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的奇妙世界(褰撻潚灏戝勾鈥滃崰棰嗏€濈綉缁滐細鎬庝箞绠★紝绠′粈涔?,"video_count":0},"image_detail":[],"i
阿尔法的奇妙世界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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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入职人格测试，很遗憾，答案越普通越正确
入职测试在当今职场再寻常不过。有业务能力测试，也有人格测试，而后者可能占更大比重。它形式一般是设置开放式选择题，根据被测试者的回答打分，评价其性格、情绪、忠诚度和社交倾向等。管理者将可能根据这些分数来决定是否录取被测试者。有的测试还同时辅以面试。
这些人格测试最终以数学的分数形式呈现出来。这就像是一场考试。然而，数学化的测试必然就是可靠的或可信的吗？
电影《终极面试》（Exam 2009）讲述了一场全封闭空间的入职测试。图为剧照。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在他的《组织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从人格测试的基本假设、选题设置和测试专业人员的“价值判断”等层面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人格测试不过是在选择最庸常的“组织人”
（organization man）
，即在组织中的人。
而“组织人”正是理解人格测试的关键。不妨从《组织人》这本书本身说起。
“组织人”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人将必然是组织的一部分。威廉·怀特是它的提出者、阐述者和反思者。
威廉·怀特发现，一战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解的“新教伦理”从辉煌急速走向了衰落，个人主义的“适者生存”和节俭克制精神在退场。而往前追溯至更早的19世纪80年代，消弱“新教伦理”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实已经在西方社会浮现。这是因为在当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大公司越来越普遍，科层管理日渐成为一项职业。只不过，人们还不认为“新教伦理”在消失，哪怕出现了一些偏离做法，也认为可以重申“新教伦理”。一战后，转变更加明显。二战后，转变已经比较彻底。无数人加入其中，成为组织的一员。曾经崇尚的“单打独斗”丧失了竞争力。
“组织人”也由此假定，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只有当个人成为组织人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在个人与组织之间也被认为不存在冲突。如果有冲突，也只是出于信息沟通产生的误解，是可以解决的。威廉·怀特从这里判断，“组织人”实际上不只是社会经济现象，而是像没落的“新教伦理”一样是一种社会伦理，并也有其意识形态。个体、个体户、作坊和地方性小企业则被这一社会伦理认为是落后的。
有的人进入职场，终生为获得大企业的一个理想头衔奋斗。他们依附于组织架构。他们即便不具备生产技艺，也能快速攀升。而其他没有进入科层管理的职员，同样也属于组织中的人。不同于过去的个人主义，最典型的、最合格的“组织人”被要求是庸常的。那些独异的人在职场不受欢迎。企业也会通过入职前的“人格测试”来识别谁符合“组织人”特征。
一份人格测试答题页面。
威廉·怀特认为“组织人”的增长挑战了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他还毫不客气地反思了那些“人格测试”，批评那种自以为是的科学主义。后者认为可以从测试中清楚地认识一个人。威廉·怀特全书说的“组织”是指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过他也在书中多处提醒，这只是因为企业作为组织最普遍，易于被观察。“组织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无处不在。
企业在职场为选择“组织人”进行的人格测试，在威廉·怀特看来，“并不像它们宣称的那样客观；而且，它们也并不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它们所赖以为基的并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科学的错觉。”
以下内容经北大出版社·培文授权摘编自《组织人》一书第14、15节及附录。摘编有删节。
原文作者｜[美]威廉·怀特
摘编｜罗东
《组织人》，[美]威廉·怀特著，徐彬、牟玉梅、武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从能力测试发展到人格测试：自负的一跃
虽然各种人事测试已经进行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人格测试却是最近一些年
（摘编者注：指上世纪50年代）
才发展起来的。像泰勒这样的科学管理人员主要是对如何高效地完成工作感兴趣，因而，他们对员工的关心也就集中在那些有助于完成工作的方面，比如他辨别距离的能力，或者是他双手的灵巧性。
在这段时间内，测试的内容几乎全与能力有关，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通过让求职者试着用他的双手把散乱的积木拼合起来等方法，管理层能够更好地分辨出一个人最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与此同时，组织发现，词汇和智力测试同样有用。一战期间，心理学家们在“阿尔法”测试中开发出一种非常有用的词汇和智力测试。虽然这些测试并不够精确，但是，在有足够多的人接受测试的情况下，它们也产生了一个大致的常模，使得组织能够判断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是否足以胜任其手头的特定工作。虽然高中和大学是此类测试的主要使用者，但是，工业界发现，随着某些工作变得日益复杂，在衡量员工方面，智商测试与身体能力倾向测试一样有价值。
到二战时，使用能力测试和智力测试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一位美国白领都不可能在未做过测试的情况下长大。
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组织也错失了某些东西。通过对个体进行能力测试，组织只能衡量出一个人所拥有的特定的、孤立的技能，而就其日后表现而言，只有当他在某项技能上具有巨大的天赋或者是存在严重的缺陷时，测试才能比较准确地预测出他未来的表现。
简言之，能力测试仅仅揭示出了一个人所拥有能力的一少部分，而正如越来越多的群体关系倡导者所说的，组织需要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这个人
（对组织会）
适应得好吗？他会
（在组织中一直）
保持一种良好的适应能力吗？对潜在业绩的测试根本无法说明这一点；想要说明这一点，需要对一个人的潜在忠诚度进行测试。
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剧照。
长期以来，应用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对精神病人和囚犯进行实验，以探究人类身上那些隐藏更深的适应失调；在这项工作中，他们开发出一些巧妙的笔试。虽然这些测试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测量偏常而设计出来的，但是，除非他们也对正常人进行测试以获得某种标准，否则也就无法测量出偏常。
后来，那些专业教育者也对这些测试产生了兴趣，在这一因素的推动下，心理学家们开始将这些测试应用于普通人群。起初，他们只得出了一些粗略的指标，主要是人们外向或内向的程度。
但是，心理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些新的测试，这些测试可以测量出一个人性格中所包含的几乎所有方面。现今经常使用的测试是用十进制数字来表示一个人的激进或保守程度、他的实用判断水平、他的社会判断水平、他的坚毅力程度、他的稳定性程度、他的满足指数、他对社会的敌意程度等——目前的最新发展是，一些心理学家正在完善一项对一个人幽默感大小的测试。
一种更为复杂的测试是投射技术，如罗夏墨迹测试和主题统觉测试等，在这种测试中，被试者被迫将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某种刺激中，然后由测试者对他的潜在感受和精神状况进行X光式的检查。
当然，要求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展示自己和要求一个精神病人展示自己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成年人就强烈反对这种对自我展示的要求。但是，心理学家们告诉组织，这种不服从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测试人员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解读人们对测试这一事实做出的不同反应。如果一个人拒绝回答测试中的一些问题，他同样无法逃避被测试人员进行分析。对于这样的人，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他们可以推断出他内心焦虑的程度，以及他是否会完全与人合作。
国产职场剧《加油吧实习生》（2015）剧照。
人格测试分数与难以消除的“人为因素”
究竟何谓“人格”？难道是表面上一个人微笑和谈话的方式？心理学家显然不会这么认为。
我们必须深入一个人的内在，可是，我们深入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虽然绝大多数测试人员都认为把人格和整个人分开是一种无稽之谈，但是，逻辑却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从统计上去预测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数学因其完美而具有欺骗性。
