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将王手写板驱动(富村大业：后脱贫时代湘粤边界村的产业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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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村大业：后脱贫时代湘粤边界村的产业实践报告
穷，曾像牛皮癣一样黏在东源村甩也甩不掉。
湖南中烟驻东源村工作队长曹兴洪（右）看望老支书范国春。
红网时刻记者 杨斌 郴州报道
水泥台阶白粉墙，家家户户住洋房。
屋前屋后一个样，路路小车并排行。
——东源村新民谣
这里是湖南最南。东源村，作为宜章的一个脱贫村，可谓“来之不易”：明明是湖湘属地，偏偏得借道广东，到省会长沙需辗转3小时，转身翻座山就是广东。造访者在高铁捷运和山路颠簸的体验转换中，体会到的“快”与“慢”、“开放”与“闭塞”，似乎正是眼下这座边界小村从脱贫到富强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东源村是湖南脱贫路上的佼佼者。从2018年3月16日省级扶贫工作队正式进驻，到同年底通过脱贫验收，仅用8个月就甩掉了祖祖辈辈的穷帽。眼下的东源，产业多头、民心振奋，上千万的投资接踵而来，一步跨越深度贫困步入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性阶段，俨然“后脱贫时代”新农村发展创新的代表。而赋予东源村点石成金本领的，是湖南中烟驻村帮扶工作队。
穷村涅槃，8个月里发生的骨牌效应
穷，曾像牛皮癣一样黏在东源村甩也甩不掉。
“八分山，一分半田，半分村庄，典型喀斯特地貌存不住水”。全村2800多口人，人均耕地刚过一亩。时至今日，走在村里，还能看到一簇簇建了上百年的土坯房，成为过去贫穷标签的注脚。垃圾靠风吹、污水靠天蒸、房屋乱搭建……
在老支书范国春的眼里，谁能改变这一切，就是对东源村最大的恩情，谁就是村里最大的恩人！
这个恩人，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湖南中烟驻东源村工作队及其背后还有湖南中烟的党组班子。说起湖南中烟和东源村的结缘，既有沙场点将又有主动请缨的戏剧性。
“东源村是宜章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贫困村，啃下这块硬骨头必须要一支能打硬战的工作队才行，湖南中烟是我们的最佳选择！”2018年的一次村民座谈会上，宜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槐透了底。
队长曹兴洪的“临危受命”，除了湖南中烟党组对他一贯的工作能力和表现的高度认可外，还与其扶贫情结息息相关。“我姐姐、妹妹都在县里任扶贫队长，几乎每次的家庭聚会，都是一场扶贫研讨会、培训会，如果组织批准，我愿意随时加入到扶贫工作中。”湖南中烟党组经过反复研究后，最终选择曹兴洪任新一轮工作队长。
派出了得力干将，湖南中烟还发挥“大本营”作用，全力帮扶东源村精准脱贫。扶贫工作作为湖南中烟“党组工程”“一把手工程”，负责扶贫工作的副总每季度到村指导调研一次，其中去年5月份带队驻村6天5晚，走遍了东源村的角角落落，形成近20页的手写的调研报告；162户贫困户，162个帮扶责任人，他们按湖南省委提出的“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方案全力开展精准脱贫工作。
和时间赛跑，跑成泥腿子，找出金点子。“这是我参加精准扶贫工作4年中，最苦最累的8个月，人都瘦了十多斤。”副队长李长军在谈到东源帮扶工作时说。
没有任何一种努力会被辜负，工作队在忙碌的调研会诊中找到了东源村的病根：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薄弱。
“脱贫前茶叶、蔬菜种植是村里的主要产业，但是优质的高山茶叶没有品牌只能作原材料卖；蔬菜也好不到哪里去，交通不便导致种植户连续亏损三年；2017年村集体账户只有光伏发电的2万元家底。”曹兴洪说。
东源也有优势，四面环山宛如聚宝盆，空气清新山势海拔800米左右，种植茶叶、油茶、烟叶条件优越。泥土坯的房子也不是一无是处，经过危房改造成为旅游开发企业眼里的“香饽饽”，以泥坯房为主体的民宿开发项目已在东源启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犹如骨牌效应，“穷乡僻壤也有了量身定制的产业框架”，这是东源村民祖祖辈辈没想过的，现在却成为现实：两茶（茶叶、油茶）、一叶（烟叶）、旅游、电商为内容的“2111”产业规划，东源村的“富村大业”正全面有序、统筹推进。
村民范清洪专门负责协调、沟通村民有关民宿的相关问题。
进阶有道，田野上嫁接500强企业的品牌力量
回顾湖南中烟的进驻，曾经一度让东源村沸腾，甚至风传“大企业要每家每户派发大红包”。有人打趣说，对总资产超700亿元的中国500强企业湖南中烟来说，靠给村民发钱也能让他们跑步进入“小康”，但是这样的“扶贫”还有什么意义，几年后湖南中烟扶贫期满撤离，村民们再陷入穷困中？
“进村扶贫，我们坚决不发红包。”对曹兴洪与同伴们而言，这是底线，也是最终考量扶贫效果的试金石。
科班出身、起步于生产一线，从湖南中烟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曹兴洪，和同伴们来到东源村，暗下决心要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启产业扶贫富村试验。
把东源村作为“企业”考量后，工作队有了思路，那就是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面对村集体户头上不过2万元的家底，他们明白，光靠过去简单的种养和代工收入，只能维持村集体经济的低位运转，要发展壮大必须挖掘村里的资源进行精细规划。
《湖南中烟对宜章县东源村2018-2020年三年动态帮扶规划》《东源村村庄2018-2030建设规划》相继新鲜出炉。曹兴洪一以概之：“就是摸准市场需求，用企业运营的规律，在东源寻找可供差异化运作的特色禀赋，通过‘联结、赋能、共享’，以品牌联盟的力量构建东源村的未来。”
这支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的帮扶队伍，就此个个成为项目联络员、推进者，先后为村里引入烟叶、紫米种植、香猪养殖，协调中联天地与华宝两个国内顶尖的龙头企业落户东源；
把脉茶叶种植，开启品牌塑造行动，湖南中烟旗下“芙蓉王”设计团队亲自操刀设计、包装，变原料出售向品牌销售转变，莽仙沁绿茶喜获郴州“绿茶王”称号，红茶荣获金奖；
运用“互联网＋”，构建美丽东源网站、微信公众号及电商平台，选送东源农副产品参加农博会，线上线下销售产品50余万，上缴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
“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人”，帮助村中能人成立3家合作社和2个扶贫车间，开展“春风行动”，设立公益性岗位，鼓励企业与合作社招用贫困户和村民，带动300余名村民就业；
工作队还创造了宜章农村路网建设的一条记录：2条道路加宽，4条通组道路，3条路基建设，一个村在半年内实施9条路的建设，开全县先河；
23套危房改造，69套房屋修缮，120盏太阳能路灯照亮东源村大道小巷……
一个个工程完工，倾注了队员们的血汗，也见证了东源村的变迁。村民看在眼里，喜上眉梢。一封东源村民写给湖南中烟情真意切、语言质朴的感谢信，在全市帮扶工作队的朋友圈中广为流传，郴州市委领导为此点赞：“变化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民心要一户一户去赢得，向奋斗在宜章最边远的湖南中烟工作队致敬”。
