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考古学有什么用(王巍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获)
魔兽世界考古学有什么用文章列表:
- 1、王巍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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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彻底改写我们所知的历史！这18个考古发现，如何颠覆我们的认知？
- 4、李志鹏：殷墟出土羊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 5、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王巍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获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二十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提出距今5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提出距今53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断代工程”的学者积极向科技部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这项先后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研究，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到今年春季已经进行了整整20年。这20年间，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工程的近20个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自然科学一级学科）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拟对工程的宗旨、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果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各位同行。
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与缘起
20世纪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郭沫若等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结合古代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良渚[1]、辽宁喀左牛河梁[2]、安徽含山凌家滩[3]、山西襄汾陶寺[4]等遗址，先后发现了社会分化严重的墓葬，其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早于夏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
1985年，夏鼐发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5]，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资料，直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稍后，苏秉琦根据相继出土的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提出了各地文明起源 “满天星斗” 说[6]和 “古文化、古城、古国” 以及 “古国、方国、帝国”[7]一系列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严文明[8]、张忠培[9]、李伯谦[10]、李学勤[11]等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组，把各地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组织起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了高潮。[12]他们循着文字、冶金术、城市等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 “要素” 开展研究，其中关于礼制的出现及其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颇具特色。[13]
及至20世纪末，中国史学界大都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把距今5000多到4000年期间的社会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这一千年的社会究竟是处于哪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脉络的认识，是一个亟待研究和科学论证的问题。
在20世纪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比如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研究。及至20世纪末，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个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对作为文明形成重要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生业的发展、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因素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对某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研究，对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讨，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更缺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二 宗旨与特点、主要研究内容
（一） 探源工程的宗旨和特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进行科学研究与论证，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与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14]为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探源工程的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地研究各方面的因素站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同于以往进行的专题研究，需要做到两个结合：
第一，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和文献历史学的结合。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历史学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包括王朝世系、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背景，这些对于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考古学为历史学提供的则是历史文献中较少或阙如的过去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些实物资料大都不能直接和古代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联系，需要对这些实物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阐释。这就需要参考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或古史传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这就格外需要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第二，促进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
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探源工程最大的特色。根据研究的需要，近20个自然科学学科的数十种技术与方法被用于工程各个课题的研究。运用加速器质谱仪对出土遗物进行高精度碳十四测年；运用硅酸盐技术研究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烧制工艺技术；运用金属学的方法，对出土铜器的金属结构和成分以及制作工艺技术进行分析；通过人骨中包含的碳、氮同位素研究当时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种类（粟和黍还是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通过动物遗骸和骨角制品，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肉食获取方式、动物资源的驯化与利用方式；通过人体中所含的锶同位素，研究当时人们的迁徙；通过土壤中粒度、磁化率、孢粉、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等对各个地区的环境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各地文明的盛衰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地貌学与遥感技术对各地区遗址的地形地貌和古河道走向等进行考察；通过对各地墓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观察，研究当时人们的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对各地出土人骨的DNA进行分析，研究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与迁徙；对与天文学有关的遗迹研究，探讨当时的人们对天文现象、方位和农事节气的知识；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聚落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对遗址出土的动物和植物遗骸进行分析，研究各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基础；运用地质学、材料学的知识，分析铜器、金器和玉石器、绿松石等贵重资源的产地。
（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20世纪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１.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突破以往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 “三要素” 或三条标准，根据中国的材料，归纳出通过考古资料辨识文明形成的关键特征。
２.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探讨各地史前社会从平等的、简单的氏族社会发展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国家为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时间和演进过程。对中华文明来说，国家起源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15]
３.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探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各地区的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如何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的，揭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以及各区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４.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境外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研究中华文明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通过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进而探讨导致这些特点和道路形成的原因。
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研究中以各地区都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兼顾社会各个阶层，讨论国家的起源和王权的出现与强化过程，运用多学科手段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动态描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
三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生业基础
（一） 通过高精度测年，准确把握了距今5500到3500年我国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他区域性中心性遗址的年代
探源工程设立了年代课题组，在20世纪末实施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 对夏商周王朝年代进行系列测年的基础上，运用AMS（加速器质谱仪） 测年技术对全国各地距今5500至3500年期间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测年标本进行了系列高精度测年。经过15年的努力，测年课题组共测了数千个标本，得出了全国范围内距今5500到3500年期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年代关系；解决了距今5500至 3500年期间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包括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为研究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关键节点的年代，以及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年代学基础。
（二） 初步探明了中华文明演进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针对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缺乏环境研究者的加入，致使各地区文明的兴衰与环境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确定的状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立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课题。环境课题组通过开展对各个区域距今8000到3500年期间环境的研究，对各区域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背景及其与文明盛衰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6]
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是全球范围的大暖期，气候整体上温暖湿润，为世界各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于今日的华南地区。正是由于较好的自然环境，促使各地区农业显著发展，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各地的环境变化的研究发现，环境的变化确实对各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距今4300年到4100年期间，曾经发生了较大范围的环境变化，对各地区文明的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长江下游为例，一度十分繁荣的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左右发生衰变，都城废弃，人群流离，以居住在良渚古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崩塌，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通过工程设计的环境变化与文明关系课题的研究，我们得知，良渚文明的衰落与环境的变化对其稻作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密切相关。在良渚古城繁荣的时期，面积广阔的低湿地被开垦为稻田。由于距今4400年前后的洪水频发和地下水位上升，这些曾经作为水稻田的广大区域重新沦为沼泽。良渚古城周围古城衰落时期地层中，禾本科花粉显著减少，与古城兴盛时期的禾本科花粉浓度极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良渚文明晚期稻作农业遭受了致命性打击。由此可见，适宜农业发展的环境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距今4300年前后环境的变化使得农业受到严重打击，是导致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17]
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长江下游地势低平和单一的水稻种植相比，多样的地形条件和粟黍稻豆等构成的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体系，使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 系统地考察了各地区文明形成的生业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往往忽略对各区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考察。针对这种情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置了生业与技术的课题，多学科结合，系统考察各个区域距今10000到3500年期间，特别是距今5500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并探讨其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确实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
在距今10000年前，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状态奠定了基础。
