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帝国2地图(地图进化史——从巴比伦到大清国的老地图们)
地球帝国2地图文章列表:
- 1、地图进化史——从巴比伦到大清国的老地图们
- 2、壮志凌云2：空战叙事经典的谢幕与好莱坞英雄主义的歧路
- 3、地球800万年前样貌被专家证实？原来上古神书山海经早已道明一切
- 4、从凝固的记忆中透视历史——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认同
- 5、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地图进化史——从巴比伦到大清国的老地图们
今天的人们早已对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习以为常。而在数百年之前，地球上的一些大陆和海岸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片陌生。以自己为圆心，不断扩展视野，从地图的发展中，我们也能看到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1.巴比伦世界地图（公元前6世纪）
泥版上的巴比伦世界地图
这幅泥版之上的世界地图，出土于巴格达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制作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被认为是目前最古老的世界地图之一。整幅地图以幼发拉底河为中心，描绘了位于今天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巴比伦、苏萨、乌拉尔图和扎格罗斯山脉等地区，这种抽象的世界地图可能对中世纪的T-O地图产生了一定影响。
2.摩诃婆罗多的宇宙观（公元前？）
根据摩诃婆罗多描述绘制的地图，如果你真的认为这算地图的话……
根据某些印度学者的看法，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出现了第一张世界地图，书中提到，从月球视角看来，地球就像是一只兔子和两片菩提叶，确实，某些角度上看的地球真的有点像兔子和两片菩提叶！不过得认真拼才能看出来地球大陆的轮廓……
除此之外，关于古印度地图的资料就非常少了。印度古代确实有宗教性质的宇宙图和类似风景画的朝圣地图，不过都和今天意义上的地图相距甚远，古印度潮湿的气候也大大限制了书面文物的保存。其他古代流传的包括印度的地图，大多都是由伊斯兰、欧洲和东亚学者们绘制的。
3.埃拉托斯特尼地图（公元前3世纪）
19世纪学者还原的埃拉托斯特尼地图
昔兰尼的埃拉托斯特尼（Ἐρατοσθένης ὁ Κυρηναῖος，公元前276-公元前194或195）曾负责掌管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希腊化时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首次计算了地球周长（与今日测量结果很接近），测算了地轴倾角，开创了地图投影技术（将球形的地球坐标转换为2维平面的方法），提出了经纬线的概念，并按照纬度将地球分为5个气候区，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建树。这幅世界地图可能是首张使用科学投影手段，以经纬线为基准绘制的世界地图。
4.托勒密地图（公元2世纪）
托勒密地图，13世纪抄本版
托勒密（Κλαύδιος Πτολεμαῖος，约100-170年）是古典时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与地理学家，他所完善的地心说，统治了中世纪学者们的宇宙观。这张地图出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Γεωγραφικὴ Ὑφήγησις），在这本书中，托勒密完善了埃拉托斯特尼提出的经纬度和科学投影方法，开创了近代绘图学的先河。
5.禹贡地域图（268-271年）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中国古地图似乎很难找到高清图）
晋泰始四年至七年（268-271年），出生于大族河东裴氏的裴秀主持编制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禹贡地域图》描绘了从上古到西晋的区划、历史事件以及山川、交通路线等。绘制过程中，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包括分率-比例尺、准望-地貌相互关系、道里-距离、高下-相对高程、方邪-坡度、迂直-坡度与直线距离的换算），成为此后千年中国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禹贡地域图》今已失传，从后世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当时中国版的“天下”地图。
6.T-O地图（7-16世纪）
典型的T-O地图，出自15世纪印刷版本的圣依西多禄著作《词源》（Etymologiae）
T-O地图是一类地图的统称，基督教学者（同时也被誉为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位学者）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禄（Isidorus Hispalensis，560-636年）在其著作De Natura Rerum（自然世界）中首次描绘了这种地图。T-O地图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非洲三个部分，看上去就像是在圆形的O中套了个T型，是一种非常程式化的地图。圣依西多禄指出地球是“圆形”的，但他的描述非常含糊，并没有明确区分地球究竟是个圆球还是圆盘（尽管亚里士多德后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认为地球是个圆球）。
法国圣瑟维修道院的Beatus地图，绘制于11世纪。这幅地图朝向与现代地图相同，比传统的T-O地图多了更多细节
圣依西多禄之后，基督教学者们又发展出了几种T-O的变形，比如Beatus地图，它在T-O地图的三个大陆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未知大陆。
赫里福德地图
赫里福德地图是中世纪T-O地图的集大成者，它高155厘米，宽133厘米，绘制于1290年左右，是存世中世纪地图中尺幅最大，细节最丰富的一张。现收藏于英国赫里福德座堂中。
班廷三叶草地图
除了以上的地图外，T-O地图也有各种艺术化的变体，比如1581年印发于德国汉诺威的班廷三叶草地图（Die ganze Welt in einem Kleberblat/Welches ist der Stadt Hannover meines lieben Vaterlandes Wapen）。这幅地图以三叶草的形状绘制了整个世界，既象征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也象征着孕育这张地图的汉诺威城，陆地外的大洋，则填充以传说中的海怪。
7.海内华夷图（801年）
宋代刻制的《华夷图》
《海内华夷图》由唐代地理学家，六朝元老贾耽编绘。贾耽少时便关注地理，安史之乱后，怀着订正谬误，完整描绘华夏世界的宏愿，贾耽组织画工，耗费17年完成了这幅巨大的中国全图。《海内华夷图》遵照裴秀的“制图六体”，图上的一寸，对应现实中的百里，整幅地图幅面约10平方丈，以黑色标注古代郡国，以红色标注当代州县，同时也参考各种资料，描绘了海外数百国的地理方位。《海内华夷图》原图已散佚，现存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以此为蓝本，精简了海外国家的石刻版《华夷图》。
8.禹迹图（1136年）
墨水勾勒版本的《禹迹图》
《禹迹图》是现存第一幅带有方格的中国古地图。地图上的方格来自于中国地图绘制传统中的“计里画方”手法。《禹迹图》与上面的《华夷图》同样制作于1136年（事实上，这两张地图还刻在了同一块石碑上），《禹迹图》上主要采用了宋朝的地名，也保留了一些唐朝的地名，图中的河道同样按照比例尺绘制。一些人认为沈括是这幅地图的绘制者。
9.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地图（11世纪）
喀什噶里的世界地图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ehmud Qeshqeri，11世纪初-11世纪末） 出生于喀喇汗王朝的王室家族，他走遍了新疆和中亚，编制了百科全书式的巨作《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ğāt al-Turk）。这幅地图即出自《突厥语大词典》，它以喀喇汗王朝都城八剌沙衮为中心，用蓝色代表河流，绿色代表海洋，红色代表山脉，黄色代表沙漠，描绘了中世纪突厥语世界的全貌。和欧洲的T-O地图相似，这也是张非常程式化的地图。
10.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册（1154年）
近代德国制图学家Konrad Miller拼合的伊德里西世界地图，原图南北方向与现代地图相反，因此图上的字都是颠倒的
伊德里西（Abu Abdullah Muhammad al-Idrisi al-Qurtubi al-Hasani as-Sabti，1100-1165年）出生于北非的休达（当时属于穆瓦希德王朝，如今属于西班牙）。1138年左右，受西西里统治者罗杰二世之托，伊德里西耗时15年，结合旅行经历和文献绘制了这本地图册。在西方，此图被称为罗杰地图（Tabula Rogeriana），它以托勒密制图法为基础，将世界分为7个气候区，每个气候区10个部分，共70章，详细描绘了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并在文案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状况，70张地图拼合，就可得到当时最精确，最细致的世界地图。大航海时代的达伽马、哥伦布等探险家都参考了这本地图册作为远航的依据。
11.波特兰型航海图（13-17世纪）
波特兰型航海图得名于意大利语中的portulano，意为与港口相关。典型的波特兰型航海图上有许多从中心点发散的罗盘状线条，以相当高的准确度绘制了地中海和黑海地区（有时还包括北欧和西非）的海岸线。波特兰型航海图并未考虑地球曲率，也没有采用现代地图的经纬坐标，虽然很准确，但只适用于地中海等相对短距离的航行。
比萨航海图
意大利沿海、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马略卡岛是波特兰型航海图的生产中心。现存的第一幅波特兰型航海图是绘制于1275-1300年间的比萨航海图（Carta Pisana），这幅地图描绘了地中海、黑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图朝向与现代地图相同，但与当时的大部分地图相反。
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外，葡萄牙和伊斯兰世界也生产了一些波特兰型航海图。一些学者认为，波特兰型航海图惊人的精确度超出了中世纪的技术水平，可能得益于一些未知的古代地图蓝本，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
12.加泰罗尼亚地图集（1375年）
经过修复的完整版加泰罗尼亚地图集
西班牙马略卡岛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13-15世纪，当地穆斯林与犹太商人们广泛地参与着当时的地中海贸易，发展出了高超的地图绘制技术。一些学者认为，马略卡岛的航海家、航海设备制造者和制图师们才是波特兰型航海图的创造者。不同于专注海岸信息的意大利同僚，马略卡学派的航海图包含了丰富的彩色插图，以及详尽的内陆地理信息。随着西班牙人对犹太人的迫害，马略卡学派于15世纪逐渐消亡。
经数字拼合处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西半部，可以看到，地图对地中海岸和黑海的描绘极为精确，和两百年前的伊德里西地图有天壤之别，至于英伦三岛和北欧，画的就非常潦草了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是马略卡学派地图的代表，被誉为中世纪地图的巅峰。此图作者可能是犹太人Abraham Cresques。原图绘制于6张大型牛皮纸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详细描绘了从远东到西班牙的整个（当时的）已知世界，并用插图和文字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俗、潮汐的涨落等信息。此外，这还是第一幅引入罗盘方位图的世界地图。