正是因为“百分位”“系数”“标准差”是中立的，所以使用这些东西的方法论才会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它们把不确定性转化成了确定性，把主观变成了客观，并消除了棘手的主观价值判断。然而，事实上，数学根本未能消除主观价值的影响，它只是将其模糊化了而已。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测试分数的解读。测试人员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为因素已经被大幅消除，因为打分采用的是标准化分数
（这方面唯一的例外出现在投射测试中）
：如果你选择答案D，你就会得到某一分数，至于测试人员对此会怎么想都与得分无关。
但是，你并非只需要做一个测试，而是通常需要做好几个测试，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测试人员如何利用不同的分数整合出一幅关于你的画面。测试人员需要合成的分数越多，他需要做出的解释工作也就越多，而不是越少。
一份职场性格测试结果。
即使那些训练有素的被试者也不大可能完全不受环境和观念的影响。测试人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自身有神经官能症，他的解读就会是一种极大的误导。
几年前，中西部地区一家公司的执行官，把他面试过的一个他认为相当不错的候选人，送到一位分析师那里去做测试。返回的测试结果报告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按照那位分析师的说法，他送去的这位候选人对权威缺乏一种正当的尊重，“对组织的忠诚度很低”。但是，这位执行官还是雇用了这个人，他并不介意候选人是否热爱公司，他关心的是候选人的工作绩效是否出色。事实证明，候选人非常胜任分配给他的那份工作。
一年后，这位执行官又收到了一份类似的报告，对另外一个同样能干的候选人给出了一种消极评价，这位执行官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决定去找这个分析师聊一聊。“那个可怜的家伙疑心重重，”这位执行官回忆道，“他灰心丧气，因为我送去的人和他年龄相仿却在事业发展上领先于他。我问他为什么对我送去的第一个候选人提出警告，他告诉我说，第一个候选人不稳定，因为他家里有两个孩子，可他却买了一辆敞篷跑车，而且他还正在建造一座‘超现代风格’的房子。”
在投射测试中，解读的作用可以说是尤为关键。最初，它们只是作为完整临床诊断的一部分供专家使用，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并不建议用它们来进行人才选拔。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测试有时更多是对正在做测试者的投射，而不是对被试者的投射。
人格测试面试与难以克服的“价值判断”
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
（David Riesman）
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历史系学生参加了一项主题认知测试。在这一测试中，你会看到一幅图片，比方说一个人正在跨出大门，然后要求你讲述一个与图片内容相关的故事。毫不奇怪，这位历史系学生讲了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面临困难抉择的故事。
啊哈！负责解释测试结果的人会说，这是一种失调的表现，因为这个学生谈到了那些死去的人。这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测试人员脑海中唤起的第一个想法。
无论采用何种测试，面试体验本身都充斥着价值判断。在该领域不受人为意志干扰的文献里，已经很难看到测试过程中面试者和被试者的个人主观色彩。
但是，请想象一下，一个中年人被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进行评估。即使这两个人自身都绝对“正常”，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即使双方交谈起来彬彬有礼，他们也能感受到彼此之间存在的那种利益冲突。被试者往往不敢袒露自己的心迹，而面试者则在被试者身上竭力寻找蛛丝马迹。仅仅是出于职业原因，面试者都很想一探究竟。
有时候，面试者也会出于个人原因而很想一探究竟。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和同事与一位知名咨询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他主动谈起自己的一件往事。在解释他的面试技术时，他提到了二战中实施的OSS测试项目，在这个测试项目中，测试者会让被试者接受一系列艰苦的经历，以测试他们在受到惊吓时的反应。
这位知名顾问解释说，显然，这种测试无法在工业环境里进行，但是，其中相关的原理却是可以借鉴的。他开始向我们解释他自己的面试技巧。
“我和被试者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他的测试记录，以及他的各种个人资料。我对他非常友好。不过，现场气氛依然显得有些紧张；在这种场合下，通过对他施加更多的压力，他会暴露出更多关于他自身的信息。例如，我一面审阅资料，一面大声说道：‘已婚，17年婚龄。’然后又说：‘尚无子女。’
我会刻意扬起眉毛，若有所思地停顿一下。而他则很可能会对此很敏感，即刻脱口而出，告诉我他太太或他患有不孕不育症，以及他们如何四处求医，等等。我还会顺便问问他们夫妇的性关系如何。几分钟后，我会再次向他施压。
在面试快要结束之际，我一般都会非常自然地笑一笑，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吧。’这时，他就会放松下来，并认为每件事都进展顺利。而就在这时，我会抛出一个他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让他措手不及。”
我并不是想要暗示说测试人员都是一些心理不正常的人，尽管我很想补充一句，在这样的暗示中含有某种诗意的不公。当被试者拒绝配合或者提出批评意见时，许多测试人员，就像那些科学主义的追随者们一样，往往不是去自我反思，反而是会去揣测：为什么对方会持有异议？他们把同情心当成了一种武器。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测试人员都是心理很正常的人，也不公平。虽然大多数测试人员做事都很公平，与旁人一样正常，但是，就他们自己潜在的敌对行动而言，如果他们没有一些这样的行动，那才是真的不正常。
如果他们完全压制这些对立，那也不正常。测试人员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他与被试者在年龄、薪资、背景或秉性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倾向更是会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然，一个对自己和他人有深刻了解的人，一个具有智慧、忍耐和谦虚品质的人，完全可以不受这种倾向的干扰。我的这些评论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测试者。
电影《面试》（Job Interview 2013）剧照。
人格测试问题设计的尴尬：“喜欢读书，就是不爱社交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谈论测试人员如何阐释测试结果，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那些测试问题。测试问题能否免受人们价值观的干扰？在设计问题时，测试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在特定世界的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用来评估社交能力的问题。你读书吗？在某些群体中，阅读是一种不爱社交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有时选择读书而不是和同伴一起，他就有可能是一个内向者。然而，问题是相对的。
如果在一个人成长的环境里阅读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实际上，这在许多社交谈话中都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么隐藏在测试里的“价值观”就会对此给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结果。人们并不总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去进行社交。一个选择读书而不是和同伴打保龄球的人可能会被人评价为不爱社交，然而，事实上，他却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他只是碰巧不喜欢打保龄球而已。
纪录片《书谜》（The Secret Life of Books Season，2014）剧照。
当门外汉被问题的含义弄得晕头转向时，测试人员有时会报以高深莫测的一笑，说这些不过是“表面效度”。他们认为，测试问题便于被试者理解固然是好，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里都对问题进行了回答，那么问题本身也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换句话说，如果100个满意的主管都以相似的方式对一个特定问题给出了回答，那么这件事情就有了意义；因此，无论问题本身是否有意义，它都会产生一个有意义的相关系数。
有人可能会问了：你所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写一篇统计学论文的地方，我只想对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测试图表和表格提出一点看法，谈谈它们是如何让人们忘记了常识。
