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4回]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第4回 董卓乱汉

I灵帝驾崩与权力之争

最应该为东汉灭亡承担责任的个体不是汉灵帝、不是张角，更不是那些羌人豪帅们。无论正史还是演义，董卓最大责任人的身份几乎都没有争议。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在张氏兄弟的败亡后，散发的黄巾之乱便已可以当成一般民乱视之；至于凉州羌乱，随着公元189年春，攻入关中的叛军在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为皇甫嵩所击败，退守陇右的叛军同样陷入了内部分裂状态。这意味着前后花了四年时间，东汉王朝度过了最危机的时刻。

此后那些乘势崛起于关东的豪强们，不会坐视散发的民乱侵犯自己的利益；韩遂、马腾以及宋建这些凉州叛军残余，接下来更关心的也只是能不能用手上的筹码与朝廷议和。虽然平息这东西两场动乱的代价，是帝国中央的控制力弱化及地方势力的崛起，但参考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那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走势，距离真正的分裂还可以有段缓冲期。

然而在东、西两场民乱渐渐平息之际，帝国中央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直接将东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公元189年5月，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汉灵帝刘宏驾崩。自东汉的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驾崩，皇后窦氏晋位为太后并临朝听政时起（公元88年），操控皇权的力量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中不断转换已愈百年。几乎每一次帝位更迭都会带来一场权力斗争，这一次也不例外。

权力之争即便没有以外戚宦官干政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有其它的表现形式。在国家机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君主的去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争夺，并不一定就会让国家陷于崩溃，哪怕为此发生流血政变。对于普通百姓和一般地方官吏来说，皇帝和把持朝政的是谁并不重要。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会否严重到动摇王朝的根基，本质取决于掌握军权的地方势力，是否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至于卷入朝堂之争的理由是永远不会缺乏的。

一般情况下，幼帝登基是以太后母族为代表的外戚，谋夺朝堂控制权的最好时机。而皇帝成人亲政之后，又往往愿意依靠宦官来制衡外戚。汉灵帝主政之时，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之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是朝政的把持者，只是这一次代表外戚的窦太后一族却未能抓住机会，反被宦官集团斗败。帝位的又一次转换让外戚再次看到了控制最高权力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毕竟很多时候太后不止一个，皇帝的娘家也同样有机会参与夺权。具体到这次权力争夺，在外戚中胜出的是太后何氏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及何进如何错误的引狼入室，让后者得以乱汉在小说中有详细描述。不过要是考察董卓的背景和在此前的行为路径，你会发现即便没有何进的召令，大乱依旧难免。

II“挟羌自重”的董卓

身为凉州土著的董卓，在陇西生活时就已为州郡地方官任为官吏，领兵追捕盗贼。公元167年，汉阳郡羌乱再起。董卓以“六郡良家子弟”的身份入选皇家禁军（羽林军）并参与平叛。所谓六郡包括：隶属凉州的汉阳、陇西、安定、北地四郡，以及隶属并州的上郡、西河两郡。

地理上涵盖吕梁山脉及其以西、关中平原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在大家的印象中，作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整个区域显然应该是原始植被为森林的农耕区，但结合其介于农牧分割线附近的降水量，这片黄土高原之地更准确的定性其实是森林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

“黄土高原森林草原”的地理背景，使得上述六郡在地缘经济上呈现出农、牧、猎兼备的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熟悉骑射技能的六郡子弟，早在汉武帝开启汉匈战争时，就已成为朝廷选拔军事将领的主力地区。以董卓本人来说，历史记载他武艺高强、力大无比，甚至能够左右开弓。与西汉时期相比，此时六郡之地尤其是凉州部分在地缘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内迁有大量羌人部族并由此滋生连绵不绝的羌乱。这也让出现凉州的军事将领，有更多机会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展现军事才能。

凭借平息东羌所累积的战功，董卓曾先后升迁至并州、益州任职，不过最终都因事被免职。黄巾之乱让董卓再次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了应对这场大规模民乱，那些原本没有军事技能的关东豪强都被获准组织义兵，原本就在政府军序列并有平乱经验的董卓，自然也没有理由为朝廷所无视。值得一提的是，董卓的这次复出除了获得军职以外，还得到了并州刺史与河东太守的职位。这两个职位覆盖了整个山西地区，显然是考虑到河北与山西相接，有助于帮助董卓调配资源。

然而作为征剿黄巾军的官军主力之一，董卓的表现远没有同样出身于凉州（安定郡）的将领皇甫嵩表现出色。后者几乎参与了所有针对黄巾军的战役，后来还一度被任命为“冀州牧”。反观董卓却因攻张角而不克失去了此前的任命。好在紧接着爆发的凉州羌乱，让他能够再次领受军职（中郎将）。而这次任命也成为了东汉国运和董卓个人命名的转折点。