13.大明混一图（约1389年）
大明混一图，找不到更高清的版本了
《大明混一图》可能制作于明洪武年间，该地图或许以绘制于元朝，已经散佚的《声教广被图》为蓝本，结合了元明时期流入的伊斯兰和欧洲地理资料。地图以中国为中心，地图范围北至蒙古，南至爪哇，东至日本中部，西至欧洲和东非，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了解。《大明混一图》长456厘米，高386厘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世界地图之一，此图后来传入朝鲜等国，也对他们的地图绘制产生了影响。
14.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至少比大明混一图高清多了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制作于朝鲜太宗二年，此图以元朝中国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为蓝本，高158.5厘米，宽168.0厘米。不同于中国的原版，此图放大了朝鲜的比例，缩小了日本和中国的尺寸，但仍将中国放置在世界的中心。
15.弗拉·毛罗地图（1457-1459年）
按照现代地图调整方位的弗拉毛罗地图，其对地中海、黑海沿岸的描绘已非常准确
1450年前后，应威尼斯和葡萄牙统治者之托，威尼斯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1400-1464年）耗费数年，绘制了这幅当时欧洲最大、最详细，最准确的地图。弗拉·毛罗地图长宽皆为2.4米，包含了数百个插图，以及3000多段描述性文字，地图大致以新月沃土为中心，描绘了从冰岛、格陵兰岛到暹罗，从朝鲜到马格里布的整个（当时的）已知世界。被认为是地图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标志着圣经地理学（以及T-O地图）的终结。
16.热那亚地图（1457年）
热那亚地图
热那亚地图绘制于1457年左右，可能大量参考了曾前往中国的意大利旅行者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 de' Conti，1395-1469年）的经历。尽管没有弗拉毛罗地图那样惊人的尺幅和细致的标注，但这幅地图中各大陆的比例更为准确。引人注意的是，地图的海洋部分还画了许多海怪以及航行在印度洋上的帆船，也许体现了当时欧洲探险家们旺盛的好奇心，整张地图树叶般的形状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据说哥伦布也曾看过这张地图，作为远航至印度的参考之一。
17.文兰地图（15世纪？）
文兰地图
文兰（Vinland）地图是一张充满争议的地图。一些学者认为这幅地图描绘了格陵兰西南部的陆地，是第一副真正描绘了美洲的古地图。文兰地图的内容，来历都充满疑点，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近代人伪造的地图，但不管怎样，这幅地图还是在圈内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18.胡安·德·拉·卡萨海图（1500年）
按现代地图方位调整后的胡安.德.拉.卡萨海图
胡安·德·拉·卡萨海图（La carta de Juan de la Cosa）绘制于1500年的安达卢西亚地区。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绘有美洲的地图，在形式上，该图属于波特兰型航海图。
19.坎迪诺平面球形图（1502年）
坎迪诺平面球形图
坎迪诺平面球形图（Cantino planisphere）是现存最早的显示了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地图。该图以费拉拉公爵的特务Alberto Cantino命名，1502年，他将这张地图从葡萄牙偷带至了意大利。坎迪诺平面球形图描绘了巴西海岸，还以惊人的准确性绘制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非洲海岸。
20.瓦尔德泽米勒地图（1507年）
瓦尔德泽米勒地图
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地球仪版
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又称寰宇地图（Universal Cosmography），由德国制图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约1470-1520年）于 1507 年绘制。这幅地图修正了托勒密地图所使用的投影方法，参考了意大利的Caverio地图等同时代第一手的航海探险记录。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是第一幅用“亚美利加”（得名于意大利学者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来称呼美洲的世界地图，这代表着欧洲人在地理认知上的飞跃，同时，这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标有经纬网的地图。瓦尔德泽米勒同时还制作了该地图的地球仪版本，相比平面地图，地球仪能够更直观的展现球状地图的海陆分布。
21.皮瑞雷斯地图（1513年）
皮瑞雷斯地图
皮瑞雷斯（Hacı Ahmet Muhittin Pîrî Bey，1465/70-1553年）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司令与制图学家。这幅地图属于波特兰型航海图，现收藏于托普卡帕宫，绘制于瞪羚皮上，目前仅余三分之一。皮瑞雷斯地图以惊人的准确性绘制了欧洲、北非西海岸和巴西海岸，以及大西洋的一些岛屿，一些人甚至认为地图还描绘了南极洲的海岸线（非常存疑，但这也是皮瑞雷斯地图出名的主要原因）。皮瑞雷斯声称他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古代阿拉伯和当时葡萄牙人的地图，但他所参考的大部分地图目前已无法找到。
22.现代版完整的全世界地图（1514年）
现代版完整的全世界地图
欧龙斯·费恩（Oronce Finé，1494–1555 年）是巴黎皇家学院（今法兰西学院）的首任数学系主任，也是法国最早从事地图绘制的学者之一。这幅地图原名Nova, et integra universi orbis descriptio，受到了托勒密世界地图的影响，是费恩1511 和 1566年出版的 18 幅心形投影地图之一。《现代版完整的全世界地图》是首批标注美洲大陆的古地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地图在南美洲之南绘制了轮廓与今天的南极洲非常相似的未知大陆。当时的学者们认为，为了平衡海陆分布，在南方必有一片神秘大陆存在，无论是出于幻想还是有前人资料作为蓝本，这都是非常令人惊奇的部分。
23.墨卡托双心形投影世界地图（1538年）
墨卡托双心形投影世界地图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年）是弗兰德斯（今比利时）著名的地理学与制图学家，它是当时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制图学的代表人物。不同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地理学家，墨卡托比较宅，他的地理知识大多来自于丰厚的藏书，以及来访学者等人的介绍。在当时，墨卡托是是最出名、生意最好的地图制作者，除了地图以外，他也贩售星盘、地球仪等科学仪器。
上面这幅地图是墨卡托的早期作品，这是首张将南北美洲分为两个大陆的世界地图，地图采用双心形投影的方式，大幅提高了准确性。和费恩地图相似的是，这幅地图也绘制了轮廓相近的南方大陆。
24.墨卡托1569年地图（1569年）
墨卡托1569年地图
这幅地图原名为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适用于导航的新的完整世界地图）。为了便于水手们导航，墨卡托发明了享誉世界，沿用至今的墨卡托投影法（如今网上的大部分卫星地图依旧采用墨卡托投影，特征是地图上靠近两极的地区面积会显著放大），这张地图就是第一批墨卡托投影绘制的世界地图。除了地理标志外，这张地图还介绍了磁极、本初子午线、导航要点、地理发现和食人族、海怪等猎奇内容。
25.世界天体剧场地图册（1570年）
世界天体剧场地图册中的世界地图，为了保持海陆平衡，非常粗略的绘制了想象中的南方大陆
世界天体剧场地图册（Theatrum Orbis Terrarum）出版于1570年，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地图册，标志着荷兰制图黄金时代的开始。地图册的作者Abraham Ortelius出生于今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当时与荷兰都属于低地国家）。这本地图册采用铜版印刷，地图按照大陆、地区的顺序排列，同时提供了一些描述性的介绍。这本地图册是如此的受欢迎，到了1598年作者去世时，已经出现了7种语言的25种版本。
26.坤舆万国全图（1584-1602年）
第三版《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第一幅带有完整经纬线的世界地图。1584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为了吸引中国人的关注，便于传教，利玛窦编绘了这份地图。惊奇的中国人要求利玛窦将其翻译为中文，并刻板印刷。《坤舆万国全图》的前2版已经散佚，目前存世最早的第3版地图由利玛窦的中国好友李之藻协助制作，加入了一些新的地理发现成果。这是中国首张描绘欧洲航海大发现，并标识了美洲的世界地图。利玛窦还在地图上加入了大量中文注释，反映当时西方等国的信息，以及当时西方学者的地理知识。
27.Quetzalecatzin抄本地图（1570-1593年）
Quetzalecatzin抄本地图
这幅地图来自于墨西哥的Quetzalecatzin抄本，显示了纳瓦人（阿兹特克的统治族群）贵族de Leon家族的土地拥有情况。这幅地图使用了墨西哥本土的天然颜料，描绘了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之间的某个地图，上面既有纳瓦人程式化的绘画和象形文字，也有西班牙语标识的地名和教堂，显示了墨西哥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有趣融合。同时，这也是为数不多存留于世的古代中美洲抄本之一。
28.世界的现代描述（1630年）
世界的现代描述
这幅地图全名为Noua orbis terrarum delineatio singulari ratione accommodata meridiano tabb. Rudolphi astronomicarum（世界的现代描述，由纽伦堡公民菲利普斯.艾克波特完成，原因仅仅是为了使得其描述符合与根据天文鲁道夫星行表确定的赤道一致），从冗长的名字中就能得到很多关键的信息。地图的作者是Philipp Eckebrecht（1594-1667年），他受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之托，编制了这份坐标相对精确，能够和开普勒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 astronomicarum）相对应的大幅地图。图中版本为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所做，地图上的双头鹰体现了当时科学服务于政治的情况。
29.新版精确的世界地图（约1690年）
新版精确的世界地图
新版精确的世界地图（Orbis terrarum nova et accuratissima tabula）来自荷兰制图业黄金时代的地图世家——菲斯海尔家族。菲斯海尔家族以其精确的地图和富有创新的装饰而在欧洲闻名遐迩。这张地图由菲斯海尔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尼古拉斯·菲斯海尔（Nicolaus Visscher，1649-1702）绘制，这种由东西两个半球，加上南北极视角小图的世界地图形式在那个时代非常常见（也可能是荷兰地图学者们的偏好）。大家熟悉的《全球通史》，某一版的封面上也采用了类似布局的世界地图。
30.Delisle世界地图（18世纪早期）
Delisle世界地图
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1675-1726年）是一名来自法国的天才制图师，他在9岁那年就绘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地图。德利尔广泛吸取了波斯和阿拉伯旅行家的经验，同时坚持科学绘图的原则，在他生活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地理和地图绘制领域后来居上，超过了之前占有统治地位的荷兰，巴黎则成为当时欧洲的制图中心。这幅地图可能是最早用颜色和边界区分各大洲的地图之一。
