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分餐制吗文章列表:

• 1、中国古代实行了2000年分餐制，为什么改成了合餐制？
• 2、中国古代曾长期实行分餐制，为何又演变成现在的合餐制？
• 3、古人就分餐吗？分餐制与中华传统文化
• 4、中国古人为什么会放弃看起来更卫生的分餐，选择同桌共饮？
• 5、分餐制在中国可行吗？

中国古代实行了2000年分餐制，为什么改成了合餐制？

分餐制出现在《周礼》，针对贵族。但是礼不下庶人，老百姓不用遵守。唐宋贵族还是分餐，有其时的画作、笔记等可以参考。餐具厨具的发展变化（筷子、薄铁锅），油料产量增加，导致食物结构的变化，炒菜大量出现，筷子的普及，元清饮食文化的冲击，都是逐步走向合餐的原因。宋朝酒席不是合餐制，可以参考洛阳水席，是上一道菜再平分到个人餐具里，合餐制的出现是因为蒙元时期受胡人的习俗影响，后世明清也继承了这种吃法。自古以来，分餐制只有贵族才能享受，平民一直都是合餐制。

以鸿门宴和三国演义来说明中国最早是分餐的，这样是没有依据的，也不太妥。首先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要知道历史上我们国家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礼仪制度又严格，在这些限制下，上层人物在各个方面都是分的特别清楚的，所以他们的分餐行为我觉得并不能反映早先的人是分餐的。分餐制规矩会更多些，南北朝以前的汉贵族分餐制，一人一个小桌子规矩可一点也不少，依旧是长者先动筷子，然后吃的时候还要用大袖子挡住嘴巴，不能让别人看到咀嚼的样子。古人不光有分餐，还重视“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不要讲话，更注意不能吧嗒嘴吃饭。

现在中国的饮食习惯是优化分餐制的结果，国外的分餐制是比较初级的，已经被中国人抛弃的旧制度。而且他们的所谓分餐制更多是用在中国食堂、卖快餐的地方。食堂分餐并不是因为不认识，而是因为无法共餐，因为收费没法收。出去吃酒席，即使不认识，也都不分餐。我觉得支不支持分餐还有一点就是要看是否能接受餐饮价格的上升，食客动一动嘴说分餐，对于商家来说就是成本的上升，最终还是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和之前为了避免浪费推行半份一样，如果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半份不半价（因为半份的成本与分量不成正比），更别说所谓的分餐了。

我们的家常饮食不适合像西方（以及图中古代）各种菜一人一碟的那种模式，否则为什么食堂、快餐分餐并没有任何人觉得不适应呢。至于使用公筷，菜少人少还好，一旦数量多起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既然已经到了同桌吃饭的份上，想必从其它途径的接触也不比吃饭少。我觉得公筷这种形式是可行的，如果说像西方的那种分餐，难度太大，也不符合国情。我觉得西方能分餐的一点原因是因为西餐可以量化，比如说汉堡、肉丸意大利面，这种分餐形式不仅不会破坏美感，而且可以看到分量，而如果我们中餐像那样，比如说红烧鱼这种，分餐以后不仅没有美感，而且直接分成几份，怕是会让人怀疑缺斤少两。

我不认为古代平民百姓在家时分桌或分餐的，我们现在的习惯总得有源流。而且传统餐桌礼仪是考虑卫生的，不提倡私筷搅动公盘，不提倡直接取食，筷子碰到就要取走，吃饭不说话等等习俗。现在中国家庭想要改成分餐制，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如果中国人都吃米，那分餐制很简单，关键是北方都是晚餐喝粥，吃馒头，一家人就简单炒两个菜，一口菜一口馒头，怎么分。据我所知，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基本都是这样吃。中餐烹饪复杂，分餐会加重洗碗的责任。酒席上一桌二十个菜，采用分餐制那自己面前的盘得多大一个。而且我国菜系多，比如粤菜重煲汤，煲汤分餐制得占不小体积。有些菜系还重蘸料，比如川湘菜辣椒蘸水等等，要多出很多碗。家里吃饭的人多的话，桌子摆得下那么多碗吗。