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数学运算都是内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测试结果与测试结果之间的比较，而不是测试结果与外部证据之间的比较。现在，这种内部数学在确定测试的“可靠性”方面很有价值。
例如，如果一组人参加了测试中的表格B测试，并且数学相关性显示他们的百分位数排名与他们参加同一测试中的表格A测试时一样，我们就认为这个测试在测量事物时是可靠的。
然而，测试的可靠性很少会告诉我们它的有效性。除非它们确实测量了需要测量的特质，否则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再高也是毫无意义。这些测试衡量的是社交能力、内向性或神经质倾向，还是仅仅衡量了一堆关于灭火或者喜欢阅读书籍这一类问题各项答案的选择次数？
要想表明测试有效，测试分数必须与被试者的后续行为相关。然而，当你去检查很多测试的有效性证据时，你会发现，它们主要展现的是特定测试的平均得分与其他人测试的平均得分有多么接近。因而，测试分数之间有相关性并不奇怪。测试题目的编写者在编写试题时经常互相借鉴
（其中有些试题会在多达10～12个不同的测试中出现）
，这种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测试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
测试分数与行为的相关性：若干怀疑
那么，测试分数与行为的相关性究竟有几分呢？这里我们以本罗特人格量表
（Bernreuter Personality Inventory）
为例。这是迄今为止在商业领域得到最广泛应用的一种测试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作为这一量表的经销商之一在1953年售出了100万份）
。
然而，通过阅读专业期刊你会发现，在关于它的报告中，有许多都是负面的。一些心理学家通过对比被试者的本罗特得分和被试者更为客观的特征，并未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事实上，有时这两者之间甚至还是负相关）
。
塞西尔·帕特森
（Cecil Patterson）
在《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结论是，使用本罗特人格量表的研究结果几乎都是负面的，它与其他变量之间显著相关的发现并不足信……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问卷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种技术对人格研究来说毫无效果。”
国产职场剧《长大》（2015）剧照。
正如一些知名心理学家指出的，一个真正严格的验证，需要公司雇用所有被试者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测试，然后把测试结果封存起来，这样被试者的分数就不会对主管产生误导；然后，在几年后取出测试结果，将被试者的得分与其实际绩效一一进行对比。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尝试这么去做。
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桑代克
（Robert Thorndike）
指出，大多数对该领域内已知人格测试的后续研究都被“污染”了。“想要进行真正的验证，”桑代克说，“需要按照流程进行评估
（不能让负责人看到结果，因为他们能够控制被试者的职业发展和评价）
，再获得与
（原始）
评估完全无关的工作绩效评估，然后把这两组独立数据汇总到一起。”
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不同的测试群体进行过对比，例如，一个被认为有着较高生产力的群体在某一特定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可能高于另一个被认为有着较低生产力的群体。然而，群体的平均得分并不能反映出个人的情况。即使在“优”群体中，也总是会有一些人的测试分数要比“差”群体中的一些人更低。
测试人员通过进行一系列而非一两个测试来逃避这个难解之谜。然而，无论增加多少变量，你都无法使它们变成常数。如果一个人不仅其“满足指数”高，而且其“易怒指数”也高，那么好的部分是否能够抵消坏的部分呢？测试人员经常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如果他是一个目光敏锐的人，他可能很少会去注意分数，并会做出一种非常准确的预测；然而，如果他的预测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会被视为测试具有惊人准确性的又一个证据。
谁是“正常的”？一个问题的问题
谁是“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想要去适应我们想象中的各种规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被各种规范的汪洋大海所包围。我们为彼此展示给对方的表象所迷惑。
现在，随着各种规范被正式加以数据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容易受到它的侵害。看起来，似乎“科学”是它的盟友，因而，分析结果若是错了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内疚感，若是对了则会让人产生一种不足感；我们忘记了，这种种规范通常都是先前的被试者本能地猜测每个人都会怎么回答而给出自己答案的结果。
如果组织人幸运地逃脱了“自我暴政”的危险，他还将面临另一个危险。起初，看到测试结果，上级可能会嘲笑它，但若他们一直依赖测试，他们就会逐渐与测试结果的正确性产生一种利害关系。不幸的是，怀疑需要证据，有时它会抵消判断，使管理层人员在无意中惩罚被试者，从而增强管理层人员对测试的信任。
中西部一家大型公司准备提拔一个人，公司决定让他先参加一个测试。咨询公司寄回公司的报告上写满了关于他的稳定性的警告。公司感到很困惑，因为这个人在公司里一直以来事情做得都很好，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也许那只是一种表象……公司在这上面思虑越多也就越是担心，最后，公司告诉那个人，公司决定把他期待已久的晋升机会给另一个人。六个月后，公司得到报告，那个人精神崩溃了。与所有其他类似的故事一样，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人员表示，这一事实证明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得分不高的人是否就必然不称职呢？从定义上来说，充满活力的人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如果参加的是能力测试，测试结果将会奖励他，他如果参加的是人格测试，测试结果则经常会惩罚他。看看关于他们的特质轮廓描述的剖面图，你会发现那里面有三个共同特征：外向，对艺术不感兴趣，欣然接受现状。测试得分情况显示出同样的偏见。
纪录片《面试》（Die Bewerbung 1996）画面。
如果你想获得一个好的分数，你最好是要遵守以下两条规则：
一、当被问及关于世界的词语联想或评论时，你应该尽可能给出那种最常见、最普通、最平淡无奇的回答。
二、当对任何问题的最佳答案拿不定主意时，请对自己重复以下内容：
我爱父亲和母亲，但爱父亲要更多一点。
我喜欢事物的本来面貌。
我从不担心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书和音乐。
我爱妻子和孩子。
我从不会让他们妨碍公司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在公司里并不会发展得太好；然而，矛盾的是，除非你看起来是一个这样的人，否则你在公司里也不会发展得太好。检查一下常模，你会发现，我提出的这个建议绝对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常模基于小组得分，而小组成员往往是1000名大学新生、400名高中生，或者其他一些普通人的集合。对于某些群体，像高层管理者和化学家，研究人员已经确立了一些常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常模还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常模其实也是虚幻的。
通常，这些常模都是建立在已接受本组织测试者的反应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保护心态会要求被试者谨慎回答问题，所以这些常模也就更像是被试者迎合组织想法的声音的回放，而非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
纯粹的测试机制会排斥那些杰出人才。对那些智力超群者来说，预先备好答案的测试恰恰是最难回答的测试。
原文作者｜[美]威廉·怀特
摘编｜罗东
导语校对｜柳宝庆
当青少年占领网络：怎么管，管什么
最近，一首《孤勇者》火了。这首原本定位为流行歌曲的曲子，却因小学生们的传唱，生生变成了儿歌。
来自北京的家长杨静（化名）还是在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口中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经过仔细盘问，她才知道，女儿大概是在“姥姥手机的抖音”“课外班的网络电视”等地方，通过自己并不掌握的网络渠道学会的这首歌。
“我这才意识到，我和孩子可能不在同一个网络世界。”杨静说。“后来，我和朋友聊起来这首歌的走红，一位中学生的妈妈告诉我，这首歌在中学生当中‘被鄙视’了，因为‘这是小学生听的’。”
“原来，不仅我和孩子的网络世界不同，不同年龄阶段孩子们的网络世界也不一样。”杨静无奈地说。
根据2021年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比2019年提升1.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70.4%的水平。小学生在学龄前首次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达到33.7%，而且逐年呈上升趋势。