31.康熙皇舆全览图（1719年）
拼合而成的皇舆全览图全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带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1708年，康熙帝下令编绘地图，之后，由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中国本土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耗费十年，采用三角测量法、天文测量法等源自西方的测绘技术，绘制了这份准确度空前提升的中国地图。开始测绘地图时，准噶尔汗国尚未评定，直到乾隆时期才派遣专人补全了新疆一带的地图。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这幅地图一直都是很多关于中国的地图的蓝本。
皇舆全览图中的广东和海南
32.山海舆地全图（约1785年）
山海舆地全图
1775年，長久保赤水绘制的《日本輿地路程全圖》
《山海舆地全图》由日本江户时代地理学者、儒学家長久保赤水（1717-1801年）绘制。这幅地图以 1602 年中文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为基础，通过木板彩印描绘了世界各大洲与海洋。18世纪初，利玛窦版本的世界地图在日本非常流行，其中的多个版本都出自長久保赤水之手，尽管之后传来了更精确的双半球荷兰世界地图（类似图28），但部分守旧的人们还是更青睐利玛窦版本的老世界地图。除了这张世界地图外，長久保赤水还绘制了第一幅采用经纬线体系的日本列岛地图。
33.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1年）
此图绘制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根据黄宗羲孙子黄千人（1694-1771年）的地图摹刻增补而成。除了清朝疆域和行政区划外，这幅地图还用形象的画法表现了河流、山川，以及中国周边的俄罗斯、印度、暹罗、日本、朝鲜，乃至欧洲等国，配以简单的文字作为解说。地图整体布局和之前的《大明混一图》相差不大，已经脱节于当时世界地图测绘的潮流。
*.文中地图主要来自世界数字图书馆、欧洲数字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Wikimedia。
以地图为蓝本的科普读物有不少，这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两本~
壮志凌云2：空战叙事经典的谢幕与好莱坞英雄主义的歧路
作者：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 鲍远福
时隔35年，经典空战影片《壮志凌云》终于迎来了续集《壮志凌云2：独行侠》。然而，相比《壮志凌云》曾被中国影迷疯狂追捧，《壮志凌云2》的关注度似乎少了许多。毕竟，随着中国电影制作水准的稳步提升和优秀战争影片的陆续问世，中国观众对好莱坞大制作的盲目崇拜已有了本质改观，对好莱坞大片质量水准的认知也有了质的提升。同时，《壮志凌云》所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价值观念，也与中国观众集体所认同的英雄观、历史观与审美观相互龃龉。因此，这种依靠刻意模仿原作叙事套路、刻画玩世不恭的“痞子英雄”成长历程及情感救赎的好莱坞动作类型片，在中国逐渐丧失吸引力，迎来日薄西山的悲凉处境。
《壮志凌云2：独行侠》剧照
《独行侠》虽然完成度较高，但在故事情节上，仅能视为对原作的“打补丁之作”。《独行侠》没有脱离原作剧情的套路与框架，甚至前半段剧情主线的飞行基地学员轮训都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当年桀骜不驯且又爱炫耀的飞行员“独行侠”如今变成了飞行教官。这些学员与当年的他一样，目空一切且自视甚高，实则是一群没有实战经验的菜鸟。于是，当初敢于挑战一切规则、我行我素的“独行侠”，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变成这帮娃娃兵的守护者。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需要带着这帮菜鸟从战场活着回来，以弥补自己35年前的遗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影片的剧情反转设计得极其突兀粗糙，几乎是在毫无缘由且不符合逻辑下展开。主创团队原本想呈现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代际传承和个人英雄主义，结果沦为一场“独行侠”的“个人秀”，不免弄巧成拙。影片在精彩空战奇观和紧张刺激的视效渲染之下，几乎没有展现出实质性的新故事线与艺术内涵要素，过于宏大磅礴的视觉特效和影像奇景的表象下，贫瘠的思想和空洞的剧情暴露无遗，留下的只有拙劣的剧情重复以及工业生产标准上的无脑炫技。
如果说35年前的《壮志凌云》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美军精英飞行员，那么如今这部“补丁之作”只是“独行侠”个人形象拼盘的一次完形。精英学校中的新一代飞行精英，仅仅是一群面目不明的“工具人”，充其量是前作中“笨鹅”“冰人”“好莱坞”等角色的“镜像”。在这些角色身上，看不出两个时代飞行员的精神气质与性格弧度。这些人物，只是影片“再塑”主角“独行侠”的蹩脚理由而已。电影用一种老套、刻意煽情但又浅显易懂的方式，帮助主人公完成一次跨越35年的成长和沉淀之旅，使得这部续作仅仅停留在动作类型片的及格线上，难以企及原作的高度。
好莱坞影片拍摄续集，一方面是为了情怀，留住老观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艺术上的野心或技术上的突破，面向新受众市场开发IP等目的。然而，在好莱坞电影史上，续集作品能够超越原作的寥寥无几，无论是《铁血战士》系列、《独立日》系列、《变形金刚》系列、《X战警》系列，还是《黑客帝国》《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系列的重启作品，虽然有顶级制作团队与现代工业生产流程的加持，仍然无法规避票房口碑滑铁卢的风险。作为35年前的“空战经典”《壮志凌云》的重启版，《独行侠》也遭遇了相似的尴尬。因此，分析续作《独行侠》的创作，对我国当代电影创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35年前，F-14吊打米格的剧情设计让军迷观众热血沸腾；35年后，无所不能的主角依靠老掉牙的F-14正面“硬刚”五代机并全身而退，暴露了剧本创作层面的逻辑硬伤。因此，虽然利用“顶级”工业美学生产标准打造出超燃、超酷的现代空战图景，但故事情节的扁平化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都将《独行侠》放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
近年来，我国现代电影工业在生产技术标准上不断追赶好莱坞等国际一流的工业制造体系，生产出《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刺杀小说家》《长津湖》等既蕴含传统文化特色又带有现代工业美学质感的“新主流电影”。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现代电影理念深入人心，民族电影工业正在复兴，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类型电影IP佳作正在陆续涌现。我们应当认识到，电影创作要始终围绕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这个艺术创作标准，创作出有思想、有内涵，同时体现新时代精神文化风貌的优秀剧本。一部作品获得一时的轰动性传播效应，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耗散，如果想要延续和增加续作的艺术价值，根本是在审美艺术层面的持续创新——除制作水准（技术）更新换代之外，新的故事线、新的人物塑造、新的主题刻画、新的情感体验、新的美学观念等，在续作的创作过程中缺一不可。如果仅仅依靠炫技或炒冷饭，没有持续创新的内在驱动力，电影类型创作一定会陷入美学的死胡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点，对于我国新时代电影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鲍远福）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地球800万年前样貌被专家证实？原来上古神书山海经早已道明一切
相信提起山海经很多朋友一定很耳熟，虽然山海经被当作神话故事流传了下来，但是对于其中记载的真实性，人们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很多人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地图，以及记载的异兽可能都是虚构的。也有人认为书中的记载，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随着专家的不断研究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种异兽，和美洲大陆的一种生物很像，它就是生活在美洲的犰狳，而犰狳在山海经中却是上古神兽之一，传说只要看到犰狳，就意味着蝗虫将会危害庄稼。既然上古神兽有可能是存在的，不过在上古时代造船文明并未出现，依照当今来看，地球上存在着七大洋八大洲，足以阻断上古时期人类之间的交流了，那人类之间的文明又是怎样交流的呢？
大家好，我是强子，下面跟随强子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山海经中记载的秘密吧，在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上古时代，地球似乎只存在一块陆地，并没有海洋可以间隔人类，但是由于交通方式的单一，以及地型的复杂，距离和陡峭的山路足以影响人类的交流。而为了说明异兽是如何被记载的，只能从人类迁徙的角度来说了，寻找适宜的居住地的过程中，走到美洲碰到犰狳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而八百年前的世界到底是否，是一整块陆地还有待证明，而现有的猜想和推测还有很多，正如马克吐温名言所说的那样，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就已经走遍了半个世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推翻一次次的谎言，才有了真理的诞生。而魏格纳为了证明大陆板块的运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起初他也并没有想到这个观点，但是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无奈成日躺在病床上的魏格纳，
无所事事的他便经常对着墙上的地图发呆，直至某天魏格纳看着地图上大西洋东岸的非洲大陆，与大西洋西岸的南美洲，突发奇想这两块分开的陆地，形状这么互补合在一起会怎么样？说干就干，于是魏格纳叫人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回来，用剪刀照着轮廓剪下来再拼到一起，大致是拼上了但是边边角角却总是有缝隙，但魏格纳感觉这两块地，不可能是一个巧合，于是便有了被特殊原因导致分裂的想法，
那么非洲与南美洲曾经如果是一块大陆，那会不会其他地域也存在相似的状况呢？为了得到认可，魏格纳出院后便在德国的地理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没有找到能够解释大陆漂移的动力学原理，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他自己的观点，很多科学家就反驳掉了他的观点。魏格纳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观点，为了证实这个理论的成立，魏格纳便亲自到各个洲的边缘考察，
找到了跨越五大洲的相同化学样式，魏格纳觉得山海经中的记载，或许都是发生过的，虽然他为大陆漂移说找到了理论依据的支撑，但是直至死后他的理论，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我们知道大陆分裂漂移，边缘的界限可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进而会缺失一部分，导致即便拼到一起还是会有缝隙，那么传说中的东海之外大壑，与这些缝隙会不会也隐藏着不一般的关系呢？
