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章草在线中文字幕文章列表:

• 1、张明杰：江苏长洲墨妙亭及其镇亭之宝先朝宝翰的流转
• 2、林铁担任河北省委书记长达17年之久
• 3、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建成 章草书单字丰富到6825个
• 4、怀素小草圣母帖，说它怎么好都不为过！
• 5、千年读懂平复帖

张明杰：江苏长洲墨妙亭及其镇亭之宝先朝宝翰的流转

通常所知，我国历史上有两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为黄庭坚岳丈孙觉（字莘老，1028-1090）所建。好古博雅的孙觉上任湖州知州后，多方搜集先贤汉唐碑刻等遗存，并建造亭阁加以收藏保护，这就是最早的湖州墨妙亭。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曾为此作《墨妙亭记》，并赋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墨妙亭记》已成千古传诵的名篇。

其二在江苏太仓，为元代太仓名士兼书法家顾信（字善夫，1279-1353）所建。顾信为南北朝时期大学者顾野王（519-581）的后裔，曾任昆山州州务副使、浙江军器局提举等职，与大书法家赵孟頫交好，并从其学书，两人亦师亦友。据传顾信辞官归故里时，赵孟頫特为其书《归去来辞》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相赠。顾信奉为至宝，归乡后即勒石以志，并建墨妙亭珍藏之。当然亭中还藏有其他诸多法书墨宝。

以上两家墨妙亭后均遭损毁，遗迹无存，今存者乃为后世重建，尤其是太仓墨妙亭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新建。

其实还有一家墨妙亭往往被忽视，即清代江苏长洲（今苏州）大收藏家顾沅（1799-1851）所建之墨妙亭。顾沅字澧兰，号湘舟，又称沧浪渔父，自幼聪颖好学，但不以仕途为志业，官至教谕，叙布政使。生平喜读书和收藏，其自家园林“辟疆小筑”中建有藏书丰富的“艺海楼”，另有“吉金乐石之斋”、“赐砚堂”、“古泉精舍”、“秘香阁”等，所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等闻名江南。后又入手众多名贤画像和明清名家墨迹，特筑“墨妙亭”以藏之。顾沅死后，因太平天国战乱，顾氏家境日落，宏富的藏品也散出殆尽，藏书多为丁日昌所得，金石书画则四处散佚，园内各种楼阁名存实亡，最后甚至连遗迹也荡然无存。因此，顾氏墨妙亭今已鲜为人知。

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顾沅逝去数十年后，其墨妙亭中的遗物竟飘洋过海，到了日本。这件遗物即数十家墨迹荟萃《先朝宝翰》（又称《名人墨妙》），堪称顾氏墨妙亭中的镇亭之宝。从结论上讲，这一墨宝是由避难京都的罗振玉携出国门并转让出去的，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林则徐为顾沅所藏《先朝宝翰》题字

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学部任职的罗振玉预感命运未卜，思量避难之际，巧遇大谷光瑞委派驻京本愿寺僧前来劝说其避难日本，加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友人也都来函力劝，遂决定去国东渡。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在此之前，应内藤湖南等人恳请，罗振玉曾出借300件自藏书画运往京都展出，如果借此机会就地售出，即可解决东渡日本的经费问题。1911年11月底，罗振玉携王国维及女婿刘大绅三家人，由天津乘船至神户，然后入京都暂居，由此开启了罗氏长达8年之久的异国寄寓时代。同时也成就了罗氏在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文卷等领域的卓越业绩，尤其是领先于世界的以甲骨考古为主的“罗王之学”。

因在京都购地造房和生活、出版所需，形同寓公的罗振玉不得不出手大量自身藏品，尤其是书画碑帖等文物，《先朝宝翰》即其抵京都后不久出手的书迹墨宝之一。

这件墨宝为广岛富豪久野元吉所得。久野元吉（1875-？）号锦浦，又别署“黄裳簃”，出生于广岛县三原町一士族家庭。在罗振玉、王国维寄寓京都期间，久野元吉曾任西备银行总经理，为当地工商界著名人士。

《先朝宝翰》为明代及清初近五十家名人书牍墨迹之集成，其中包括明太祖、宣宗皇帝，以及宋濂、宋克、詹希元、张三丰、沈粲、沈度、杨士奇、周鼎、杨荣、杨溥、李东阳、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吴宽、方鹏、顾炎武、吴伟业、黄宗羲、黄宗炎、冐襄、宫伟镠、傅山、龚贤、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吴历、恽寿平、毛奇龄、姜实节、周亮工等书画家或官宦文人，因祝允明、王时敏、毛奇龄等人墨迹为两件或两件以上，故墨宝总计56件，原装为一帖，后改装成三卷。卷首有林则徐“名人墨妙”、何绍基“墨妙亭图”之题字，并配有黄均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绘《墨妙亭图》，生动再现了当时顾沅府邸墨妙亭这一真实景观。

黄均画《墨妙亭图》、何绍基题《墨妙亭图》

卷末有李兆洛跋文，以及李佐贤、齐学裘、徐渭仁、冯桂芬等人的同观记，最后为罗振玉题跋。罗氏跋称，此墨宝本为苏州收藏家顾湘舟艺海楼之旧物，因其先后收集到明代名人肖像和书迹数百件，故特地于府邸建“墨妙亭”储藏之。后顾氏收藏的书籍、字画等不幸罹灾散失，惟书迹偶存人间，部分流入吴云之手。吴氏死后，罗振玉从其遗族手中购得诸多书画，《先朝宝翰》即其中之一。此卷后随罗氏一同渡海至日本，不久即落入久野元吉之手。由此可知这一墨宝流入日本的轨迹。

久野元吉得手后亦仿效顾沅，将墨宝收藏处命名为“墨妙亭”，并请王国维作《墨妙亭记》以记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另外，该《墨妙亭记》手稿曾出现在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同时，罗振玉也特地为久野元吉刻制“黄裳簃”印（边款“锦浦先生是正，叔言仿汉”）相赠。