在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前的小型定居村落，出土了初期的陶器和细石器。[19]在距今9000至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取得发展，人口增加，村落的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加，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
在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气候整体温暖湿润的环境下，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植粟和黍，同时兼种水稻。河南舞阳贾湖发现距今8000年的村落，[20]遗址面积５万多平方米，发掘出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炭化稻和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居住址和公共墓地内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显现出差别，少数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随葬绿松石装饰，有些墓主人腰部随葬多件内装有小石子的乌龟壳，有的龟甲上有刻划符号，有些符号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墓葬中出土用鹤类翅骨做的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共数十件。研究者对其中一件七孔笛进行了测音，发现音阶准确，至今可以演奏乐曲。[21]上述这些发现说明当时淮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多样陶器、石器和骨器；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很丰富，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掌握刻划符号及制作和吹奏骨笛的人，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已经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以水稻作为主要的农作物。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10000年前已经开始水稻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水稻的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22]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石器和制作精美、表面涂红衣的陶器，有些陶器表面还用白彩绘出太阳纹、点线纹、平行短线等纹饰，[23]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审美和信仰方面取得的进步。到了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浙江浦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长达5.6米的独木舟，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近海航行的能力。[24]这几处遗址的居住址和墓葬看不出明显的贫富贵贱的差别，当时的氏族社会还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到了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多个遗址发现了当时的水田，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9000到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的聚落，[25]史前文化取得发展。距今7000年前，形成了高庙文化。以白陶和表面刻圆目、大口、獠牙的兽面形象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6]
在长城沿线与西辽河流域，粟作农业在距今10000年前后也开始兴起。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栽培的粟和黍。[27]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围沟聚落。聚落内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址，出土了炭化的粟和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还有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和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28]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部分墓葬随葬陶器和制作较为精致的玉玦、玉坠等装饰玉器，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有一座墓葬随葬一雄一雌两口家猪，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端倪。
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进一步发展。[29]有人质疑当时各个区域农业是否取得了发展。我们认为，农业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取得了进步。在长江下游地区，大约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犁耕；到了距今5100至45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多次出土了石犁及其他耘田器等多种稻田农具；在良渚文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水田中，还发现了水牛的脚印，可知在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犁耕已经比较普遍，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应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只是这方面的表现在考古资料上往往难以辨识。长江下游浙江茅山遗址特别是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的水田，稻田规模达10万平方米 （相当于14个足球场），田埂、沟渠很规整，显然早已超过稻作农业初期小规模水田的阶段。在良渚古城内中部的莫角山高等级建筑区附近，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谷堆积，估计总重量逾20万斤之多，这也证明良渚文明兴盛期稻作农业确实比较发达。
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给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是人口的显著增加。距今6000年以前，聚落分布较为稀疏，村落的规模大都是数万到十几万平方米，多者不过几十户人家。距 今6000年之后，聚落的数量较此前显著增多，聚落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二是早期城市的出现。这一时期开始，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规模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表明出现了人口的聚集，形成了早期的城市，成为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在一些等级高的早期城市中，出现了布局规整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有丰富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贫富与贵贱的分化。这些变化应是在适宜的环境下，农业得以显著发展，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探源工程手工业课题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各地史前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工艺技术也取得了进步，最为突出的变化是，高技术含量、高等级的珍贵物品（如玉器、精致陶器、漆器、绿松石装饰品等）工艺技术生产专业化的出现。如辽河流域牛河梁大型积石墓和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的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人、玉龙、玉鸟、玉龟；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明的玉琮、玉璧和玉石钺以及各种玉饰。良诸古城大墓出土的玉琮，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到六条刻线；黄河下游地区的厚仅不到一毫米、薄如蛋壳的蛋壳黑陶；黄河中游地区陶寺文明的龙盘、鼍鼓、石磬、玉石钺和各种彩绘漆木器和铜器的制作；石峁古城的铜器和玉器制作以及精美的石雕技术等，无一不是当时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表现。这些工艺的技术含量较高，需要专门的工艺和技术，绝非每家每户的居民都可以胜任的，说明当时各地出现一批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家族，世代传承，才得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产品。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应是出现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
这一时期，各地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技术含量高、制作精致的物品都出于各地高等级的墓葬中，表明各地权贵阶层已经掌握了这些贵重物品的原料供给、生产和分配。考古发现，中心聚落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到社会成员中的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也即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由此可见，高端手工业为权贵阶层所掌控，应是各区域文明演进的共同特点，也是首领的权力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
四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以下一些共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出现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说明出现了人口向政治中心集中的现象；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掌管集团公共事务的管理阶层和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首领，以及琢玉、制骨、冶铜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工匠家族；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贵贱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和家族所占有。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发现的此阶段的遗址，表现出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大约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30]、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 “邦” “国”，兹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 “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31]
学界对古国和古国时代的称谓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学者主张就古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相当于当代西方学术中通用的 “酋邦” 概念，不如照搬，且方便和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而我们主张使用 “古国” 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承袭了古人的称谓，因而具有传统特色，还在于古国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三代，即 “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 （《战国策·齐策四》） 是也，其间的演进变化十分复杂，远未厘清，但却是理解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之所以采用这个称谓，实际上还有为了将来随着对其研究深入，可能揭示出更多中国上古历史特点特色内容以及提炼相关理论而预留空间的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
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年代在距今5800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其中，北阳平遗址和五帝遗址面积都是70多万平方米。经过大规模发掘的西坡遗址的围沟聚落内面积为40万平方米。[32]遗址周围有用作军事防御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在遗址中心部位有一个广场，围绕广场有四座大型建筑址。基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多平方米，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些大型建筑建造得十分考究，它们应是该大型聚落中权贵人物居住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27号墓长５米、宽3.5米，墓主人为青年男性，规模比一般氏族成员的墓大数倍。墓中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和十余件陶器。从墓葬的巨大规模和随葬玉石钺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居住在这一聚落中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首领。随葬的十余件陶器烧制温度较低，显然不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而是为了随葬而特地制作的 “明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为了随葬而制作的 “明器”。这座墓葬的规模虽然大大凌驾于其他一般成员的墓葬之上，但与墓葬的规模相比，墓内随葬品并不算丰富。这种情况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的模式，中原地区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即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时期，是以首领居住址的规模和墓葬的规模彰显自己的地位，而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还处于分化的初期，集团首领还没有凭借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如此规模的大型聚落以及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现象是此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未见的。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人口显著增长并异乎寻常地集中于此地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活动的区域内，在被认为可能是黄帝炎帝集团兴起的时间段，出现了大型聚落集中分布的情况，令人深思。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似乎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33]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遗址现存面积 117万平方米。在最内侧环壕以内，用围墙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区域内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共有三排，中间一排面阔五间，两侧的房屋基本对称分布，面阔三间，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且布局已经呈现出中轴线理念的端倪。在这组建筑群以南，发现了规模更大的两座单体巨型建筑基址，面积分别为1600和1300平方米。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和高等级建筑的规模与河南西部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周围的布局迥然有别，显示出全新的布局理念，高等级建筑群位于聚落北部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这种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意义深远。
遗址围沟内发现了四处公共墓地，墓葬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四处公共墓地中，有两处墓地的中部各有一个方形夯土台，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祭坛。在距离高等级建筑最近的一个墓地的祭坛附近，发现数座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小型墓的墓葬。