“湖南中烟真的是来东源做实事的。”范国春老人也对曹兴洪及队员们竖起了大拇指。现任村支书陈斌感触最深的就是，村集体收入从2017年的2万元飙升到2018年的21.864万元，工作队付出太多，却依然住在村小学简陋的宿舍、吃着简单的饭菜，割舍下年迈的父母和膝下幼子，为离家几百公里外的东源村继续奔走忙碌……
湖南中烟工作队把脉茶叶种植，开启品牌塑造行动，“芙蓉王”设计团队亲自操刀设计、包装，东源村茶业向品牌进军。
东源四面环山空气清新，种植高山烟叶、茶叶、油茶条件优越。
引进大项目，山村搭好金窠也能栖凤凰
赞许的背后，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倚靠湖南中烟这样的中国500强企业，帮助一个小村脱贫是小菜一碟，但“高配”的资源是道屏障，这样的扶贫经验不具备普遍性。
曹兴洪毫不讳言中烟品牌对东源村引进项目的巨大“背书效应”，在他看来，贫困山村甚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其实更需要大企业名企业的介入，“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搭建项目谋求多赢，既是脱贫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企业下探挖掘新市场的有利实践，何乐而不为？”
就在今年2月，湖南中烟启动了品牌英雄联盟扶贫的理念，先后引进中联天地、深圳中联创投、湖南宝信云建筑、华宝集团、中科院华南植物所等共同参与东源扶贫。其中，中联天地、深圳中联创投基金分别成立宜章分公司，直接对接东源的扶贫产业，中科院华南植物所在东源挂牌试验基地。
4月18日，宜章莽山文旅开发项目亮相香港招商现场。千里之外的东源，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个项目的进展。村民范清洪就是其中一位。他还有一个身份，“东源民宿项目推进理事长”，专门负责协调、沟通村民有关民宿的相关问题。
给予范清洪“名号”的正是深圳中联创投，后者经湖南中烟帮扶队牵线与宜章县政府签约，对接大莽山旅游的民宿文旅项目落户东源村且列入全县重点重大项目。该项目分四期投资，第一期2000万的精品民宿投资已全面启动，拟9月份完工，争取在今年10月份的莽山国际旅游节开幕前形成接待能力，最终向建设省级田园综合体的目标而努力。
记者在东源采访时，正赶上工作队和村支两委为民宿项目的推进问题伤脑筋：部分村民在合约上出现反复、民宿周边家族坟地的搬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项目的推进，导致3月28日举行启动仪式的民宿项目近乎停顿，工作队员们为此心急如焚。不过，他们的共识是，一定要确保村民的权益，越是有争议越是急不得，工作还得一家家做。
临近发稿，传来好消息，村民范清洪发给记者的“东源村男丁交流群”微信截图上，村民们的言论令人感动，他们对民宿项目于村里的意义深为认同，即使有不同诉求，一切也在协商中进行。
这对曹兴洪是个莫大的慰藉。这个项目被他寄予了太多厚望，他希望以此带动整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的升级与综合体验农业的形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东源村的高质量发展。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到2020年，能让东源村民幸福的笑颜在这美丽的高岭绽放！”同时兼任东源村第一书记的曹兴洪对记者说。
初心不忘岁月长
何谓初心？通常理解，特指一个人做某件事情的初衷和原因。
两则新闻给人启示。9月中旬，某旅士官李留杨的妻子带着孩子来队探亲，一家人团聚没几天，偏巧赶上了台风“莫兰蒂”。李留杨与战友们一起投入抗台风救灾行动。一个多星期后返营，妻子离队时间将至。战友们精心策划了一组感人至深的“军人亲子照”。10月19日，青海省军区123名转业干部集体向军旗告别，有部门副职领导，有机关处长，还有支队级单位主官。所有人用同一个举动表达“退役不褪色”的誓言——举起右手，向八一军旗致以庄严的军礼。一组照片，一个举动，让我明白：原来，初心就是在人生某个起点许下的梦想，又在某个结点重温并满腔热血地燃烧起来，因为这是一生都在渴望抵达的目标。
对军人来说，不忘初心，就是要始终做到“三个不忘”。
不忘为谁当兵。1964年3月，1100名海军优秀官兵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号召，奉命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到新疆只领到一把铁锹，挖个“地窝子”就算安了家。他们用手指抠出良田，靠肩头扛来清渠。自己老了，还盼儿孙继续留在新疆作贡献。纪念进疆50周年的时候，老兵苗春仁说，他想要一套水兵服，等去世的时候带走做个伴。
不忘为何入党。2006年4月，年近九旬的老红军刘光远弥留之际，用尽全身之力，靠唯一能够活动的右手，颤巍巍地在写字板上歪歪扭扭写了五个不成形的字，留下“五个黑疙瘩”。子女们经过多次辨认和分析，终于恍然大悟，“五个黑疙瘩”原来是老人的心声：共产党万岁。
不忘怎样永葆本色。天津解放时，毛主席点将黄克诚负责接管天津。黄克诚在军管会当众宣布了“一条铁规矩”：“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朝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他说到做到了。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不忘初心，才是咱军人的风采。老兵苗春仁念念不忘的“一套水兵服”让人眼睛湿润，不忘初心就是常常回头望一下来路，回忆当初为什么启程。老红军刘光远弥留之际的“五个黑疙瘩”让人心头一热，不忘初心就是一辈子跟党走，用每个人的无悔付出换来党的事业万古长青。黄克诚自我约束的“一条铁规矩”让人如芒在背,不忘初心就是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坚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原则不动摇，绝不贪图享乐，始终把履职尽责放在第一位。
在罗江就一直纳闷：干嘛李调元身后老是声名不显、高开低走
伍松乔/文 雁子/编辑
十月黄金周在德阳采风，分组而行，我是主动报名去罗江县的，原因只有一个：再去瞻仰李调元。
城东纹江之滨、古太平桥首玉京山上，身后是刚刚看过的李调元纪念馆，眼下是"文山"黄沙岩大型深浮雕，高35米，总长72米。李氏"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指李调元父亲李化楠以及李调元、李调元堂弟李鼎元和李骥元，他们中榜皆在29岁），四个顶天立地的巨大头像让人过目难忘。
不能不佩服罗江人的崇文精神与先知先觉，占尽一座山风水宝地的李氏园林，1989年便已竣工，1990、1994年先后定为县级、市级文保单位。新世纪以来，罗江文化在我耳朵、眼睛里络绎不绝：博物馆、诗歌节，李调元学会、研讨会等等，难能可贵在于，这一切都是自选动作。
风和日丽，凭栏远眺，古城尽收眼底。
一堆罗江、德阳的文化图书，五六个本地学者、作家老朋新友，喝茶、放眼，摆不尽的李调元龙门阵。
当年北京四川会馆里，有副大名鼎鼎的对联，传诵一时：
此地可停骖，剪烛西窗，偶语故乡风景：剑阁雄，峨眉秀，巴山曲，锦水清涟，不尽名山大川都来眼底；
入京思献策,扬鞭北道，难望先哲典型：相如赋，东坡文，太白诗，升庵科第，行见佳人才子又到长安。
这对联是清乾隆蜀中大才子、罗江李调元写的，可谓巴蜀地灵人杰的精华版，李调元历数汉、唐、宋、明的巴蜀文人标杆，一朝一人，到"本朝"就戛然而止。
最初读到这对联的时候便曾心生一念：选择清代的"一个代表"，会不会就该是李调元本人呢？遥想调元先生风流倜傥指点江山挥洒蜀国英雄榜的时候，
心头或许也潜伏着一个自我呢，呵呵。
以李调元为清朝蜀人代表，不是没可能。