可见，青少年如何正确地使用网络，家长、学校、社会如何管理、引导青少年上网，都应成为社会各界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青少年正在“占领”网络
不久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地方的中小学线下转线上教学。每当一座城市发布与学校相关的通知时，都会引起网友们对于“返不返校”的吐槽和讨论。
当所在城市通知线下复课时，张晴（化名）忍不住在网上有感而发：“太好了，终于等到返校这一天了。”张晴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前段时间孩子在家，让张晴这个双职工家庭“增添了不少压力”，如今终于可以送回学校了。
发送完这条网络动态，张晴跟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网友们聊了许久。突然，网络平台推送给她的消息渐渐变成了“求反转”“有没有可能不返校”“不想返校”……
“我觉得挺奇怪，哪有家长不想返校呢？”点进去一看，张晴才明白，这些不愿返校的帖子全是小学生、中学生自己发的。一听到返校消息，习惯了居家生活、担心学习和考试压力的他们纷纷在网络上抱团、吐槽。
“以前，我理所应当地认为网络上大家都是成年人，结果那天一看，原来网络中的‘朋友’‘姐妹’还有这么多是孩子。”张晴说。
另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我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远远高于我国总体的互联网普及率64.5%，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互联网在娱乐、学习、社交等方面对未成年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代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但是，如何面对、引导、管理、保护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成了不少教育界、法律界、互联网领域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7月9日-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上，作为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腾讯微信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斌感慨，每当他看到孩子熟练地摆弄着手机或平板电脑，找他们想要看的线上内容时候，或是拿着父母的手机打开App，熟练地跟家人打视频电话的时候，自己都深刻感受到什么叫数字原住民。
“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现如今孩子的生活已经跟数字化工具密不可分了，我相信以目前的科技发展速度，他们未来的数字化程度应该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张斌说。
教育部原副部长、教育部关工委主任李卫红在会上表示，对于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青少年来说，他们在享受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利好的同时，资源丰富、快速变化的数字世界也给青少年提出了诸多的挑战。“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要求，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尤其是科技创新教育，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青少年网络素养现状：认知行为能力高，印象管理能力低
作为当下网民群体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如何？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平均得分为3.56分（满分5分），略高于及格线，有待进一步提高。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维度得分最高（3.93分），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维度得分最低（3.03分）。
具体来看，女生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几个维度的表现相对较好。男生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方面表现相对较好。随着年级升高，初中生和高中生网络素养水平分别升高，但高一学生最低。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每天平均上网1-3小时的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最高。随着每天上网时长的增加，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逐渐下降，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升高。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方增泉指出，“赋权、赋能、赋义是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的核心理念。赋权，是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开展网络保护；赋能，网络素养教育是一种能力构建教育，让网络真正为青少年所用；赋义，则是要在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上进行网络素养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地落细落实。”
当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网络素养呢？
“当我们还在说Z时代时，现在的孩子们已经是2010年后出生的、‘α时代’的人了，在这个智能时代，孩子们一出生就在探索网络世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董艳说。
董艳认为，小学生应当从三年级起具备4个网络素养。“一是要有敏感的、敏锐的、正确的信息意识；二是计算思维，遇到问题不要先慌乱；三是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四是要有信息社会的责任。”
“面对未来，每一个青少年会面临3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客观的外在环境；第二个是不断丰富的互联网世界，是虚拟符号的世界，但我希望它更代表每一个孩子通过用互联网互动构建的内在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信念体系，构建的内在你跟别人的关系体系；第三个世界是孩子的心智世界，这是更需要大家去呵护的。因此，我们要让孩子成长得更健康、更有力、更有鉴别力、更温暖，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社会里发一分光，发一分热。” 董艳说。
青少年网络行为管理，不仅是“收手机”这么简单
如今，有一个场景已经十分常见：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已经会对着手机、平板电脑点点拨拨找到自己想看的动画片，而孩子的爷爷奶奶却捧着智能用品无从下手。让这些天然浸润在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学会运用网络、正确认识网络，在网络中保护自己，对于老一辈的网络“移民”来说，并非易事。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副秘书长赵宏志表示，随着数字时代发展，首次触网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小，网络空间是现实的延伸，现实中针对青少年合法权益侵害的不良行为，大量地向虚拟网络世界转移，以城市青少年人群为目标的网络不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正显示出比现实暴力更大的危害性。
“近年来，青少年遭受电信诈骗、不良信息影响、个人隐私泄漏、网络沉迷成瘾等事件时有发生。从层出不穷的典型事件来看，青少年权益被侵害已经扩大到网络空间，影响深远。”赵宏志认为，虽然我国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升，但在青少年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多的空白，监管对象多针对互联网行业，对家庭、学校及社会及其他主体责任、规范不明确，互联网行业自律还处于探索阶段，多是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采取的危机公关行动，未能形成统一有效和长期持续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近年来，无论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还是各大网络平台开展的青少年网络账号管理、青少年模式等规范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保护了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和网络安全。