王国维书《墨妙亭记》手稿（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先朝宝翰》所收墨迹中，继明太祖和宣宗皇帝之后，排在第一的是宋濂楷书《送钱君允一还天台诗并序》，字体端庄沉稳，笔法精妙。接着是宋克书录李白诗《行路难》（前两首），最后以“克”字落款，钤“宋仲温”和“宋克私印”两方白文印，通篇字体端正优雅，凸现明初正统派书风。除宋克之外，还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遂、宋广、沈度、沈粲）中的“二沈”书迹，尤其是沈粲书录《梁武帝草书状》长卷（计30行），章草体书法十分精妙。

《先朝宝翰》内沈粲书、《先朝宝翰》内宋克书

元末明初道士张三丰是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其生卒、事迹等亦是众说纷纭，难定真伪。其传世墨迹极为罕见，《先朝宝翰》中收录其行书墨迹：“囊中九转丹成，掌内千年桃熟。蓬莱昨夜醉如泥，白云横向山中宿。”款识为“三丰遯老醉笔也”。就字迹而言，笔法酣畅淋漓，潇洒劲逸。

《先朝宝翰》内张三丰书

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有明一代功勋卓著的重臣，号称明代“三杨”，又因居地所处，分别被冠以“西杨”（江西）、“东杨”（福建）和“南杨”（湖北）之称。三人墨迹聚为一体实属难得，而《先朝宝翰》就收录了三人手迹，分别是杨士奇《与静学斋手札》、杨溥《五古诗》和杨荣《送张宗海归乡并引》。藉此可以窥知杨荣等人行楷俱法赵孟頫之复古书风。

《先朝宝翰》内杨荣书

作为明代重臣之一的李东阳在文坛、书坛也都颇具影响。《先朝宝翰》收录的是其楷书《联句四首》。从题识可知，为其与朱中孚、杨应宁等几位友人酬应之作。书迹笔力遒劲，风格清润潇洒。

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也是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承前启后的书画大家。《先朝宝翰》收录其《赠姚丞》书札，即七言律诗二首，其一是与姚丞《读遗诏》诗的唱和之作，其二是为知己周鼎（号桐村）所作的挽诗：“周桐村发引，病弗能祖，遥挽一首：药物兼旬兀病身，挽輀独后北邙尘。江湖隔眼灯前泪，生死通心梦里人。古谊高怀留健羡，遒文细字忆精神。他时容展孤坟拜，风雨桐村宿草春。”书札最后题“老友沈周再拜”。从书札墨迹来看，沈周行书明显吸收了黄庭坚等宋代名家书法特长，而又不失独自风格，笔力遒劲，自然秀逸。该书札虽未署日期，但从周鼎（1401-1487）生卒年可知，当在1487年，沈周满60岁时，当时正在病中，以不能前去参加好友周鼎葬礼而痛心不已。《先朝宝翰》中也有一件周鼎书迹，名为《赠秀水令尹文旆诗》，行书潇洒飘逸。

《先朝宝翰》内沈周书

除沈周之外，《先朝宝翰》还收录了其学生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手札墨迹。文徵明书迹是赠元洲礼部《南楼诗》，为其擅长的行书体七言律诗。祝允明则是《与梅南书》和《与禹平书》两通书札。另外，收录的吴宽及其侄吴奕的手札对了解和研究“吴门书派”书风及其传承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朝宝翰》中收录的不独是书画家墨迹，且有一些著名学者的手书，其中，作为一代宗师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学者即其代表。他们的手书墨迹其价值不仅仅限于书学和书法，而且还在于学术思想。黄宗羲书迹是《赠簮雷诗》，行书体五言绝句。诗曰：“吾处万山中，瀑布挂窗户。布算青松间，铿然尝夜午。娱耳有天乐，侍侧唯雕虎。不嫌景过清，所得岂训诂。读书五十年，横身牛角苦。山居读书乐，此言不敢吐。乃知才分殊，相去宁百武。赠簮雷道兄。”落款为“姚江八十翁黄宗羲”，钤“黄宗羲印”（白文）。可知为其年八十之作，其晚年山居读书之情景和心境跃然纸上。《先朝宝翰》中，还有其弟黄宗炎手札墨迹，为书于“丁巳仲秋”（康熙十六年，1677）的《赠子启诗》。

《先朝宝翰》内黄宗羲书

《先朝宝翰》中，顾炎武书迹题名为《亭林先生致稼堂札》，同时还收录了顾炎武继嗣祖父顾绍芾两通书札。顾炎武成为一代大学者和思想家，与顾绍芾的悉心培养和引导分不开，其祖孙二人墨迹聚为一体，使人能够一同观赏，亦可谓快事。

傅山传世墨迹多为草书或行草书，少有行楷。而《先朝宝翰》收录的正是其行书五言排律，曰：“夕炤明山馆，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弄，腐货肯成褫。睡觉千愁扰，皈依一念痴。团瓢尼也得，托钵佛当知。抚此韶华日，还非破衲时。画眉教姊妹，临镜暗参差。地步留微别，风流不久离。字曾零碎识，书许断连窥。好运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无后悔，把滑为渠私。蛱蜨俱飞过，鸳鸯独立池。今宵同被锦，明日誓披缁。”最后款识为“吾玉说孤庵行迳，代有此艳体”。钤“傅山之印”（白文）。吾玉，即山西省宁乡名士王珸，吾玉为其字，入清后隐居柏窊山，精通医理道术，傅山曾多次前去造访，并与其交游或诗文唱和。傅山诗文集《霜红龛集》中，有《乙卯中秋同王珸、王璟、胡庭、儿眉、孙连苏游宁乡柏窊》《连日与离石王吾玉汎论无题八首书示连苏》《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赠西席宁乡王吾玉红友孤庵听吾玉说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韵》等诗。《先朝宝翰》中的这一墨迹正是其中《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排律，只是个别文字稍有差异。“吾玉说孤庵行迳”中的孤庵，则是王吾玉“红友”，名为阎雪梅的名妓。傅山排律自注云：“孤庵，临县名妓，阎雪梅字也。初欲披剃为尼，不克，后力蕲从良，事珸不三年，珸殁，自经以殉。尝见先生手帖一纸云，近闻孤庵死事，雅为太息者累日，侨人五言长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尽。又叹以彼聪慧志趣，生得其地，视古名媛烈女奚异？”由此可知，这一排律是傅山代友人王珸为殉节的孤庵而作。从字迹来看，字体参差，不拘一格，正体现了其自然率真的性格。