李调元与遂宁张问陶（张船山）、丹棱彭端淑，早就被合称为"清代蜀中三才子"，而李氏"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一向被视为眉山"三苏"现象异代重现的佳话。
暂且搁下"代表"的事，李氏一生到底是热闹呢还是寂寞？真是不好说。
1990年代在媒体上盘点巴蜀文化的时候，就一直纳闷，干嘛李调元身后老是声名不显、高开低走？在李调元的传说故事中，他常常给别人（从牧童直至皇帝老倌）解疑释惑、指点迷津，轮到自己，谁来盖棺论定？
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李调元时说"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本《国朝全蜀诗钞》卷14评价李调元："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2《李调元兄弟词》如是言道："绵州李雨村观察（调元）所刊函海一书，采升庵著述最多，惜校对未甚精确。其自著《童山诗文集》亦不甚警策，词则更非所长。"
凡此种种，李调元最终未能进入《乾嘉诗坛点将录》与《清史稿·文苑传》。1949年以来，多种版本的中国高校古典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几乎皆不提李调元。流风所及，四川文苑对李调元也就渐渐疏远乃至回避了，直至今日，巴蜀学界主流大抵也如此，这就整得有点离谱了，外人不知道，自家祖宗自家也不知道？
这不能不说是蜀中文坛、学苑的一大憾事。
其实，同时代名声如雷的诗坛盟主袁枚对李调元推崇备至，他不止一次地评价李调元"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今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诗话》精妙处,与老夫心心相印,定当传播士林,奉为矜式"等等。
李调元诗文为时所重，可见一斑。我只读过调元先生留迹巴蜀的一些纪游诗，印象颇佳，尤其他56岁所写的《登金顶》，极其喜欢，上世纪90年代便拜托泸州乡贤倪为公先生写成一堂屏，朝夕相处，深感其妙：
拾级登天路又分，混茫浑不辨氤氲。人言峰顶真如月，我见峨眉尽是云。四壁银光千古雪，两廊铜锡万年文。昨霄风雨何方降，夜半龙归隔寺闻。
我后来发现，对李调元的无视与贬低，不过是在所谓主流文学界或"纯文学圈"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主流的评价大有不同，在民间，在大众，在不那么"雅"、很有些"俗"的戏剧界、通俗文艺界、餐饮、谜语对联诸界，其人其文其事，真是热闹得很，持续时间也长，影响所及，远非四川盆地所能局限。种种内容，虽不乏附会，但实在也堪称集川人幽默之大成。
或许是还没找到衡量李调元的标准？他过于传奇过于庞大，以至于我们的好些正统研究者、评论家一直吞咽不下、消化不良。
关于李调元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李调元穷其一生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有待深入发掘，其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应当从新估量，获得应有的公允评价。
尤其是，李调元为家乡四川作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文化建树，超越包括苏东坡等在内的所有历代先贤，每一件都是其它人倾其一生难以完成的，哪一桩不胜过即便是华章墨宝的优秀诗词？
简而言之——李调元是继司马相如、扬雄、苏东坡、杨升庵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巴蜀文化巨人，不可忽略。
在我看来，"山（书山）呼海（《函海》）啸"，可谓李调元的惊天伟业。
李调元生活在清朝雍、乾、嘉盛世,但他所面对的家乡四川，却是天灾人祸的明末清初大劫难之后，天府之国土荒人稀、十室九空。虽经清初移民入蜀,恢复生产,但四川文化的大窟窿岂是一下子"填"得起来的。文脉中断、书院寂寥、蜀学不振、科举题名甚少,一个最大的制约便是图书尤其乡邦文献的缺失。读书人、读书事，没有图书，犹如皮之不存。
"念日月之以逝,恐文献之无征。"李调元自青年时期即有志于蜀中文献的搜罗与整理,担负地方文化传承重任。具体说来，是要在家乡建设一座笑傲天下的大型书库。
这座后来被叫作"万卷楼"实则藏书十万卷的书库、书山，有着清晰的几大来源。
两代人的悉心购藏：乃父李化楠，乾隆七年进士,先后在江浙、京畿担任知县、知府,他以俸禄遍购珍贵书籍,不辞千山万水运回故乡。李调元自云"酷有嗜书癖"，年轻时就受父亲熏陶，博览、泛购群书，在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公余之暇,犹手不释卷"、"遍访异书"，虽遭逢生活拮据,仍千方百计、孜孜不倦。
抄录国家秘藏：李调元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诏修《四库全书》，入馆任纂修。借参修《四库全书》之机,李调元煞费苦心，"每得善本辄雇胥抄录之"。"各书中于锦里诸耆旧作尤刻意搜罗",汉至明代四川名人的上百种在本土业已失传及罕传秘籍尽入囊中。之后，他利用在吏部任职的机会,同样勤奋披阅、抄录,"于是内府秘藏,几乎家有其书矣"，"御库抄本，无一不备"。
此外，通过交换,以书易书；从全国交往的师友那里得到馈赠；以及自刊而藏的图书等等，都是藏书来源的方方面面。
十万余卷,就是李调元数十年精卫填海般锲而不舍、坚韧努力的结果。
李调元在两度出任广东学政后，擢升直隶通永道，奉旨护送一部《四库全书》去盛京（今沈阳），因途中遇雨沾湿黄箱而获罪，被流放新疆伊犁。旋经名儒袁守侗搭救，以母老纳金得释，途中召回，发回原籍，"赢得生还入剑门"。
罢官返乡后，他在今罗江镇北20里的云龙山下调元镇其父李化楠修建的醒园居住，就此悉心经营，乾隆五十年（1785），"万卷楼"拔地而起，大功告成。楼四周"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手栽竹木渐成林。"李调元不无得意地写到"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楼都已经跟山一样高了，可见其雄伟气势，面积之大，藏书之富。李调元还专门编辑了《万卷楼藏书目录》和《赝书录》，每天都要"登楼校雠"，还要时时迎接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访书、读书人。
比"万卷楼"更早开始、同时进行的另一桩"名山事业"浩大工程，也于嘉庆五年（1800）全部完成，这便是李调元所编辑的大型丛书《函海》。该丛书共收书152种，大部分为巴蜀先贤著述。分30函，1至10为晋至唐、宋、元、明世人罕见之书，11至16专刻明代杨慎专著，17至30为自著之书及各家已刻而流传不广的书籍。另编书目《西川李氏藏书簿》10卷，分经、史、子、集4门。
《涵海》是集巴蜀文化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涉猎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诸多方面。它是一介书生独力完成的巴蜀文化的灾后重建，雪中送炭，功德无量。
《函海》出版历经艰难。它先后共有6种版本，1782年的初刻本只有20函、是因为李调元含冤被捕，刻版工头向李夫人索要工钱未果而毁版以致。初刻本在国内已经见不到，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
《函海》倾注了李氏半生心血,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校勘,多有序跋记其原委。全书后又经其从弟李鼎元再次校勘审定。其后数十年,调元先生又多加修正改订,所收书增至两百种。该书一经流布即为世所誉,李氏亦自叹此生无恨矣!
