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2012中文版文章列表:

• 1、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成为活力宜居新家园——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研究报告
• 2、落户限制再放开，哪些城市还能长？
• 3、安徽三地进入大城市行列 未来还有哪些城市有望冲刺？
• 4、28个县级市跻身大中城市，这四个县为何成大城市
• 5、两部门：到2025年超大特大城市城市病有效缓解

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成为活力宜居新家园——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研究报告

光明日报

①市民在厦门市湖里区一处“口袋公园”游玩。新华社发

②在上海外滩，遥望浦东陆家嘴景色。新华社发

③贵州贵阳，改造过后的“青云市集”亮相。新华社发

④游客在广州塔顶的户外平台，观赏城市景色。新华社发

编者按

城，所以盛民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建设，推动我国城市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本期特推出研究报告，盘点10年来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成绩、为其未来走向“把脉”建言，以期助力城市发展、福泽广大人民。

城市综合能级决定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提高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为全面了解2012年—2021年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趋势和特色亮点，课题组开展线上线下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当前应顺应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从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等维度全面推进新型超大特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其综合能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看现状 超大特大城市十年发展成就卓著

“真是焕然一新。”成都金牛区枣子巷的新面貌，引得附近居民赞不绝口。以往这一带坑坑洼洼、遍布违章搭建;现在，通过城市更新，成为全成都按照公园城市街道要求打造的示范街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022年2月，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公布，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为特色的街区——思南公馆入选。在“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城市更新原则下，思南公馆历经10年保护，又经过10余年创新运营，形成了思南读书会、思南纪实空间等一批品牌项目，每年600余场文化活动，着力打造充满人文精神的城市公共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逐渐成为承载人口经济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成效显著。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过去1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已形成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等7座超大城市，武汉、东莞、西安、杭州等14座特大城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19个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大幅增长、人口显著增加、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过去10年，城市群得到迅猛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总量达27.6万亿元人民币，常住人口2.36亿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常住人口0.87亿人;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达9.6万亿元人民币，常住人口1.1亿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3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第2位)、北京(第3位)、上海(第8位)表现突出。

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快转变。10年来，通过合理控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解，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成效。2014年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基础上，全力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得到发展，如深圳通过最具市场敏锐度的企业优胜劣汰，开辟未来发展新赛道;成都明确提出布局新技术、新生物、新能源、新制造和新生活等五大新赛道，通过培育新赛手、建设新赛场，努力推动城市转型突围、换道超车。

城市有机体理念深入人心，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能力有效提升。过去10年，城市有机体理念引领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场景治理成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重要路径。如杭州推动城市大脑建设，加快打造以社区为切入点的杭州城市大脑2.0;上海浦东重点推行10类57个整合场景的治理;成都以“场景营城”为抓手，推动实现从“城市场景”到“场景城市”的升级，探索形成新经济应用场景、消费场景、社区场景、公园场景等行动方案与实践机制。

多措并举推进城市更新，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超大特大城市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拥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需要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激发活力。过去10年来，超大特大城市积极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推动“旧城改造”转向“城市更新”，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如北京首钢工业园借助北京冬奥会，实现工业风貌与奥运元素的完美结合;上海全力推动“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建设，贯通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和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成都保留“成都味”并焕新老旧区域，如将成都机车车辆厂打造成为以工业遗产保护 TOD开发(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为触媒的共享微城市。

看世界 全球城市版图变动不居

伦敦“硅环”、纽约“硅巷”、波士顿肯德尔广场……在“科技回归都市”“年轻人回归城市中心”的浪潮中，世界各大城市兴起许多创新街区，且更加注重生态、生活等维度的支撑功能建设。

进入21世纪，新加坡提出“文艺复兴城市规划”，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完成了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的蝶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功能中心转移，以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为表征的大城市竞争，推动世界城市版图发生新变化。

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为大城市竞争的“主次易位”带来契机。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为我国出现新一批全球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治理的超大特大城市打开了窗口。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生产生活方式颠覆性变革，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的主导力量。诸多发达国家城市都高度关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根据《2020“理想之城”——面向2035年的全球科技创新城市调查报告》，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目前仍是全球科学家汇聚的主要目标。

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惯例变革引发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世界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如“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德国汉堡，随着中欧班列开通运行，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