《先朝宝翰》内傅山书

另外，明末清初影响较大的诗人吴伟业、宫伟镠，以及有“明末四公子”之称的异色文人书画家冐襄、诗书画皆精的周亮工等人的书札也均有收录。

有“四王吴恽”之称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位清初画家，又称“清六家”，他们承继了“元四家”和明代董其昌以来的文人画风，被看作是清代正统画派，在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影响深远。《先朝宝翰》收录了六人的书札墨迹，其中王时敏书札三通，其他人各一通，由此可大体领略六大画家的书法风格。除“四王吴恽”之外，还有龚贤、姜实节、宋曹等书画家的书札。

顾沅入手的《先朝宝翰》上有丰坊、项元汴、朱之赤、陆时化、缪曰藻等名家收藏印，顾氏入手后又钤有“艺海楼收藏经籍书画金石记”（朱文）、“艺海楼所藏印”（朱文）、“顾沅所藏”（白文）、“顾沅私印”（白文）、“长洲顾沅湘舟审定”（朱文）、“湘舟心赏”（朱文）、“湘舟所藏”（朱文）、“湘舟”（朱文）等鉴藏印，转归吴云后，又有吴云“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鉴藏图书”（朱文）等收藏印，可谓传承有序的名迹。

《先朝宝翰》无论是在收藏还是在学术层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对书法演变、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李兆洛在跋文中也曾提及，“湘舟顾君集有明一代之书牍墨迹合为册，通三百年，凡五百辈，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声名赫奕者，藉以想见丰采；传流寥落者，藉以表见姓名。不务鉴赏之能，但加甄录；不加甲乙之品，自得风流。岂惟朽骨尽蒙荣造，亦使僦目皆得发矇。一朝风气之所趋，与其随时变转之迹，征而求之，风会大概可见焉。夫《法书要录》《金薤琳琅》《书画舫》之类，收储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画之工拙，计传流之远近，则犹是骨董伎俩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通变之理，以为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不过，后来久野元吉又介博文堂将此墨宝转售给上野理一(1848-1919)，时间约在1916年初。内藤湖南同年1月19日致上野氏书简提到，“据博文堂言，君欲购墨妙亭旧藏明清名人书册。该帖为小生所见同类品中最精良者。其书法之妙，及作为历史参考品之价值，均远在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之上。特别是明太祖、宣宗名臣三杨之墨迹、宋景濂小楷书（是殊妙绝）、三丰道人书、顾炎武、黄宗羲二大学者及四王吴恽之书（其中黄氏书此外殆不可见、吴历致王石谷尺牍实知其为天主教徒之确证，堪称最珍者）等自不待言。即便是极普通之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书，亦远比他处所见者优，特于祝枝山尺牍，可称所有祝书中第一。祈购下。将来作为各方面之参考，小生亦可大得裨益。”并同封附有对部分书家或旧藏者之说明（内藤湖南1916年1月9日致上野理一氏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函中“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是指犬养毅于1913年游上海时购回的明代名人书札，后精选出数十件，以《明贤尺牍》之名影印出版，罗振玉特为此题“明贤尺牍”四大字。另外，从这封私信，我们也不难想像，当时在如同顾问的内藤湖南指导下，上野理一是如何不断从罗振玉处获得其藏品，并逐渐形成其独特的“上野有竹斋中国书画收藏”（简称“上野特藏”，可参见京都国立博物馆编《上野有竹斋蒐集中国书画图录》）的。上野理一死后，经由其嗣子上野精一之手，该“上野特藏”中的丰富藏品捐赠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因此，其中的《先朝宝翰》也一直藏于该馆。

朝日新闻社社长兼收藏家上野理一

寄寓京都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除互相勉励或合作，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惊人业绩之外，还在金石书画鉴赏和传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当然，出售金石书画本身，不禁令人扼腕）。就《先朝宝翰》辗转流入日本藏家之手来看，二人通力合作，或撰文（王撰《墨妙亭记》），或刻印（罗刻“黄裳簃”印），犹如上演学术式双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如此，不仅给书画本身增添了附加价值，而且也对“传古”志业不无补益。

林铁担任河北省委书记长达17年之久

林铁（1904年11月20日-1989年9月17日），原名刘树德，出生于四川省万县，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务活动家。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河北担任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长达17年之久，为河北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中组部顾问，中顾委委员

人物生平

林铁（1904年11月20日-1989年9月17日），原名刘树德，出生于四川省万县。于重庆联合中学读书时，受到中共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恽代英的直接影响，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到北京求学，是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在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1月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3年秋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严格军事训练，并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和苏共武装斗争经验。

林铁同志在巴黎期间以学生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冬奉调回国，负责中共河北省委军事工作。

1937年9月，任省委军事部长，参与领导了冀东抗日大暴动。

1938年2月，任邓华支队政治部主任。4月，调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及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代理校长，中共北岳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党校校长。

1944年10月，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7月12日，林铁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期间

1950年11月－1955年1月兼河北省政协主席。

1952年11月任河北省委书记，省府主席，省军区政委。

1955年2月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政委。

1955年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同其他33位已经到地方工作应授上将以上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没有参与授衔。

1956年7月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58年5月－1966年8月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委员。