姆大陆的起源
大陆的分裂不会是一下子裂开的，那么一块大陆的消失自然也不会是一下子消失的。大陆的消失与当今世界上陆地面积的减少，应该是有着很大关联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他的陆地面积一直以来是比较少的国家，这才让他们有了扩张国土的想法，最近日本对此更是焦灼，也采取了用土来增高海岸线的方法，但这并不能减少他们的担忧。冰山的融化、二氧化碳的上升，以及环境问题对海岸线的上升都有着重大影响，
而这些影响是否在警示着我们什么呢？随着一些移土填海的出现，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也能说明大陆被淹没是有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地球上每相隔亿年，或许都会改头换面。也许只是我们人类不知道而已，而在上古时期，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三块大陆可能沉入了海底，而姆大陆可能便是那个被沉入海底的东海之外的大陆，由于地壳运动大陆分裂，姆大陆被孤立成一座岛，
但是不一样的是，这个大陆并不小，而且似乎也有过高度文明存在过，因此这块大陆即便沉入了海底，高度的文明似乎却被记载了下来。那么姆大陆究竟是怎么消失的呢？历史上记载过一次大洪水的爆发，而姆大陆也许便是受害者之一，从地理方面来看姆大陆的淹没，似乎也就容易让人理解了，据说姆大陆的周围围绕着五座山，这五座山分别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
这五座山离得都很近，这似乎也突出了东海的地势十分低。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到山上生活呢？甚至传说中这里的五座山被称为仙山，而且还是连通的，据说仙山上还住有神仙，不知道是山上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人类没有迁徙在山上生活，但是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对此怀疑，反而对那个无底的深壑起了更深的兴趣，据说在东海之外的这个壑非同一般，
我们都知道地势越低积水越多，因此这个壑里的水肯定更深，遇到雨天更应该涨水涨的更快。但是这个壑似乎却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它即便灌入再多的水，都不会影响它的深度。随着先进设备的研发，现在我们可以听见海底深沉的声音，而这声音的来源可能是水加入后，会导致壑的深处水会流动，或者是海底深处的地质，随着其他地域火山的爆发，其实这种现象在各大海洋中都会出现，
并不是稀奇事，但是东海之外大壑的海底声音，却可以持续一年，这就让人感到神奇不已了，无论是地震还是火山爆发，抑或是流水，都不会影响海底深处的地质长达这么久。对于种种现象的出现，逐渐又出现了新的猜测，有人提出该沟壑可能是无底洞，无论向这片沟壑注入再多的水，都不影响它的海岸线，
也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它的另一边也是海，水之间的流动便是完全活泛的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理论可以去证实这种猜测，不过历史上在这个与其偏差不大的地域，曾记似乎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山海经中描述其为少昊之国，生活在这有山有水的仙境之中，又有着怎样的治国之道呢？
百鸟之王的文明古国
人类也算是群居动物的一类，而在上古时期图腾便是区分群体的标志。那么图腾究竟起着什么样子的作用呢？这不仅象征着群体的属性，它似乎还解释了神话，根据古典记载以及民俗民风的重要方式。早期大多数部落都是以动物，作为图徽和标号，所以图腾的图案大都是龙、虎、熊类的图案。以这些动物作为图徽的原因也很简单，人类通过对某种动物或自然界的崇拜，
来定义这一群体所信奉的生活习性，但也只是简简单单以它们的习性，作为该部落的习性方向，直到少昊之国的出现，才出现了对群体的细分。而少昊之国对待这种高度文明的应用，在三皇五帝时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以百鸟之王自拟，以五鸟，五鸠，五稚和九扈共二十四种鸟名来命官，以玄鸟氏作为司马来掌控兵权，祝鸠和鸬鸠分别担当司徒和司空，
来掌管民事和建筑等等，他以鸟设职封官，各司其责，把一个国家式原始部落治理得井然有序。如此完善有序的分工，与我们古代皇帝治国的方法很相似。虽然随着历史的演变，各个朝代的制度愈发完善也更加细致，但是少昊之国的百鸟治国仍然让人敬佩，据说他们所在的地域，似乎正是处于群山环蔽的姆大陆，与其他地域虽然被隔离开了，但是文明可能却先进了几百年，
就凭这样的治国之道，也足以看出传说中这块大陆，所创造的文明是高度文明了，据说少昊还创造了少见的社会，因此后世也把少昊评为五冠之首，甚至以五行之首“金”字来标其政德，少昊由此也获得了以金德王天下的美称，金天氏便也成为它的号。可惜这么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可能终究还是没能经过，一场洪水的击打，那么沉入海底的大陆到底去哪里了呢？
沉入海底的大陆
关于沉入海底大陆的传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了，据说这个高度文明的城邦，似乎也被一场洪水冲击殆尽，就连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这方面都有所记载，不过传闻都说是海神的长子，创造了这个帝国，因此被洪水淹没后，亚特兰蒂斯的人们可能进化出了腮和鳍，在水中生存至今，而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人，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美人鱼。甚至还有传闻说，有人似乎捕到过所谓的美人鱼，
这也不禁会让我们猜想，传说中姆大陆上的人类，会不会也许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海中进化出了新的器官，还是搭建出海下城堡，我们都会十分庆幸文明的延续。800年的地球面貌，似乎在山海经中都已说明了一切，朋友们如果海底真有人类存活至今，你们认为人类是会进化成美人鱼，还是在海底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强子的视频就关注强子，下期会带来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从凝固的记忆中透视历史——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认同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标志性建筑犹如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世界各地。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代表各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被称作“凝固的记忆”。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发展，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从其内涵与演变到功能与意义都得到了进一步阐释。那么，标志性建筑是如何形成的？对史学研究有何意义？它与文化记忆、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标志性建筑对各国以及世界又有何现实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几位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研究的对象国，分享各自的看法。
与谈人
吕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胡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信美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李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罗马斗兽场资料图片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资料图片
巴黎埃菲尔铁塔资料图片
1.标志性建筑的形成和演进
主持人：请各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别介绍英国、法国、意大利有哪些标志性建筑，并举例说明某一个代表性建筑的形成和演进史。
胡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其“标志性”不只表现在建筑风格与美学意义层面，还包括内在传递出来的特殊信息。英国有不少标志性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特拉法加广场、圣保罗大教堂、帝国战争博物馆（群）等。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群）因近年来对战争的纪念与记忆活动而格外显眼。1917年3月5日，英内阁批准建立一座国家战争博物馆，1918年改称“帝国战争博物馆”。起初，该博物馆无固定馆址。1920年成为国家机构后，择水晶宫为固定馆址，宗旨是纪念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们，而非庆祝胜利。该博物馆于1924年搬到南肯辛顿，1936年搬到现址兰贝斯路。二战爆发后，该博物馆开始记录新的大战，馆体则遭到空袭毁坏，战后予以重建。英帝国解体后，该馆大规模扩建。目前已包括五座，三座在伦敦（包括老馆），一座在剑桥，一座在曼彻斯特。其中，2002年开放的曼彻斯特北馆，因精心选址以及建筑的象征性设计（地球在战争冲突中碎裂成为一座博物馆），成为英国的新标识，并具有国际知名度。
吕昭：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数量众多，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类。第一类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象征意义，甚至被作为法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比如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第二类更多地被作为地方性的象征，例如阿维尼翁的教皇宫、阿尔比的大教堂等。不过，国家性和地方性的象征意义并不相互排斥，有些建筑既具有国家性也具有地方性。它们之所以成为标志性建筑，除了与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建筑本身的保护密切相关，还与建筑曾承担的历史职能和承载的历史意义有着密切关系。
以兰斯大教堂为例，其所具有的标志性含义与法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公元500年左右兰斯主教雷米为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施洗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并未享有特别的声誉。直到11世纪，卡佩王朝将统治合法性追溯到克洛维受洗和加洛林王朝虔诚者路易在兰斯大教堂的加冕，法国国王必须要在兰斯大教堂由兰斯大主教加冕并施行涂油礼才成为传统。从1027年到1825年，除亨利四世与路易十八外，所有的法国国王都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并涂圣油。8个世纪的政治传统把兰斯大教堂塑造成了法国历史的起点和王权神圣性的标志。一战期间，兰斯大教堂遭到德军猛烈轰炸，整个建筑的60%被破坏，激发了法国保卫民族历史的斗志。1945年，纳粹德军在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962年，戴高乐在兰斯接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强调法德和解的共识，兰斯这座城市及其大教堂又被赋予了欧洲和平的意义。