我觉得分餐制并不好，人体之间是需要一些细菌交流的，因为人体的很多细菌是各种维生素的制造者，父母辈出给孩童的细菌大部分是有益于人体的，如果完全断绝会导致小儿发育不良。现代的益生菌制剂就是补充人体有益细菌的，所以因为一个幽门螺杆菌就要进行分餐制是不合逻辑的。很多人觉得分餐制比合餐制更健康，但新冠证明了，西方分餐制并不能阻挡病菌。中国人吃饭共用一个盘子不卫生，那么学欧美人吃汉堡薯条用手直接拿，就很干净吗。

中国古代曾长期实行分餐制，为何又演变成现在的合餐制？

“分餐制”即给每位宾客配置单独的桌案和餐具，再将餐食分到每个食客的餐具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变更，进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果腹，而是和人情礼仪联系在一起，承载着人们情感寄托的合餐制便渐渐地取代了分餐制。

然而，自新冠病毒2020年1月起在武汉爆发后，封城封村、交通管制也相继开始。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人们纷纷响应号召减少聚餐次数，而分餐制也逐渐被人们所推崇。但是，分餐制并不是现在才兴起的一种新型进餐形式，实际上它在我国实行已有数千年之久。

一、“筵席”分餐，古已有之

“分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起初，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按照早期父系氏族的生活规制建立了一套严苛的礼仪体系，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分食制”也随之产生了。

《周礼·司几筵》中郑玄注说：“铺陈曰筵，籍之曰席。”早期，“筵”“席”是两种不同但相近的饮食形式，后来随着饮食方式的发展，人们在招待客人时就将其统称为“筵席”。在周朝，宾客们席地而坐，案俎上摆满了食物，一人一张案俎，这就是分餐制的由来。

到了秦朝，商周时期的封建礼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坏，但是为了稳固政权，统治者依旧没有放弃执行严格的阶级体系，所以在森严的礼制下诞生的分食制也进一步延续下来。进入汉代，分餐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制度。

而《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鸿门宴”中，项王、项伯坐在东边，范增坐在南边，刘邦坐在北边，张良坐在西边，五个人一人一案，分而食之，这些都是分餐饮食中的典型代表。

所以，在这次疫情中出现的分餐制，并不是什么社会新潮，而是一种古老的饮食习惯。然而，随着朝代更迭，一度备受尊崇的分餐制却逐渐被合餐制取代，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这种饮食文化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二、分餐至合餐，事出有因

秦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先后经历了国家对峙、政权纷争、战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这场动乱，打破了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局面，不仅如此，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秦汉时期相比也开始产生了差异。

1、社会动荡，伦理基础出现松动

秦汉后长期的动乱和分裂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儒家经典也逐渐衰落，原有的价值体系遭到损毁，文人们的精神也随之崩溃，士子们开始以醉酒来掩饰痛苦，而魏晋的清淡玄学之风则为他们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从这一时期起，儒学逐渐衰落，而玄学则日渐繁荣。

随着儒学的衰落，儒家文化中的礼制规范在民众中也逐渐丧失威严，森严的阶级制度也开始松动，《世说新语》中曾记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阮籍对礼仪制度的轻蔑和行为，便是对此的有力佐证。

礼制跌下神坛，分食制赖以存在的社会伦理基础也出现了松动，《梁书列传卷三十八》中指出：“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在魏晋时期，世家子弟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财力，在宴饮上开始追求极尽奢靡。

在这样一种奢靡的社会氛围下，曾经严苛的等级体系早已被人们遗忘，僭越礼教的行为也是司空见惯，人们开始追求饕餮长居乐士，进餐时也开始竭尽全力满足口腹之欲，饮食中的礼制禁忌也逐渐失去了功效，为合餐制的诞生创造了机会。
2、政权更迭和民族文化的大整合