1960年9月兼华北局第三书记，行政五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6年5月至7月华北局工作会议后期受到错误批判，1966年8月25日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职务，其后蒙冤十多年。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保持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1980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正式下发关于为林铁同志平反的决定，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因其问题受到株连的同志、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改革开放后，林铁同志重新恢复工作，曾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顾问、中顾委委员。

1989年9月17日，林铁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1]

主要贡献

林铁同志于1904年11月出生在我们四川省万县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务活动家。林铁同志，原名刘树徳，在家乡万县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学生反对日本轮船进入万州码头的斗争。1925年秋高中毕业后，相继在北京中国大学、中俄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的斗争。1925年11月林铁在法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代理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任中共留法委员会委员，训练部部长，书记。1932年1月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因抵制王明，下放劳动。1933年秋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2]

林铁1935年冬从苏联回国。任东北军第53军中共工委书记，针对张学良东北军作统一战线的工作。由于林铁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根底，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让张学良等东北军官兵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从而成功策反该军647团（691团）官兵官兵加入八路军抗日，并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部队停止北上，留在由弓仲韬发展多年党群众基础非常好的安平深泽的冀中地区，联合当地游击队组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弓仲韬1923年4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李大钊派遣回原籍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这是党最早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为冀中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弓仲韬家族里的三个妹妹弓诚(弓凤书)、弓蕴武和弓彤轩都跟随他加入党组织，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中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其中三妹弓彤轩嫁给了林铁同志结成了一对著名的革命伉俪。[2]

1937年秋林铁任河北省委委员，军事部长，参与领导组织冀东武装暴动。为了培养武装暴动的军事骨干力量，省委的决定，林铁负责主持在天津举办军事训练班，目的是把经过训练的骨干输送到冀东斗争的第一线。培训班一共办了五期，共培训了二百多学员。这些学员被我党地下组织秘密输送到平西抗日队伍中。

林铁在天津秘密完成训练班的任务后，于1938年2月，受组织命令来到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邓宋支队开辟平西斗争和为挺进冀东作准备。

1938年6月，林铁调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工作。先后任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长、组织部长兼区党委党校校长，北方分局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在此期间，他培养了大批干部，积极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日寇的“大扫荡”中，领导了对敌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合围，建设和巩固了北岳根据地。

194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冀中区党委，林铁调任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委。在那里，他抓了“反黑地”运动，农民有了地种，也就有了积极性。他与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冀中人民配合下，率部创造性地运用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人民战争的方法和战术，开创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为大反攻作战建立战略基地。他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冀中军民加强了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他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精心组织了1945年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率部连续进行了任(丘)河(间)、文(安)新(镇)、安(平)饶(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等5个战役，进行大小战斗5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收复12座县城，拔出碉堡800余处，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8月，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17座，一度攻入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切断了北宁、平汉、津浦等铁路交通线，最终取得了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冀中根据地的稳固与发展使得晋察冀边区中的冀西，冀东和冀南几个解放区能够联成一片，这对迎接中央渡过黄河，进入西柏坡最终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弓仲韬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深厚的党的群众基础。 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供后人学习和瞻仰[2] 。

抗战胜利后，冀中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进入到大发展时期。林铁仍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委，他与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行署主任罗玉川、参谋长孙毅(后任司令员) 吃住在一起，指挥机关先是在任丘的出岸、南漕口一带，1946年春搬到河间城里，因敌机轰炸，又搬到县城西面几里地的黑马张庄，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仅在四五月间，共作战72次，歼敌3000多人，解放了泊镇、冯口等重镇，在固安、永清、容城、雄县进行了剿匪，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内战企图以有力的回击。 1947年，朱德总司令来到河间，林铁他们向朱老总汇报了冀中的工作，陪同朱老总看了冀中实验剧院演出的京剧，同时请朱老总给冀中的干部作了报告;在这里，朱老总还亲自指挥了青(县)沧(州)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11月，冀中军区组建第七纵队，林铁兼任政委。

1948年10月，林铁、孙毅指挥第七纵队在雄县北部歼灭了冀中区最大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河北保安第七总队精锐第一旅，连克新城，定兴县，彻底打开了大清河北的局面。辽沈战役结束后，指挥七纵解放并接收了保定。林铁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把冀中解放区建设得更加巩固，取得了除奸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的重大成果，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平津战役中，林铁率冀中党委和行署机关从饶阳迁到霸州胜芳镇，亲临一线成功组织了上百万民兵民工支援人民解放军，动员大小车辆32.8万辆，牲口25.2万匹，昼夜不停地支援了平津战役，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因林铁对国民党内部的了解，和同时会几国语言，让他从河间速到我军军调处，随同叶剑英赴北平谈判。谈判成功后，他马上返回冀中，投入新的战斗[3] 。

1949年3 月2 4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到达冀中根据地区委所在地保定，林铁作了工作汇报，并就“如何在城市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团结和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新兴人民政权建设” 等主题进行了讨论。中午林铁设宴接待中央领导。席间毛泽东对林铁饶有兴趣地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冀中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华北地区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夺取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和关键作用。[4] 林铁同志因此深得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任，开国后出任河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同时兼任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等职长达十七年，为河北省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

建省初期的河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林铁同志和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林铁同志作《河北省基本情况与当前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今后基本任务：肃清反动派残余，镇压反动派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最大的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发展，同时恢复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1] 。

在当时，完成上述任务，条件缺乏，困难重重。林铁同志首先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入手，打造坚强领导核心。当时，省委12名委员分别来自冀中、冀东、太行、冀南四个区党委和华北局，省委主要部门的主要领导也从各个区党委选任。因此，林铁同志强调，要把加强河北全党团结作为政治任务，干部间必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大家团结起来一道工作。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处理好工人党员与农民党员、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城市干部与乡村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的团结问题。他把各方面力量凝聚在一起，齐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