李调元回老家时51岁，其后十八年间，他不仅成为百科全书型大学者，还纵情巴山蜀水，"玩"出"川剧之父"、"现代川菜之父"的两个大名头。
李调元是个美食家、美食研究者，他整理了父亲收集的江浙烹饪资料，加上自己在京、粤、疆了解到的烹饪方法，写成一部两卷本《醒园录》，记载了120多种调料、饮馔及食品的制法。所收菜点以江南风味为主，也有四川的，还有少数北方风味，甚至有西洋品种。书中记载的菜肴制法简明,尤以山珍海味类有特色，是研究清代中叶烹饪的重要典籍。1980年代初，商业部组织专家注释烹饪古籍，《醒园录》注释本一版再版。
《醒园录》关于川菜的部分，是川菜历史上的第一部食谱。川菜的自成体系、现代川菜（清初"填四川"后，移民与巴蜀本土饮食文化融合发展起来的川菜）得以形成，首先归功于李调元，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川菜第一人实至名归。
《醒园录》出版时间为乾隆四十七年（1783），对四川这个内陆省份吸收外来烹饪文化具有开创性作用。直到现在，蜀中烹调燕翅鲍鱼、糟醉鱼虾海产，《醒园录》所载方法，犹时有所见。
李调元的诗文中，不少是"形而下"的风物作品，包括写四川饮食原料、菜肴、点心、小吃的作品。《入山》《题青社酒楼》《食芋赠君章》、《落花生歌》等，对民间烹饪翔实记录，赞誉有加；《峨眉山赋》将这天下名山的花木果树、鸟兽谷蔬、山珍水族尽收一卷，为今人研究川菜原料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李调元对中国戏曲颇有研究，不仅关注戏曲理论，更是个戏曲大玩家。他把省外剧种引入川内，使其本地化，成为业界公认的"川剧之父"。
文士李调元与艺人魏长生相交甚厚，携手为川剧艺术发展作过重大贡献。川剧弹戏的四大本《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经李调元润笔整理，文采斐然，也更适合弹戏演唱。此举开文人写作川剧剧本之先河，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赵熙，成为川剧艺术的一项重要传统。
李调元不仅喜欢看戏，还自己组建一个"家戏"班子，在四川各地巡演。
时至2011年迎春之际，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四川戏剧》杂志副主编尹文钱等齐聚罗江，集体朝拜"川剧之父"，为先生故里打造临江仙川剧会所、组建调元翰林演出班致贺。
调元先生集大雅大俗于一身，如此非常之才、非常之功，只能说是天造地设的山呼海啸了！
如今传统文化复苏，前度"乡贤"又重来。
什么是乡贤？李调元就是。
巴蜀历史上，像李调元这样呕心沥血回报乡邦、奉献巨大，而且是终其一生、非在一时的，实在不多。
书山起，《函海》毕。品川菜，唱川戏。"草堂溪水清，照见溪上屋。幽人正著书，灯光映修竹"，如此晚年生活，正是万千书生的梦境。
就这么下去，李调元可能活出中国文人家园故事的精彩之最。
可上天似乎不乐意世间事有这般圆满，李调元的人生也终遭浩劫，未能快乐到底——天地大戏场，以悲剧告终。
万卷楼建成15年后，嘉庆五年（1800）二月，一夜间被打劫一空，化为灰烬。
起火原因有多说：一是四川白莲教起事，"忽被土贼所焚"；一是遭李调元过去的政敌串通盗匪放火；清人王培荀则认为"贼人"就是李氏族人。
正在成都友人家中避难的李调元闻讯悲恸欲绝。
赶回故居后，他将残书片和书灰捧起用黄绫包好，埋入土中，在万卷楼遗址用青石砌起高2米、长2．67米的墓堆，亲笔写了"书冢"二字，刻石碑立于冢前，以诗相哭，泣不成声：
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人火同宣谢，藜燃异石渠。不如竟烧我，留我待何如？云峰楼成灰，天红瓦剩坯；半生经手写，一旦遂成灰。獭祭从何检，尤杠漫逞才。读书无种子，一任化飞埃。
（同治四年《罗江县志》卷三十五《外纪》）
万卷楼被焚后，李调元"意忽忽不乐"，两年多后，终在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撒手人世，时年69岁。
我想，在此之前，垒起"书冢"、埋葬书灰之时，李调元实际上已经把自己一起埋葬了。
逝者如斯，调元先生如山似海。
说高说矮也罢，说深说浅也罢，其实，——山在那里，海在那里，调元先生就在那里。
伍松乔简介
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巴蜀文化中心研究员。2017年11月因心梗不幸去世。
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中国报纸副刊特殊贡献者荣誉称号获得者。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散文学会、四川文艺传播促进会副会长。
出版有散文集《姓甚名谁》、《随遇而乐》《记者行吟》《四川散文名家自选集伍松乔卷》《十字岭，识字岭》，评论集《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传记《中国书生宋育仁》、人文地理《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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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荣氏，百年辉煌
19世纪末叶，江苏无锡城内荣巷，诞生了后来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户”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祖先，世代务农，勤劳致富。熙字辈分家后，按照年龄长幼，分为“上荣”、“中荣”、“下荣”。
白手起家
荣宗敬又名宗锦，晚号锦园。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其父荣熙泰思想开明，认为在乡下种田无甚前途，送时年13岁的荣宗敬到上海一家铁锚厂做学徒，不久转入钱庄习业，后来又当了“跑街先生”（推销商品），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荣德生，原名宗铨，号乐农，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他比兄长荣宗敬小3岁，长到4岁还不会说话，5岁才开始习语。1889年，他14岁时也到上海闯世界，在通顺钱庄做学徒。
荣德生在钱庄习业3年，受益匪浅。一把铁算盘，一手好书法，满腹金融知识，为以后拓展企业打下了基础。19世纪末，他远赴广东谋生。在广州码头，他看见英国轮船运来的面粉，马上想到：“我们何不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呢？”
1900年夏，荣德生离职回家，他把上述想法说给荣宗敬听，得到其支持。两人发誓：一定要创办比洋人还要好还要大的面粉厂。
经过调查研究后，兄弟俩认为：由于北方局势动乱，其他行业生意清淡，唯独面粉销路颇佳。看准了市场行情，两人拿出全部积蓄，又向亲友借贷；同时邀约荣德生在广东抽税局任职时的上级、曾任该局总办的朱仲甫，请他出股金15000元，荣氏兄弟出6000元，其他部分招股，共集资3万银元，在无锡建造了“保兴面粉厂”，购买从法国进口的4台粉机石磨。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开机生产。朱仲甫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发挥他当过“跑街先生”的才能。
朱仲甫因南下重新做官，抽走股金，荣氏兄弟成为“保兴”最大的控股股东，又相继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厂。至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振新、申新4家纱厂（后来纱厂增至13家），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荣氏兄弟为了创造名牌产品，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将商标视为本企业的“金字招牌”。1923年8月29日，他俩先后向无锡、上海地方政府申请注册茂新、福新两家面粉公司的商标。商标为“兵船”牌，寓意“振兴中华，以牙还牙（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中国第一个注册商标。按照面粉等级，将商标分为绿、红、蓝、黑4个等级，绿色表明面粉质量最佳。“兵船”牌商标含有“实业救国”的思想，享誉海内外，是上海面粉交易所的标准粉，吸引了全国各地顾客。
在荣宗敬、荣德生的创业精神鼓舞下，荣氏家族其他人创办了许多工业企业，确立了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历史地位。
百折不挠
1925年，荣氏不满帝国主义对学生、工人的迫害，决定本公司所属工厂企业参加“五卅”罢市斗争。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荣氏拒绝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蒋介石接到报告，以“与军阀孙传芳勾结”的罪名，下令通缉荣宗敬，并查封财产。此事最终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斡旋而告和解。