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距今5800到5500年期间铸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加严重。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称为 “河洛古国”。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经历了8000年前农业的初步发展，人口繁衍，出现了定居聚落，精神文化方面取得显著进步；6000年前，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出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制作考究的大型建筑以及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大数倍的大型墓葬，但是随葬品的多寡并无明显差别，也看不到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与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同时期大型墓葬中随葬大量精致的随葬品和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迥然不同，暗示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模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以青台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双槐树遗址出土用兽牙制成的家蚕形饰为代表，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能够养蚕和缫丝。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34]该遗址发现距今5800到5500年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公共墓地。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显著分离。大型墓内随葬多件制作精致的武器——玉石钺和玉玦、玉环、玉坠等装饰品，以及数十件陶器，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而且随葬品也往往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发现反映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明显的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显贵阶层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其社会贫富贵贱分化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是十分突出的。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年代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相衔接。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高等级墓葬。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多达数百件，以玉器为主，有多达数十件的玉石钺和数十件玉石锛铺在尸骨上下，还有玉人、玉龙、玉鸟、玉龟等，随葬品总数达300多件。大量玉钺暗示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反映出宗教色彩。16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反映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可能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出现了迄今国内年代最早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城址呈圆形，面积约９万平方米，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城内发现巨大的祭坛、建筑基址、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统。该城址被连续使用了近2000年。[35]
辽宁省喀左牛河梁遗址群位于辽宁西部的丘陵地带。[36]在这一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至53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遗迹群。在40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发现了用石块修筑成圆形的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墓。大型积石墓随葬玉龙、玉龟、玉鸟等动物形玉器和玉璧、玉玦、玉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还随葬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上，用石块砌筑出一组面积达 ７万平方米的巨大平台，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所。在该大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里面有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泥塑女人像和龙、熊、猛禽泥塑的残块，还出土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女人头泥塑像，这里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神庙。由于牛河梁遗址群一带一直没有发现居住遗迹，所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原始宗教圣地。最近，在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了一个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了数件石人头像，最高达40厘米，再一次印证了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37]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阶级分化，可以葬在牛河梁圣地的人应是地位特殊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精美玉器，不见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这些不同种类的玉器真正用于装饰的较少，也少见武器，多是玉人、玉鸟、玉龟、玉璧等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或暗示出当时的权贵阶层掌握了祭祀权力，即与神沟通的权力。崇尚神灵，权贵掌握通神权力可能是该地区权力出现和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
（二） 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位于浙江北部余杭的良渚都城遗址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为了防止这座建于沼泽区域的城址遭到城址以北丘陵地区洪水的侵害，在筑城之前，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集中了周围广阔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利用自然地势的起伏构筑起长十几公里、高数米的多段水坝，整个水坝分为高、低坝系统。[38]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一水利系统除了防范洪水对古城的侵害之外，还可能具有在不同水位期蓄水，用于灌溉稻田的功能，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在修建巨型古城之前，良渚社会的统治者还组织劳动力，在城内中心位置堆筑起长630米、宽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足球场），高近十几米的高台。在高台上，修建出多组高等级建筑群供权贵阶层居住。又以高台为中心，在周围修建起南北1900米，东西1700米，城墙墙基宽20—150米，高约４米，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 （相当于４个北京故宫）。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到60米，先用从别处运来的石块铺垫厚度0.5米做墙基，石块墙基上用其他地方运来的黄土堆砌成数米高的城墙。在内城城墙之外，有宽数十米的壕沟。
内城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内城之外利用部分自然山势，结合人工堆筑，修建成面积达620万平方米的巨型外城 （相当于８个故宫）。经过估算，修建城内高台、内城、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十分巨大，约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如果动用10000劳动力连续工作，也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仅仅依靠良渚古城内及其附近的居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显然是动员了归其统辖的相当广阔地域的人来共同参加这一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由此可见，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不是国王依靠国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和墓葬的规模、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贫富贵贱的差别。高等级建筑建在人工堆筑的巨大高台之上，单体建筑面积达二三百平方米的多座建筑周围有围沟环绕；高等级的墓地位于专门砌筑的大型祭坛之上，一座墓葬往往随葬近百件器物。其中最高等级的王墓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玉璧、玉琮。这些玉石钺和玉琮、玉璧只见于大型墓葬中，应是彰显持有者拥有军事权力和主持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权力，这些玉质器具应是尊贵身份和祭祀神灵的器具——礼器。在江苏南部的武进寺墩[39]和苏州草鞋山[40]、上海福泉山[41]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中，也发现文化面貌相似，随葬多件玉璧、玉琮和玉石钺的高等级墓葬。
上述这些现象揭示了良渚国家的基本面貌：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层。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有高规格宫殿建筑，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展开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所以在城内发现的大规模粮食仓储和大量居民所需粮食消耗皆需外来供应，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强烈的 “一神教” 特点的宗教信仰，而在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态——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且它们的产生通常伴随了民族、国家的重大变故，换言之，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贵族手工制造业中心，统治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控制了长江下游 （今日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 的广阔区域；在其他地区如今天的上海、苏南等地还有若干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它们结成网络，实现对文化全域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和一些次中心构成，以及众多中小型聚落构成组成的多层级的、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稳定的控制区域的社会管理体系，说明这时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42]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这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是千真万确的。
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43]城内有祭祀区，出土数千件红陶杯、大量小型的陶塑人像和动物塑像，整个城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
澧阳平原的澧县鸡叫城遗址，从距今6000多年的小型聚落，到距今5000年前形成一座城。[44]近年，在城内发现一座大型楼阁式建筑基址，基址底部有大型木结构的垫板做基础。基址本体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回廊，总面积达630平方米。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三重环壕，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型聚落。聚落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糠堆积，推测稻谷总量达22万公斤。
由良渚文化率先开启的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又此起彼伏。大体而言，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史前时期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该地区的社会分化十分严重。20世纪60年代前半，在泰安大汶口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墓葬规模明显大于一般社会成员，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大型墓葬。[45]近年，在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和滕州岗上遗址，都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公共墓地。在焦家遗址的一个墓葬区域，埋葬着多座高等级墓葬。墓地坐落在人工堆筑的土坛之上，大型墓葬不仅墓圹规模大于一般墓葬，而且使用木质棺椁，有的使用两重椁和一重棺。这几座大型墓的墓主人都是青年男性。每个大墓中随葬几十件制作精美的陶器，还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掌握军事指挥权。他们很可能是军事首领。[46]在最近发现的滕州岗上墓地，四座并列的男性大型墓随葬300多件精致陶器，每个墓葬还随葬大小两把玉石钺。[47]这两处墓地的大墓中的随葬品比小型墓多数十倍，表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贵贱的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在焦家和岗上遗址，都发现同时期的大型中心性城址。
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区最先发明了用木质棺椁做葬具和陶鬶、陶盉等带有三个空袋足的陶制酒器，这些因素被中原地区集团所吸收，成为当地棺椁葬制和陶制酒器的组成部分。后来，根据陶制酒器发展而来的铜盉、铜觚等青铜容器，成为夏商周时期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
（三）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郫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陶寺城址的使用年代约距今4300到4100年。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左右，总面积近280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48]高等级建筑区位于城内东北部。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8000平方米，基址附近出土陶瓦和表面涂有白色和蓝色的刻划墙皮，说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相当考究。宫殿区周围有围墙围绕，形成中原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最早的宫城。在陶寺城址早期的大墓中，随葬近百件随葬品，其中有表明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鼍鼓、土鼓、石磬、龙盘和表明持有者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同时期的小型墓基本上没有任何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极为严重。在陶寺都邑最为兴盛时期的大墓中，带有精致漆木柄的６件玉石钺沿墓壁摆放成一排，应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墓中还随葬数量众多的漆木器、玉器。在这座大墓的旁边，发现了一座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内层的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20道缝隙。天文学家认为，这个遗迹是根据太阳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49]有些学者认为，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等方面都与文献记载尧所居都城——平阳相吻合。
及至21世纪初，陕北地区的史前社会演进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十年来，芦山峁遗址与石峁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该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热点地区。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碾庄乡，[50]大体也开启于距今 4300年前后。该遗址面积达80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大营盘梁位于芦山峁遗址的核心区，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巨大台基，长160米，宽100米。在台基的顶部呈 “品” 字形分布着三座院落，一座大型院落位于北部正中，其南部两侧是两座面积在700平方米的小型院落。一号院落为前后两进的四合院式建筑。在院落内中部偏北处，并排分布着３座主体建筑，每间 200平方米，建筑之间有宽３米的过道。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筒瓦和板瓦，与陶寺遗址共同把我国古代开始使用瓦的历史提前到4300年前。在这组建筑的南端有一小型广场。芦山峁遗址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 “宫殿” 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显然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已相当严重。