信美利：意大利的标志性建筑数量庞大，从纵向历史时期来看，大致可分为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近现代、当代等几类；从横向地域分布来看，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都可以自成一派，具有较高的辨识度。比如，罗马斗兽场、万神庙，佛罗伦萨旧宫、乌菲齐宫，比萨斜塔等。
以罗马万神庙为例，最初为纪念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而建，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毁，128年得以重建。在整个古罗马时代，其大小神龛中供奉罗马诸神，而逝去的罗马皇帝更被作为万神之首供奉于此。中世纪时被改作基督教堂，文艺复兴时成为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公墓。1878年，意大利统一后第一任国王、“祖国之父”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去世，选择在万神庙举行盛大葬礼并安葬于此，引发人们对古罗马帝国以及文艺复兴光辉历史的追忆，更是将领导统一的国王与古代英雄伟人并列。新的民族国家在精神层面被赋予神圣意义，而万神庙作为罗马地标的同时也成为祖国的象征。
2.学者们如何研究标志性建筑
主持人：上述建筑尤其是标志性建筑何时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对史学研究具有哪些意义呢？
胡莉：在英国，建筑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标志性建筑在结构、风格、审美等方面的“标志性”。19世纪末，他们开始关注“建筑科学的哲学史”，试图寻找建筑设计的艺术原则与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纪上半叶，受到战争的影响，英国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被摧毁，激发了建筑史学家大量撰写建筑历史并强调其人文意义的积极性。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进入90年代，标志性建筑进一步得到史学家的关注，研究重点出现明显变化，主题集中在纪念、记忆、认同、空间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属性，相关成果在近20年不断增长。其中，帝国战争博物馆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研究者不仅探究其成立与不断扩建的缘由，而且还探究其所呈现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以及建筑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对标志性建筑的研究，是记忆理论与史学的文化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促使史学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学的、艺术的、过度解构的乃至失真的特点而对史学的求真根本带来重大挑战。
吕昭：广义地说，建筑一直存在于史学研究中。有关历史事件的讨论都不免要说明事件发生的地点，因此，建筑经常作为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出现在史学研究中。此外，在有关政治、经济和宗教体系的研究中，权力机构所在的建筑经常被用来指代权力机构本身，例如凡尔赛宫是旧制度时期绝对王权的标志。狭义地说，从事建筑史、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一直将建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建造技术、艺术风格等。
20世纪下半叶，历史人类学兴起，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建筑作为空间的构成要素拓展了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态的研究维度。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从中世纪城市的标志建筑钟楼看到了城市从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历史转变，进而解读出了商人群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到20世纪80年代，对标志性建筑象征意义的探讨构成了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重要部分。标志性建筑作为记忆载体对法国民族身份构建的作用，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丰富了史学界对记忆载体多样性的认识，体现了记忆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特点。
主持人：近年来记忆研究方兴未艾，从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到皮埃尔·诺拉，再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他们的理论都将建筑视作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场所。如何理解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呢？
胡莉：的确，记忆研究已经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兴起，有关术语甚至扩散到学术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尽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体记忆”理论，诺拉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扬·阿斯曼凸显的是“文化记忆”理论，但他们都指出，某些历史已经成为记忆，记忆本身多变、易逝，其只有附着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续。
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筑，其与纪念碑、墓地、庆典、神话、文本等一样凝结着某种意义，能够触发人们的记忆。就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具体关系，扬·阿斯曼并未专门论述。事实上，文化记忆多以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因此标志性建筑很容易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通过发挥坐标功用，帮助文化记忆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可以说，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具有天然亲近甚至合一的关系。
吕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从生理性范畴带入到了社会性范畴。诺拉则将“集体记忆”引入历史学，通过“记忆之场”的研究提出了“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构建的影响。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记忆”，突出对记忆意义的传承和以此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都是历史与当下交织的产物，标志性建筑既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记忆的内容。一方面，标志性建筑保存了记忆的物质片段，是文化记忆的具体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标志性建筑可以反映建造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在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信美利：通过文化记忆，人们得以确立自我形象，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这样的文化记忆需借助多种媒介，标志性建筑便是其中一种。有些标志性建筑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将有关过去的记忆储藏下来，在特定时候，记忆会被激发出来并被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比如一直作为罗马帝国标志的斗兽场，曾两次遭强震损坏；中世纪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陆续被教皇和贵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纪中叶，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难“圣地”而被赋予宗教神圣色彩。进入21世纪，教皇可以在此竖立十字架举行复活节弥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置巨幅国旗、举行国庆纪念仪式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就此而言，标志性建筑不仅连通过去与当下，还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文化记忆属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尔·诺拉指出，这些文化记忆最终将指向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场所”，这一过程也正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这些国家是如何通过标志性建筑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呢？
吕昭：首先，为标志性建筑增添强调民族身份和认同的元素。现在的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原本是贵族府邸，从19世纪开始成为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随着高卢雄鸡这一形象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第三共和国在爱丽舍宫朝向加布里埃尔大道的大门上竖立了一座金色的公鸡雕像，至今仍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法国标志之一。其次，保护和修复标志性建筑，使其具有的身份和文化意义得以延续。19世纪，法国著名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迪克主持修复了一大批历史建筑，包括巴黎圣母院等许多在法兰西民族身份中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意义的建筑。最后，在标志性建筑中举行纪念仪式，通过仪式向民众传播民族情感，深化国家认同。例如，每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都会在凯旋门下举行纪念一战结束的仪式，为一战无名战士墓敬献花篮，纪念为保卫法国牺牲的军人。
信美利：意大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塑造源于19世纪初开始的复兴运动，起初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诗歌、剧作、小说等形式，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70年实现领土统一，随后展开长达数十年的“塑造意大利人”的工程。在此过程中，标志性建筑以及在这些建筑中举行节日庆典成为塑造意大利国民认同的重要手段。比如，1885年至1911年，在卡皮托尔山兴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使其成为展现意大利精神的“祖国圣坛”。意大利国庆、统一纪念日等盛大活动，选择在斗兽场或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前举行。标志性建筑如同意大利国旗和其他重要象征物一样，被反复烙印在意大利人的集体记忆中。