在林铁同志领导下，河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策略，带领全省人民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开展了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领导进行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开展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省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发展国营、合作社经济，改造个体、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有效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合理调整工商业，既增强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也调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积极性；开展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开展生产自救，保证灾民顺利渡荒；加强城市工作，把党的领导重心转向城市和工业生产；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整党整风，加强了党在执政初期的自身建设……到1952年，用不足3年的时间，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准备了良好条件。

从1953年开始，我国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林铁同志和河北省委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带领全省人民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建和扩建一大批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奠定了河北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从河北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林铁同志和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夺取第一个五年计划伟大胜利的关键。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80%以上人口在农村。基于这一实际，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林铁同志和省委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的大局出发，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全省工作中心，提出符合省情实际的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旱涝灾害，提高农业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确定防洪除涝战略方针，初步兴修水利，确保“一五”期间全省农、林、牧、副、渔各业均有较快发展。对全省工业的发展，也从河北实际出发，制定了体现工业发展特点和优势的具体规划，确定河北工业建设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使河北的资源优势得到发挥”的指导思想，据此将煤炭、电力、纺织作为工业建设重点并确保对其投资。

为了成为领导工业建设的内行，林铁同志经常深入厂矿，向工人和经营管理者学习，并特意挑选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作秘书。1956年，他率领省辖市的市委书记们到工业基础好的东北三省学习取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特地安排他进京汇报，并鼓励他：“就是要这样钻，钻进去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

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林铁同志和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领导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林铁同志从河北实际情况和农民觉悟程度出发，掌握运动进程，宁可缓、不求急，宁可稳、不愿冒，体现了他一贯的踏实稳健的领导作风。

河北省的农业互助合作有一定基础和经验，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林铁同志在冀中根据地亲手培育了耿长锁“土地合伙组”，后来成为全国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省后，林铁同志和省委把倡导互助合作作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加以推动。他强调，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根据可能的条件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1952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在林铁同志主持下，省委先后制发《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报》《关于加强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政治领导的指示》等文件，特别指出广泛组织互助组是目前主要任务，农业合作社只是重点试办。而且，试办初级社要有领导、有控制，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办一个成一个。11月15日颁布《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和办社方针、政策、措施、步骤。[3]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舍稳求快、急躁冒进问题，在林铁同志主持下，河北省委于1953年1月至4月，连续4次下发文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特别对个别地方“强迫命令现象严重”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1955年3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生产整社会议，作出停止发展，全力进行巩固的决定，并抽调省直机关一百多名干部下乡帮助各地生产整社。5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对社员的牲口、农具入社和使用，劳力与土地报酬的分配，筹措生产资金，农业社兼营副业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中央肯定，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在林铁同志和省委领导下，到1956年，河北省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建立，为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事实证明，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以林铁同志为书记的河北省委，适时进行政策调整，不仅避免了社会变革中通常出现的生产力下降问题，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年，“一五”计划原定主要经济指标大都提前完成。接下来的1957年，全省经济建设取得更大成就。随之，河北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文教卫生事业获得初步发展。“一五”时期成为河北省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奠基时期。

1958年至1965年，河北省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影响，河北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林铁同志和河北省委全面贯彻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努力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到1965年，经济比例实现基本协调、平衡，主要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在此过程中，林铁同志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对“左”的错误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纠正，在调整农村政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林铁同志深受鼓舞，认为有必要对全省“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因此，在学习七千人大会精神过程中，林铁同志要求省委各部委及各口，在全面检查1958年至1961年各方面工作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夸大成绩也不缩小缺点错误。要理深、谈深、讲透经验教训，分析原因，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争取更快地克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据此，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河北省委四年来工作的初步总结（初稿）》，在充分肯定成绩，明确指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后，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一是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决不可放松或弄丢它；二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力求全面、辩证，决不可搞主观主义、片面性；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决不可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四是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决不可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五是坚持不懈地学习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决不可让盲目性取代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这份总结包含着林铁同志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深刻认识和反思。在此过程中，为加快恢复生产，渡过灾荒，林铁同志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借鉴其他省份做法的基础上，于1962年5月，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社员发展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有十项，其中包括：自留地增加到占生产队耕地的10%；允许户养大牲畜；适当放宽家庭副业范围；允许农村手艺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或交款记工参加分配等。十条措施被人称之“十项小自由”，突破了“左”的禁锢，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符合河北实际，受到农民欢迎。虽然没能在全省贯彻到底，但对一些地区摆脱困境、渡过难关起到积极作用；对改革开放后河北省探索农村改革之路，也具有启示性意义。

对于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林铁同志也持积极态度。突出表现在他对张家口地区“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的支持。1962年5月，张家口地委在向省委报告中提出，在严重困难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组，以调动社员积极性，迅速恢复生产。林铁同志看了报告后，指示张家口地委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些有效措施。经他同意，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以张家口地区代表身份参加了7月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并就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发言。他还让秘书把胡开明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转交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同志。[1]

共27张

林铁书记图册

轶事典故

在保定市南市区，许多老居民还津津乐道于党中央65年前进京赶考途中在此经停的往事。1949年3月24日下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在此停留的近4个小时里，他们主要是听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林铁等人的汇报并讨论工作。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在城市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团结和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新兴的人民政权建设”。中午午餐期间毛泽东主席提出““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5] [4] 。

家庭成员

夫人：弓彤轩，中组部办公厅顾问，同时是画家、书法家，最擅长章草和写意山水。

人物评价

林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他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坚决同一切危害党的事业的不良倾向作斗争。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亲自动手，雷厉风行，讲求效率。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爱护干部。他刻苦学习，善于思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谦虚谨慎，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克勤克俭，廉洁奉公。林铁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务活动家。

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建成 章草书单字丰富到6825个

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建成

十年之功，六易其稿，将历史遗存的2000个章草书单字丰富到6825个

本报讯（记者 毛浓曦） 日前，记者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我国又一项重点文化科技创新研究成果出炉，由国家一级美术师、书法文化工作者卫高潮担任负责人，历经十年潜心研究的文化科技创新项目《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创建及其推广应用》，一致通过评审验收并准予结项。