陕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的年代约距今4100至3800年，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用石块包裹土芯砌筑的山城。[51]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皇城台位于城内高处，可以鸟瞰全城。城墙自下而上分为多层砌筑，现高十余米，气势恢宏，显示出居住在其内的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尊贵身份。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和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近年，在砌筑皇城台台基边缘墙体的石块中，发现了雕刻出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有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十分相似。遗址还发现了高一米，直径数十厘米、雕刻兽面图案的石柱和十多件鹰形的陶制品。石峁遗址发现的大墓由于被盗，墓中随葬品所剩无几，但仍存有殉人。从内城、外城和皇城台的宏大规模看，城内最高统治者的大墓应当是有丰富随葬品的。在一些中型墓葬中，出土了铜齿轮性腕饰等铜制随葬品。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址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门附近，都发现用于阻止敌人进攻的防御设施——瓮城，外城城墙外侧还设置多处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附属设施——马面和位于转角处的角楼等防御设施。这一发现将这些防御设施开始出现的年代较原来的认识提早了两千年。此外，在皇城台、内城和外城城墙的石块缝隙中多有玉器发现，被认为是希望借助于这些玉器所具有的 “神力”，阻止外来入侵者。石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在晋陕高原和河套地区，在石峁城址存在的时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石城，规模大小不一，年代基本相当，体现了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文明演进道路。从已发掘的山西兴县碧村[52]、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53]等城址来看，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这种情况似乎意味着晋陕高原的石城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因此，当时应当存在一个以居住在石峁古城的王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和早期国家。有迹象表明，可能正是石峁集团的南下，导致了陶寺古城的衰落。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夏鼐早就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五 根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新标准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 “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3300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往往根据史书中关于 “禹传子，家天下” 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 “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为文字。追溯 “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 “三要素” 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 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例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稻田中使用的生产工具。从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水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了小水田的阶段。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可以想象，除了生产工具之外，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发生重大进步，从而否认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农业取得的发展。例如，不能因为在各地发现的汉代的铁质生产工具在种类和形制方面都和近代的同类农具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就因此得出两千多年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没有很大进步的结论。因为农业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之外，还有良种的培育、施肥、中耕等，各个环节取得的进步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取得显著进步。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乌黑发亮，最薄的器壁只有0.3毫米。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的制作工艺技术十分精湛，如在反山墓地等级最高的，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良渚 “王墓” 的反山12号墓出土的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 表面的人兽合体的 “神徽” 图案，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条刻线，其工艺的精湛可见一斑。这些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 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
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前述的良渚、陶寺、石家河、石峁、二里头都是如此。
（四） 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
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具有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类，则因地而异。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贵族墓葬中随葬可能具有祭祀功能的玉琮、玉璧、三叉形器和表明掌握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随葬多件玉石钺和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随葬陶鼓、木鼓、石磬、龙盘、玉石钺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礼器。在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中，是制作精美的陶制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
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 （宫殿）。良渚、陶寺、石峁遗址莫不例外。进入夏王朝以后，二里头遗址 “多宫格” 围垣布局中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54]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六） 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单独成为一个墓区。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位于由上万座墓葬构成的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该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到了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了公共墓地而位于南城墙附近用围墙围绕的一个单独的区域，附近有数座中型墓，应是大墓墓主人的亲族。单独构成王族墓地的还有良渚古城，在古城内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几个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的王及其亲族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而被单独埋葬。
（七） 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罕见的有人殉的墓葬。赵陵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台状土山，东西长110米，南北宽80米，呈椭圆形，占地1万平方米，高出四周约9米，周围有古河道环绕。20世纪90年代前半曾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墓葬94座。[55]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并有规模较大的集中杀殉现象，杀殉人数中有半数被砍掉下肢或双脚，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全国范围内所罕见。石峁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在墓主身侧往往有殉人。还有些遗址发现有人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山西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基础内就发现人骨和动物骨骼。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曾发现多座人头坑，个别人头坑内曾埋有24个青年女性人头骨。这种奠基、杀殉习俗一直延续至晚商时期。[56]在殷墟的大型墓葬和建筑内，都有作为牺牲的人群。这些被杀殉的人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而很有可能是战俘，或是生前因犯罪等原因成为供墓主人役使的奴婢。
２.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的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一件石钺。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石镞和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且镞的体量增大，杀伤力增强。[57]在各地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且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可以认为是彰显墓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 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王的都邑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证。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兴建、陶寺和石峁古城的兴建和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营，仅仅依靠王是绝对做不到的，都离不开为王服务的官僚机构。
我们提出的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的。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即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２.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３.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４.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５.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六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 仰韶文化彩陶的扩展
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有学者认为，形成了 “文化上的中国”[58]（的雏形——笔者按）。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
（二） 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古国文明）。她们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似百花绽放，争奇斗艳。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１.龙的形象的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在人骨架的旁边，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59]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龙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贝壳堆塑的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的方位恰相吻合，应非偶然，暗示着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安徽凌家滩和辽宁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呈Ｃ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中都随葬一件绘有彩绘盘龙纹的大陶盆。[60]到了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在有机物上形成的龙形饰物。[61]商代晚期的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带有龙纹的铜盆。可见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２.从 “以玉为美” 到 “以玉为贵” 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62]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少数墓葬中，出土了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玦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63]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 “以玉为美” 的观念。到了距今5500年前，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除随葬 Ｃ形玉龙之外，还随葬各类制作精美的玉器。体呈 “Ｃ” 形的玉龙、玉鸟和玉龟的形态，特别是两地出土的玉人姿势都是双手并拢捧在胸前，非常相似。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如此相似因素，不可能是巧合，说明当时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流，由此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３.海纳百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如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特点的陶鬶、陶盉、陶觚等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及冶铜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４.辐射四方——中原地区夏文明对周围广大地区的文化辐射。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6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南，发现与宫城仅一路之隔，同样以外墙围绕，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生产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容器和绿松石装饰品。[64]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使之成为维持其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出现了大型玉石钺、玉刀、玉璋、高领玉璧等，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大型仪仗用具，初步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夏代后期重要的仪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国香港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65]表明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七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前所述，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过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66]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67]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68]在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也是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安阳殷墟。[69]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猪、狗、牛、羊、马的家畜饲养体系。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发明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70]马和马车的传入，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大约也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也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吸收和创新，是以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八 结语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全国同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与动力，对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和水利设施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的入选原因做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进入文明阶段得到了世界遗产界的认同。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相关的文明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缺乏对其他古老原生文明充分的了解，缺乏比较研究，影响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分析。特别是由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系统地向学术界报告和缺乏对全社会的广泛深入的宣传，致使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 的认识尚未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坚持认为良渚、陶寺、石峁遗址所处的社会是处于 “部落联盟” 阶段，中华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版图内的文明，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 “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2020年开始，“探源工程” 开始了第五阶段的实施。项目负责人和团队也做了调整充实。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主要成果的概括性介绍。工程从 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社会各界都希望能够对探源工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执笔者担任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15年，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学术界汇报探源工程的情况。为此，我们执笔撰写了这篇文章。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是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由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衷心感谢为工程的顺利实施给予有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的所有人！在涉及的一些学术问题上，参加的学者们认识并不尽一致。本文中的表述是执笔者个人的理解，最终集体认识以探源工程的成果正式出版时的表述为准。在项目实施以及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工程学术秘书常怀颖协助做了大量工作，谨致谢忱。
