亭（绰号“小丑”，1965年4月生，郑州人）等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面对强烈的抵制，宋留根的方式简单直接：杀一儆百。

1993年8月23日晚，蓄谋已久的宋留根带领陈华、王强等黑道打手，持枪早早来到西站路五厂家属院，埋伏在冯双亭回家的必经之地。当晚9时许，当冯双亭夫妇外出归来时，宋留根等人从黑暗处窜出，不由分说，掏枪顶住冯双亭头部就是一枪，冯当场被打死，冯妻也身中数枪，被打成重伤。宋留根的这步“狠棋”果然见效，此后不久，慑于宋的淫威，其他托运商先后被迫退出友爱路市场。

1995年4月，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拆迁至西站路附近的纺织大世界，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等人随即将生意转移过去。纺织大世界是河南省最大的布匹、纺织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十大布匹批发市场之一，在鼎盛时期的1995年，拥有商户2500多户，年交易额40亿元，户均月纳税350万元，年纳税总额达1000万元。纺织大世界的货源地主要集中在全国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中国轻纺城”及常熟、广州等地。

宋留根等人首先要控制的是货物托运市场。在郑州他要“搞掉”所有竞争对手，在货源地浙江柯桥，能合作的则合作，不能合作的则想法除之而后快。于是，一场场血腥、残烈的拼杀开始上演。1995年，浙江柯桥驻郑某托运部三人被砍；1996年春，新乡托运部被人捣毁；1996年5月，洛阳托运部数人被暴打。而在纺织大世界内部货运市场的争夺上，宋采用了“黑吃黑”的做法。

1997年冬一个晚上，宋留根、王庆国率领李小东、刘文贤、张春意、张拥军、徐均意等30多名打手，头戴清一色黄色工程防护帽、身着清一色黑色皮衣，内藏短柄猎枪、自制手枪、大砍刀、钢管等凶器，杀气腾腾直扑“胖建”（郑建平）设在市场内的托运部。在获得消息后，胖建仓惶翻墙逃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双方各纠集了大量黑道打手在国棉五厂家属院对面的工人路发生激烈的火拼。

浓浓夜幕中，凶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叫骂声、惨叫声、乱枪声刹那间将宁静的午夜街面变成了械斗拼杀的“战场”。“快到、快战、快撤”是黑势力械斗火拼、侵凌商户的规律，整个过程持续了仅数分钟时间。现场惨不忍睹，流淌的血水、拽落的头发、撕碎的衣服、丢弃的长刀、钢管、奄奄一息的重伤者……空气里充溢着血腥味。此次火拼，胖建惨败，不得不将自己的托运部拱手相让，宋留根团伙大获全胜。

1998年初，某托运部不听“招呼”，从浙江柯桥托运一车布匹到郑州。宋留根团伙打手在路上截住3名司机将3人杀死，并埋尸灭迹，布匹和卡车被就地变卖。1998年 7月，宋留根团伙成员 3人持枪闯入浙江柯桥一托运部，用猎枪打死两名“不听话”的当地商人。

1998年秋，宋想把将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交涉中，遭到盘踞该市场多年的胡英杰、胡现杰兄弟果霸团伙（已于2002年被郑州警方摧毁）的强烈抵制。同年底，宋留根亲自带领王庆国、吴晨光等多名打手持猎枪径直闯入胡英杰办公室将其绑架。后经马献洲说和，胡现杰拿出4万元赎金后，宋才将胡英杰释放。此后，胡氏兄弟被迫向宋留根团伙俯首称臣，每年缴纳保护费80万元，并让出杂果生意由宋留根、马献洲经营。在血雨腥风中，宋留根团伙彻底垄断了郑州纺织大世界内和货源地的货运市场。注册公司“漂白”黑金

该犯罪团伙垄断货运后随意抬高价格，获取暴利。从浙江柯桥的“中国轻纺城”至郑州，运费竟是同等线路的3倍之多。宋留根垄断卸货站，卸货费比正常要高出2.5倍。市场内的三轮车运货由郝洪山控制，原来运一包货仅0.5元，控制后每包竟高达7元。团伙成员刘文贤非法在市场内成立商会，自封会长，一年光保护费就收 216万元。