3.标志性建筑的现实意义
主持人：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将过去与现在甚至是未来相联系，承载着文化记忆，构建了民族认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愈发重视对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今人看来，这些标志性建筑还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胡莉：首先，英国通过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动以及打造新标志性建筑，起到塑造自身形象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其次，随着保护权下放到地方，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具有地方与国家双重属性，起到连接个人、地方与国家的作用。再次，公众通过监督管理、志愿服务、学习参观等方式，参与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了自身科学文化素养。最后，依托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了就业岗位，推动了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
信美利：在人员、资本、物资等加速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包括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大利对建筑遗产的保护，总体上坚持“史实性留存、真实性保护”原则，尽可能保留其中所拥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对原有古建筑进行最小干预。比如对罗马斗兽场的保护性修复，仅对较危险的结构进行审慎修补，采用与建筑外观形成明显对比的红砖材料，使人们能清晰识别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通过保护这些建筑遗产，旨在提高全民族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热爱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风气；树立国家形象，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促进意大利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吕昭：除了上述标志性建筑对本国民众记忆塑造的作用外，我们还要看到，标志性建筑具有对外传播本国文化与记忆的功能。现在许多人可以走出国门参观、游览其他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了解它们代表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例如，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不同文化交汇的场域，推动具有不同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的人们相互了解。
虽然各个国家都致力于通过标志性建筑塑造出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但是，标志性建筑所承载文化意义还包含着可以被全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从建筑本身来看，它们体现了人类不同群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智慧、技术和审美观念，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遗产，也是现代建筑、艺术创新的灵感来源之一。从建筑被赋予的意义来看，二战以来许多国家都通过标志性建筑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珍视与纪念。例如，原本为彰显法国军事胜利与荣耀而修建的凯旋门就被赋予了和平的意涵。
（本版编辑周晓菲整理）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5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判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回顾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怎么来的、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有什么基本特征。
人类文明的实质是进行生产、生活、交往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
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只有理解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才能把握文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里的“文明”，应该是有了文字、社会制度并由此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形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远古时代，最初的人类文明并不是出现在雨量充沛的地方，“而是出现在一些降雨量小、河流两岸深林较少的地方”，如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恒河、黄河、长江流域，“这些河流的存在，能够弥补降雨的不足，但这也意味着人们面临着发展水利灌溉系统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艰苦任务”。实际上，这个现象恰恰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文明的本质，人类不是被动适应环境，也不是仅仅以生理进化适应环境，而是靠人类的协作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劳动。雨量充沛植被好的地方，人不必以比较复杂的形态组织起来就可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劳动，从而生存繁衍下去，因而就难以产生文明。在大河流域，有一定的条件，但又必须付出努力，特别是要以比较复杂的形态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劳动，这反而让人类在生产协作、合作交流中产生文明。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往往基于历史的发展和方式变化，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在耕种和驯化动物的探索中，人类逐渐超越了原来的狩猎和采集活动，而进行更加有组织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这就是许多历史学家说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给人类带来超越自身生理限制的力量，因而也就潜在地获得了超越其他动物的力量。这一转变在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猎物、谷物等收获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安排和组织形式，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差别甚至阶级差别，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必须有人垄断对神灵的解释权、对生活资料的分配权、对生产协作的管理权，这样才能以越来越复杂的组织方式开展生产活动、交往活动，这导致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文明也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了文明史。
从生产、生活、交往活动的组织方式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
既然人类文明表现为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那么人类文明的形态就表现为这种组织方式的变化。人类分散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而文明形态的变化可以从多角度去审视和叙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首先是一种历时性考察，但是在同样的历时性形态下，不同的民族也可能因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演化出不同的文明特征。在文明形态的演化中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但是文明形态的飞跃绝对不是文明的断裂，而是表现为许多复杂文化要素的转换，因此，在许多旧文明形态中可能已经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新文明形态中旧文明形态的某些特征可能仍然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我们可以从生产组织方式这个事关人类是否能够生存维系下去的主要基础着手，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形态归根结底无非是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无论如何，人类的协作方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哪个民族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找到了人类协作生产的方式，那么就会让其文明繁荣发展；反之，哪个民族的协作方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文明就有可能衰落。因此，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就一定有什么形态的文明。
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往往表现为彼此消长的过程。如果有外星人观察，那么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认为地球人类文明的中心是两河流域；再稍晚因两河流域的民族更替，更为辉煌的文明是古埃及；公元前273年—前232年，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印度可能被选择为地球文明的代表；而稍后中国春秋战国直到汉唐时期，估计会被认定为地球文明的中心；随后的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成为文明中心的有力争夺者；公元9—11世纪，地球文明的代表恐怕应该算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了，尽管这个时候从东亚到欧洲都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从建筑成就看，所谓新大陆即美洲的玛雅文明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程度。实际上，西欧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是1500年之后的文明故事，且到了18世纪西方的统治地位才明显确立下来。