（作者：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辉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预热1｜考古学家有什么绝技？从残碎物质中发现历史
陈胜前，159-1期主讲嘉宾
为了更好地理解系列讲座的内涵，讲堂将刊发一些预热稿，159-1期文汇讲堂前刊发三篇，分别是陈胜前教授的《考古学家有何绝技？》，李新伟研究员的《在玛雅发掘，遇到中国龙》，王仁湘先生的《中华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时，我们还将开设主题微信互动群，在群内分享更多关联资讯。目前尚有少量名额，欢迎有兴趣者尽快报名。（见文末稿件）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作者：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因为偶然的原因，接受了一位非专业人士的访谈，作为行外人，他们希望了解考古学的思维模式，看看对其他学科有没有启发。他的问题一下子抓住了考古学本质。如果考古学没有什么独门绝活，凭什么可以称为一门学问？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反思——考古学的思维是否固化，是否存在某些定式？
围绕考古材料的考古学发展史：
金石学-古物学-田野考古方法-考古学文化
每个学科都有思维模式，作为考古学者，我们的立身之本是什么？仅仅考古发掘是不够的，这是技术工人都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我以前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作考古学的宗旨，这个宗旨与历史学是共同的，并没有体现出考古学的特殊性，我们还得进一步去探寻。
我想绝大多数考古学者马上就会想到考古材料，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这是考古学成其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最早的时候，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侧重研究器物，辨别真伪，判断年代，解读铭文，正所谓“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最终目的如吕大临所言，“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闕亡，正诸儒之谬误”。
西方近代兴起的古物学开始注意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并器物形制的演变，从而把人类的史前史划分为石器、青铜、铁器三个阶段，也就是著名的“三代论”，它开启了通过古物来构建史前史的先河。
后来，为了更好地了解共存关系与器物演变，在近代古物学的基础上发展出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形成田野考古方法，再后把一定时空范围的有共同特征的遗存称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用以代表特定的人群。至此，考古学有了自己理论、方法，再加上之前已经建成的近代博物馆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机构，考古学正式形成。
其后，发掘方法日渐规范与精细，材料分析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博物馆、考古公园等相关文化设施也越来越多。简单地回顾一下考古学发展史，不难发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确都是围绕考古材料展开，所谓考古学的思维模式也只可能来源于此。
典型的中国考古学：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要多摸陶片”
如果有机会与典型的中国考古学家聊天，的确是能够感受存在某种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这里所说的“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主要是指新石器-夏商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因为受文献影响太大，以至于不那么典型；旧石器考古则是因为受到自然科学影响太大，也不那么典型。我曾经著文分析过三个分支之间的关系，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中形成了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其中包括完整的概念纲领、支撑理论与实践体系，并对另外两个分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虽然于这两个分支而言，典型的中国考古学中流行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并不怎么适用。
典型的中国考古学家会非常关注陶器的形制与纹饰，注意它们可能受到的文化影响及其渊源流变，通过它们来了解不同地区古代人群的关系：人群迁徙或是文化传播。以遗存特征的异同来追溯人群之间的关系，在没有文字材料的时代，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参与这方面探讨的研究者，需要非常熟悉考古材料，按苏秉琦的说法，要多摸陶片，形成感性与理性统一的认识。按照这种考古学的思维模式，你可以把握史前遗存的时空范围，能够大致体会到不同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强弱。
过程考古学：
更科学，更人类学
就我个人而言，受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比较深，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过程考古学有个经典的信条，“更科学，更人类学”，就是尽可能采用科学的方法，重建人类学式的人类过去。
所谓科学方法有两层意思：一是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一是在一般意义上采用科学方法论。前者的使用比较普遍，不同考古学范式都有这方面的主张；特殊的是后者，它意味着考古学研究要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结构，探寻事物背后的机制与原理。
所谓更人类学，它与更科学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是要尽可能了解更多人类生活，另一方面要了解人类文化适应的机制与演化规律。
微观考古学如刑侦，基于有限材料重建过去
宏观考古学如人类学，探讨暗含的社会机制
正是受到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我把考古学推理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可以称为微观考古，它非常像是刑侦工作，考古研究者需要根据考古现场的状况尽可能重建过去发生的人类行为。除了精细的发掘、多学科的分析，还要基于中程研究（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提出合理的假说，然后进一步验证。就这个方面工作而言，它区别于文化历史考古的地方就在于中程理论。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材料是零碎的，我们不可能都找到如庞贝古城那样完整的材料，因此非常需要可以用于参考的框架（基本结构与过去类似，具体细节不论），从而把零碎的材料拼接起来。因此，中程理论研究越成功，就越有可能基于有限材料准确地重建过去。
当然，过程考古学并不满足于仅仅重建过去人们的行为，比如知道了工具的功能、遗址中曾经有屠宰动物或是分享食物的行为，过程考古学更希望了解这些事实所代表的意义，在人类文化进化、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这就需要考古学推理的另一个类型，我称之为宏观考古，它更像是人类学或社会学，从众多现象中探讨背后暗含的文化或社会机制。
比如说我看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的考古材料，它出自三个文化层，分别属于裴李岗文化、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通过石器组合、动物遗存特征、遗址结构，我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狩猎采集者过着高流动性的生活，但是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们的流动性明显降低，石器中更多采用当地的原料，加工更加随意，同时耐用的大型工具增加，如此等等。
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流动性是狩猎采集者赖以生存的根本策略，流动性的丧失正是走向农业起源的关键一步。我从考古材料中看到了文化适应的重大变迁。过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由微观而宏观的，由具体到理论，正所谓管中窥豹，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在研究考古材料的同时，它还会从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出发，还会参考中程理论。形成微观与宏观结合、三条推理（演绎、归纳、类比）路径同时并用的研究模式。
后过程考古学：
从内部以切身体验方式去理解
过程考古学走的科学道路，但是考古学最终研究的还是人，还有社会。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动物，人有能动性，人会改造事物，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终形成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客观外在的世界，而是一个人长期参与并不断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一草一木都是有意义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是中国人砥砺品德的伴侣。无疑这些意义是历史的，也是情境的，它属于中国文化。在紫竹院的桥亭上看到对联上写着“竹本无心节外偏生枝叶”，意义是多重的，不同情境中的表现可能不同。
后过程考古学不再把考古材料看作客观实在之物，而是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物质，赋予意义的过程往往与社会矛盾密切相关，试图消弭或掩盖某些矛盾。由此，后过程考古学会关注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不仅是关注过去的，而且关注考古学与当下社会的关系。社会政治内涵无疑是非常丰富的，阶层、民族、宗教、性别、年龄等等都可能切入其中，构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后过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人文主义的，它强调理解，从内部去理解，以切身体验的方式形成共情式的理解。相比与过程考古学的解释来说，理解，设身处地的理解显然要更加深入。
三种模式交互的考古思维：
社会、文化、历史角度最终理解“人”
三种思维模式不是对与错的关系，它们在考古学研究中都会用到。三者的出现前后相继，后来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的拓展，考古学总是想尽可能探索更广阔、更深入的内容，获得尽可能可靠的知识，尽可能更有利于当代社会。三种思维模式都服务于这样的目的。
三种思维模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都禁不住怀疑，考古学是否有属于自身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都产生分化了，怎么会没有属于考古学的模式呢？考古学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还是围绕物质遗存展开，不论是哪一种模式都离不开这个中心点。
考古学家就是能够从残碎的物质材料中发现历史的人，这是考古学家的绝技，为此他们训练一系列的技巧，如石器考古、陶器考古、墓葬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如此等等。当然，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大海捞针、沙里淘金，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大海、有金子，这也就是说，他们本是就是了解历史、社会、文化的人，从材料到理论，从理论到材料，这两条基本道路是三个模式都共有的，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次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
考古学的思维模式类似“格物”，考古学家会站在一件古代器物或遗迹前，反复观察，细心琢磨，了解它的特征、功能、性质；还会心游万仞、浮想联翩，发思古之幽情。这里考古学的思维方式是思与情的结合，是逻辑理性与感性体验的结合。简言之，考古学的思维模式是立足于物质遗存的进行推理的同时，从社会、文化、历史等角度进一步理解物质遗存的意义。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因为考古学家是要通过物来研究人本身。忘记了人的考古学研究就只是材料与技术层面的，忘记了物的研究，考古学研究就丧失了根本。
（李念摘编自《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原题为“考古学的思维模式”，大小标题为编辑所加，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
文末链接：
159-1期文汇讲堂报名|陈胜前李新伟吕厚远论文明起源
文汇讲堂159期启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跨年四讲
作者：陈胜前
编辑：李念
责编：李念
彻底改写我们所知的历史！这18个考古发现，如何颠覆我们的认知？
考古学的目的，是通过发掘文物，来打开一扇了解过去的窗户，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文物，准确地还原出我们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但有时，专家们的考古发现，也会彻底改写历史。比如今天要为大家说到的考古发现，非但没有证实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穴居人并不聪明？），反而颠覆了这一观点（实际上穴居人创造了艺术，还制作了先进的工具？）。所以这些历史文物的发现，除了改写了历史，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文明和整个人类的看法。
其中一些发现，乍一看似乎微不足道。比如一块新墓地的发现，可能看起来就是简单的骨头堆叠，直到你想到它的位置，对早期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奇怪的金属块，乍一看可能就是一块垃圾，直到历史学家发现，它可以计算行星的轨道。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完全怪异的发现，继续扩展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从古老的化石，到各种奇怪的结构，每一件文物都能帮助现代人，对过去多一点了解。
一个1000年前的药袋，实际上是死藤水致幻茶的最早配方
追溯到公元905年到1170年，人们在玻利维亚西南部的Cueva del Chileno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含有植物性精神活性物质袋子。这个保存完好的袋子，很可能是属于当时的萨满，里面有使用死藤水的最早证据，一种致幻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考古学家梅勒妮·米勒（Melanie Miller），所在的团队在海拔3.9千米的洞穴中，发现了这些药材后说：“这是第一个，表明古代南美人可能将不同的药用植物结合在一起，生产出类似死藤水这样物质的证据。”。
死藤水是一种由亚马逊盆地的原住民，酿造的迷幻饮料。然而，用来制作这种饮料的植物，并不是这里的原生植物，因为那里的海拔太高，无法维持它们的生长。这表明，他们要么知道在哪里收集这些植物，要么有一个重要的交易网络。根据米勒的说法，如果摄入的比例不对，那么这个袋子里的植物对人来说就是有毒的，因此需要使用者熟悉它们的使用方法。米勒解释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已经利用这些植物至少1000年了。”
在这个袋子里发现的其他物品中，还有用来碾碎各种植物的木片、一个用来喷吸迷幻混合物的木管、用美洲驼骨制成的铲子，和一个用三只狐狸的鼻子缝成的小袋子。
空白的死海古卷上，发现了新的文字
死海古卷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耶路撒冷外被发现，是现存最早的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在试图确定这些卷轴的年代时，研究人员在一些被认为是空白的碎片上，利用多光谱成像技术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文字。