然而，规范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防止青少年健康成长受到侵害，不仅仅是靠“收手机”“卡时间”等技术限制那么简单。除了保护和规范，青少年还需要通过引导和教育树立全面的网络素养。对于家长、学校来说，更重要的是在纷繁的网络世界中教会孩子辨别“香花”和“毒草”。
“如何引导和教育青少年，可能比保护更重要。不良作风的根源是意识，解决意识问题一定要靠教育。” 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李国杰说。
李国杰表示，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内容过滤技术，包括中科院计算所等机构也在研究内容过滤技术，现在越做越先进。但是内容的过滤技术再先进，也替代不了青少年区分“香花”和“毒草”的能力培养。
“质疑和批判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所以要注意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获取分析、判断、选择应用信息的能力，让他们逐步地养成判断信息真伪和良莠的能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李国杰说。（记者 叶雨婷）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艾尔登法环实机上手前瞻评价！艾尔登法环到底好玩吗？
备受期待的《艾尔登法环》最近开启了主机版网络测试，虽然能免费参与，但仅有部分玩家获得了资格，很多人还是玩不到。那么《艾尔登法环》目前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与宫崎英高以前的游戏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外媒GameSpot和IGN对此发表了实机上手前瞻，一起来看看吧~
GameSpot（以下简称GS）表示，本作最出乎意料的一点是它格外“宁静”，不像宫崎英高之前的游戏那样凄凉、压抑。不过，此前的魂系游戏里也有能喘口气的舒适区，它们能唤起玩家的对游戏中残酷世界的悲悯，也能让玩家受挫时调整情绪、重整旗鼓。而在《艾尔登法环》里，在世界各处都能获得那种感受，四处漫游时，舒缓的背景音乐能让玩家放松下来，好好享受周围的世界，不用时刻担心被偷袭。
尽管本作的世界也被邪恶力量腐化，但同时它也充满生机和美景。在悬崖边驻足，眺望地平线上的昼夜交替、俯瞰各种神奇生物，耳听海浪起伏、轻风低语、树叶窸窣、雨滴拍落……感觉特别安宁。可能这些只是开放世界游戏的基本要素，但在魂系游戏里非常罕见，而且与本作的背景也很契合：玩家所处的世界依旧鲜活，并不是一个已经毁灭的城市或王国。
GS认为，《艾尔登法环》看起来是一部基于探索和发现的游戏，有很多勾起玩家好奇心的东西，也有不少隐藏的奖励品，整个世界的设计非常用心。而得益于本作的快速旅行系统，以及时间快进系统，玩家可以很方便地欣赏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景象。
而在战斗方面GS也非常满意，感觉更像《黑魂》系列而不是《血源》或《只狼》。不过一大变化是可以跳跃，比如可以跳离敌人的攻击，也能跳劈敌人，跳劈 重击能打破敌人姿势，如果体力足够就能接上一连串攻击。另外一个不同点是格挡反击，就是在防御之后立刻接一个重攻击，也能实现破防，能快速转守为攻，不过要注意敌人、尤其是小Boss的连招。
本作中，如果野外被小怪包围会比较难打，不过打赢后就能获得血量和专注值补充，所以还是值得一试的。真正有难度的还是Boss战，而且很多看似熟悉的Boss实际上又很不一样，导致一些以前的打法套路不再适用，老玩家也不能单凭以往的经验应对，得琢磨新思路；不断受苦、不断琢磨、最终成功，这样的玩法循环还是那么吸引人。
此外由于本作更加开放、庞大，因此也加入了一些“检查点”，玩家如果在一个关键地点阵亡，可以就近复活，也可以选择在上一个“篝火”复活。这样死亡惩罚就不会太重。
总体来说，GS认为《艾尔登法环》是对于开放世界的一次很好的尝试，虽然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改变，但也大大拓展了魂系游戏的界限，带来了很多新鲜体验。不过目前的测试版还是给人留下很多谜团，需要在正式版中进一步探索。
而IGN方面表示，《艾尔登法环》全面回归类魂风格，其暗黑奇幻设定、玩法机制方面都是如此。它使用了《黑魂3》那样的原素瓶系统，玩家可选择优先回血还是回魔；战斗方面则比《只狼》、《血源》的节奏更慢、更有条理，大部分动作都有较长的前摇后摇，需要玩家选好站位跟时机。
这次新加的格挡反击机制和跳劈破防机制很好用，不过机制上最大的变化是《艾尔登法环》对武器战技、强化路线的改动，基本上就是把前作中这两者给结合了起来，武器可以装备不同的“战灰”，然后不仅在数值方面会改变，连附带的战技也会被“战灰”所独有的战技覆盖。
举例而言，比如一个智力型角色原本是专精法术系的，但现在手头最好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属性好、动作模组也帅，那么玩家可以给它装一个智力加成的“战灰”，不仅能让它更适合智力型玩家，还能附带一个法术攻击，而且不占用专门的法术槽位。
更棒的是，“战灰”不是消耗品，可以随时更换，因此之后再找到比双刃剑更好的武器时，也完全可以把旧的“战灰”拿给新武器用。所以玩家可以放开了尝试不同类型的武器、技能、组合，不用担心改变武器属性的费用了。
《艾尔登法环》的开放世界也是完全开放的，离开“新手村”后就能自由探索，每个方向都有不同的吸引人的点，而且各地点的敌人处于同一难度水平，想先打哪个完全取决于玩家自己。尽管当前测试版本的区域非常有限，但它仍然充满大量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类似《塞尔达荒野之息》神庙那样的隐藏地牢、古墓，每个都有迥异的设计，有的大有的小，里面的Boss比主线上的Boss简单一点，而隐藏的奖励也是非常丰厚。IGN表示，游戏中仿佛每隔5分钟都会遇到一点让他惊奇无比的新鲜东西。
在探索方面，本作的限制也很低，战斗之外玩家跳跃、奔跑、翻滚都不消耗体力，关键区域附近也有自动存档点，所以即便阵亡也不用往复跑太多路。而且如果采取“摸一下就跑”的打法，敌人的血量也不会回满，所以玩家尽可以骑着马打游击。
此外，本作里也有一些巨型线性据点可以攻略，有点像之前《黑魂》的亚诺尔隆德；玩家可以采取不同的路线、打法来挑战它们，这种体验想必能让魂系老玩家酣畅淋漓。
最后IGN表示还没能好好体验游戏的多人部分，不过看起来跟魂系游戏差不多，也是合作、对抗、入侵、互助等玩法。总体而言，IGN表示这次网络测试让他胃口大开，非常期待之后的《艾尔登法环》正式版能保持这一水准。
晶体缺陷研究的历史回顾 | 物理50年精选文章
|作者：钱临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文发表于《物理》1980年第4期
*1979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晶体缺陷学术交流会上的报告
■推荐理由
钱临照先生是我国物理学家中最早接触晶体缺陷的人，也是我国推动晶体位错研究的第一人。他亲自经历了晶体位错理论提出、理论遭到怀疑直到实验最后证实的曲折过程，这篇文章将这段历史娓娓道来，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对读者极有教益，是《物理》早期发表的物理学史文章中的佼佼者。
一块水晶，不甚透明，里面有裂缝（flaw）、云翳（cloud）、泡影（bubble）等。这些缺陷是宏观的。矿物学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我们现在要回顾的是晶体的微观的或亚微观的缺陷。
如果有人站在完整晶体中任何一个点阵的点上，那么他看到四周的环境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块有限大小的晶体不能称为完整晶体。然而，无限大的晶体是不存在的，所以晶体的不完整性指的是晶体内部的缺陷。在边界上几个分子厚度内的点阵常数和键的结构与内部有差异，这些属于表面物理的研究范畴。
为什么在早期的晶体研究中，人们就对晶体中的缺陷予以重视呢？首先是因为发现晶体内部没有缺陷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晶体内存在缺陷是难以避免的。其次，从应用观点来看，缺陷对晶体的物理性能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益的一面。半导体的掺杂就是一例。晶体的缺陷和晶体的力学强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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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缺陷的研究是从发现光子和晶体点阵的交互作用不符合所谓完整晶体的现象开始的。
1912年，Von Laue首次设想，晶体中的点阵像个光栅，它对X射线能起衍射作用。这就启发人们借助X射线这个工具来研究晶体结构。其后两年，C. G. Darwin观察到所谓完整晶体的衍射强度有失常现象，怀疑晶体中具有不完整性。按照X射线衍射成像的理论，在一个大而完整的晶体中，单色X射线衍射波应该有消光效应，因而它的强度应当很小，衍射强度应与晶体的结构因子成正比，而衍射张角只有几秒弧度。但是，实测的结果是衍射强度比预期的要大一两个数量级；衍射强度与结构因子而不是与成比例，而且衍射张角的弧度不是秒，而是分。从理论上看，衍射强度之所以与成比例，必定是由于衍射是从很小尺寸的晶体发生出来的。Darwin还设想一块真实的晶体是由原子按点阵排列整齐的完整的小晶块拼凑而成的，晶块与晶块之间的取向略有不同。每个小晶块的衍射强度遵从定律，但就整个晶体而言，因为小晶块之间的取向不同，各晶块的衍射波不相干涉，其强度也就与成比例。也正因为小晶块的取向略有不同，晶体的总衍射束比完整晶体的要宽得多。小晶块的尺寸直径不大于1微米。Darwin称此结构为嵌镶结构。
在嵌镶结构的研究工作中，W. H. Bragg等人做了不少工作。这个实验工作的困难在于，晶面反射X射线的效率/不能按照平面镜的光学反射来计算，因为单色X射线投射到晶块上，入射到每个晶块的掠射角必须满足Bragg条件，适合于某一晶块的X射线入射，未必适合于其余晶块。测量反射强度与入射强度之比R/若依此法进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见图1）。
