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我来到法院门口，经过安检通道，在办事大厅的送达中心，拿到了法院传票。我翻看，得知赵珍赡养纠纷案件已经确定了开庭日期。我又来了律师事务所，

杨律师是这个案子的诉讼代理人。他知道了我妈妈又一次住院的消息，非常着急。发信息告诉我，他每天都给立案庭的法官打电话，要求加快诉讼进程。

问杨律师：“法院立案之前，搞了一个诉调有什么用？”

杨律师说：“你是不是觉得诉调能把你们家矛盾解决了，不用开庭。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打电话试探一下被告人的口气，你们不愿意调解，他们就转到立案庭。”

“那诉调这个程序有什么意义？”

“这是司法程序，无法解释清楚。”

在法院调解过程中，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总有一个跳出来说道说道。潘霞一反常态表示要回家看望赵珍，还要继续给200块钱赡养费。当她看到我对此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她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潘霞的答辩书写得最详细，她多大开始干临时工，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她提交的病例比赵珍还多，厚厚的一沓。尤其是写到：自己一直往家里交钱，多次领着赵珍去看病，对赵珍无微不至的照顾，简直和真的一样。潘霞巧言善辩，她利用赵珍敷衍她舅舅的话，告诉法院赵珍神志不清，要求法院判撤诉。潘霞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从中可以看到：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她想尽一切办法。

潘霞在78年高考落榜以后，不再复习了，干临时工。81年，父亲去世时，她已经正式参加工作了，住在工厂宿舍，并且自己处了男朋友，她挣的工资，赵珍要不出来。第二年春节，她的男友是外地的，没有带她回家。赵珍说，你回来过春节，把定粮拿回来。潘霞自己很有主意，她把一个月的工资都花了，买些礼物送给大连的叔叔大爷，还有姑姑姑父。在亲属家里住了四天。那一年，潘霞才21岁，赵珍管不了她了。

后来，赵珍给三个姐姐规定：每个月交五块钱，当做赵珍的养老金。没过多久，潘文蹲监狱，需要用钱。潘霞提出：把养老金，每年60块钱，全部送到监狱给潘文花。

一天傍晚，杨律师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要找我妈妈讲话。他首先提出，潘丽要领着她的团队来家“调解”，首先要我回避。

我和赵珍都感到问题的复杂性，为什么要剥夺我的权利？

赵珍接着打电话给潘丽：“老五伺候我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扔下我不管。倒你那么姊妹几个，怎么叫你们来医院都不来。你们都不孝敬我，从来不伺候我，还上法院说些不着调的话。”赵珍直接点了原告代理人的名字，“丽丽是个什么东西，我这个家坚决不让她进来，还有那个法官，都别来了。”

潘丽毫不示弱：“你要是让老五参加，我就领着丽丽和法官进来。”

潘丽不依不饶，她说：“你为什么当初请律师，上法院起诉我？我在调解现场要问你的律师几个问题？”

赵珍知道女儿要兴师问罪了，又无力地劝解，事情僵持在那里。

潘丽咄咄逼人，她一心要让她的团队看看，自己的驳论口才有多强，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连原告律师都不在话下。

晚上，潘霞打来电话告诉赵珍：“你无论怎样起诉我，我只能给你200块钱。”我听见了，觉得潘霞对打赢官司胸有成竹，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决，我在等待之中……

过了一天，我终于拿到了判决书。那天下午，杨义打电话给我，叫我下楼取。

杨义在楼道里，告诉我，判你们姊妹每个月给赡养费300块钱。我说：“如果他们不拿或者少拿，怎么办？”

杨义说：“那，你就去所里找我，我给你一份文书，申请执行。”

这是一个没有输赢的官司，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亲情已经不在了，只剩下赤裸裸金钱关系。母亲是个刚强的人，她从来不向任何人低头认错，她已经向哥姐们认错了，可是他们依然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她。如今判决书已经下来一周了，孩子们依然没有回到老人的身边，老人往后余生只能在孤独和寂寞之中度过。有时候我在想，妈妈如果小脑萎缩了，不认得亲人了，或许内心不会痛苦，而那些不肖子孙在他们后半生会心安理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