国王学院教授琼·泰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每个碎片上虽然只有几行，但这些发现，就像你在沙发下找拼图一样。”
在过去，有很多被认为是新发现的卷轴碎片被公开，但结果却发现是赝品。而目前正在研究的碎片，是在昆兰发现的最初卷轴的一部分，因此是可以证实其真实性的。马耳他大学希伯来语和古代犹太教高级讲师丹尼斯·米兹说，新发现的文字，可能与以西结书有关，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爱荷华大学古典与宗教研究副教授罗伯特·卡吉尔（Robert Cargill）说，“与圣经博物馆一再被报道的丑闻不同，约翰·里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藏品中的这一发现，是一个在考古学中，使用新技术的成功故事，这也提醒人们，那些乍一看可能并不出众的物品的重要性。”不过卡吉尔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在中国发现的一具14.6万年前的头骨，可能是一种新的人类物种
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发现的一具14.6万年前，被称为“龙人”的头骨，可能是一种新的人类物种。科学家们于2021年6月在《创新》杂志上发表了三篇不同的文章，称他们对头骨的分析表明，这一人类物种是与智人亲缘关系最近的人属成员，并命名为“龙人”。
“龙人”一词，指的是1933年发现头骨的龙河地区。发现它的工人一直把它藏着，直到2018年，他把头骨的事告诉了家人，随后家人把它捐赠给了河北地质大学的博物馆。
科学家们表示，这块保存完好的中更新世古人类化石“体积很大……由于大脑容量很大……在现代人类的范围内…”他们还说，与其他人种不同的是，这块头骨有一张宽而低的脸，眼眶几乎是方形的，平颧骨，腭浅，臼齿大。
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Christopher Stringer）是其中两篇论文的合著者，他说：“这足以证明，它是一个不同的物种。”
另一位参与这项研究的古人类学家倪锡军表示，龙人甚至可能比尼安德特人（穴居人），与人类的关系更密切。
一块29.9万年前的头骨表明，多个人类祖先同时生活在非洲
2020年4月1日，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式确定了“1921年，在赞比亚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古人类头骨”的年代，此前人们认为它有50万年的历史。根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这块头骨实际上大约有29.9万年的历史。研究人员将其归属于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一种估计已有60万年的历史的人种。该研究的合著者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这意味着“像其他人类物种一样，海德堡人至少存在了数十万年。”
此前从头骨上刮下的一层“薄矿物涂层”，被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矿物学藏品中找回，使科学家能够更精确地估计出头骨的年龄。除了提供关于海德堡人物种的新信息外，新的时间还“与早期现代人类的出现相吻合”。尽管这个头骨，不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但它确实“指向了生活在大致同一时期的，多个人类物种的存在。”
历史上最古老的故事，被描绘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人们发现了一幅4.39万年前的洞穴绘画，现在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最古老的故事。这幅壁画似乎描绘了一场游戏，动物们被赶出掩体，奔向有武装的猎人。格里菲斯大学的考古学家马克西姆·奥伯特（Maxime Aubert）认为，这幅壁画描绘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而是来自民间传说的宗教神话或故事。
马克西姆·奥伯特的推理，源于猎人的外表，因为他们并没有被画成人类的样子，而是人兽混合体。这可能表明猎人戴着面具，或者猎人就是“兽人”，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绘画中，其实也非常容易见到动物和人的混合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幅壁画不仅是有记载的历史中最古老的故事证据，也是精神信仰的第一个证据。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与灵性有关，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艺术家能够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概念化，从而使我们相信宗教，相信超自然的存在，”格里菲斯大学团队的成员，亚当·布鲁姆在接受NPR采访时表示。
发现壁画的洞穴后来被命名为Liang Bulu'Sipong 4，宽约4.5米，距离地面约3米。这个洞穴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的证据，这表明它可能是一个圣地。奥伯特后来告诉Ars Technica（美国知名科技博客媒体）：“要想进入这个洞穴还是非常有困难的，所以人们去那里，一定还有另一个原因。”
人工智能对古代粪便的检测，提供给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新见解
研究人员利用粪便化石，可以确定历史上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到底都在吃什么。虽然它们通常可以区分人类和动物的粪便，但狗的粪便却与人类的粪便非常相似。2020年4月，哈佛大学的分子考古学家Christina Warinner，和她的同事在PeerJ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一种新的人工智能工具的研究，该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区分形态相似的人类和狗的粪便”，并“从过去为人类和动物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带来新的见解”。
考古学家过去认为是人类粪便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狗的。在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程序后，据《科学》杂志报道，该程序“学会了在大量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包括人类和狗的粪便的现代样本。”因此，科学家可以更准确地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饮食，与我们目前对食物甚至糖尿病等疾病的理解之间的联系。
埃及大金字塔坟墓的发现，证明不是奴隶建造的
尽管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金字塔是由奴隶建造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990年，一名游客发现了一系列古老的墓地，这表明建造这些雄伟建筑的人并非奴隶，而是受雇的劳工。
在这些坟墓中，工人们尸体都有啤酒和面包的陪葬，可以让他们带到来世，而奴隶是永远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更重要的是，工人们显然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们的尸体，被安置在了非常靠近神圣的金字塔的坟墓里，而这些金字塔是为法老们建造的。
古希腊人发明了最早的模拟计算机
尽管古希腊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许多现代发明的鼻祖，但研究人员对安提基希拉机械装置却没有意料到。这种复杂的机械结构是一种模拟计算机，包括一系列的齿轮和结构，让用户可以预测行星的轨道，日食发生的时间，并标记阳历和黄道日历。
这台机器是1900年在一艘沉船中发现的，至少来自公元前100年，比类似技术早了近1000年。
彩绘贝壳证明，“原始的”尼安德特人，创造了艺术
公众对尼安德特人的印象是，他们是生活在昏暗洞穴的穴居人，后来被更先进的智人消灭了。不过现代研究开始反驳这一观点，最近的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比许多人之前认为的，更类似于现代人。
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在意大利发现的彩绘贝壳，可以追溯到智人到达欧洲之前的时期。这些装饰物，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装饰品，表明这些早期的人类，可能创造，并开始收藏艺术品。
印加儿童木乃伊，展现了儿童是如何被下药和献祭的
过去的作家会经常描述到古代印加帝国的人祭。但是确切的祭祀方法，一直没有被完全揭开——直到1999年在阿根廷发现了三具木乃伊。三个孩子的尸体保存完好，年龄分别为4岁、5岁和13岁，这让研究人员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详细的研究。
法医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儿童在死前，被喂了大量玉米、啤酒和古柯叶。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孩子们会被下药直到昏倒，然后被扔在山顶上等死。
一个200万年前的头骨，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进化的看法
这块化石被称为“头骨5号”，是在格鲁吉亚德马尼西发现的，一个18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头骨。特别重要的是，它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对其形状和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关于人类进化的普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头骨中包含了通常与不同早期人类物种，有关的细节。研究团队认为，这表明早期人属物种的独立物种，可能比之前认为的要少得多。
古卷轴显示，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因为预算削减，而不是火灾
亚历山大皇家图书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收藏了古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数千卷卷轴和文本。然而，它在历史上的迅速消失，让许多人认为它是在一场大火中被毁的，而且可能就是在尤利乌斯·凯撒进攻埃及时，下令这么做的。
不过卢西亚诺·坎福拉（Luciano Canfora）最近发现的证据，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所写的卷轴显示，它实际上是由于政府的预算削减而被取消的。图书馆的资料要么逐渐散失，要么被转交给了其他机构，而图书馆剩下的馆藏，很可能在642年被毁。
一个满是骷髅的洞穴表明，早期人类埋葬了他们的死者
早期的研究表明，埋葬仪式是由大脑更发达的现代人开始的。但是，在南非发现的一个洞穴中，包含了1500多个已经灭绝的早期古人类的独立化石，挑战了这种想法。大量的骨头表明，他们的位置是经过刻意安排的，而头骨化石表明，这个特殊的人属的大脑大小，只有现代人类的一半。
这一发现，迫使研究人员重新考虑这些早期人类的文化和智力水平。
猫的遗骸，有助于解释动物是如何被驯化的
包括猫在内的各种动物，到底是如何被驯化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此前，关于家猫的最早证据，来自大约4000年前的古埃及艺术。然而，中国的一项新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观点，比如这具猫的遗骸表明，这种动物与该地区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猫之所以来到这个地区，是因为吃农民谷物的啮齿动物，在当地泛滥成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猫和人类变得更加亲密，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互惠互利的关系。
哥贝克力石阵，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庙
古生物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类大约在1万年前，就开始定居并建造城市。然而，一座建于1000多年前，被称为哥贝克力石阵的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庙。这些遗迹表明，人类建造永久定居点的时间，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早。
古非洲硬币表明，库克船长不是澳大利亚的发现者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是由詹姆斯·库克于1770年发现的。然而，过去十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对这种假设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五枚非洲硬币的收藏，它们的历史超过了900年。
这些在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硬币可能表明，在库克到来之前很久，澳大利亚就已经有游客了。结合其他证据，如洞穴艺术和其他钱币，可能意味着来自非洲、印度、中国和欧洲的商人，都比他早很久就到达了澳大利亚。
工具的发现，表明人类窃取了尼安德特人的技术
研究继续表明，尼安德特人比典型的穴居人要先进得多。要找到证据，只要看看在一个尼安德特人遗址，发现的一种被称为lissoir（磨光器）的特殊工具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智人进入欧洲之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作皮革的工具，至今仍在使用，这表明现代人直接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窃取了这一设计。
一个巨大的石雕，揭示了新的玛雅神和统治者
2013年，在危地马拉发现的一个巨大石雕，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玛雅文化的新视角。这个巨大的立面上，雕刻着考古学家从未见过的全新的神灵。此外，它还包含了很多新的信息，即随着新的国王接管控制权，权力如何从特定的玛雅人群体，转移到其他的群体。
但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状态：石雕上甚至有一些原始彩色油漆的痕迹。
李志鹏：殷墟出土羊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羊是中国古代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之一。家羊包括绵羊和山羊，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牛科下的山羊亚科，绵羊和山羊则分别属于其中的绵羊属和山羊属①。羊是家畜中利用价值非常高的一种动物，能为人类提供多种畜产品。羊不仅可以产肉和脂肪，还可提供其他产品，如奶、羊毛、羊皮。此外，羊为草食性动物，养羊所消耗的饲料以野草为主，以谷物的秸秆为辅，其食物来源的特点导致羊不会与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因此，家羊的出现，代表人类开始以草食性动物来开发新的生计资源（草本植物）②，表明畜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的研究认为绵羊和山羊可能是在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及其周边地区最早驯化，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③。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仰韶文化时期，很少发现山羊亚科的动物遗存，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羊的发现数量开始增多，在多处遗址都有发现。现有的研究认为，中国境内的家羊大概是在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从西方传入，地区大致是在甘青地区④，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家羊已在中原地区出现，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晚商时期，养羊业逐步得到发展。但是在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对家羊的研究与对家猪的研究相比，仍然显得很薄弱，存在诸多空白，如对绵羊与山羊的骨骼形态区分、羊的死亡年龄判定及对由此反映的畜养和消费方式的研究就是其中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对动物骨骼的重视，发掘中比较注意收集动物遗存，动物考古学家也积极介入其中，为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河南安阳殷墟是晚商时期的都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遗址进行了多年的发掘。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殷墟郭家湾遗址，揭露了一批房址、灰坑与墓葬。2003～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殷墟遗址范围内的安阳市孝民屯村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6万平方米，整体揭露了一批商代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址、一处大型铸铜遗址和大量墓葬⑥。郭家湾和孝民屯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其中孝民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区域与郭家湾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由笔者进行了鉴定分析，发现其中有大量羊骨。本文拟通过对殷墟这两处地点出土家羊的动物考古学分析，尝试探讨晚商时期都城居民对家羊的消费利用与开发方式、获取羊的来源以及当时的养羊策略等问题。
一
要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消费利用情况，首先要鉴定考古遗址出土的羊骨是绵羊还是山羊。绵羊与山羊的头骨与角心的形态区分较为容易，而肢骨的形态区分则相对比较困难。以往国内的动物考古学家除了对山羊和绵羊的掌骨与跖骨的形态区分做过探讨外⑦，对其他肢骨的形态区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在国外，不同学者对二者的形态区分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其中博伊斯内科（J.Boessneck）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⑧，涉及羊的大部分骨骼，其标准也得到同行多年工作的检验，除了对部分特征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争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可，而其他动物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对其又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补充。我们在鉴定殷墟孝民屯出土的羊骨时，首次在国内采用这些标准对山羊和绵羊的多数骨骼进行了区分，对于少数在动物考古学界尚有争议或不好把握的骨骼区分特征则不勉强依其进行区分。