我们可以从文明形态的演化即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生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组织方式却大为不同，个人在其中所表现的独立性也有很大的差异。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大框架的社会形态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基于马克思的这种三分法，人类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前文明形态”；然后是“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通过内部分工而构建的文明形态，因为迄今为止的文明往往是建立在阶级分裂甚至对抗基础上的；随后则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不难看出，马克思说的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上的社会形态，既包括前文明形态，也包括除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马克思说的“物的依赖性”指的是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仅人类历史仍然处于这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本身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另外，基于对这个阶段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文明形态。
所谓“前文明形态”，即人类的原始部落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形态中，人类素朴地把一切当作共同体的财产，尽管为了生存也有食物等方面与共同体外部及内部的争夺。无论如何，个人在这个阶段，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对群体的依赖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最后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随着定居下来从游牧、采集逐渐转换为耕种以及家畜的蓄养，剩余产品逐渐多了起来，这就为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创造了条件，文明的曙光开始显现，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就转化为耕种和畜牧。人类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这个文明是以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化分裂为代价的。
所谓“内在分裂的文明”，就是说，这种文明是建立在阶级社会的分裂和对抗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真正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完全超出其范畴。我们可以根据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将这个形态的文明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
在文明孕育的初期，或因不同群体之间的征服，或因同一群体内部的斗争，一部分人掌握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命运，并且将其从生产主体降低为生产工具，或者将其变为附属的存在。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以这种赤裸裸的外在的强制力驱使人们去劳动，就让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管理、文化等职业，为文化、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把俘虏的生命作为生产力保留下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随意屠杀掉，这本身也是在野蛮状态下的一种“文明”表现。当然，不同地区人类的历史，奴隶制表现形态是多样的，但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劳动的组织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区别只是方法和程度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中，……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们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在这个阶段，从社会的阶级分裂上，此时的文明不同于原始的部落阶段，但却仍然处于马克思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范畴之中，只是这种依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人的依赖关系”而言，在奴隶社会，不仅奴隶能否生存和如何生存掌握在奴隶主手中，而且奴隶的生活也是依赖奴隶的劳动；在农奴制下，封建主和农奴之间亦是这种对峙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裂的双方都没有真正的“自由个性”。
资本主义在阶级社会属于“内在分裂的文明”，不过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却又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的依赖关系”的“物的依赖”社会形态。在分析社会形态的变化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展开，个人从法权上获得了自由，人在权利的形式上摆脱了社会的羁绊。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表现为一个与以往的“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条件下，劳动者是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那么对资本而言，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条件，所以资本占有的是工人的劳动，并且是通过交换占有的。由此，“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不过，资本主义让人形式上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却又陷入了“物的依赖”之中，那就是资本这种“物的关系”或“死劳动”对工人“活劳动”的支配。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没有彻底摆脱“人的依赖关系”，西方对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在美洲开发中对黑人公开的“奴役”，以及当今世界金融和贸易霸权。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不过，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开始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人民的抗争而逐渐被充实起来，但人们却又陷于对资本的依赖之中。平时，资本的力量往往获得了冠冕堂皇的价值观的遮盖，危机时刻，如经济危机之下，人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只是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活下去的自由。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告诉我们，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率总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任何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其与资本的关系。总体上而言，作为社会分裂的文明形态，当资本主义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因此，社会分裂和对抗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特征。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是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这应该是摆脱了对抗性的文明。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种文明形态应该摆脱了以往“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仅给人的自由发展创造物质条件，而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给人自由的基础上，摆脱资本对人的控制权，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节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物的依赖性”还表现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还处在必然王国的制约下，即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盲目性，人类自身还不能自觉地根据需要来合理调节社会生产，这种调节只能依赖市场自发的盲目性。而未来社会“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向的是未来无阶级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文明中，因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个体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就获得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应该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但在基础和结构上却是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即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
之所以说当代中华文明在理念和方向上是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是因为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一是我国根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为超越资本的权力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引领的。在中国人均收入刚刚实现中等偏上国家的标准之后，就全面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任务，这证明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这种理念显然为摆脱文明社会的内部分裂创造了根本指引。三是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传统观念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文明的共处提出了确实可行的方案。这在以殖民和霸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道路之外，创造了新的现代化文明发展路径。四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之所以说当代中华文明的基础和结构仍然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是因为中国的文明道路与世界其他文明处于同一个时空体系之中，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程度、外部环境等，仍然没有达到人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国际上仍然面临霸权主义的遏制和打压威胁。