1932年1月，日军大肆进攻上海。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公司所属7家工厂先后关闭停工，债台高筑，处境十分危急。全部资产为6800万元的申新公司，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元。1934年6月到期的向钱庄应付款达500多万元。荣德生以面粉厂、棉纺厂的股票和存款作担保，向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借款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中国、上海两家银行在付过280万元后，于7月4日拒绝交付余额220万元。申新总公司在这一天宣告“搁浅”。
荣氏兄弟曾通过各种关系，多次上书国民政府首脑人物，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出乎意料之外，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及棉统会等派出官员，到申新进行调查，最后竟提出一份所谓的“整理”申新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的9家纱厂。经营期间，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
陈公博的上述“方案”，是以“整理”为名掠夺荣家的申新。荣氏兄弟气愤地说：“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们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陈公博的阴谋引起全国棉纺业界的义愤，很多同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反对。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整理”方案流产，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保住了申新。
“七七”事变仅一个月后，敌我双方军队在申新五厂附近激烈交战。三个月的上海激战，设在无锡、济南两地的茂新、申新各厂均遭到严重破坏。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无锡后，抢走了茂新一厂的4万多袋面粉，茂新二厂的数万包小麦、面粉也被抢劫一空。申新三厂因曾为抗日将士制造军服军布，日军放火烧了工场和仓库栈房。上海、无锡申新8家纱厂中，有6家被日军委托日商纱厂接管，只有租界内的申二、申九还能照常经营。
抗战时期，虽然企业损失惨重，但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荣宗敬留守上海，利用公共租界坚持生产。1937年11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荣德生逃难到汉口。他未随国民政府入川，于1938年6月取道香港，重返上海。
在工厂损失大半的情况下，荣宗敬无奈移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他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5岁。荣德生悲痛万分，流着眼泪对子孙们说：“吾荣家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家兄一生事业，非持有充实之资本，乃持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此乃最大的财富！”
1941年，汪伪“外交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厂、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荣严词拒绝。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其子荣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决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褚民谊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返回南京。
两次遭绑
20世纪30年代，荣德生第一次遭绑架。家属找薛明剑（孙冶方之兄）出面救人。荣家与薛家在无锡是最有实力的两家。薛代表青帮与绑匪谈判，最后将人救出。
抗战刚刚胜利，荣德生又一次遭到绑架，损失款项达百万美元之巨。
1946年4月25日清晨，荣德生像往常一样，走出位于上海高恩路18弄20号（今高安路）住宅大门，准备去上班。突然，几个自称“国军第三方面军”的人冲将过来，将荣德生架住，拖进一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牌号的黑色轿车。
当日中午，荣德生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拿50万美金来赎人，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你们来收尸吧！”
舆论哗然，各界传言：这次绑票是军方与匪徒串通作案，当局不应不管。荣家如数交出了赎金。荣德生回到家里，愤愤不平，写信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告状，希望尽快破案。蒋介石闻讯，感到此事影响极大，当即命令军统和上海军警共同派人侦查。
毛人凤派人赶到上海秘密调查，发现该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个小头头一夜暴富，穿上了进口毛料的西服，还买了一辆高级轿车。侦破人员当即将他拘押，严刑拷问，那人受刑不过，只好交代了绑架荣德生的来龙去脉：原来，他早就盯上了荣德生，经过周密策划，请一批绑匪化装成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官兵，开着他提供的一辆轿车，对荣德生实施了绑架。蒋介石非常恼火，下令枪决匪首8人。
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万美元，超过绑匪索要的赎金10万美元。荣德生叹口气说：“早知如此，还是不请人破案为好。”国民党腐败透顶，令荣德生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荣德生被绑架勒索赎金，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被安上所谓“私套外汇”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这些痛苦的境遇，都为荣德生主动留在大陆埋下了伏笔。
迎接光明
解放军即将兵临上海城下，亲朋好友劝说荣德生：“共产党要打来了，你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难逃厄运，你的大哥在香港有纱厂，你还是出走香港为好。”荣德生却说：“我生平未做恶事，从未危害共产党，也未与国民党有牵连，焉用逃往香港？共产党总不可能比国民党坏吧！”
荣德生与其子荣毅仁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留在上海。当时荣氏在大陆的资产有多少已经不重要，对新建立政权的共产党来说，荣氏是一个标志，对稳定工商界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病逝，享年77岁。
解放战争后期，荣氏家族许多成员已经转移到广州、香港、台湾及海外。到1949年，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已经被抽走大量资金和设备。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是最坚定要留下的人，1948年底，迁厂风声更盛。他要求将申新一厂、三厂、五厂各厂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各地的设备、物资一律运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制止将申新工厂机器拆迁台湾，与工人一起护厂迎接解放。听从父命，最终荣毅仁又将妻儿接回上海。
荣毅仁，1916年5月出生于江苏无锡，自幼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1933年，他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办的老牌教会学校）攻读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入侵中国，对荣毅仁刺激很深。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和不甘屈服的灵魂。1937年，荣毅仁大学毕业，他激动地对同窗好友说：“我们年轻学子应该去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立志报效祖国和人民。我父亲和伯父都是经营实业的，我想我还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为好。”
荣毅仁回到了故乡无锡。家里中堂挂着父亲手写的条幅：“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这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他也要把这三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弃文从商，最初从底层做起，在无锡荣氏企业茂新面粉公司任经理助理。荣德生对他言传身教，使他逐渐掌握并具备了经营管理的才能。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仅一周，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首次邀请上海产业界人士座谈，荣毅仁名列其中。