图1
Bragg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在一个小范围角度内使晶体转动，这个转动范围包含所有可能的反射，因此每个小晶块都有机会反射。仔细观察时有时无的反射，可以画出()-的曲线。假设晶体每秒反射量为()，而同一时间内的入射量为，则累积反射
为晶体转动幅度，它应保证所有不同取向的晶块都能反射。如果晶体转动的角速度为，用电离室接受的总辐射量为，可以获得如下结果：
通过这个实验，Bragg发现同一种晶体的累积反射是一致的。这个实验不但证明晶体中存在嵌镶结构，同时得出累积的定量反射值。从()-曲线来看，同一种晶体不同部位的曲线形式不一样，但曲线所包含的面积都相等。
1914年Darwin早已得出晶体中的晶块必须足够小，才能产生反射强度大于大晶块的反射强度的结论。Darwin得出完整晶体的条件∶晶面按理想排列的数目必须很大。反之，则称之为非完整晶体。其后，1934年G. I. Taylor在计算两小角晶粒间界处位错所造成的应力场时指出，高应力所在处就是当年Darwin所建议的嵌镶块的边界。这样，就把嵌镶块的结构和位错第一次结合起来。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末（1895年），Thomas和Andrews就已注意到，当把成吨重的熟铁从白热状态缓慢地冷却下来时，可以发现铁的晶粒中有次结构存在。F. S. Tritton认为，这种次结构是由一个晶粒中的取向略有不同的许多细小晶体所组成的。到三十年代，有更多的人发现，经加工后退火的晶体的劳厄斑中有更细密的结构，认为这是晶粒中产生了次结构，或称嵌镶结构。M. J. Buerger以及A. B. Greninger则以为大多数非完整晶体并不是由等大的嵌镶晶块所组成的，而是由棒状晶畴所组成的，这些棒状晶畴产生于单个晶核。他们称这种结构为系属结构。
K. Lonsdale通过实验证明，许多种有机晶体以及I型金刚石有强烈的X射线初级消光现象，所以他认为这些晶体是没有嵌镶结构的。
直到五十、六十年代初，文献上还可以找到结合嵌镶结构理论来研究位错密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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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对晶体的非完整性提出几个问题∶晶体的非完整性的结构是什么样的？非完整性是否是晶体的属性？非完整性对晶体的物理性能有何影响？
Darwin，Bragg等人在晶体的嵌镶结构上做的工作，引起了同时代不少人的兴趣，特别对非完整性晶体的结构和非完整性是否是晶体的属性争论较多。
美国的F. Zwicky和A. Goetz一派提出一种看法∶非完整性是晶体的属性之一。Zwicky力图证明在晶体中存在一种所谓次级结构。这种次级结构比X射线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并且排列得那么整齐，堪称为晶态。Zwicky还曾试图说明在一个理想晶体中除了整齐排列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外，还可能存在一种稳定的超结构。
Goetz是Zwicky的合作者，他提出一种称为“群”的结构。他解释所谓“群”就是有一定数目的分子聚集成团，成为晶态的排列。在“群“之内和“群”之外的分子的稳定性有所不同。至于“群”的大小则随晶体的品种而异，是晶体的一个常数。Goetz自称，提出这种“群”结构并不反对Zwicky的次级结构的假设，但又与Zwicky不同。Goetz说，人们认为晶体从固相通过熔点转变到液相就失去了晶体的结构。他做了一个实验，发现晶体的过冷程度与这个晶体加热过程的历史有关。过热愈高，过冷也愈大。晶体在熔点之上继续维持它的晶体结构，因此在晶体固化冷却过程中，这个结构还继续维持着。他说，这种现象是和认为晶体是熔融体结晶出来的单分子建造而成的想法不相容的。
Goetz在他的一篇总结性的论文中最后说∶“一种熔融金属在进入晶体固态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仲晶态中间相，分子群在这个中间相中就形成了，这时候的几何组群已经近似于固体了。这种群的大小是这个晶体的物理常数，在10—10厘米之间。”这种群的线性大小略小于10微米，而用X射线量测的嵌镶块直径约在1—3微米之间。但是Geetz补充说，这个假说只得到为数不多的实验的支持。实验用的都是一些不寻常的金属，例如铋、砷、锑、镓、锡、铟等。不论Zwicky的次级结构，或是Goetz的“群”结构，都认为这些缺陷是晶体的属性，是固有的。与此相反，这些或那些微观缺陷不是晶体的本质。
从能量观点来看，Zwicky认为，超结构的形成是由于晶体结构的自由能的降低所致。因此他说晶体中存在平衡组态的次结构。有名的Smekal的块结构假说认为这种结构是晶体中不可避免的，是由晶体生长速度决定的。按照这个说法，理想晶体才具有平衡组态的结构。一个晶体只要存在一定的时间，次结构就会自然消失。这和我们的经验不相符合。E. Orowan反对次级结构存在会降低晶体自由能的观点。他提出一个生动的例子∶云母具有非常好的解理面，垂直于解理面方向的张力强度必然是很小的。我们如果制备一根轴线垂直于解理面的小棍子，时常要担心这根棍子断裂。如果云母的解理面有次结构或块结构，那么解理面的表面能应该是很低的了。然而事实与此相反，Obreimoff测定云母解理面的表面能异常之高，约为5000尔格/厘米。
1934年P. P. Ewald和M. Renninger在岩盐上做了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发现在人工小心制备出来的岩盐上，用X射线测量它的累积反射量和衍射线的半宽度，表明它并无嵌镶结构。如果晶体经过琢磨，就可得出不同的结果，表明晶体中有了嵌镶结构。
晶体中微结构缺陷———嵌镶块等虽是常见的，但不是晶体的属性。这在1934年以后才逐渐为大家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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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中出现缺陷，对晶体的物理性能，特别是力学性质有何影响，二十年代做了许多工作，也有不少争议。
问题是从反面提出来的。
1921年，M. Polanyi首先从事固体断裂强度的理论估计工作，他100得出一个粗略的估计是固体的断裂强度约为1000公斤/毫米。同年，A. A. Griffith发表一个著名的工作，玻璃丝的实测断裂强度仅为14公斤/毫米。早在1903年，W. W. Coblentz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把厚约0.5毫米的岩盐片含在口中数分钟，用牙齿和舌头来弯曲它，发现它是不容易断裂的。这个实验吸引了A. Joffe及其学派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的许多年间研究岩盐的断裂强度。
在注意到研究断裂强度的日子里，不能忘记J。Frenkel在晶体点阵的基础上计算金属晶体屈服强度的工作，他计算的结果约在10—10公斤/毫米之间。这个数字与Polanyi的计算大致符合。Polanyi的计算是从断裂产生表面能出100发，它适用于单晶体或多晶体，也适用于非晶态物体。而Frenkel的计算模型只适用于原子排列整齐的晶体。
用离子晶体的模型计算岩盐的强度约为200公斤/毫米，而实验数值仅为0.4公斤/毫米。Joffé学派的工作集中在岩盐上。他们利用各种手段（X射线、光学设备），变化工作湿度（干的或者湿的表面，甚至把试样浸在水里等），进行实验研究，得出结论∶岩盐强度之所以降低是因为它的表面上有尖锐的微裂缝。
当负载加到试样上，应力集中在这些表面微裂缝的尖端上，裂缝的扩展使得晶体断裂。这样就降低了岩盐的强度。Joffé的论断和Griffith在玻璃丝上实验的结果相符。Griffith发现玻璃丝愈细，强度愈高。细丝上的表面面积小，表面缺陷少，应力集中在表面裂缝上的机会小，因而提高了试样的强度。
Joffé的上述结论主要是从两个实验得来的∶第一个实验是把岩盐浸到热水里，使岩盐的表面被热水溶去一部分，并在这种装置下测量岩盐强度陡增情况；另一个实验是把一个球状岩盐试样先放在液体空气里冷却，然后突然把它投入热水或者熔融的锡中。根据Grünberg的热应力分布计算，可以知道在一二秒之间岩盐球的中心部分由于它的外层热膨胀受到70公斤/毫米的巨大均匀应力，然而试样并不破裂。
E. Orowan在1934年做了两个有趣的实验。敲打一块普通的云母片，就像敲打一块硬纸板一样，发出噗噗的声音。如果细心地切割云母片，使它的边缘光滑无损，敲打时发出的声音就是清脆的。前者对振动阻尼很强，而后者则否。这表明对振动的阻尼起巨大作用的是云母边缘上的小小缺陷，而非云母内部的缺陷（如次级结构、块结构之类）。另一个实验是把一块普通切割的云母片挂起来，先只使它中央的一个小部分受到拉伸，它的强度是很大的。然后重新安排负载面积，使云母的边缘也受到拉伸，此时在比较小的拉伸力之下，云母片就要破裂（见图2）。
图2
岩盐、云母和玻璃丝在上述不同情况下的强度数值，大约如下∶浸在热水中的岩盐强度一般为10公斤/毫米，个别可达30—160公斤/毫米。和空气接触的岩盐的强度一般只有0.4公斤/毫米，而理论值为200公斤/毫米。较厚的云母片采用特殊加载法的强度为320公斤/毫米采用通常加载法的强度为25公斤/毫米，而薄云母片的强度可高达500公斤/毫米。细的石英丝强度可达2000公斤/毫米。玻璃丝可达400公斤/毫米，而较粗的样品强度要小一到两个数量级。
Griffith裂缝这种固体缺陷作为固体断裂的主要原因，于是被肯定下来。三十年代Andrade等人，五十年代Orowan，Argon等人对Griffith裂缝的产生还有研究工作的报道。
到现在已经明确，固体中的缺陷对力学性质的影响主要归之于表面裂缝，这是目前关于材料断裂理论的最基本的根据。关于缺陷对固体其他物理性质的影响，在二十年代左右研究得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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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表面上的裂缝对固体的断裂起了重大的作用。固体内部的缺陷起什么作用呢?