该研究成果，将两千多年来历史遗存的仅有2000个单字的章草书，丰富到6825个单字，使章草书作为独立书体和完整字库，实现了和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对接，为中文计算机字库增加了新的字体，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是国家首次为书法独立书体专门立项。

章草上承篆隶，始创于西汉，字字独立，互不相连，是隶书的快捷写法，至东汉末年已臻于成熟，是东汉和魏晋时期通行的一种重要书体。作为草书之祖，章草又被称为中国书法的活化石，它的出现，是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转折点。

著名书法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指出，该项目研究的亮点分别体现在章草书的历史地位、项目的文化意义和项目的学术规范三个方面，特别是占有资料相对全面，遵守法则十分严格，保留符号非常丰富，运用技术自然得体，具有充分的专业性和严谨的科学性，表现出专业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学术负责。

该项目承担单位陕西书学院是从事书法和文字研究的专门机构。项目负责人卫高潮研习书法40余年，于1985年加入中国书协，1986年就以章草书作参加中日书展，先后任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在本字库的创建中，为了繁衍好、选择好4000多个新的章草单字，他日夜兼程、六易其稿，书写了十年之久，仅墨汁用掉了数十公斤、宣纸用掉了30余刀。

“这个文化项目有两个技术关键，一个是以历史遗存章草书单字为基础，按照‘六书’的造字规则、参照篆隶行和今草的结字规律进行繁衍，或按照《章草草诀歌》和《稿诀集字》中的法则进行繁衍；第二个关键是某一字在历史上有多种写法，如何能从中选出规范、简洁、美丽、易识的字，对创建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卫高潮告诉记者。

他表示，将根据评审验收意见，对字库进行全面微调，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发行并上线运行。

怀素小草圣母帖，说它怎么好都不为过！

怀素（725-785）唐代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他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圣母帖》是唐代狂草僧人怀素为东陵圣母所写，内容记述的是晋代杜、康二仙女蹑灵升天、福佑江淮百姓的故事；既吸收了王献之的神采、张旭的肥笔，又兼容了汉代草隶之笔于一炉，是怀素的里程碑之作。

《圣母帖》是狂僧怀素代表作之一。刻石左角有唐代裴休等的题名。怀素在其中运用了篆书技巧，多用浑圆的中锋，少用笔尖运转，故有气势浩大之处，线条遒劲，富有弹性感觉。其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笔势狂怪怒张，神采飞扬，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

《圣母帖》，既不似《论书帖》的圆稳古雅的平畅之笔，又不似《自叙帖》骤雨狂风似的飞舞之笔。放纵飘逸，兼而有之，写来墨润笔健，神采飞舞，精神照人。且其字态，大小参差，肥瘦笔调，随意挥洒，均不逾字行的排列，与前两帖相比，又别具风神。由此可见，怀素书法的风格并非千篇一律。

怀素篇

《圣母帖》与怀素其他作品相比，是较为规范的一种草书。小草《圣母帖》点画简约凝炼，较少牵丝连绵。《圣母帖》为怀素晚年的通会之作，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沉著顿挫，尽脱火气，笔法圆融，应规入矩。而怀素的大草《自叙帖》，是以迅疾的连笔，转折萦带，急转取势，纵横回旋，雷惊电绕而自立笔法。两相对照，《自叙帖》以情得真趣，通篇犹如奔腾而下的长河，一泻千里，直率、激越；而《圣母帖》是以心立法度，通篇犹如一瓣心香，充满着肃穆与尊崇。清人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曾谓：“怀素《圣母帖》圆浑古茂，多带章草，是其晚年笔，较《自叙》更佳，盖《自叙》犹极力纵横，而此则浑古自然矣。怀素《圣母》乃其诸帖中之最佳者。”《圣母帖》线条的遒劲圆转，温润古健，可以看出怀素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承渊源。

宋拓陕刻本

（册内页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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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圣母心俞至言世疾冰释，遂奉上清之教，旋登列圣之位。仙阶崇者灵感远，丰功迈者神应速。乃有真人刘君，拥节乘麟，降于庭内。刘君名纲，贵真也。以圣母道应宝录，才合上仙，授之秘符，饵以珍药，遂神仪爽变，肤骼纤妍，脱异俗流，鄙远尘爱。杜氏初怒，责我妇礼，圣母?然，不经听虑。久之生讼，至于幽圄，拘同?里，倏忽霓裳仙驾降空，卿云（上缺似云字）临户，顾召二女，践虚同升。旭日初照，耸身直上，旌幢彩焕，辉耀莫伦，异乐殊香，没空方息康帝以为中兴之瑞，诏於其所置仙宫观，庆殊祥也。因号曰东陵。圣母家于广陵，仙于东土，日东陵焉。二女从升，曰圣母焉。邃宇既崇，真仪丽设。远近归赴，倾币江淮，水旱札瘥，无不祷请，神贶昭答，人用太康。奸盗之徒，或未?人（似是引字）咎，则有鸟禽翔其庐上，灵徵既降，罪必斯获。闾井之间，无隐慝焉。自晋暨随，年将三百，都鄙精奉，车徒奔属。及炀帝东迁，运终多忌，苛禁道侣，元元九圣丕承，慕扬至道，真宫秘府，罔不择建。况灵纵可讯，道化在人。虽芜翳荒颓，而奠祷云集，栋宇未复，耆艾衔悲。谁其兴之？粤因硕德。从叔父淮南节度观察使礼部尚书（下空）、监军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勋崇南服，淮沂既蒸，识作而不朽，存乎颂声。贞元九年岁在癸酉五月。

千年读懂平复帖

《平复帖》是传世书法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60多年。

记者 | 张星云

西晋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奇古书法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陆机《平复帖》是在1935年北平举办的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上。