1950年年初，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主席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荣毅仁也在被邀之列。周恩来总理见到时年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喔！少壮派！”宴会上，毛泽东紧紧握住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来了，你好啊！老先生好吗（指荣德生）？”短短几句话，使荣毅仁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宴会上，毛主席特别讲道：“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给荣毅仁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五反”运动中，陈毅将荣毅仁划分为“基本守法户”。上报中央时，毛泽东说：“何必这么小气。”大笔一挥，改为“完全守法户”。就这样，荣毅仁安然度过了“五反”。
“五反”之后，继去世的荣德生后接任荣氏大陆企业掌门人的荣毅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
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他在参观完江南造船厂研制的第一艘潜艇后，便前往申新九厂视察。一下车，毛泽东就同荣毅仁握手，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老板换了。”荣毅仁连连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说：“你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
听了毛泽东的话，荣毅仁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干事业，来报答祖国对自己的关爱。
1956年底，由毛泽东建议，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57年就职。毛泽东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产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1957年，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从商人跨入高官行列。
“文革”对荣氏而言是一次跌入谷底的痛苦体验。荣毅仁被抄没家产，成为“无产者”，但荣毅仁却对妻儿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曲折，要坚强，要看实质，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改革先锋
1979年1月，邓小平点将，要求荣毅仁“出山”，并允诺荣毅仁可以全权负责他主持的单位。与荣毅仁素来交好的叶剑英曾经说：“你（共产党）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代替不了，共产党员代替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同年10月，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广罗海内外的精英人物，甚至请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做中信的顾问。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荣毅仁个人的存款供给公司1000万元，只能算是借贷，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
荣毅仁不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期望，扬自己熟悉商品经济之长，以非凡的才干和胆识，把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中信，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507亿元的大企业集团。10年时间，荣毅仁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最好的对外开放形象。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仪表堂堂、衣冠楚楚的人，几乎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和一个重要的象征。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病逝北京，享年89岁。
荣氏家族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中信的成立。这个公司不仅让荣毅仁重新成为“荣老板”，实际上也是荣毅仁真正创立自己事业的开始，同时还成为父子两代首富交接的地方。
荣毅仁独子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他长到十六七岁时，作为公私合营中资方的下一代仍然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他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经常请同学们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阔绰大方。在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读书的荣智健也过着很优越的生活：“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到的。因此 ，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颗明珠。”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棒球好手，几乎达到了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水平。
“文革”来临，荣智健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电缆等活。
1978年，在遭逢了“文革”大变，下放劳动8年之后，36岁的荣智健办了单程证只身前往香港，准备和香港荣宗敬的后人（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会面。当时荣智健的手上戴着“柏达翡丽”的手表。这个细节令他的香港亲戚们惊讶——大陆荣氏的奢华程度并不亚于他们。
作为荣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他虽出身名门，但他身上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习气，而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创业。到了香港，堂弟荣智谦劝他先到国外去深造，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荣智健不以为然，他说：“从商从政的人，明白世界在变，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他们懂得借助别人的长处，糅合以为己用，这才是真正的本领。你我的祖辈文化都不高，但他俩都胸有大志，又勤奋肯干，在实践中学，掌握了经营的门道，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听了荣智健的话，堂兄荣智鑫也有同感。他和其弟与荣智健联手创业，开办了电子厂。
荣毅仁1949年后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在香港开办纺织厂的股份，如九龙纱厂、南洋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的股份，30多年没有动用过这些股息和分红。这笔财产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也就成了荣智健在香港立足的资本。1980年，荣智健开办的爱卡电子厂的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香港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其85%以上的产品供出口外销。在美国拿回的订单，1980年比1979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喜人。
从1985年起，荣智健开始辅助荣毅仁在中信的工作。1986年下半年，中信发出加盟邀请，荣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成为中信香港的主要决策者，1996年更成为中信香港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