在做断裂试验时，往往由于加载速度的不同，在同一种材料上发现两种断裂方式——脆性断裂和范性断裂。这是在工程上很早就知道的事。对晶体的范性形变和晶体内部缺陷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我所能找到的最早文献是1913年B. B. Baker在钠与钾的单晶上发现“像鱼鳞状的花纹”。在这篇报告的后面的讨论中，Bragg指出这种有规则的鱼鳞状的花纹可能和晶体的结构有关。E. N. da C. Andrade在汞、铅、锡等晶体上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现在大家知道这是晶体的滑移线，鱼鳞状的花纹是双滑移。在有关晶体的滑移面和滑移方向的文献中，可以看到1899年测定铜、银、金几种面心立方体上的滑移面和滑移方向的报道，但没有查到原始资料，工作可能是在天然晶体上做的，或许是偶合。发现人工金属单晶体上发生滑移现象与Darwin发现X射线为晶体点阵衍射产生的异常现象是在同一年。
金属单晶体的制造与研究晶体缺陷有重要关系。最早制造单晶体是在1898年，用的是铋；1901年L. Lownds等人的工作和晶体的缺陷研究关系不大。1913年Baker和1914年Andrade做的几种低熔点金属的工作可以算作晶体缺陷研究的开始。1917年J. Czo-chralski用几种低熔点金属如铅、锡、锌，测定了它们形成单晶体的最大抽拉速度。苏联的I. Obreimoff与L. Schubnikoff在1924年与P.W.Bridgman在1925年先后创造了垂直炉子晶体逐步下降冷却法。H. C. H. Carpenter与C. F. Elam在1921年首先用应变再结晶法制造出铝单晶体。我曾看见过她用这个方法制造出直径约5厘米长约15厘米的铝单晶。
晶体的脆性断裂的主要原因在于表面的缺陷，但范性形变的开始就不能归于这个原因。Joffé学派在岩盐晶体上用光学的双折射方法发现晶体在加载时产生内部滑移。
另一方面，金属的理论强度的理论估计也在这段时间（1927年）由J. Frenkel所提出。人们发现单晶体上滑移开始所需的应力远低于理论值。实验的条件具备了，在各种晶体上的数据已经得出来了，理论估计值也有了。问题提得很突出，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晶体内部缺陷的模型。显然，仅仅Griffith裂缝是不能满足的。
图3
1923年G. Massing，M. Polanyi认为晶体被弹性弯曲时，晶格发生错排，好像用砖来砌拱形门洞的样子。他用“Biegegleitung”这个德文字来形容这种晶体的形变。Massing与Polanyi第一次企图用晶体中含有缺陷的模型来说明晶体的弹性形变。1928年，L. Prandtl的模型是设想把晶体分成上、下两半块，在下半块有个周期性的场，像个瓦楞纸面。把上半块中某一个原子当作一个能来回滑动的特殊原子，这个原子和上半块中其他原子有弹性的联系。在小的应力下，这个特殊原子在下面的势谷里来回滑动在较大应力下，它就能带动其他原子跃过下面的势垒，进入邻近的势谷里去了。可以看出，在这个模型中考虑了某一个特殊原子跳过势垒，但没有明确指出这个特殊原子就是晶体缺陷所在。1929年U. Dehlinger的Verhakung模型明确说明晶体中存在局部点阵缺陷（见图3）。它的特点在于点阵的失配是A局部的，在其余部分仍然是完整晶体。Dehlinger指出垂直于滑移面的晶面在位错附近必然是弯曲的。W. G. Burgers指出，经过形变过的晶体，它的劳厄斑都发生拉长或分裂，这是晶格平面弯曲的证明。他进一步指出，面心立方晶体经过加工后的形变，在垂直于滑移方向的（211）晶面上的劳厄斑并不拉长或分裂，这说明（211）晶面没有受到弯曲。这是符合上述Dehlinger模型的。Dehlinger用数学的处理方法初步估计失配原子的范围，所得结果比精细的计算反而显著。Deh-linger模型重要之点在于指出晶体点阵中有局部失配，垂直于滑移面的晶面必然是弯曲的。这个时期中关于范性形变理论讨论见文献[28]。
5
现在公认影响晶体力学性质的一晶体缺陷模型是1934年由E. Orowan，M. Polanyi以及G. I. Taylor所提出的著名的位错模型。现代位错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他们三个人的模型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即缺陷是原子的失配范围，但它只局限于晶体的某一部位。使这个原子失配范围产生运动的应力是极小的，原子失配范围在应力之下逐个传递开来，以致全部原子逐个发生运动，即晶体的滑移。他们的模型与Dehlinger模型的不同在于后者垂直于滑移面的晶面要发生弯曲，而前者则否。Taylor认为晶体中的位错排列是点阵式的。他计算了这些位错点阵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个位错产生应力场），从而得出金属加工硬化理论。这个加工硬化理论虽然没有为后人所接受，但位错点阵的概念却成了后来发现晶体中位错网络的先锋。Taylor的首创工作还在于他把晶体中的位错和Volterra的弹性位错联系起来，从而可以计算在位错周围的应力场。
作为历史来叙述，不能不提到二十年代有些学派认为晶体之所以有滑移运动，是由于晶格热振动。R. Becker的工作是大家所熟悉的。主张把晶体的性质分成结构敏感和非结构敏感两类的A. Smekal也是竭力主张热振动学说的。他在论述滑移面上范性形变的机制的一节中还推崇过这个学说。但评述Taylor的模型时，他认为这个模型是在晶体的热运动使晶体中没有毛病的部分出现滑移的基本概念上完成的，并指责Taylor的理论与范性形变的开始以及晶体硬化的实验事实都有严重不符之处。
Orowan，Palanyi和Taylor三人的模型就是现在所称的刃型位错。当时他们的文章在固体物理学界反映不大。1939年J. M.Bur-gers考虑到Taylor的二维点阵位错和Volterra的弹性位错之间的联系，提出螺型位错的模型，并且首次指出Burgers矢量（当时的名称为位错强度矢量）的重要性。可能是个巧合，对位错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的Prandtl，Taylor和Burgers三个人都是流体力学的著名学者，也许流体力学里的旋涡丝概念有助于晶体中位错概念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项基础科学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后，以N. F. Mott为首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固体物理研究学派形成，其中包括F. C. Frank，F. R. N. Nabarro，J. W. Mitchell，N. Thompson，J. I. Eshelby，N. Cabrera；在伯明翰有A. H. Cottrell，R. E. Peierls在美国有F. Seitz，T. A. Read，W. Shockley，R. D. Heidenreich，J. S. Koehler等。在战后五六年里晶体缺陷及金属强度的工作可以举1947年在布里斯托尔召开的“固体强度会议”为代表。在那次会议上，A. H. Cottrell提出，对α-铁中由固溶碳、氮等原子所引起的屈服点和应变时效等现象，可用碳、氮原子云（称为柯氏气团）来作定量解释。其实，到那时，晶体中存在位错已获得明显的证据了。
在那个时期，位错的增殖机制是个关键问题。1947年，就在布里斯托尔会议上，Frank提出一个“位错动力学增殖机制”。他用高速运动的位错在晶面上反射的机制来说明位错可以增殖。这种位错必须有高能量，所以这样来解释增殖显然是不能满意的。1950年Frank和W. T. Read共同提出一个著名的Frank-Read增殖源。其后，1952年J. Bardeen和C. Herring又提出另一种由热运动攀移的位错增殖机制。与此同时，L. J. Griffin于1950年首先观察到绿柱石晶体的天然表面上存在生长蜷线，以后出现了大量研究晶体蜷线生长的实验工作。位错的存在已获得进一步证实。
让我们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39年Orowan不满意于通常计算位错弹性能时把位错线附近在半径以内的材料挖去（在半径以内的弹性场是非线性的）。他考虑到位错中心的原子位移所引起的非线性的应力应变关系，设计了一个位错点阵模型。Orowan请教R. Peierls，在这个模型上作数学分析，企图求出反抗位错运动的初始力。Peierls就这个模型进行了计算。由于战争，此事不为人们所注意。战后，1947年Nabarro重新推导，发现和Peierls的最后结果相差一个系数2。计算出的晶体的临界切应力和实测数值相近。现在称此为Peierls-Nabarro力。1967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位错动力学”会议上，Peierls把事实介绍出来，他谦逊地说，这个力应当叫做Orowan-Nabarro力才对。