安全韧性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城市发展面临新挑战。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带来的供需波动，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在“全球分工优势”与“安全稳定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倒逼城市强化产业链安全，强链补链成为全球趋势。

文化成为城市政策“黄金线”，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城市软实力影响着城市发展高度和未来发展潜力。从伦敦“世界文化之都”建设，到新加坡的“文艺复兴城市”，再到纽约打造“属于所有人的文化”的综合性文化规划，文化已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选择。

看未来 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综合能级

7月，一组“遥望雪山”的照片刷爆朋友圈，“窗含西岭千秋雪”成为成都新名片。2022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升级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目前，成都各类公园总数已达1414个，已建成天府绿道5327公里，为城市戴上了“绿项链”。

“以前这里是一条又脏又乱的‘小区商业街’，周边环境很差。”70多岁的朱双妹在杭州四季青街道钱景社区住了20余年。去年年底经过改造升级的“幸福养老一条街”正式开张后，她非常高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医、食、住、学、养、乐”的服务了。

6月，“西安碑林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正式启动。试点目标是建成高能级硬科技创新策源地，建成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就业聚集区，让老城区通过创新驱动焕发新活力。

过去10年里，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整体发展成效显著，但在创新能力、宜居水平、绿色发展、安全韧性、智慧治理和人文发展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积极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宜居城市。着力破解“大城市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严控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推进郊区新城建设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建设，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加快推进以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三区一村”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将健康安全融入所有政策，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面向常住人口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进新增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特别是新城布局，全面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完善长租房政策，推动建设共有产权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

全面提升创新创业水平，建设创新城市。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推动国家科研机构建设高水平原始创新策源地。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探索“企业出题、科研机构答题”的科技发展新模式，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统筹推进科技创新走廊、科学城、创新街区、创新楼宇、科创空间规建管运，构筑开放式集群化创新空间形态。持续深化人才新政，面向全球吸引、留住和用好创新技术和人才，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高地。

深入推进高效能治理，建设智慧城市。树立“场景城市”理念，将场景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的主要方式。全力打通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市场主体和市民的各类基础信息进行数据归集，推行城市数据一网通用，推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丰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聚焦新经济、消费、科创等领域，打造活力高效的经济治理场景;聚焦交通出行、托幼养老、管理服务、智慧健康等领域，打造可感可及的社会治理场景;聚焦环保、交通、安全、执法等领域，打造安全韧性的城市治理场景。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建设绿色城市。加快推广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大力发展绿色建造。推动更多资源要素聚焦绿色低碳新兴产业，促进工业、交通、能源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出行和绿色家庭、绿色社区建设。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创新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因地制宜建设城市绿色廊道，打造街心绿地、湿地和郊野公园，加强河道、湖泊、滨海地带等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护。搭建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商共治平台，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系统。促进城市绿色化、低碳化发展，鼓励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增加公共绿地、开放空间。

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建设韧性城市。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强供应链体系建设，实施高能级供应链企业和综合服务商引育计划，提升经济发展韧性。推行常态化全周期管理，延长城市安全治理链条。制定涵盖城市安全各领域、各环节的“安全台账”，推动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区域协同的多元协同共治，提升预防、发现、疏导、治理风险隐患的综合能力。提升平战结合能力，筑牢城市生命线系统，预留应急空间，确保新建改建大型公共设施具备快速转化为救治与隔离场所的条件。坚持防御外洪与治理内涝并重，治理修复河湖水系，建设排涝通道，推进雨水源头减排。

注重延续城市文脉，建设人文城市。建设覆盖城市群的“文化走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肌理、空间尺度、景观环境。重视城市空间基因，创造性利用传统文化符号和样式，防止不实用的“假大空”式景观或滥建山寨文物古迹。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打造更高水准的文化地标集群、更高人气的文化交流舞台、更高能级的文化交易平台。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革命文物、红色遗址、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建立地下空间开发与运营管理机制，推行分层开发和立体开发。探索建立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尺度的功能图谱和发展策略，为城市发展方式转变预留空间。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成都市委研究室联合课题组 执笔：邓智团，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落户限制再放开，哪些城市还能长？

作者：谢良兵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尽管该方案是在重申2019年以来的政策导向，但依然引起了广泛关注。

方案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这意味着，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中国城市的落户政策已基本放开。