1978年，荣智健从不到100万港元起家，发展到1984年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港元，他现在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信富泰的市值达300多亿港元。香港刊物称荣智健为“亿万新富”，“已成为香港华资巨头之一”。
荣家的第四代是“明”字辈。荣智健的儿女荣明杰和荣明方如今都是中信富泰的董事，已然崭露头角。
伤心最是近高楼：清朝末期的那些诗人们
吴梅村的诗
清代诗人吴梅村，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实放在当世，吴梅村、钱谦益并驾齐驱，而龚鼎孳，人多不知其名也。他最有名的诗，当属《圆圆曲》，写明末清初的一段史实，风流妩媚，寄意深远。就连不学无术的大才子韦小宝在陈圆圆的唱曲里亦神魂颠倒，赞不绝口（详见金庸作品《鹿鼎记》）。吴梅村诗文俱佳，词亦可观。清末词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评价云：“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又说："梅村高者，有与老坡神似处。”不过吴梅村降清为士林所不齿。从他的诗来看，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吴梅村的诗，其风格仿佛唐代的白乐天，长诗尤其如此，华美流丽。写情言史，均有不俗的笔调。譬如《永和宫词》、《殿上行》、《洛阳行》、《萧史青门曲》、《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松山哀》、《楚两生行》、《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王郎曲》、《捉船行》、《芦洲行》、《马草行》、《直溪吏》、《鸳湖曲》等。一方面，他的诗寄寓民生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他的诗又写下了历史兴亡的感慨，充满了伤感沉痛的气息。作为有清一代的大知识分子，由于出仕新朝，内心之挣扎与创痛在他的诗里多有反映。《过淮阴有感》有云：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清代诗论家赵翼对此诗有很高的评价：此数语俯仰身世，悲痛最深，实足千载不朽。 至于《自叹》一诗：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诗句沉痛感伤，黍离之思、忏悔之心，流于字里行间。读之令人感慨，当是梅村夫子自道也。
陈宝琛的诗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这是清末诗人陈宝琛“后落花诗四首”之四的一句，最为人所传唱。感怀身世，借落花道出，语近沧桑。虽是为帝国做挽歌，亦可见人生之幻灭感。古人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然故国山川摇落，黍离之悲，对于诗人更加敏感，所谓“眼看王迹摧排尽，谁为郊坛古柏哀”也。陈宝琛，晚清名人，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等被誉为“清流党”，敢言直谏，立朝清正，名震天下，为清末鱼烂之局中少见的官吏之一。光绪年间赋闲归里，兴办教育，筹建铁路，对我国教育与实业发展多有贡献。官任溥仪师傅后，虽惓惓亡清，每存复辟之望，但拒投伪满任职，胸怀大义，终保晚节。与此同时，陈宝琛又是近代卓有声名的诗人，乃是闽派诗人之健将（所谓闽派，同光体诗人之分支，这一派以陈衍、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林旭为首，最后有李宣龚诸人为殿军。），所作思深味永，心平气和，幽峭绵远，神理自超。多感时怀旧之作，尤其是《落花》、《感春》诸作，吐属凄婉，感慨沉深，传诵一时。同时代的梁鼎芬论其诗云：“古奥不减樊增祥而无其香软，典雅胜于易顺鼎而无其滑稽。”已故钱仲联先生则赞誉说：“太夷、石遗诸家，皆不能驾其上。”而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其诗“得力处实在陆务观”，唯宋骨唐面，因学养阅历关系，火色均泯，刚气内敛，柔婉中却饶苍劲，令人读之别有滋味。其佳句还有“寻春已是恨来迟”，“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汪辟疆撰写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点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地位不低，在天罡星中排第三位，仅低于陈三立与郑孝胥。其评语：胸藏万怪貌姁姁，是大宗师，是德充符。弢庵太傅，高风亮节，士林楷模。当溥仪被挟至津门，弢庵伏地陈七不可，且言：“上必去，臣亦不能相从矣。”痛哭而返。有诗数首，词至哀恸。盖深知托命倭人，匪唯速亡，且无以对宗邦、上父母丘陇也。弢庵诗，初学黄陈，后喜临川。晚以久更世变，深醇简远，不务奇险而绝非庸音，不事生造而决无浅语。至于抚时感事，比物达情，神理自超，趣味弥永。
黄遵宪的诗
以前读黄遵宪诗抄，只识得他的那句“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豪放不羁，所谓旧风格含新意境也，而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后来读其《日本国志》、《日本杂事录》诸书，对其印象方才完整。再后来买了《人境庐诗草笺注》通读一遍，《人境庐诗草笺注》乃是由学者钱仲联先生重新审注，增补改正了很多材料，可谓善本。作为清末诗学革新派的诗人，黄遵宪影响深远，不过读其诗，已不觉其新，于艺术性亦未必能与同光派诸大家相比，只是革命风尚让人敬重而已。黄遵宪论诗有云：“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求新求奇，有史诗之誉。然诗词一道，本不必求新求奇，平淡才是诗之至理。黄遵宪少负诗才，喜以新事物镕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赠梁任父同年》一诗：“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洋溢着爱国情怀，但真正说到诗的好处，其实一般。尤其是他以诗论政，虽有“诗史”的美誉，艺术价值不免有所剥离。中日甲午之战后，黄遵宪感伤国事，以以悲愤之笔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如《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词调抑郁不平，悲歌慷慨。不过读他的《羊城感赋六首》，还是有些意境的。其一：“早潮晚汐打城门，玉漏声催铜鼓喧。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气异中原。舵舟舆轿山川险，帕首靴刀府帅尊。今古茫茫共谁语，越王台下正黄昏。”其五：“战台祠庙岿然存，双阙嵯峨耸虎门。谁似伏波饶将略？犹闻蹈海报君恩。要荒又议珠崖弃，霸业弥思纛屋尊。最是凋零苏武节，无人海外赋《招魂》。”昔年钱锺书论及黄遵宪，对他的旧瓶新酒不以为然，认为：“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直指其诗不过流于西语之皮毛，并无对西方文明的真正理解。对黄遵宪的诗更有“取径实不甚高；伧气尚存，每成俗艳”之断语。周作人在《秉烛谈》里谈及《人境庐诗草》也有类似的见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或许评论者是对的，但想起能够写出“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几人醒”的诗人，内心总有一种热血流淌。
丘逢甲的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余在白下，购得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集《柏庄诗草》。所谓《柏庄诗草》乃丘逢甲在1892年正月至六月的诗稿所名，是为诗人内渡前的作品，诗风沉郁苍凉，悲壮雄健。譬如《台北秋感》一首，诗云：“压城海气昼成阴，洋舶时量港浅深。蛇足谈功诸将略，牛皮借地狡夷心。开荒有客夸投策，感旧无番议采金。我正悲秋同宋玉，登临聊学楚人吟。”后来购得《岭云海日楼诗钞》，展卷读之，心有欢喜。此诗抄十二卷，为其弟丘瑞甲从遗稿选辑编年，均为内渡后所作，乃是其诗的代表之作，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一巨子”。丘逢甲一生作诗近万首，台湾抗战时大部分毁于战火。“春愁”一诗，写尽胸中块垒。诗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以往论诗人，常常强调诗人的爱国热情，几成套路，丘逢甲诗作里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屡被后人提及。其实读诗，爱国情怀并不是欣赏的第一要素，诗的技巧与意境，才是最重要的。他的七律，格调苍凉愤激，流露出忧国忧民之情怀。譬如《二十叠韵》之“依旧江山旧酒楼，无多佳句锦囊收。布金与佛谈三世，铸铁看人聚六州。海内知交半屠贩，冢中枯骨几王侯。五湖欲载西施去，一叶扁舟万斛愁。”《鮀江喜晤许韫伯大令》之“崎躏台边话故晨，天涯五见异乡春。相逢岭峤投荒地，同是江淮唱义人。笔下雄文消鳄气，匣中长剑秘龙身。愁看清浅蓬莱水，满目茫茫碧海尘。”《题兰史独立图》之“举国睡中呼不起，先生高处画能传。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存自主权。胸有千秋哀古月，眼穷九点哭齐烟。与君同此苍茫况，隔海相望更惘然。”《吴顈芝太守过访兼示守廉纪事诗》之“风雨鸣鸡夜向晨，将诗重话峤南春。八千里外还珠郡，十七年中珥笔臣。编集已成前岁月，卖刀犹念旧军民。昏昏海气仍今日，谁为天涯洗劫尘。”今人钱仲联评价说“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不须更向新亭去，已对河山泪满衣。故国山川，草木摇落。黍离之思，历历在目。近代诗人李渔叔认为他是自沈光文以来台湾最杰出之诗人，余亦认同也。