如果说魏晋时期是由分餐制向合餐制转变的转折点，那么隋唐则是将分餐制与合餐制完美结合。在魏晋时代，匈奴、鲜卑、羌、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通商、朝贡、和亲等方式与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魏帝·魏书》中记载：“聘问交市，往来不绝”。这就是中原与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证明。

随着各国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也越来越交融，尤其是在中原政治衰微时，其他国家的势力日益强大，并逐渐占据了中原，加深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加速了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下，分餐制在文化变迁的影响下，逐渐向合餐制转变。

隋唐之际，中原与各族人民之间友好的交往依然是统治者们所提倡的，就像唐太宗所说的一样，就算是少数民族，也是人，和中原人一样都是有感情的，没有必要相互怀疑。随着交往的加深，中原的民间文化也开始被少数民族文化渗透，唐朝时期，“胡风”更是盛行一时。

“胡风”的出现使得民众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变化，而胡服、胡床等对其的影响最大。所谓“胡服”是指西域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在胡服传入中原之前，中原人大多都是衣着宽松，影响行动，因此在唐代以前，人们都提倡一人一案饮食。

而胡服则和中原华夏族的服饰截然不同，胡服通常衣袖痩窄，腰束郭洛带，下身服紧身小口裤，方便骑马和射箭。在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后，普通民众将一些胡服元素融入到中原的服装之中，而贵族们则在此基础上对胡服进行了改良。胡服的引入，为数人一起饮食提供了方便，由于胡服衣袖瘦窄，所以在共食时人们不至于碰翻食物，也不会影响他人。

胡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是由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所以称之为“胡床”。在胡床没有引入中原之前，古人只能“席地而坐，凭案俎而食”，胡床的出现，使人能够垂足而坐。

胡床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原，但是由于胡床的高度比案俎高上许多，所以并不方便人们饮食，因此，在数百年的探索中，人们将低矮的案俎与胡床相结合，演变出了后来的大案高桌

敦煌85窟的唐人壁画中，就有一位屠夫在一张高桌上切肉，这种就是唐朝的大案高桌。四腿粗壮的大案高桌式样也十分简单，而大案高桌的出现，可以使人们更加舒适地进食，也给众人合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且，在大案高桌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如果还使用一人一案的分食制，不仅空间无法满足，还会造成铺张浪费。

3、经济蓬勃发展，食物生产多元化

分餐制的产生，除了受礼乐制度的影响，也与物资匮乏有关。在远古时期，资源匮乏，为了让更多人存活下去，他们必须将多有的资源进行平分，而要进行平均分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分食。

不仅如此，在原始时代，人们获取到食物种类也有限，烹饪方式更是简单粗暴，多以烤、乱炖为主，食材分割也大多采取大块、长条的形式，在进行食材的处理过程中通常就已经将分餐的工作一同完成。

而到了唐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众能获得的物资也越来越丰富，无论是食物的种类还是烹饪方法都有了更多样的选择，在饮食方面有了巨大的提升。而随着食物种类的丰富以及烹饪的精细化，分餐制显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逐渐难以适应饮食多样化的发展。

然而，即便是繁荣昌盛的唐朝，也只是实现了分餐制和合餐制的并存，合餐制的出现并没有让分餐制立马消失，颜师古在《急就章》的注解中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可见，唐朝时期宴请中分餐制也屡见不鲜。

进入宋代，合餐制开始大面积普及逐渐成为主流。在宋代，京都商贸日夜不绝，商贸的发达，促进了宋朝商市的扩张、市民的聚集和餐饮的繁荣，使得宋朝的饮食文化达到了一个高的水平。

而另一方面，商市的繁荣也带动了市井饮食的发展，在市井饮食中，想要实现分餐制显然不太可能，而从唐朝时期就开始转变的合餐制在市井饮食中却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跟随者宋代市井饮食文化逐渐成为了主流。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合餐制度已经完成成熟，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三、总结