要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利用方式，必须注意对具体考古背景的分析。作为日常生活食物垃圾的羊骨与使用于特定礼仪背景如祭祀坑与墓葬中作为祭牲或随葬品的羊代表了人类对羊的不同利用方式。把在不同性质的考古背景中出土的羊骨分开比较分析，是进一步研究人类对羊的消费利用方式的基础。
此外，研究古代人类对羊的消费利用情况，还要探讨羊在人类利用的动物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这主要借助对羊骨在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组合中所占数量比例的分析，其中可鉴定标本数（NISP）与最小个体数（MNI）是两个重要的量化指标。可鉴定标本数是指所有可鉴定到特定骨骼或部位与某一动物分类单元如种属的动物骨骼总数，最小个体数则通常是指收集的动物骨骼标本中某一种属出现次数最多的单侧骨骼或部位所代表的动物个体数。两种统计方法各有利弊，结合起来可以互补。可鉴定标本数比较客观，最小个体数则不像可鉴定标本数那样受动物骨骼破碎程度的很大影响。
另外，本文还借鉴了植物考古学中“出土概率”的统计方法⑨，以探讨羊被人类利用的普遍程度。动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是指在遗址中发现某种动物的可能性，是根据出土某种动物的考古遗迹单位在所有发掘的考古遗迹单位总数中所占比例计算得出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某种动物骨骼在出土的所有动物骨骼中所占的绝对数量及其数量比例，仅以“有”和“无”二分法，其结果反映的是动物在发掘区域的分布概率与该种动物被人类利用作为肉食的普遍程度。出土概率的统计可与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与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相结合，更加全面地揭示不同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要探讨古代人类对羊的利用方式，还要注意对羊的死亡年龄结构的探讨。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可以反映人们畜养和消费羊的目的或策略以及家羊的饲养和肉食消费地点。
养羊存在不同目的。英国学者塞巴斯蒂安·佩恩（Sebastian Payne）曾对分别以产肉、产奶和产毛为主要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与死亡年龄结构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不同模式下羊在各个年龄段的存活率曲线⑩ （图一；图二；图三）。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产肉，人们会在羊达到最佳产肉的年龄段时杀掉大多数的年轻公羊，只留很少一部分公羊作为种羊繁育后代。如果产奶是惟一目的，人们则会杀掉大部分年龄在2个月内的公羊，而保留大部分母羊作为产奶羊。如果产羊毛是养羊的主要目的，人们则会保留较多的成年个体，产羔仅限于羊群的换代需要，不留作种羊的公羊一般都被阉割，但羊到老年后容易掉毛，所以成年羊一般在六七岁以后会被大量杀掉。但是，养羊的目的通常并不限于单一的畜产品。如果养羊的目的是产奶兼产肉，那么在产奶更重要与冬天饲料不足或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多数多余的羔羊会在6～9个月大的时候被杀掉；如果在产肉相对更重要和冬天不难获得饲料的情况下，一般对2～3岁的羊进行宰杀。宗教文化的因素也会影响羊的屠宰模式，如宗教禁忌、宗教节日。另外，对野生绵羊的研究表明。出生后不久的羔羊死亡率最高，老年羊死亡率也很高，其他年龄段的羊死亡率一般较低。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如果是以狩猎方式获得野羊，猎手会发现羔羊和老年羊比较容易捕杀，这样遗址里的羊会以羔羊和老年个体占多数。因此，佩恩提出的羊的三种屠宰模式代表的是理想状况下的情况，真实的情况会因具体原因出现各种变化。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大体据此探讨古代养羊的屠宰模式和由此反映的养羊的主要目的和畜养策略。
图一 模式A：与以产肉为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相对应的家羊存活率曲线图（图中的柱状图代表不同年龄段宰杀的羊在羊群中所占百分比，如1岁阶段宰杀的羊占羊群的30％，1岁时羊的存活率为70％，1～2岁阶段宰杀的羊占羊群的20％，2岁时羊的存活率为50％）
图二 模式B：与以产奶为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相对应的家羊存活率曲线图
图三 模式C：与以产毛为目的的家养屠宰模式相对应的家养存活率曲线图
如果遗址发现的羊由当地饲养而且仅供自己消费，一般而言，在季节性居住的遗址中只会发现某一或某些特定年龄段的羊，而在长期居住的遗址中则会发现各个年龄段的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生后不久的羔羊或母羊腹中未出生的羊的发现是一个遗址养羊的重要证据之一，因为一个遗址的居民如果自己不养羊一般不会出现这些年龄段的羊。如果羊是在遗址当地饲养，既供遗址居民自己消费，也对外销售，会出现几种情况：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卖肉，那么在遗址出土的羊中，处于最佳上市年龄的羊就会比较少，而会发现一些出生不久就自然死亡的羔羊以及大量因为不适合繁殖后代而被淘汰的老年个体；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产奶，那么养羊户会卖掉公羔羊与不能繁殖或产奶的老年母羊，结果是在遗址中很少发现这类羊；如果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产毛，人们会把产毛少或毛质差的大龄羊杀掉出售(11)。如果一个遗址的居民自己不养羊而靠外地供应，那么在遗址中发现的羊的年龄通常比较集中，其中多数为达到上市年龄的羊，而处于繁殖年龄的羊相对较少。上市年龄与羊的发育快慢有关，在通常情况下，羊大约在l岁半时肉量回报开始下降，因此，多数上市的羊的年龄为1岁半到2岁半，这一时期羊的产肉量最高。
至于羊的死亡年龄，可以根据其骨骼的骨骺愈合状况、头骨骨缝闭合状况、牙齿的萌出与磨蚀状况、角的发育状况等进行推断，其中通过羊的下颌牙齿的萌出与磨蚀状况来推断羊的死亡年龄最为有效。羊到了3岁半以后所有的头后骨骺都已愈合，无法推断成年以后的具体年龄，而羊的下颌牙齿的萌出与磨蚀状况则可用来推断羊的所有年龄阶段，而且考古遗址出土动物的牙齿较之头骨、头后骨骼保存得更好。因此，羊的下颌牙齿是判断羊的死亡年龄的最佳考古学资料。由于在殷墟遗址的生活遗迹中出土了大量的羊的下颌骨，为分析羊的死亡年龄提供了很好的大样本资料，所以本文对晚商时期作为殷墟居民日常肉食消费的羊的牙齿萌出和磨蚀状况进行观察、记录与量化统计来推断其死亡年龄结构，至于墓葬中随葬的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则还借助对骨骼的愈合状况进行分析。
羊的不同骨骼的骨骺愈合时间不同。早期愈合的骨骼部位包括肩胛骨（6～8个月龄愈合）、盆骨（6～10个月龄愈合）以及肱骨远端与桡骨近端（10个月龄愈合）；中期愈合的骨骼部位包括第1、2指骨近端（13～16个月龄愈合）、掌骨远端与胫骨远端（1.5～2岁愈合）以及跖骨远端（20～28个月龄愈合）；晚期愈合的骨骼部位则包括跟骨近端与股骨近端（2.5～3岁愈合）、尺骨两端（2.5岁愈合）、桡骨远端（3岁愈合）以及肱骨近端、股骨远端与胫骨近端（3～3.5岁愈合）(12)。
羊的不同牙齿的萌出次序和时间不一样，虽然家羊的品种和饲养条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一定差异(13)，但牙齿的萌出先后次序是一定的，特定牙齿萌出的时间大体处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因此记录羊萌出的牙齿可以大体确定羊的死亡年龄。但是对于所有恒齿萌出后的羊的年龄则需要借助恒齿的磨蚀状况进行分析，这就涉及对羊牙齿的磨蚀状况的记录方法问题。国外学者较早地对羊牙齿的萌出、磨蚀状况的记录方法进行了探索。20世纪70年代初，塞巴斯蒂安·佩恩设计了一套记录羊的下颌颊齿（包括前臼齿和臼齿）的磨蚀阶段的方法(14)。该方法主要根据牙齿咬合面暴露的牙齿和珐琅质由于磨蚀形成的图案确定牙齿萌出和磨蚀的阶段，记录客观详尽而且直观，但不足之处是记录符号输入电脑不方便。在此之后，安妮·格兰特（Annie Grant）设计了一套记录猪、牛、羊的牙齿磨蚀状况的方法，其中羊的下颌颊齿磨蚀阶段的记录方法与佩恩的方法大同小异，但每一个磨蚀阶段都对应某一个特定的英文字母(15)（图四）。这种方法较佩恩的方法更便于标准化记录和输入电脑，适合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佩恩后来受格兰特的启发，改进了其记录牙齿磨蚀状况的方法，将每一个磨蚀级别对应某一个特定数字和字母组合的形式，也可输入电脑记录(16)。
图四 格兰特设计的记录羊下颌牙齿磨蚀级别的方法（m[,4]即下颌第4乳前臼齿，或记录为dp[,4]，P[,4]指下颌第4前臼齿，M[,1－3]分别指第1臼齿到第3臼齿。）
我们在鉴定殷墟出土羊的下颌颊齿萌出和磨蚀状况时采用了格兰特的记录方法，对羊的牙齿萌出和磨蚀阶段进行了详细记录，包括羊下颌的游离臼齿以及完整和不完整的下颌齿列上的恒臼齿、第4前臼齿和第4乳前臼齿。另外，成形而未磨蚀的牙齿分别记作C（可见齿槽孔）、V（可见牙齿，但未萌出）、E（刚萌出）、1/2（萌出1/2）和U（牙齿完全萌出，但尚未磨蚀）。图四中的磨蚀阶段a则指的是牙齿开始磨蚀但未露出齿质点。
佩恩根据其多年的研究曾提出了一套根据下颌颊齿萌出和磨蚀状况相应的确定羊的死亡年龄的标准(17)，梅琳达·齐德（Meilinda A.Zeder）在佩恩的基础上对记录方法进行了调整，也发展了一套方便输入电脑的数字化的记录，与牙齿的具体磨蚀阶段和死亡年龄相对应(18)。我们在最初记录羊的牙齿磨蚀阶段采用的是格兰特的记录方法，将其记录方法与齐德的记录方法拟合后，再根据殷墟遗址出土的羊下颌不同颊齿磨蚀与萌出级别的组合情况，对羊的年龄级别的推断方法做出相应调整（表一）。
二
殷墟遗址出土羊骨的考古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层、灰坑、房址居住面与房址废弃后填土层等生活遗迹，一类是祭祀遗迹与墓葬。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运用的可鉴定标本数是在对羊骨出土的考古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将生活遗迹、祭祀遗迹与墓葬出土的羊骨分别进行统计。出土于生活遗迹中的羊骨采用了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与出土概率的统计方法。出土于祭祀遗迹和墓葬中的动物牺牲多为完整骨架或关节相连的多个骨骼部位，若以可鉴定标本数来统计，无疑会加大某些动物的实际数量，因此本文对这类遗迹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只采用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方法来统计。
从殷墟孝民屯各期生活遗迹中出土动物骨骼的情况来看，家养动物始终占哺乳动物的绝对多数，其中可鉴定标本数始终占全体哺乳动物的93％以上，最小个体数在殷墟文化一、二期比例显得偏小，但在殷墟文化三、四期也都在93％以上。从统计数据（表二）来看，孝民屯出土的羊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数量比例，在殷墟文化一期数量偏少，可鉴定标本数仅占哺乳动物总数的约6％，而从殷墟文化二期到殷墟文化四期，其可鉴定标本数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4％～19％，最小个体数比例则始终比较稳定，在13％～18％之间；郭家湾遗址出土的羊骨可鉴定标本数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较殷墟孝民屯羊骨的比例小，最小个体数比例则较为接近，在整个殷墟时期羊在哺乳动物中的比重均在10％以上。根据我们对哺乳动物骨骼的量化统计，羊在哺乳动物中所占相对比例一直排列在猪与黄牛之后。
孝民屯与郭家湾两个地点晚商时期羊骨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及二者在哺乳动物中所占比例的统计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养羊业的规模相对比较稳定，也说明在殷墟居民的肉食结构中羊肉所占比例较为固定，羊虽然在居民的肉食结构中的比重不如猪和牛，但最小个体数总体始终在10％以上与可鉴定标本数多数时期在lO％以上的比重，也说明羊始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肉食资源。
另外，从孝民屯与郭家湾的羊骨出土概率（表三；图五）来看，从殷墟文化前期（一、二期）到殷墟文化后期（三、四期）羊骨的出土概率呈上升趋势。在殷墟文化一、二期，羊骨的出土概率为53％以上，到了殷墟文化三、四期，羊骨的出土概率大大增加，从殷墟文化三期开始，羊骨的出土概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殷墟文化前期羊骨的出土概率相对较低，可能与这一时期文化遗存发现得较少有关，也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殷墟居民确实不如殷墟文化后期的居民吃羊肉普遍。到了殷墟文化后期，殷墟居民吃羊肉已经非常普遍。就殷墟不同区域来看，在殷墟文化二期与殷墟文化三期，孝民屯遗址的羊骨出土概率比郭家湾遗址高，这是否反映了不同居民社会地位的差异目前还难以断定。不过，总体来看，虽然在人们吃的肉食总量中羊肉还不能与猪肉和牛肉相比，但整个殷墟文化时期殷墟居民吃羊肉还是比较普遍。
图五 殷墟羊骨出土概率图
羊除了作为殷墟居民的日常肉食外，还是当时各种祭祀、丧葬礼仪中常用的动物牺牲。晚商时期存在大量祭祀活动，对祭祀中羊牲的处理方法应不仅限于埋葬全牲或将羊牲部分身体置于墓中随葬，但目前还没有考古证据来确认用其他方法处理的羊牲。因此，可以明确为动物牺牲的羊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土于祭祀坑中骨架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羊牲，这一类可称之为祭牲；另一类是出土于墓葬中的羊牲，有的为完整的羊头，多数为羊腿，有学者将其中的兽腿与古代典籍中的“奠竁”相联系，认为是为死者送葬的肉食(19)，本文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认为羊头与羊腿都是作为供死者在死后世界中享用的肉食随葬。另外羊牲的使用涉及身体部位与方位的选择、羊牲在所有动物牺牲中所占的比重、羊牲的年龄与性别选择等，本文仅讨论羊牲在所有动物牺牲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墓葬中羊牲的年龄结构，以便与生活遗迹中出土的羊进行比较研究，其他问题则将另文讨论。从殷墟遗址以往发表的报告来看，羊用作祭牲的数量较多，据袁靖、傅罗文的梳理，羊牲数量多于猪牲，但排于狗牲、马牲、牛牲之后(20)。在孝民屯遗址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内则迄今没有发现羊牲的埋葬坑，这可能说明在手工业作坊区内发生的祭祀活动一般不用或少用羊牲作为全牲埋祭。殷墟墓葬出土动物牺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完整骨架的狗牲，这类为殉牲(21)；一类是作为肉食的牺牲，如牛、羊、猪等。在作为肉食类祭品的动物牺牲中，据不完全统计（表四），羊牲的数量最多。以上分析足以看出羊在祭祀礼仪中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是晚商时期养羊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羊群中绵羊与山羊的相对比例的确定，有赖于对绵羊和山羊骨骼形态特征的区分。目前对于国内考古遗址出土羊骨各类骨骼较为全面的区分始于笔者对孝民屯遗址出土的羊骨的鉴定，其中鉴定为绵羊的可鉴定标本为1349件，鉴定为山羊的可鉴定标本为52件，二者的比例约为26∶1，可以看出，晚商时期山羊在羊群中所占比例很小。一般而言，山羊比绵羊更适合在远离农业区的地方进行远距离的放牧，绵羊则可在农、牧业区饲养。而且，绵羊比山羊产肉量多，还能生产更多的副产品，尤其是羊毛。从动物习性上来看，绵羊比山羊更为温顺，适合管理。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晚商时期羊群中绵羊占优势地位。迄今为止，在中原地区的养羊户还是多饲养绵羊，山羊则始终占少数。
三
晚商时期殷墟居民日常消费的羊的死亡年龄数据主要来自殷墟孝民屯生活遗迹中出土的羊骨。孝民屯出土殷墟文化前期的羊下颌骨数量较少，其中殷墟文化一期只有1件死亡年龄处在第Ⅲ阶段的下颌骨，因此我们只对殷墟文化二到四期的羊下颌骨按死亡年龄阶段分别进行了统计（表五；表六；表七），目的是为了在更细的分期框架中进行研究。至于按死亡年龄阶段统计，是考虑到不同地理、气候环境中的羊牙齿的萌出、磨蚀状况对应的年龄会有一定差异，便于以后研究者作比较研究时有较为客观的依据。
孝民屯分为南区和北区，统计结果显示，在北区发现的羊相对较少，其中殷墟文化四期羊的数量最多，但也只有20件标本。笔者经过分析发现，这些羊的死亡年龄结构与南区相似，说明将孝民屯不同分区的羊下颌骨合在一起统计不影响死亡年龄结构分析。
殷墟文化二到四期左右两侧羊下颌骨数量差别不大，两者呈现出大体相似的死亡年龄结构，这表明，死亡年龄结构基本不受下颌骨左右分开统计的影响，因此可以把左右侧下颌骨合在一起统计。孝民屯生活遗迹中出土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殷墟时期其所在区域的居民日常消费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可以据此对各个年龄阶段存活下来的羊的比例即羊的存活率进行计算。因为殷墟文化三、四期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大体相似，我们对殷墟文化时期孝民屯出土的羊分为前、后期两大阶段计算其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存活率（表八；图六）。
图六 殷墟文化时期孝民屯生活遗迹中出土家羊的存活率曲线图（上图）与以产肉为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相对应的存活率曲线图（下图）
从图六可以直观地看出，根据殷墟文化前、后期孝民屯生活遗迹中出土家羊的死亡年龄得出的存活率曲线，与佩恩提出的以产肉为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对应的家羊存活率曲线十分接近。统计结果显示，孝民屯出土的羊大部分在年龄阶段Ⅳ即2岁以前被宰杀，而且主要集中在半岁到2岁之间，占60％以上，3岁以后的成年个体只占少数，不到25％，而其中多数又在3～6岁间被宰杀。这说明，殷墟时期孝民屯居民日常消费的羊的屠宰模式大体符合典型的以产肉为目的的家羊屠宰模式，除此之外，也可能获取一定量的羊奶、羊毛或羊皮，但这只是附带的次要目的。殷墟前期样本数量太少，必须等获取更多的样本后才能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但就有限的样本数量来看，也基本符合产肉模式。至于头年被宰杀的幼年羊很可能代表着养羊户为了避免过冬要提供草料而杀掉的一部分羊，因为头年的幼年羊肉质较嫩，出售的价格可能较高，能弥补因过早宰杀羊带来的损失。
郭家湾出土羊的下颌骨中能够明确判定死亡年龄的较少，整个殷墟时期只有32件，死亡年龄在3岁以前的有19件，占59.3％，这说明该地点居民消费的羊也是以未成年的羊为主，与孝民屯的情况基本一致。
此外，殷墟孝民屯与郭家湾生活遗迹中出土的羊未见0～2个月龄的羔羊，2～6个月龄的羔羊也很少见，这说明殷墟居民消费的羊很可能不是自己蓄养的。刚出生后不久的羊自然死亡率较高，如果殷墟居民自己养羊，当存在一定数量的6个月龄以下的羔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相对于年龄更大的羊来说，6个月龄以下羔羊的下颌骨与牙齿比较不容易保存下来。但是，笔者对殷墟孝民屯出土猪的死亡年龄的分析显示，年龄在6个月以下猪的数量占10％以上，年龄在2个月以下的猪也有一定数量，说明这不是受骨骼保存情况影响的结果。此外前文提到，如果一个遗址居民消费的羊主要靠外来供应，那么遗址出土羊的年龄通常比较集中，而处于繁殖年龄的羊相对较少，殷墟遗址发现的情况正好符合这一点。孝民屯与郭家湾是晚商时期都城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殷墟文化一期与二期早段时，孝民屯还只是普通的族邑，到了殷墟文化二期晚段以后，孝民屯北区居民很可能为城市贵族、普通族众混合居住的地区，孝民屯南区主要为铸铜工匠或管理铸铜工业的贵族或官吏居住。郭家湾则可能始终是普通的族邑。这些城市居民的羊肉资源主要依赖外来供应，或通过交换、购买所得，或由商王室将贡赋所得或控制管理的牧场蓄养的羊赏赐、分配给这些居民。