陈廷焯的词话
很早就买了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一直没读。后来抽空读完，对其词学观点有了大致的了解。作为晚清著名的词家，白雨斋论词以“沉郁”与“雅正”为胜，如“作词之法，首贵沉郁。”又说“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对南宋词人辛弃疾有极高的评价：“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对清代词人陈维崧亦是赞誉不已：“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然宋词以婉约与豪放称，并非沉郁一词可以限定耳。正如东坡既有“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等婉约句子，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放旷不羁之辞。又譬如对清词人纳兰容若的评价亦是过低，“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此非懂得《饮水词》之人也。纳兰容若语浅情深，为清词一代大家，仿佛南唐后主。王国维许为“清新自然，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所谓词有别材，非关诗也。客观评价，其实很难。纵然才气逼人，断人生死，亦有其局限之处。或许每个真正的批评家，皆是有偏见的。陈廷焯，乃光绪十四年举人，字亦峰，原名世焜，字耀先。江苏丹徒人。少好为诗，宗奉杜甫。三十岁左右，始专心治词十年，尊崇词体，重寄托。《白雨斋词话》共八卷，近七百余则。其论学宗旨“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古典文论，讲究的是片言只语，直指人心。与佛家的顿悟仿佛，缺乏逻辑上的细密与自洽。钱锺书的《谈艺录》乃是此类的集大成者，包罗万象，打通中西方文化之隔。其间珠玉跳动，每多创见。《白雨斋词话》就词谈词，内涵境界与《谈艺录》相比，差之甚远。
黄仲则的诗
有清一代，诗家辈出。黄仲则（黄景仁）乃是其中佼佼者，五四时期的作家郁达夫曾写过一篇小说《采石矶》，即是写景仁之一生。黄景仁字仲则，是清乾隆朝知名的诗人。他的诗风近李白，生平似李贺，被称为乾隆一朝最有才华及最有影响的诗人，有《两当轩集》存世。其“杂感”一诗，写尽心中块垒，充满抑郁不平之气。诗云：“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黄仲则才高气傲，学遍古今，“沉酣经藉，融液子史。”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诗风为之一变。仲则客死西安后，洪稚存太史挽以联云：“遗札到三更，老母孤儿惟我托；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送君还。”左仲甫中丞挽联云：“潦倒三十年，生尔何为？合与虫沙同朽质；凄清五千首，斯人不死，长留天地作秋声。”清人包世臣评价黄景仁“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清内阁学士翁方纲曾为黄景仁的诗集作序：“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地，淩厉奇矫，不主故常。”他的七言长句，变化多端，文字华丽，极具特色。读仲则的诗，总觉得满纸凄凉。所谓情深不寿，愁多易伤。后人多评价其“愁苦辛酸”，如瞿秋白有云“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黄仲则死的早，与其哀伤心境颇有些关系。“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似此良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些是黄仲则的代表诗句，一种寂寞感伤的曲调流淌在其中，凄清沉郁，读之令人黯然神伤。仲则家境贫困，所谓“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或许此番境遇让他的诗有一种鹤唳猿啼的凄清与沉郁，有如秋虫呜咽，雁过留声。其诗风与纳兰容若的词非常神似，命运亦是仿佛。现代诗人郁达夫对此有评价云：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
赵瓯北的诗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清代诗人赵翼的名句，被后人无数次引用。赵翼（1727年—1814年）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人。赵翼长于文学与史学，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号称“乾隆三大家”。我们知道他，其实很大缘故是那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不算太好，惟后两句富有哲理，被人所称道。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木兰途次杂诗》等，其风格风趣谐俗，博洽典赡，精深警辟，雄丽奇恣。譬如“言入木兰道，极目无人烟，鸿濛辟不尽，留此太古天。万山互盘纡，重重相钩连，不知几千里，疑到天尽边。我行苍翠中，恍觉非人间，遥岩发高云，幽壑鸣流泉。谁信区脱地，清境尔许妍。”另外赵翼有《瓯北诗话》存世，所论精确恰当。至于《廿二史札记》更是惊天动地，梁启超许为“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清史评价说：“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瓯北诗话》是赵翼的主要诗学论著，其书论诗视野开阔，认为诗歌表现性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赵翼非常推崇唐代诗人李白，列为评品第一人。谓“其神采必有迵异于常人者。诗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他的《论诗五首之三》“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锋芒毕露，发人深省。至于《西湖杂诗》之“一抔总为断肠留，芳草年年碧似油。苏小坟连岳王墓，英雄儿女各千秋。”亦是不俗。绝句“帘钩风动月西斜，仿佛幽魂尚在家。呼到夜深仍不应，一灯如豆落寒花。”写景抒情，意趣自在。
郑孝胥的诗
汉奸无不多才，纵观昔时汪伪政权与伪满政权，不少伪高官曾经皆以诗词文章名扬一时，譬如郑孝胥，有《海藏楼诗集》传世；梁鸿志，有《爰居阁诗》；王揖唐，有《逸塘诗存》；陈公博，有《苦笑录》、《寒风集》；周佛海，有《往矣集》；李宣倜，有《苏堂诗拾》、《苏堂诗续》；至于汪精卫，诗词更是里手。他的《朝中措》词云：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不知其身份的话，读来别具沧桑感，一付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抛开人品不论，以言诗，则规橅谢灵运 ，浸淫柳柳州，又以孟郊琢洗之，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作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的郑孝胥以《海藏楼诗集》名播天下，被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誉为“玉麒麟卢俊义”，与“及时雨宋江”陈三立同为执诗坛之牛耳的“都头领”。评论云：“苏戡（郑孝胥）急功名而昧于去就……盖以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若就诗论诗，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难可泯灭。”试看他的几首作品，譬如《九日五层楼登高》：“市楼便是登高地，我辈方随行路人。一醉不辞中酒病，九秋还斗百年身。书来兄弟颜俱瘦，愁里江山事更新。红紫打围须未老，可能摩眼向风尘？”《望月怀沈子培》：“天风海色飒成围，独倚三更万籁稀。不觉肺肝生白露，空怜河汉失流晖。东溟自窜谁还忆，北斗孤悬讵可依。今夕太虚便相见，屋梁留照梦中归。”《春归》：“正是春归却送归，斜街长日见花飞。茶能破睡人终倦，诗与排愁事已微。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昨宵索共红裙醉，酒泪无端欲满衣。”《移居绵侠营》“惆怅梅边想战尘，往来何地著吟身？客怀漫比官为业，物望谁云国有人。花发休论沧海事，水清聊结草堂邻。东风草草劳人目，又看江南二月春。”《津沽杂感》：“小窗风竹乱斜阳，门掩盆花脉脉香。一种凄迷浑似醉，不许添酒入愁肠。”《四月十八日夜示中照》：“少年南北行万里，销尽雄心最可悲。今日沧桑千万恨，高楼淙雨夜谈时。”清瘦淡远，不愧名家。然而做了汉奸，旧时诗坛好友如陈衍、冒广生均与之绝交，其诗名亦被汉奸骂名所掩。可见，汉奸是做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