现如今受疫情的影响，为了健康和安全，分餐制又被再次提起，显然分餐制的饮食方式要比分餐制更卫生安全，但为什么从合餐制到转变为分餐制无法立即产生效果呢？事实上，用合餐制代替分餐制是中国古代人历经时代的变迁后的选择。

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同桌饮食已经成为了连接情感的纽带，上千年沉淀的饮食文化，使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合餐的方式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分餐与合餐并非完全对立，在特殊时期，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公筷公勺的方式来实现分餐与合餐的融合，既保障健康和安全，也保证人们的情感需求。

参考文献

[1]刘容. 魏晋至隋唐我国用餐方式由分餐向合食转变之缘由分析[J]. 前沿, 2009(8):167-169.

[2]慧文. 分餐古已有之的中华饮食文化[J]. 科学大观园, 2020, 4:74-77.

[3]朱德熠. 分餐制文化的历史溯源及现实意义[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20):152-154

古人就分餐吗？分餐制与中华传统文化

新华网北京3月17日电 袁思陶 伊媛 邢贺扬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也正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后该推行哪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安全、更文明、更美好，成为了人们极为关心的话题。最近，“分餐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古代人分餐吗？”“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广泛实行过‘分餐制’吗？”
带着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新华网文化频道近期特别专访了相关领域的文化专家，请他们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解读各个朝代的餐饮习惯，讲讲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如何从“分餐制”过渡到“会食制”、最后又为何演变成今日的“合餐制”，并从共同呼吁疫情过后“分餐不分爱”的倡议出发，谈谈全民实施“分餐制”的必要性。

追溯·古代人怎样施行分餐制
“现代中国人聚会，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隆重热烈的气氛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与宴者。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开门见山地说，“但，其实这种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历史追溯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年。比这更古老、更优良的传统是地道的‘分餐方式’。”
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家具烫蜡技艺非遗传承人于鸿雁，一起来追溯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千年的分餐制的历史脉络与演变。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在商朝，人类发明了夯土技术，由于夯土技术可以把地面修理平整，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室内家具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席’。”家具烫蜡技艺非遗传承人于鸿雁指出，“那时候我们席地而坐，在席地上吃饭就叫宴席，最尊贵的位置叫主席，吃完饭叫退席。那时候吃饭跪在席上各吃各的，这就是分餐制。”后世所说的“筵席”中的筵和席，其实都是席子，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后汉书·逸民传》记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还乡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传。
据于鸿雁介绍，故事里面说的“案”，在汉朝是一个类似托盘的器具，就是从青铜器“俎”演变而来的盛放食物的木板。由此可见，在汉时，人们还是施行分餐制，夫妻之间也是各吃各的。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妇人也能轻而易举。

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低矮的食案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而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承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颜师古《急就章》注所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

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
“其实，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的饮食方式，又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要偶尔出现。”以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为例，王仁湘找出了有关的信息，“《韩熙载夜宴图》为一长卷，夜宴部分绘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不是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怀古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长安）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王仁湘说，“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
从魏晋南北朝出现同桌而食，到隋唐出现了过渡餐制——会食制，直到宋代至明清合餐制从出现到完全成熟，延续至今。这样，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从“分餐制”过渡到“会食制”，最后演变成今日的“合餐制”。
“当下，当我们现在倡导分餐制时，会遇到传统观念的挑战，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会食制在客观上是促进了中国烹调术的进步的，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如果分得零七八碎，不大容易让人接受。其实，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丢掉一些传统的东西，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新的东西。”王仁湘认为，分餐制是历史的产物，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正在追求的新的进食方式，看来只须按照唐代的模式，排练出—套仿唐式的进食方式就可以了，不必非要从西方去引进。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的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弘扬了优秀的饮食文化传统。
探索·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分餐制