落户政策梯度放开的现实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中。

有关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户籍放开在2019年就已提出。当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

可见，与2018年比，大城市落户政策已有不小的变化。而针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2018年的政策是“实行积分落户的要大幅提高社保和居住年限的权重，鼓励取消年度落户数量限制”，2019年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总体而言，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已从最初的二元制，发展到现在的梯度放开。同时，在方案中也明确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未来方向，其中“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更是与世界人口管理制度接轨，是户籍制度最终走向全面放开的前期试点。

这种梯度放开，实则是兼顾到了不同城市之间发展的实际状况。比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过去几年先后进行了城市功能和人口的疏解，这些城市总体上依然处于控制人口的阶段，因此，落户政策不大可能全面放开，只能实施总量控制的原则。

但对于一线城市之外的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而言，人口控制的意义并不大。从2017年开始，天津、西安、武汉等很多城市陆陆续续加入了所谓的“抢人大战”行列，其背后就是当地户籍制度的松动与逐步放开。2019年3月，作为省会城市的石家庄实现“零门槛”落户，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目前落户政策放开的最终目标，依然是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方案中提到，到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之间还存在18.02的差距，如何将这部分常住人口转换为户籍人口是重中之重。

这一重任显然落在了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身上。根据《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30座。而中国的县级市以上城市691所，再加上属于城镇化体系中的一千多个县城，两万余个镇。

“抢人大战”背后的人口焦虑

始于2017年的“抢人大战”一直延续到现在。部分大城市跟随石家庄实现了“零门槛”落户；而特大城市也想方设法在学历、社保等方面降低标准，推动落户政策的放开。今年以来，已有上海、天津、杭州、武汉等总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先后出台了政策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

3月底，天津市发改委取消了积分结算总数限制，积分申报的积分值从140点降低到110点，一次性减少30点，同时放宽了社保缴费期限的积分标准；6月，杭州提出让毕业生“先落户后就业”，取消了2021年需由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再落户的规定；同样是6月，上海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提出“双一流”高校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

这背后其实是各大城市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后的人口增长焦虑，以及最近两年人口流失的担忧。

根据最新的2021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20名中基本都是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中，广州以7.03万的人口增量排在第21名，北京人口为负增长，比上一年减少0.71万人；准一线城市中，武汉增长120.12万人，高居全国第一。

在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中，天津市这几年的人口变化引人关注。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天津常住人口从2011年开始了连续五年的增长，2016年更是直接增加了102万人，达到1443万人。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天津人口逐渐停止增长。

从2016年到2021年，天津市的常住人口总量从1443万人直接降到了1373万人，人口骤降了近70万人。事实上，2017年开始，天津还在“抢人大战”中实施了“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了40万人口。这是当地政府为了吸引人口，而做的积极努力。

过去几年，加入“抢人大战”中的城市，因为引才政策均出现了短暂的人口井喷现象，但很快就回归正常。这一变化的背后反映的实则是中国目前人口流动的真实现状——短暂的井喷，解决的是城市中的“存量”外来人口落户。

接下来各城市需要做的是如何做外来人口的“增量”，尤其是对于不少人口处于净流出的城市而言，这个增量并不易。数据显示，2001-2010年，一线、强二线、其他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1.9%、0.6%；2011-2016年，增速分别为1.5%、1.2%、0.4%。

城市吸引来人还得能留得住人

放开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限制，是城镇化发展的主线方向。这才是城市人口增长中解决从“存量”到“增量”的转变，也是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差距的重要手段。

改革的关键仍在于推进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解绑，实现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述《实施方案》中提出，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而这恰恰也是挑战所在。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不具备承接吸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放开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限制，依然需要政府部门“合力突围”。

过去几年来，随着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中国人口流动的趋势也从“人口东南飞”向各省内回流，全面放开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可以减少一线城市对于大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也可以令各省会城市在新一轮的强省会战略中占得先机。

同时，城市应该放弃对于“引人”的迷思——认为“引人”必须引进高层次人才即所谓的高端人口，而漠视了普通的青年人口。一座城市的人口构成，应该是立体式的，既要有高端人才、也需要产业人员、服务人员等基层人才。拆掉“门槛”，拥抱更多年轻人才是王道。