孝民屯与郭家湾遗址发掘面积非常大，遗址中出土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及其反映的屠宰模式很可能代表了殷墟时期殷墟居民羊肉消费与供应的典型特点，即为殷墟居民供应羊肉的养羊户主要是以产肉为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晚商时期养羊经济可能为以开发肉产品为主要目的的畜牧业方式。此外，晚商时期可能出现了以供应城市居民羊肉为主要目的的专业化的养羊经济。这种体现商代国家城乡经济系统背景下城市非自给自足的肉食供应模式，是古代社会发展到国家文明阶段和聚落城市化的产物。虽然由于目前没有晚商时期乡村遗址的资料，还不能对整个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各个地区的养羊业的不同情况做出全面分析，但晚商都城居民消费的羊当主要来自乡村，无论是以贡纳的形式还是以城乡贸易的形式。因此，殷墟遗址出土羊骨反映的羊的屠宰年龄模式仍然可大体反映当时养羊业的情况。当然，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在晚商社会的某些地区或遗址存在以产奶或产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经济，这需要将来分析更多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尤其是商文化不同区域内的乡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
此外，我们对于殷墟孝民屯墓葬中作为随葬动物的羊骨也进行了死亡年龄的考察与分析。其中羊腿的骨骺愈合状况记录显示，绵羊的死亡年龄小于1.5岁的有2例，死亡年龄为1～3岁的有5例，死亡年龄为3～3.5岁的有1例；随葬的羊头附带的牙齿萌出状况显示，死亡年龄分别为1～2岁与6～12个月。可见，孝民屯墓葬中随葬的羊也都是未成年个体，这可能也代表了殷墟墓葬随葬羊的死亡年龄结构，但还需更多资料来证实。殷墟墓葬中随葬的羊牲以未成年个体为主的年龄构成，与殷墟居民日常消费羊的死亡年龄结构接近，很可能反映了丧葬礼仪中“事死如事生”的一面。
附记：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殷墟动物遗存研究》与殷墟孝民屯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工作的一部分。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获得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石璋如先生考古纪念奖奖助金”、美国路思基金会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合作发起的“东亚和东南亚考古与早期历史个人学术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在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诸位同仁的支持，杨梦菲、吕鹏、陶洋、慕兰、杨春先后参与了殷墟动物资料的整理，牛世山、何毓灵、王学荣、唐际根、刘忠伏、孟宪武先生对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帮助，袁靖先生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编写组：《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增订版）第593页、600～602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② 王明珂：《辽西地区专业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67本第1分。
③ Zeder,M.A.,Hesse,B.,The initial domestication of goats(Capra hircus)in the Zagos Mountains 10,000 Years Ago,Science 287 (5461),pp.2254-2257,2000.
④ a.袁靖、黄蕴平、杨梦菲、吕鹏、陶洋、杨杰：《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见《科技考古》第2辑第28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b.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⑤ a.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
b.刘莉等：《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c.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d.杨杰：《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见《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⑥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房址2003～2004年发掘简报》、《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⑦ a.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编写组：《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增订版）第600、601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b.同⑤c。
⑧ J.Boessneck,Ost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heep(Ovis aries Linné) and Goat (Capra hircus Linné),In Science in Archaeology:A Survey of Progress and Research (2nd edition),New York:Praeger Publishing,pp.331-358,1970.
⑨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实验工作方法》，见《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第50、5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⑩ Sebastian Payne,Kill-off patterns in sheep and goats:The mandibles from Asvan Kale,Anatolian Studies 23,p.282,1973.
(11) Paula Wapnish & Brian Hesses,Urb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nimal production at Tell Jemmeh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Levant,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7,No.2,pp.81-94,1988.
(12) I.A.Silver,The ageing of domestic animals,In Science in Archaeology:A Survey of Progress and Research,London:Thames and Hudson,pp.283-302,1969.
(13) a.同(12)。
b.Noddle,B.,Ages of epiphseal closure in feral and domestic goats and ages of dental erup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1974(1),pp.195-204.
c.Bullock,D.,& Rackham,J.,Epiphyseal fusion and tooth eruption of feral goats from Moffatdale,Dumfries and Galloway,Scotland,In Ageing and Sexing Animal Bon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Oxford: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British Series 109,pp.73-80,1982.
(14) 同⑩，pp.281－303。
(15) Grant.A.,The use of tooth wear as a guide to the age of domestic animals,In Ageing and Searing Animal Bon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Oxford: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British Series 109,pp.91-108,1982.
(16) Sebastian Payne,Reference Code for Wear States in the Mandibular Cheek Teeth of Sheep and Goa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1987(14),pp,609-614.
(17) 同⑩，pp.281-303。
(18) Melinda A.Zeder,Feeding Cities:Specialized Animal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pp.90-92,1991.
(19) a.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b.沈文倬：《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c.谢肃：《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20) 袁靖、傅罗文：《动物考古学研究所见商代祭祀用牲之变化》，见《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21) 李志鹏：《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0期，2010年。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4)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13、33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c.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d.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e.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来源：《考古》2011年第7期
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1〕，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 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 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 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2〕， 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3〕。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4〕。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5〕。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 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6〕。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甲骨的著录，始于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到1983年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图版13册出齐，为一大结穴。《合集》汇总诸家，共收录甲骨41956片， 当时已出材料的主要内容皆已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7〕。这些书籍， 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1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 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were first unearthed at the Yin Ruins.The discovery has lead to the birth of a new branch of knowledge:study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The compil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started withthe publication of Liu E's Tieyun Canggui.The Jiagu Heji,abook published in 1983,with Mr.Guo Moruo as its editor- in-chief,includes a total of 41,956 pieces of oracle bones andshells,which compose the major bod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so far.The sorting and compiling of oracle bones have turnedout to be fruitful with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scholars,providing a solid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Thedecipherment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 is a majorpart of paleography.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from theYin Ruins began at 1935,when Mr.Dong Zuobin worked out awidely accepted 5-stage sequence based on the excavated data.The periodiz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consistently discussed ever since.The discovery of the YinRuins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 a major event in theworld archaeology since it unveils the magnificent culture ofthe Shang dynasty.
The past century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study hasproduced many scholars and works,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period has witnessed a really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area.It is from this crescendo that a brighter prospect can be predicted for the coming century.
注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 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 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3〕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 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蘧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4〕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5〕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6 〕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7〕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 《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8〕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一～四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
〔9〕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 科学出版社1955年。
〔10〕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已出6册，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2年。
〔11〕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甲骨缀合新编补》，同上1976年。
〔12〕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1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另有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1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15〕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1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20〕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21〕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Thames and Hudson,1981）第174页。
〔22〕Jacques de Morgan,Prehistoric Man,转引自〔21 〕第173页。
〔23〕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5〕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26〕参看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来源：《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