谈到这里，我们还得讲一讲苏联对晶体缺陷的研究工作。前面已谈过Joffé学派对晶体缺陷研究的贡献。在此之外，Stepanov解释晶体滑移现象时说，在滑移过程中层与层之间温度升高，以致高达晶体的熔点使滑移层之间呈液态。Joffé提出和上面的假说相反的论点∶晶体的滑移要导致晶体硬化。这是三十年代的事。到五十年代，Stepanov对滑移机制又提出另一种假说，他认为滑移发生之初必须有一个核，然后发展为萌芽状态，再后产生滑移。假使这个机制有些道理，那也只是半微观的说法，和最初对再结晶所提出的机制有类似之处。这不是当时所要求的东西。那时，Joffé已是高龄，他的学派如Classen-Nekludova等少数人是倾向于位错理论的。必须指出，Frenkel是苏联科学家中对位错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人。
五十年代初，以位错为对象研究晶体缺陷的各国学派风起云涌。英国的Bristol学派、联邦德国的A. Seeger学派、法国的J. Friedel学派、比利时的S. Amelinckx学派竞相投入这一个研究课题，为晶体中位错理论争作贡献。对他们来说，位错这种缺陷存在于晶体中并且影响它的力学性质和晶体生长，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当时还拿不出直观的证据来对付那些反对派。这犹如作战，还没有到最后决定性的一步。而对科学工作来说，直观的证据乃是决定性的。五十年代中期，以N. F. Mott为首的剑桥学派，其中有P. B. Hirsch，M. J. Whelan，R. W. Menter，D. W. Pashley等人，聚集在剑桥。1956年Menter利用当时分辨本领为6—7埃的电子显微镜，在一种叫铂酞花青（Phthalocyanine）的晶体上观察到位错的结构，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二十二年前Taylor等人的模型完全一致。这个决定性的一击，使反对派从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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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物理学跟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在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充分分析当前现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确地认清当时的发展趋势，并把主要力量集中起来，用在刀刃上，才能使物理学的研究工作获得下一步的突破。X射线对晶体结构的分析，引导出晶体缺陷的研究，Darwin敏锐地觉察到X射线为晶体所衍射的反常现象，并进行分析，提出晶体嵌镶结构的假说，开启了研究晶体缺陷的门户。以年代来计算，从Darwin1914年的研究起到1934年国际物理学会议上Joffe，Orowan对Smakel，Goetz等人的论战前后有二十年。从1912年在单晶体上发现滑移现象到1934年Orowan，Polanyi，Taylor的位错模型的建立，经历了二十二年。这段时间是从实验来认识事实，获得感性知识，这是认识的第一步。从1923年Massing与Polanyi的第一次缺陷模型的猜测Biegegleitung到1934年成熟的位错模型的形成有十一年的酝酿过程。从位错模型的建立到1947年布里斯托尔会议有十四年，而到1956年Menter用实验证明位错的存在则是二十二年。如果从Darwin算起到Menter一共经过了四十二年。即使从Darwin到布里斯托尔会议，也有三十四年。若把这段历史与1895年X射线的发现到1912年晶体分析的创始只有十七年的历史相比较，显得晶体缺陷的发展历史是多么漫长和曲折！
仪器设备是发展基础科学的物质保证。1956年Menter的工作是在当时认为最佳的电子显微镜上做出来的（分辨本领为6—7埃）。三十年代电镜的理论与制造还在开端时期，造不出这样高分辨本领的电镜来。但是过分强调仪器和设备的重要性，恐怕也是不适当的。例如，1947年布里斯托尔会议中关于Cottrell在α-铁上的应变硬化的工作和解释，已经指明了位错的存在。不久之后，就在光学显微镜中看到螺型位错的存在以及它处于运动状态。这些工作都用不着什么高级的仪器。我的意思并非说好的仪器不需要，我只想说明不能过分依赖仪器的精密。
一般说来，基础科学的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这就是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宁。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环境的保证。从1914年到1934年晶体缺陷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其间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受害最大，在三十年代末，欧洲的经济萧条也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原因。这两个干扰在这一阶段中持续了几乎十年。在晶体缺陷研究的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这十四年中又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有人要说，战争不是对科学研究工作也起了促进作用吗？他可能举出原子弹的发明作为例证。这种话还有待斟酌。我们可以反问一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能利用就不能在那一个时期发展吗？在和平环境之中，科学技术在积累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是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吗?
在回顾晶体缺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学派的重要性。所谓学派，就是一个在学术上有领导100的一群人的集合，他们在某一领域内做持之以恒的研究，并且后继有人，发扬光大。在位错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Prandtl，Burgers，Peierls等人只是发表了一两篇文章，他们的兴趣在其他方面。1934年Orowan，Polanyi，Taylor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晶体缺陷的正确模型——位错。Polanyi以后转向社会科学的研究。Taylor是一位流体力学著名学者，1934年以前在晶体范性形变上做了不少工作，但在1934年以后，没有见到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只有Orowan自己到六十年代还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他的学派不大。位错研究工作自四十年代后期（即战后）到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主要是由英国的以Mott为首的一个较大的集体完成的。由此不难看出形成学派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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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编辑：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