多年后，他在《春游琐谈》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感慨之余，他发现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

实际上不只张伯驹，从《平复帖》有明确记录的唐以后1000多年间，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试图解读，却没有一人能够读懂全文。全帖一共9行86个字，其中两个字因为纸张损坏脱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个字。而时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张丑仅仅认出了其中的14个字。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试图在张丑的14字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努力了几十年，也没再多认出半个字来，后来他在《墨缘汇观》里无奈地说：“其文苦不尽识。”近代，日本人梅园方竹在张丑的基础上试着又解读出6个字，但把第4个字“瘵”误读为“虏”。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众人仅认出了19个字。

启功曾说，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追溯到晋人。而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多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也多为摹迹了。董其昌在题跋中评价《平复帖》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里的右军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则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但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平复帖》因此成了如今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60多年。

“我们所谓宋代书法那么好，都是从王羲之的变革开始，如今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一个标准。王羲之变革之前，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陆机的字是从章草向今草，从规矩写法向随意写法转化过程中的书法，启功管这种章草叫草隶，就是隶书的草写。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出土的简牍之后，更相信陆机的字更接近于原始状态下的章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告诉本刊。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

王亦旻说，《平复帖》不仅书法高古，所用纸、笔也同样高古。“专门研究纸张的潘吉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平复帖》的纸张，认为其书写所用的是一种麻纸。结合文献记载，这类麻料是当时制作纸张的主要原料，有的还辅以树皮、渔网等其他植物纤维，经过打浆、抄造而成，当时的工艺还不够成熟，因此纸面比较粗糙。还有，当时所用毛笔多是硬毫制成，且有硬芯，秃锋，写在这种纸上会比较涩，行笔速度也很慢，有一种古拙之感，如今我们使用的软毫笔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时候才有。此外《平复帖》是一封私人信札，有些内容表述隐晦难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识和理解难度。”

更直接的原因，是《平复帖》太古老了。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八百”，而《平复帖》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平复帖》是展览目录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对入口的最显眼位置，但展台里的并非真迹，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复制品。

《平复帖》的休眠时间极长，最近一次真迹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上展过两周。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代章草作品《出师颂》后，社会上对该作品的真伪有争议，故宫于是组织了一场“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其中《平复帖》等真迹展出了9天。

据王亦旻介绍，一般来说字画修裱一次可以保持两三百年，《平复帖》最后一次修裱应是在明末，该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时被裁换成了新的。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对一批重要古书画进行了修裱，由于当时《平复帖》状况还不算最差的，所以并没被划入那批修复文物中。“如今它的伤况比较严重，每次开卷合卷都会增加其损伤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难度很大，既要保存书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迹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种伤况修补好，这需要对其做详细的论证和周密的准备，并请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书画修裱师傅进行指导把关。目前，故宫正组织相关专家对这一类需要修复的国宝级书画作全面的评估。”因此，像《平复帖》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宝书画，目前原则上尽量不开卷。

流传有序

1935年北平举办的那次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不仅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也是《平复帖》1700多年来第一次面向公众。

当年6月下旬，汉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为了救济灾区，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平复帖》拿了出来参加展示，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观者如云。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全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他的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而溥儒则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被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他的画价高居琉璃厂第一位，与张大千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张北溥”。

尽管《平复帖》在元明期间被古董商拆配过，明董其昌之前的题跋都没有了，但作为清内府收藏，它依然被视为流传极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书画鉴赏大家米芾就曾记载，陆机的《平复帖》是其所见《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此帖前部月白绢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证明其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如今该帖是否真为陆机所书，徽宗皇帝的题签是主要判断依据。《平复帖》从宣和内府流出后，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间，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卷后曾有元人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等人题的观款。明朝万历年间，此帖曾被韩世能、韩逢禧父子收藏，他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展子虔《游春图》、周昉《挥扇仕女图》等书画巨迹皆为其所藏。韩世能曾让很多人鉴赏过《平复帖》，董其昌的题跋就是那时所写。之后，此帖又经过张丑、梁清标、安岐的收藏，最终在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

然而，酷爱书画的乾隆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题写，也无内府诸印，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据成亲王永瑆《治晋斋记》载，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后钮钴禄氏所藏，据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乾隆就不便来欣赏题写。钮钴禄氏去世后，《平复帖》作为“遗赐”被赏给永瑆。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并传到第五世孙载治后，转被恭亲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平复帖》。

1911年清室不存，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为了筹备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但将《平复帖》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溥儒从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逸士”自号，纵情书画。

溥儒在恭王府蝠厅前留影

20万元天价

湖北赈灾书画义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这是一直以遗老身份避世的他首次担任国民政府公职。

溥儒讲究排场，当时府中丫鬟、嬷嬷、仆夫之外，还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爷。出入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花费极多。据台湾作家王家诚所写《溥心畲传》记载，溥儒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当时他在北平艺专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画作的润笔，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单笔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遗老一样，变卖古书画收藏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溥心畲传》中写道：“他（溥儒）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同一年底，参与伪满洲国的溥伟在长春一个旅馆内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所藏名作，唐韩幹的《照夜白图》以1000块大洋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叶是定居欧洲的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卢芹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到美国。

当时正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叔重转卖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可惜这封电报没能起到作用，《照夜白图》被叶叔重买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外国古董商，张伯驹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也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韩博文转告溥儒的回复：“心畬（溥儒）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

一年后，在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平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平复帖》。

张大千与溥儒交往极深。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号“春华楼”宴请张大千及其兄弟，被视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此后张大千每每向友人赞叹这位“旧王孙”的身世风仪，并以“老师”相称。三四十年代张大千更是经常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两人相约赏画，互题作品。但溥儒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到张伯驹收藏《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

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1921年，溥伟为筹措复辟清朝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再看，就在张伯驹通过张大千二求《平复帖》的同一年早些时候，张伯驹购买包括《三希堂》晋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李白《上阳台帖》，加上唐寅《王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轴和蒋廷锡《瑞蔬图》轴，袁世凯庶务司长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让，要价也就20万。