尽管在公元189年那场决战性质的“陈仓之战”中，作为汉军主将的董卓与皇甫嵩意见相左，最终又是因为采用了皇甫嵩策略而取得的大胜，但不可否认的是回到熟悉的环境，董卓还是显示出了他的军事能力。此前在陇右的一场平乱战役中，朝廷所派出的六路军队中的五路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只有董卓的部队在他的调度下全身而退回到关中。

纵观董卓乱汉之前的战绩，基本都是在针对羌胡的战争中获得的（史载：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对地缘环境的熟悉以及频发的羌乱，让董卓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并因此和皇甫嵩并列成为东汉最重要的两位将领。在凉州叛军退回陇右并分裂为韩遂、马腾、宋建三股势力之后，董卓被晋升少府。这是一个位列九卿的职位，然而董卓并没有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行政职位的代价是离开军队。与后世历史中那些大家熟知的军阀一样，董卓自始自终相信他那支以凉州人为骨干的军队才是立身之本。

凉州的羌胡成分不仅能够送给董卓军功，还能够直接增强董卓军队的战斗力。在他的军队中，包含有大量羌、胡成分。为了激发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董卓会把得到的赏赐全部分发给部下，以及允许部下滥杀。你可以说是董卓造就了这支军队的匪气与短视，也可以说是常年与羌胡相融的经历，让董卓知道如何用“目下安乐”来聚拢部下的向心力。

“挟羌自重”所造成的尾大不掉现象，显然会引发朝堂的不安。对于中央集权体系来说，军队的效忠对象转变为个人是非常危险的。董卓自然也清楚，这个九卿之位的行政职是为了让他这支已经变成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重回政府军序列。为了拒绝这个任命，董卓上书表示属下的羌、胡兵因为粮响不济现在都有很大的怨气。羌胡之人都狼心狗肺的（憋肠狗态），为恐生变只好斗胆抗旨先留下来安抚。这一做法进一步加深了朝堂的忧虑，在汉灵帝驾崩之前，将董卓升至并州牧的调令再次摆在了董卓面前。

III刺史与州牧

考虑到董卓四年前在出征黄巾军之时，便已受封过并州刺史，这一任命粗看起来并没有太大诱惑力，但实际却是有本质不同的。在汉武帝将天下分为十三州部时并无“州牧”而只有“刺史”一职。“刺”是刺探、检核的意思，“史”为御史之意。刺史一职是帝国中央派驻地方行监察之职的官员，从职能角度来说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体现，为的是遏制地方势力增长。基于这一职能导向，刺史并不能算是地方行政长官，其俸禄最初甚至比郡守还要低。

至于“州牧”中的“牧”字则为管理之意，可以统管一州的军政大事，通俗的理解就是封疆大吏。这一变化最初出现在西汉末年的汉元帝时期，此后时废时置。废置背后所隐含的中央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不足。比如在利用豪强起家的刘秀时代，在称帝之初由于尚未统一天下便采取的是州牧制，以此来激发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等到天下一统、局势稳定之后再“罢州牧置刺史”。黄巾之乱所造成的地方势力崛起，是州牧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大背景。

提出这一行政改革建议的是汉室宗亲身份的刘焉，理由是刺史一职的权威太轻，已不足以安定地方。他也因此成为汉灵帝所任命的第一位州牧（公元188年），后来被刘备反客为主的益州牧刘璋便是刘焉之子。单从刘焉、刘璋父子相承的结果来看，你也能感觉到这一改制实则成为了割据局面的催化剂。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改制并不是彻底的改制，此后统治州部的既有刺史也有州牧。能不能做上州牧更多要看有没有镇服地方的能力，比如在刘表在公元190年在荆州所接任的就是刺吏一职，站稳脚跟之后方被拜为荆州牧。

由于州牧可以掌控一州军政大权，对于看中实权的董卓来说的确比一个九卿之位更实际。不过这一任命是附加条件的，那就是将董卓原有的军队交给皇甫嵩统领。鉴于皇甫嵩的声望、军功比董卓还高，又同样出身凉州，董卓此前所言只有自己才能压服属下羌胡兵的理由便不再成立。同时这也是朝堂评议对皇甫嵩的肯定，在董卓被杀、关中大乱之时，这位将门之后直至病逝（公元195年）也没有为自己谋一方天地，哪怕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有资格的。

用封疆大吏的位置交换旧部，侧面反映出朝廷对董卓的尾大不掉已经有点无可奈何。虽然这种做法很有点饮鸩止渴的味道，但最起码可以减缓这个风险的到来的时间。只是在董卓看来并州不是他的舒适空间，将军队交给皇甫嵩的代价更是不能承受。希望率部前往凉州守卫边疆、为国效力，成为了董卓再次拒绝升迁的理由。