“当下的疫情带给了我们深深的思考。这种思考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的饮食制度如何改革？关于此次疫情，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思考过程当中，一定要对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餐饮方式，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如果暂时做不到，起码要增进全面深层的讨论，从而形成一种合力来推动分餐制的实施。”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接受新华网文化频道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现在讲的合餐制，实际上是围餐制。围餐制源于生活习惯，也有人把它上升到传统文化的角度。其实，在北宋之前人们都是分餐制的，只是到了宋代以后，人们才开始用合餐制。主要是生产力的发达带来了生活的富庶，加上餐饮习惯的改变，慢慢就开始形成了合餐。”孟建认为，“合餐制既然已经进入到文化层面，要改变它，就不是太容易，需要在更深的问题上去进行思考。但，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大疫之后，我们的确要对分餐制这个问题进行很多的思考，在一些讨论之后，达到一定的共识，形成一次对科学生活方式的大倡导。新的科学生活方式当中，包括新的科学的饮食方式，分餐制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别定下来。”孟建建议道。
对此，他进一步提出，要采取不同的细化方案，以令分餐制在更大范围有可行性，并具体推荐了三种方式：
第一种，围桌分餐制。由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家不坐在一起，情感的交流、家族的交流都受影响。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围着圆桌坐下去，但是坐下后采取分餐。实际上，我们现在接待重要的外宾，大部分都是采取这种分餐制。
第二种，非纯粹的分餐制——公筷制。公筷制虽然没有这么纯粹，但是中国的烹饪审美得以保留的程度比较高。为防止桌子上放两双筷子容易搞混，公筷可以设计要特别一点，容易辨认。
第三种，自助餐式分餐制。这个可作为一种特殊场合的方式，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可以根据不同的客人、不同的活动要求等，采取不同的方式。
孟建相信，分餐制作为科学的饮食方式，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努力，可以得到良好的践行。

结语
经由疫情的洗礼，国人的卫生习惯、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人们必将面临观念上的不断更新，更健康科学的新生活方式也将逐渐成为共识。分餐制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被广泛关注和提倡。我们将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适应新的时代规范，“分餐不分爱”把良好的分餐习惯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中国古人为什么会放弃看起来更卫生的分餐，选择同桌共饮？

器晤

原文首发于2020年3月11日，标题为《中国古人为什么会放弃看起来更卫生的分餐，选择“同桌共饮”？》，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人聚会，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隆重热烈的气氛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与宴者。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甚至一些金发碧眼者也偶尔以会食为一乐事。这种亲密交流的结果，是将各人特有的那些菌种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了同桌共餐的人，人们在欢快醉饱之时自然是感觉不到这样的危险已经逼近了。

王力教授有《劝菜》一文，对这样的“津液交流”有十分深刻的讽刺。他说十多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一桌人同时操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一碗汤上桌，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一盘菜端上来，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一件山珍海错，一人一筷子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王力先生提到的类似宴会，我们人人差不多都亲见或亲历过，许多人也曾许多次地为这种津液交流作过努力。当然我们只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对于这传统产生的负面后果并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置于了危险之中。

这种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虽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确实算不上优良。这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一千年多一点。比这更古老的传统倒是要优良很多，那是地道的分餐方式，我们可以寻到不少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千年分餐制的证据。

《史记·孟尝君列传》说，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田文广招宾客，礼贤下士，他平等对待前来投奔的数千食客，无论贵贱，都同自己吃—样的馔品，穿一样的衣裳。一天夜里，田文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有人无意挡住了灯光，有侠士以为自己吃的饭一定与田文两样，要不然怎么会故意挡住光线而不让人看清楚。这侠士一时怒火中烧，他以为田文是个伪君子，起身就要离去。田文赶紧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原来他所用的都是一样的饮食。侠士愧容满面，当下拔出佩剑，自刎谢误会之罪。一个小小的误会，致使一位刚勇之士丢掉了宝贵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分餐制，如果不是一人一张饭桌(食案)，如果主客都围在一张大桌子边上享用同一盘菜，就不会有厚薄之别的猜想，这条性命也就不会如此轻易断送了。