张伯驹明白，《平复帖》叫价20万大洋，显然溥儒并不想卖。

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

溥儒葬母

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

溥儒14岁丧父，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虽然当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母亲的丧事必须得办得有排场。像《照夜白图》一样，溥儒只能通过出让《平复帖》换钱。

根据后来傅增湘的题跋所记，其实当时消息灵通的白坚甫比张伯驹更早知道溥儒母亲去世的消息，托傅增湘购买《平复帖》。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把多件国宝级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就是被他转卖给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傅增湘自述怕国宝外流，本就打算马上去找张伯驹商议，没想到在火车上偶遇。

张伯驹听后表示并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溥儒1万元办丧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儒要价4万元买断，不用抵押。

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的开幕研讨会上，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还复原了那一场景。作为傅增湘的孙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傅熹年记得《平复帖》是在他们家进行交割的，张伯驹用来买《平复帖》的是4万元伪币，装了满满四口袋，而不是一些传记书中所写的4万块大洋或金条。

张伯驹购得之后，是傅增湘先把《平复帖》带回家欣赏。“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蔼，神采焕发。”后来傅增湘将《平复帖》送还张伯驹，并在帖后作了1300多字的跋，对此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考证，说自己与溥儒相识20年，见过后者所藏珍贵书画无数，但是从没见过《平复帖》真迹，助张伯驹购《平复帖》，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他写道：“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当年之值，殆腾昂百倍矣。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

傅增湘写下长跋后，张伯驹也在后面作跋：“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不能不谓天待我独厚也。”并还一连在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兴奋之余，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还专门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当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张伯驹用“平复”二字来祈平安之意。傅增湘也曾详细描述了《平复帖》所产生的“平复”心理作用：“不意垂老之年，忽观此神明之品，欢喜赞叹，心怿神怡。半载以来，闭置危城，沉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

溥儒转让《平复帖》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白坚甫的耳朵里。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买此帖，愿意出5倍的价格，20万元，但张伯驹拒绝了。

而得到4万元的溥儒，后来确实大办葬礼。《溥心畲传》中写道：“项夫人丧事，在锦萃园中办理。喜庆宴客、娱乐用的大戏楼，用素布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做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开吊，丧礼之隆重，虽在日军占据的北平城兵荒马乱中，依然轰动一时。丧期，僧、道、番尼群集念经，超度亡灵。”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岛，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溥儒后来很少提到他卖文物的事，《溥心畲传》中只写道：“为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畲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平复帖》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他绝缘。”

而收藏《平复帖》，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重要地位。得到此帖的张伯驹，将功劳送给了傅增湘，晚年他在《素月楼楹联》里说他会将《平复帖》“除夕日取来于沅叔（傅增湘）家同观”。每年清明，也会约傅增湘“去旸台山大觉寺同看杏，于花间共筑二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抗战胜利后不久傅增湘即病逝，张伯驹送挽联：“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花重金完成收购，但有人读懂此帖全部文字，还要等到1942年。

启功释文

收得《平复帖》三年后，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经历了著名的绑架案。历史上始终有一种说法，绑匪索要300万伪币赎金，就是看上了他的字画，尤其是《平复帖》，希望他通过卖字画来赎身。但张伯驹特别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画不能动。

1942年2月，潘素通过各方借款交了40万元赎金，张伯驹获救。不管借绑架取《平复帖》的传言是否属实，绑架案确实使张伯驹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他立下遗嘱，让潘素成为自己所藏字画继承人。随即又请清苑郭立志摄影，通过琉璃厂豹文斋纸店，将《平复帖》的照片录入《雍睦堂书法帖》一书中。这是《平复帖》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书法帖》选辑了自晋唐至清末39位书法家的墨迹，编辑郭立志委托启功审定全书。借着这次机会，启功将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平复帖》释文刊登在《雍睦堂书法帖》中。他不仅译出全文，还把偏旁残损的5个字补读出了3个。这是《平复帖》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释文，尽管张伯驹对释文提出了多处不同见解，但他还是大体上肯定了启功。60年代启功又对释文多次做出调整。他在1961年《〈平复帖〉说并释文》中写道：“我在前二十年也曾释过十四字（张丑所识十四字）以外的一些字，但仍不尽准确。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笔，大致可以读懂全文。”

1700多年来，人们头一次知道《平复帖》中写的是什么内容。全文大意是：彦先身体瘦弱多病，担心他很难痊愈康复，刚得病的时候，如果及时救治，不致如此。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值得庆幸了。现在又有儿子照顾，可以无虑了。吴子杨第一次来我家，没尽到地主之谊。这时临将西行，再来相见，言谈举止，器宇轩昂，与以前大有不同了。思想前卫，应是他具有的，应予称赞。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平复帖》影印并刊登释文3个月之后，张伯驹从王绍贤处借了3000元钱，潘素变卖了首饰，夫妇两人带女儿和全部书画藏品，逃离抗日战火中的北平，举家搬去了西安。临行前张伯驹让潘素把《平复帖》缝在衣服里，自己随身携带。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张伯驹借阅《平复帖》，作《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在王世襄《〈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他回忆道：“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

由此，王世襄这篇介绍递传的文章，与启功、徐邦达的释文，一起成为《平复帖》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

“老一辈学者基本已经把《平复帖》研究到一个极限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介绍说，“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很难有突破性的研究。关于释文的进一步确认，以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不是陆机所写，这些老一辈学者们难以解决的疑惑，我们现在也解决不了。”

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的《平复帖》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后来在《陆士衡平复帖》中感慨地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参考资料：《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张伯驹、潘素卷》，中国文物学会主编；《国宝传奇：张伯驹》，荣宏君著；《烟云过：张伯驹传》，郑重著；《溥心畲传》，王家诚著；《张伯驹年谱》（未出版），荣宏君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