吸引人进城似乎并不难，不断地降低门槛甚至直接“零门槛”貌似就能做到，但如何让这些人最终能够留在城市，才是最为关键的。否则，只会是这几年出现的因“引人”而出现的短暂井喷，难以实现户籍人口的持续性增长。

真正能够留住人的，一是要有大量的合适的就业机会，只有解决了就业才能真正解决人留在城市的价值；二要有发达的经济与产业结构，这是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基础；三要有利于留住人的软环境，就是在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充分满足，以及更公平、更自由、更包容的环境。

来源： 澎湃新闻

安徽三地进入大城市行列 未来还有哪些城市有望冲刺？

大皖新闻讯 日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公布了全国县级单位的人口数据,683个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及县级市）的城区人口数据也对外公开。

资料显示，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记者了解到，安徽的合肥、芜湖以及淮南均已迈入大城市行列。大城市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城市有望冲刺大城市？也是不少市民关心的话题。

合肥等三城进入大城市行列

城区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关键指标。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在2020年大城市名单中，合肥以常住人口936.99万人、城区人口377.76万人，位于Ⅰ型大城市；与此同时，芜湖以常住人口364.44万人、城区人口131.74万人，淮南以常住人口303.35万人、城区人口108.59分别进入了Ⅱ型大城市。

为什么是这三城？省统计局人口统计处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合肥作为省会城市，一直在大力发展中，产业基础好，吸引外来人口甚至是外省人口留在本地发展，成为城区的常住人口。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合肥也有尤其独特的优势。记者从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明显，数据显示，2021年合肥市常住人口947万人，比2012年增加159万人，增长20.1%，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我省第一人口大市。

此外，芜湖经济发展条件也不错，这座城市同样吸引了周边以及全省各地的人口流入，城区人口超过一百万。而淮南，尽管流入人口不多，作为老工业基地，其所辖的区比较多、面积大、人数多，也同样进入了大城市的行列。

大城市并不等于人口大市

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市并不等于人口大市。记者注意到，在安徽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中，16个市中，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的有2个，分别是合肥936万余人、阜阳820万余人，不过根据城区人口来计算，阜阳并没有进入到大城市的行列。对此，省统计局人口统计处的相关人士表示，这主要跟当地城区较小，以及城区人口外流有关系。

第七次安徽省人口普查的数据，图片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那么以城区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城区吸引的人口越多，也表明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优质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相对发展比较好。

不仅如此，城市的规模越大，也意味着城市的自然要素、辐射能力是越强的，包括区域优势、产业基础、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等。“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发展大城市，这样可以吸引人员就业，推动产业、公共设施建设，助推经济的发展。”分析人士称。

未来这四市有望进入大城市

未来安徽哪些城市有望进入大城市行列？省统计局人口统计处的相关人士也进行展望：其中，马鞍山和阜阳的呼声最高，目前其城区人口均达到了86万，也就是说它们城区人口再增加十几万，就可以达到II型大城市100万的最低标准，顺利入列。接下来是六安和淮北，其城区人口在81万多。目前安徽这四个城市未来有望加入大城市行列。

不过，光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即当地的出生人口增长来满足要求，那时间会比较漫长。如果通过发展产业，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吸引外来人口就业，则可以加速这一步伐。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随着我省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省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387.2万人，比2010年增加820.1万人，增长144.6%，其中省内流动人口1232.2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737.3万人，增长148.9%。

值得一提的是，省内流动人口增加的同时，流向省外的人口也在低速增长，近些年我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周边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差距。2020年，我省流向省外的人口为1152万人，占常住人口18.9%，主要流向长三角地区，占比高达75.1%。虽然我省作为一个人口流出大省的现状没有改变，但从外省流向我省的人口也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2020年，外省流入人口为155.1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83.0万人，增长115.1%。

因此，想要进入大城市行列，业内人士表示，未来这些城市还需要在吸引投资、引入性价比高的企业，通过产业带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下功夫。

大皖新闻记者 陈牧

编辑 陶娜

28个县级市跻身大中城市，这四个县为何成大城市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县级市经济也在不断壮大，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一些县级市的城区人口规模甚至超过了很多地级市。

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公布了各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城区人口数据。

第一财经梳理各县级市的数据发现，共有28个县级市城区人口超过50万，其中4个县级市城区人口超过了100万，属于Ⅱ型大城市，另外24个县级市属于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