事情发展至此，董卓无论如何不愿意交出军队的想法已是昭然若揭。不过此刻的朝堂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因为紧接着汉灵帝便驾崩了。各方的注意力随之都被牵涉到了又一轮的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争斗上。至于说何进有没有必要私召董卓进京诛杀宦官，其实并不重要。

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即将被削夺兵权，又两次抗命的人来说并不会坐以待毙。不过如果洛阳的权力斗争能够迅速平息，或者不主动引其入京的话，那么董卓倒是不一定有机会如此快速进入洛阳摧毁权力中枢。向新主效忠得到凉州牧，或者起兵割据于关中都是有可能的选择。不管哪一种选择，董卓和他那支只服从于他个人的军队，注定都会为东汉王朝带来一场乱局。

IIII董卓掌控战略通道

董卓此时的驻军位置，决定了他可以在上述几个选项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山西南部的河东郡是董卓此刻的驻地。包含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河东郡，与北部的太原、大同盆地一起，东部的上党高地一起，是山西高原的五大地理单元。这两个位于山西西南部的盆地，地理上的特别之处是又与关中平原共同组成了“汾渭平原”的概念。分隔二者的只是并不能成为天险的黄河。这也是为什么在为两京打造直属之地时，河东郡没有依它的山西高原属性被划入“并州”范畴，而是成为了司隶板块的一部分。

站在董卓的角度，想在这场乱局中占得先机第一要做的倒不是拿下长安，而是由河东郡南渡黄河控制隶属弘农郡的“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地理篇曾经解读过，汉武帝当年设置弘农郡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关中与洛阳之间的战略要道——崤函通道，而陕县不仅位于崤函通道中间，还是连接河东郡和山西高原的枢纽点。

从河东郡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陕县间的交通距离只有50公里，太阳渡和茅津渡这两个著名古渡，能够帮助董卓的军队快速南下控制陕地和峡函通道。早在春秋之时，晋国就已通过这条“假途伐虢”之策，打通了由山西进军洛阳和中原的战略通道。董卓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前人之路。

在得到进京参与权力斗争的机会之后，董卓也的确是遵循这样的路线，带领先头部队快速进军洛阳。此后弘农郡这个连接河东、洛阳、长安的枢纽点，亦成为了董卓的经略重心。负责这个战略要地的是牛辅及段煨、董越三员将领，其中最重要的陕地被交给了董卓的女婿牛辅。董越和段煨则分驻于东西两端的渑池、华阴。结合就地理篇所做的解读，你会发现这三将所负责的防区正覆盖着秦函谷关（陕县）、潼关（华阴）、汉函谷关（渑池），这三个崤函通道上最紧要关口。

现在唯一的疑问是董卓如何能够在大乱骤起之前，就占得这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身处。就算他认定河东的位置有利于自己，在还没有和朝廷撕破脸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自由选择。前面说到朝廷在征调董卓前往平乱之时，除并州刺史之外还同时授予了河东太守之职。只不过因为出战不利，这些官职战后都被用来抵罪了。戏剧性的是，董卓这次能够重回河东仍是拜黄巾军所赐。

公元188年二月，郭太、杨奉、韩暹、李乐、胡才等人以黄巾军的名义在河东郡北部的白波谷（山西襄汾永固乡）起兵，时称“白波军”。在起兵之后，白波军先是将攻击方向定位在了北部隶属并州的太原郡，并与内迁至此的匈奴单于于夫罗结盟。白波军的出现让董卓有了留在军队和驻军河东的理由，而此刻更关心自己兵权问题的董卓，在接到命令后并没有挥师北上，“养寇自重”才是他此刻所想的。一直到次年十月，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控制朝廷之后，白波军乘河东空虚与匈奴联军南下。董卓为了自己的利益方急调驻守陕地的牛辅北归河东迎战，以避免后院起火。

无论对于东汉王朝还是董卓来说，白波军的存在只是一个插曲。现在天下所关心的，是此前每一次权力更迭，几乎都会带来一场杀戮，这些毫无治国经验的边军入京之后，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混乱。单看董卓拥兵自重、逆天改命的做法，并不必然带来一场大混乱。入京之后用未成年的陈留王（九岁）取代将要成年的汉少帝（十四岁）做傀儡，也属于谋权的常规操作。董卓真正落下骂名的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凉州边军不仅未能成事，还让天下陷入混乱之中。

后来被曹操委派收拾关中乱局的卫觊，对于为乱天下的凉州将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语——“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下而已”。意思说这些来自凉州的将领出身都很低，胸无大志只会图谋眼前利益。将卫觊的评语放在日后为乱唐王朝的安禄山和他的部下身上，你会发现同样适用。对于天下来说，出现拥兵自重的将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出现一批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懂得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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