又据《陈书·徐孝克传》说，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并不曾动过一下筷子，可摆在他面前的肴馔却不知怎么减少了，这是散席后才发现的。原来徐某人将食物悄悄藏到怀中，带回家孝敬老母去了。皇上大受感动，下令以后御筵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家去，用不着那样偷偷摸摸地。这说明至少在隋唐以前，正式的筵宴还维持着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来说的“筵席”，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汉画像砖宴饮图拓本（四川成都）

《后汉书·逸民传》记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还乡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传。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妇人也能轻而易举。

以上是文献上的证据，我们更可以由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绘画资料，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实场景。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低矮的食案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而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承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颜师古《急就章》注所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

汉代漆食案（江苏扬州）

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时的木案实物，虽然木质已经腐朽，但形迹还相当清晰。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30厘米上下。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15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斝。

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可以想象当时长于烹调的主妇们，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过25厘米。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

线绘龙山文化木食案 （山西陶寺）

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里，人类遵循一条共同的原则：对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

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调好了以后，按人数平分，没有饭桌，各人拿到饭食后都是站着或坐着吃。饭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多余的就存起来。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

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分餐制之所以实行，应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虽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小小的食案阻碍了饮食方式的改变，但如果食案没有改变，饮食方式也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事实上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确实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现而完成的，这是中国古代由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式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图形，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式，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这显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椅子上的墓主人像，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线绘唐代座椅，前两个是敦煌莫高窟壁画，第三个是西安高氏墓壁画

在敦煌唐代壁画《屠房图》中，可以看到站在高桌前屠牲的庖丁像，表明厨房中也不再使用低矮的俎案了。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一幅描绘宫中大宴准备情形的绘画，描绘巍峨殿宇的侧庭，临池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这便是《备宴图》。

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九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一般区别不大。

线绘敦煌壁画宴饮图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绘着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都有大条凳，各坐着三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他们的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式坐着。

唐代壁画野宴图（陕西长安）

还值得提到的有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好像味道不错。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那种几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唐人《宫乐图》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变改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化，也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其实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的饮食方式，又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要偶尔出现。例如南唐画家顾阂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据《宣和画谱》说，南唐后主李煜想了解韩熙载夜生活的情况，令顾闳中去现场考察，绘成了这幅《夜宴图》。

南唐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夜宴图》为一长卷，夜宴部分绘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不是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怀古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宋代的会食，由白席人的创设可以看得非常明白。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间有红白喜事会食时，有专人掌筵席礼仪，谓之“白席”。白席人还有一样职司，即是在喜庆宾客的场合中，提醒客人送多少礼可以吃多少道菜。陆游以前，白席人已有记述，《东京梦华录》就提到了这种特殊的职业，下请书、安排坐次、劝酒劝菜，谓之“白席人”。白席人正是会食制的产物，他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食客行动、掌握宴饮速度、维持宴会秩序。现代虽然罕见白席人，但每张桌面上总有主席(东道)一人，他的职掌基本上代替了白席人，他要引导食客一起举筷子，一起将筷子伸向同一个盘子。

在传世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上，我们看到汴京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高椅。在宋代墓葬的一些壁画上，我们也看到不少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在17世纪日本画中描绘的清代船宴中，我们看到官员们围着一张桌子猜拳行令，桌上摆放着美酒佳肴。这都说明会食传统经过千多年发扬光大，已是根深蒂固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当我们现在用力倡导分餐制时，会遇到传统观念的挑战，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会食制在客观上是促进了中国烹调术的进步的，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如果分得零七八碎，不大容易让人接受。难怪有些美食家非常担心，担心改革了会食制，具有优良传统的烹调术会受到冲击，也许会因此失掉许多优势，分餐与会食对馔品的要求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其实，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丢掉一些传统的东西，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新的东西。

分餐制是历史的产物，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正在追求的新的进食方式，看来只须按照唐代的模式，排练出—套仿唐式的进食方式就可以了。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的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弘扬了优秀的饮食文化传统。