4个县级市入列大城市名单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显示，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数据显示，有4个县级市的城区人口超过100万，跻身大城市行列，全部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分别是江苏的昆山，浙江的义乌和慈溪，福建的晋江。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这些县级市城区人口规模大，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有雄厚的产业集群，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就业岗位很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

其中，2020年昆山常住人口总量209.2万，城区人口141.4万，规模均位居全国县域第一。昆山市素有“中国最强县”之称，GDP连续18年居县域第一。2021年，昆山实现GDP4748.06亿元，若将昆山与地级以上市比较，其GDP超越了贵阳等省会城市，大约居城市榜第57位。2021年昆山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年末拥有1个千亿级IT（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产业集群和1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丁长发说，昆山通过发挥毗邻上海的优势，承接了上海的溢出效应，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要素，外向型经济发展十分突出。近年来，上海强大的科教资源和现代服务业助推昆山产业转型升级。

义乌的城区人口达到118.4万人，居县级市第二位。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近年来电商发展十分突出，集聚了大量的从业人员。从2010年到2020年，义乌人口增长高达65.54万人，增量在全国各大县域中领跑。义乌的城区人口比所在地级市金华还多38.5万，在全国也仅此一例。

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慈溪，近期因当地生产的取暖器走红，来自欧洲的订单大涨。慈溪城区人口达106.2万人，居县级市第三位。慈溪市是我国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2021年慈溪生产家用电热取暖器具1064.04万台，增长37.8%。据央视报道称，往年，慈溪市出口的取暖器生产旺季在9月中旬左右就结束了。今年，不少进口商纷纷临时追加订单，带来了一轮“补单潮”。

福建经济第一县晋江有“中国鞋都”之称，当地涌现了安踏、361°、特步等一系列运动品牌，拥有1个超两千亿（鞋服）、1个超千亿（纺织）、2个超五百亿（建材、食品）产业集群。丁长发说，晋江的鞋服、纺织、建材、食品产业十分突出，这些产业吸收的外来就业人口很多。

至2021年年末，晋江全市常住人口206.9万人，年末户籍人口数为123.25万人，现有净流入人口达83.4万人。

24个县级市确定为中等城市

数据显示，有24个县级市属于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从城区人口前十名城市来看，浙江5个，江苏3个，福建和山东各1个。整体上看，县级市城区人口十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

浙江温州的瑞安市城区人口达97.9万人，距离大城市的门槛一步之遥。2021年，瑞安市四大主导产业（汽摩配、机械电子、高分子合成材料及其制品、时尚轻工）产值963.24亿元。浙江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江苏无锡下辖的江阴市和江苏苏州下辖的常熟市城区人口均处于80万梯队，分列县级市城区人口榜第6到8位。浙江宁波下辖的余姚市和山东枣庄下辖的滕州市城区人口处于70万梯队，分列第9、10位。

在城区人口超50万的28个县级市中，有21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浙江最多，达到9个，从省内分布来看，金华、宁波、温州各有2个，台州、绍兴、嘉兴各有1个。江苏有6个县级市入列，其中“最牛地级市”苏州下属的3个县级市入列，无锡有2个，徐州有1个。山东有4个县级市入列，其中潍坊有2个，枣庄和青岛各1个。此外，福建和河北各有1个县级市入列。

中西部和东北共有7个县级市城区人口超过50万，其中四川有2个，河南、贵州、云南、新疆、吉林各有1个。值得注意的是，这7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为所在自治州的首府，分别是伊宁市、延吉市、兴义市、西昌市、大理市。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些县级市是周边几个县甚至十几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集聚资源和辐射的能力，因此这些县级市的城区也成为人口流入的重点地区。

两部门：到2025年超大特大城市城市病有效缓解

中新网7月29日电 据住建部官网29日消息，近期，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其中提出，到2025年，城市建设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基础设施体系化水平、运行效率和防风险能力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城市病”得到有效缓解，基础设施运行更加高效，大中城市基础设施质量明显提升，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

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式基本实现绿色转型，设施整体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管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还提到，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体系化水平、设施运行效率和效益有待提高，安全韧性不足，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规划》提出，对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围绕基础设施的体系化、品质化、绿色化、低碳化、智慧化发展，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的度，研究推出一批重大行动和改革举措，靠前安排、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中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