如此一来，纺织大世界被宋留根团伙折腾得元气大伤，“全国老三”的地位名存实亡，商品年销售额下降到2002年的10亿元，只及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商户下降到如今不足700家，减少近四分之三；国税、地税收入大量流失，国税年纳税总额仅560万元，下降 60%，地税每月收入才 20万元。靠打杀得势的宋留根也知道扣着“黑社会”的帽子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必须要为自己披件合法的外衣。

1998年10月，恰逢铁路部门试行包专列个体承包经营，抓住这一机会，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联手创建了“创业货运公司”。1999年，3人又勾结不法商人王鉴，2000年该公司更名为“恒业运输有限公司”，王出任公司董事长，陆续在郑州、广州两地建起30多个运输网点，有正式员工近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宋留根集团的骨干成员。

2003年7月3日，郑州火车站，警方在宋留根等人押赴到郑时，在站台现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警方一举摧毁了以宋留根为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团伙，成功抓获宋留根、马献州、郝洪山等团伙成员100余人，带破案件200余起，收缴猎枪、小口径步枪、手枪10余支，子弹2400 余发，炸药9管，电雷管8支，汽车61辆，追缴、冻结赃款近千万元，彻底捣毁了在郑州盘踞10年之久的、庞大的黑社会团伙。该团伙先后疯狂作案200余起，杀死15人，打伤打残100余人，每年牟取暴利3000余万元。各大批发市场的商户更是敲锣打鼓，庆贺以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为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最大的涉黑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10名：刘俊勇

刘俊勇。1999年湖南省新化县孟公村换届选举上，刘俊勇获得700多张选票。刘俊勇在当地有一条完整的“地下经济”脉络，从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贩毒、串标、工程敲诈、造假币，一应俱全。在刘俊勇的团伙成员名录中，有一名村支书，一名村主任，一名县人大代表。此外，刘俊勇还与当地警方建立密切关系。2006年4月10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俊勇等7人死刑。

A、“发迹史”

新化县孟公镇距离新化县城不足40公里。1972年，刘俊勇出生在这里。他从小练得一身好拳脚。刘俊勇童年时成绩很好。读中学后，父母到怀化打工。他不服爷爷奶奶的管教，开始逃学和在外打架。辍学后，他只身到了广东东莞，逐步走上罪恶之旅。

1992年，他从新化组织几名年轻妇女到东莞卖淫。从1992年到1995年，通过当“鸡头”，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就是在这里，他与老乡廖建伟、陈彬彬等人走到了一起，交往频繁。1996年他们先后回到家乡孟公镇。

刘俊勇回到家乡开办了孟公大酒店。名为酒店实为藏污纳垢之所。组织人在内卖淫还在其次，他以酒店为根据地，网罗人员组建团伙。廖建伟、刘永华、陈彬彬、杨武斌经常出入这家酒店，通过与刘俊勇的交往，他们成为刘手下的一、二、三、四号人物，他们还把各自手下控制的人员带给刘俊勇认识。另外，刘俊勇还时常送钱给当地的吸毒人员用，把他们也纳入旗下。

刘俊勇就靠着这样一支队伍在当地作恶。新化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化祥说，他们组织卖淫、开赌场、强揽工程、组织地下六合彩赌博、贩卖毒品，不少成员参与抢劫，已经逐步成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涉黑组织。

B “保护伞”

胡能喜，孟公镇派出所原所长。他是刘俊勇在孟公镇的重要“保护伞”，也是刘俊勇团伙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典型特征之一。

胡能喜从省内一公安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孟公派出所。1999年，他当上了派出所所长。当时，孟公镇还有一个以陈益文为首的恶势力团伙，与刘俊勇团伙经常对抗。刘俊勇通过请吃、请喝、送钱送物拉拢胡能喜。1999年，刘唆使手下与陈益文一伙火拼。胡能喜将陈益文等人抓获后予以劳动教养，而对刘俊勇的手下则搞了劳教所外执行。之后，胡能喜还在针对刘俊勇一伙的案件中，利用公权提供了帮助。

刘俊勇有了保护，更加胆大妄为。2004年，他找到胡能喜说，你去想办法搞个副局长当，我给你提供50000元资金支持。这笔钱随后通过银行汇给了胡能喜。胡能喜最终因收受刘13.8万元贿赂被新化县检察院逮捕。

为了揽到工程赚钱，他还拉拢了孟公信用社原主任伍让春。2004年9月，新化县决定对本县金矿实行整体出租，竞租者需交500万元保证金。他找到伍让春，要他挪用资金，伍得到好处费16.9万元。