分餐制在中国可行吗？

​两个月以前，外出就餐还是一件难事。而在国内疫情正在好转的当下，许多餐厅慢慢复苏，从外卖恢复到了堂食。可就算这样，出于安全的考虑，绝大多数餐厅都限制了就餐人数，更极端的甚至要求一人一桌。如此紧张的氛围和疏远的距离，不禁让许多食客都回想起了学生时代被考试支配的恐惧。

当然，我们的用餐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近日，北上广等多地发出分餐制、公筷制或双筷制的倡议。与此同时，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也向海内外的中餐企业和广大中餐消费者发出《 “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共创中华餐桌文明” 倡议书》，其中就包括了施行分餐制的倡议。

在 2003 年非典之后，分餐制又一次强制性地回到了中餐餐桌上。但这种被很多人称为 “过场多、太冷清” 的用餐方式是否能在疫情过后继续成为食客们的心头好，依旧是个谜题。

但分餐制并非舶来品，而是在几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就衍生出的产物。

奴隶制社会造成的等级差异，使得贵族和奴隶的用餐形式发生区隔。贵族用餐时一般席地而坐，身前放置一张矮脚的食案，餐食也是主辅食搭配好一并由侍者呈上。当然，进食时还有许多冗余的规矩，比如客人必须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 ，也就是入宴时一般情况下要坐的比长辈靠后些以表谦恭，而进食时则要尽量靠前坐，以免食物掉到坐席上。

湖北苏家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展现了周人以鼎和簋为核心的列器制度。©Jiupaicn.com

在周朝，这些繁复的规矩被整理成了系统严密的《周礼》。当时，分餐制不仅仅是一人一案这么简单，食具的数量、品质、坐次都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其中最广泛被人熟知的就是 “一言九鼎” 的由来：天子用九鼎,诸侯可用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而一般百姓严禁使用鼎，就连陶鼎也是不被允许。这样严格的用餐方式从三代到两汉一直都是最主流的用餐方式，直至隋唐时期才有所变化。

在大唐盛世，许多生活方式的变革在此时发生，用餐方式的改变就是其中之一。疆土的扩张引发了民族的融合，彼时在长安城的西市，经常有胡人兜售自制的高脚家具：圆凳、方凳、椅子、胡床……这些家具算是给长时间跪坐、盘坐的唐朝人民带来了福音。用餐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忍受别扭坐姿带来的腿麻脚麻，下肢血液通畅的同时也让他们胃口大开。

在经济发达的唐朝，食物的种类也来到了空前的繁多。要是依旧在宴席上采用分餐制，那宾客前的食案实在难堪重负。于是分享食物逐渐取代了 “吃独食” ，在唐朝的许多壁画和绘画作品，我们已经能看到大桌宴席的出现，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能在这些作品里看到分餐制的影子。在《韩熙载夜宴图》里，既有长条桌的会餐场景，也有一人一桌的分餐场景。宾客虽然坐上了高脚椅和床榻，但坐姿依旧是盘腿而坐。可以说，在当时分餐制强大的约束力依旧作用在人们身上，但会餐制的出现，也正在一步步瓦解着分餐制的主流地位。

北宋《文会图》展现了九名文士同桌会餐的场景。

自宋朝建立，市井文化蔚然成风。分餐制早已不适合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市井饮食习惯，在《清明上河图》中，有许多表现汴梁街头食肆的场景，食客坐在四方桌前，或众饮或独酌，觥筹交错，热闹非凡。当然不只是民众对会餐制喜爱有加，就连王公贵族乃至天子也舍弃了繁文缛节的分餐制，开始大规模施行会餐制，这在宋徽宗的《文会图》当中就可见一斑。在被贵族阶级接纳之后，会餐制正式成为了中餐最主流的用餐方式，而分餐制消失在了茫茫的历史长河中，直至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进入才被人们重新拾起。

说起分餐制，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把它和精致餐饮（Fine Dining）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分餐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每人端着一碗饭，在锅边舀上几勺菜，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甚至端着碗在门口和邻居唠上几句家常，那才是真的 “家常便饭” 。

虽然都被称作分餐制，但农村地区的这种用餐方式和古代的分餐制有着完全相反的初衷。古代的分餐制是为了区别等级，而农村地区分餐的饮食习惯更像是对平均分配主义的践行。话说回来，精致餐饮的分餐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究宾客之间平均分配，保证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到相同的美食。当然，前者是为了饱腹，后者则是为了品尝。

在精致餐饮场景下，通常由厨师来到桌旁对菜品进行最后的加工，并为客人进行分餐，带有一定表演性质。

随着中餐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于食物更高的要求，分餐制也同样开始出现在了许多中餐厅里，但给中餐分餐一直是件难事。

一家闽南菜馆的老板提到：“从中餐来说，有些菜是需要足够温度才有香味和锅气，比如粤菜的啫啫和小炒。四川的水煮，整份上非常香，如果硬性变成分餐制，将会失去中餐的一些美味，还有在服务和厨师的出品方面也会有很多的限制。但分餐制在中餐里也很常见，比如福建的佛跳墙，这个更适用于分餐的形式”。

从成本来说，餐厅为了保证菜品温度，都要对餐具进行加热，分配到每一桌的服务生也要比会餐制更多。这样一来，成本自然会居高不下。对于这样的困境，一家新京菜餐厅的主理人说道：“分餐与否其实取决于餐厅的定位和客户的需求，现在能实行完全分餐制的餐厅大多是像新荣记这样面向商务宴请的高端中餐厅。而对于我们而言，施行的是会餐和分餐相结合的模式，70% 会餐、30% 分餐，这样既控制了成本，又能保证某些顾客的分餐需求。”

其实对于国内食客来说，聚餐就是为了推杯换盏间的那份热络。若是施行分餐制，亲朋好友之间总归多了几分疏离和拘束。当然，出于卫生健康考虑，会餐制有着更大交叉感染风险和饮食健康问题。于是我们在这样的纠结中不断尝试新的就餐形式。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间，会餐制饱受诟病。许多餐厅被逼无奈之下，只好从粤菜馆吸取经验，开始施行 “公筷公勺” 的用餐方式，从而确保食客的食品健康安全。然而当疫情远离，人们摘下口罩的同时，公筷公勺也慢慢从餐桌上消失了。对于当时的食客而言，公筷公勺只不过是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下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成为一种习惯。

为每道菜配备公筷公勺可以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Pxhere.com

但从餐饮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分餐制在中餐厅难以铺开实施，公筷公勺的就餐形式是从食客层面解决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我们回溯历史，在分餐制向会餐制转变的过渡期，公筷公勺的形式就已经出现。唐代画家周舫的《宫乐图》中，就有一名宫女拿着一柄长勺，将容器中的饮品分享给身边人，而身边的宫女们依旧享受着宴酣之乐。可以说，公筷公勺的出现既解决了人们对餐桌热闹气氛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饮食安全的问题。如此看来，公筷公勺并不是一道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目前在中餐体系下，饮食形式的较优解。

“双筷制” 进食方式最早由伍连德博士提出，是遏制 1910 年末爆发的鼠疫的重要举措之一。©网易订阅

若要真的给公筷制提些建议，那么双筷制其实是更优解。在大多数餐厅里，公筷都是放在菜旁以供食客自行夹取，但要是碰上一道大菜上桌，食客们往往一哄而上，转眼将公筷的事情抛之脑后。如果实施双筷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筷子的误用，但相比于单一的公筷，依旧是向前走了一步。

在目前的中餐环境下，成本的制约和食客的低接受度，使得分餐制依旧是个属于少部分中餐厅与其食客的 “特权” 。对于大众食客而言，与餐厅协作一同养成公筷制、双筷制的卫生习惯，才是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参考资料：

《唐宋饮食文化专题研究》余洋

《中国餐制的演变》高科佳

《分餐与共食 —— 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汉族饮食风俗变革考论》林海聪

《饮食方式与饮食具设计》王岳

《魏晋至隋唐我国用餐方式由分餐向合食转变之缘由分析》刘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