C、沙江村血案

2004年6月30日夜，廖建伟得知重要消息，陈新华从外地回到了新化沙江村的家中。此前的6月17日，廖建伟被人砍伤，他一直怀疑是陈新华指使的。刘俊勇很快安排了人马到廖的家中。

经过密谋，他们从28人的队伍中挑选出8名身强力壮的人负责冲进陈家砍杀，陈助辉为“砍杀组”总指挥，8人全部赤裸上身，手持砍刀、自制火枪等凶器。8人组成“进退组”，驾驶摩托车等候，摩托车不熄火，由刘洪书负责指挥。其余人员由杨武斌、刘永华指挥，在外围警戒。当日深夜，28人分乘摩托车赶到了沙江村陈新华家附近。“砍杀组”8人迅速冲入陈新华家。陈新华见势不妙，立即冲入厨房拿菜刀。陈新华的父母急忙用扁担顶住了房门。“砍杀组”成员操起砍刀把房门劈出一个大洞，冲进去后朝陈新华猛砍。陈新华身中46刀。陈新华的父亲和随后赶来的陈的叔叔也被砍伤。陈新华于7月1日凌晨5时许死亡。

据新化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作案后这28人又分乘摩托车逃窜至孟公镇一小学校园内。杨武斌收齐了所有凶器，给每人发了1000元。刘俊勇从电话中得知后大呼“砍得好”。

D、抓获“独眼龙”

案发现场血流满地。新化县公安局“6·30”专案组民警从陈家人口中得到的唯一线索是陈新华砍伤了一名入室行凶歹徒。

新化县公安局民警伍侣伦曾在琅塘、平口一带行医，在当地被称为“伍神仙”。7月1日上午，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几名男子送一名受刀伤男子到琅塘医院包扎，在当日凌晨已经离开。他立即赶往医院调查。经过询问，他得知一名男子是“独眼龙”——孟公镇的刘洪书。7月1日晚，“独眼龙”刘洪书被秘密抓捕，随后警方又抓获了王伟、伍德平等人。

警方很快掌握了以刘俊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构成。省公安厅、娄底市公安局、新化县公安局三级经过会商，确定一路人马公开追查“6·30”案件，一组人马秘密追逃。4个多月后，15名参与“6·30”案的嫌疑人被相继抓获。

E、“擒首行动”

如何抓捕刘俊勇？

新化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6·30”案件发生后，刘还留在当地。刘在一系列案件中始终是幕后指使者和操纵者。由于很多嫌疑人没抓捕到位，当时并没有有力证据可以将其刑事拘留。

2005年3月9日，该案被公安部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挂牌督办。3月25日，警方查证一起寻衅滋事案与刘有直接关系。当晚，民警秘捕了刘俊勇。

陈彬彬在“6·30”案作案后就逃得不知所踪。警方发现他的一个手机号码在停机前拨打了一个广东东莞的电话，而且东莞的电话号码在“6·30”案件后多次打了冷水江陈彬彬的老婆的电话。2005年4月初，警方认为陈可能逃往了东莞。民警一行人火速赶往东莞。在东莞，民警假扮成租房客来到陈的可能住地。这是一栋5层的房子。东莞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5楼上徘徊，便上前问了一句，“住这安全吗？”男子回答“安全”。追逃民警听出了他一口的新化腔。此人正是陈彬彬。

首要分子刘永华、廖建伟、杨武斌等人也先后在2005年7月底前被警方抓获。据警方介绍，他们办理整个案件，投入警力100多人，投入资金达200多万元。

F、涉嫌23项罪名

从4月10日到4月20日，娄底“6·30”特大涉黑案经过长达11天的审理，庭审走完了判决前的所有法律程序。

检方公诉书称，该团伙犯有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非法制造、买卖、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聚众斗殴罪，绑架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挪用资金罪，盗窃罪，赌博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贿罪，窝藏罪，伪造货币罪等23项罪名。至此，一个盘踞在新化的被称为“湘中第一黑帮”的特大涉黑团伙走到了尽头。

以上就是探秘志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黑社会老大排行榜和他们的犯罪事迹及背景，相信不少网友看完了也是心惊胆战的，好在现在不比90年代的时候治安那么混乱，不然还真不敢随便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