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绝对不是先验逻辑的展开，人类文明需要塑造和构建，中华文明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许多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文明无论怎样发展都需要与世界文明同向同行。
人类应该超越文明冲突而走交流互鉴的道路
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公认的古代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亚洲西部）、古埃及文明（非洲东北部及亚洲西部）、古印度文明（亚洲南部）和古代中华文明（亚洲东部），起源都在北回归线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则是基于西亚北非文明基础上的文明，而后来欧洲的文明是在中东起源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基础上的延伸，美国文明则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和发展。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1500年之后才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明形态，但是应该承认它对人类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如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多的财富；另外，还以血与火的方式将人类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从而为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文明形态做了历史准备。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岔路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文明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为了与苏联竞争，美国还提供了许多国际公共产品，因而也获得了显著的影响力和软实力，而且至今美国仍然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存在。但是，美国奉行的个人主义在国际上必然表现为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搞势力范围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是有传统的。譬如，早在1929年，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就宣布：在美洲地区范围内，“除了我们，不容许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施加影响。……中美洲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只有我们承认和支持的政府才能够保住执政地位，而那些我们没有认可并支持的政府注定会倒台”。美国的霸权主义，不仅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而且经常试图以武力推行自己的意志，这不仅造成被干预国家的动荡，而且也因耗散其力量导致美国社会内部政治分裂，国际权威性明显削弱。可以说，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支持者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以及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仓惶撤离，就是美国霸权日薄西山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欧盟也因为英国的脱离而显得失去往日的光彩，很难形成统一的声音，欧洲人现在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建立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战略。由此可见，美国文明绝对不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也不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而仍然属于马克思说的“物的依赖”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因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呈现内部分裂的形态，而且也表现出极端的国际不包容性。
美国的现实发展已经与文明发展的进程呈反比。尽管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人类世界已经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世界，能够塑造这个世界的力量呈现多极状态。早在上个世纪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意识到，“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庞大的全球力量正在运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将使得美国不再那么独特。……美国很可能在下个世纪仍保持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可是，财富将越来越普遍分散，产生财富的技术也会分散各地”。不过，作为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基辛格只从国家竞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美国文明的性质是不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因此他尽管意识到美国的优势将会被削弱，但仍然希望美国继续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美国的衰落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而是在于其文明的不包容性，这与未来文明的方向不一致。正因如此，美国如果不改弦更张，那么必然被历史所唾弃。实际上，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已经大大不如20年前的地位，那种超级大国颐指气使的世界霸权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借助外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意愿。
中国主张和平发展。按照李光耀的说法，“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从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对于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本身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这当然会现实地削弱美国“山巅之城”幻象。中国不刻意改变别人，不等于没有世界塑造力。在这个多极的世界之中，中国对世界的塑造能力，与其他力量如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表现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国度，而且表现为其是一个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仅在现实上是对美国霸权或“卓越”地位的挑战，而且在逻辑上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化普遍有效的价值预设。
中国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理念、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人类文明始终在发展中，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是后发的、外铄的进程。但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在古老的文明基础上吸纳和改造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改造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古典的中华文明，而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淬炼，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当下的新文明。实际上，综合东西方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都已经提出过。
尽管美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感到很不舒服，美国是公开的遏制，欧洲则认为中国已经不是他们体现自己文明优越感的市场，而是系统的竞争对手，他们都不希望出现“西方缺失”的世界。但是，从长远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是不可阻挡的，其中中国的影响力和塑造力都会有所提升。美国学者奈斯比特等人说过，“中国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作为一股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力量，在道德伦理层面，各国对中国的认同度很高”。与西方的排他性文明特征不同，中国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同时，当代中国更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可见，中华文明形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中华文明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还在于这种文明更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如西班牙学者说的，“如果公民更多关心的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贡献，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溃”。西方文明出现的问题，是其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必然产物，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必然导致公共意志的消失。德国图宾根大学的R·基普克就尖锐地指出，“意义并不适用于自私的竞争，其原因最终在于意义的结构：只有通过与某种超越个人价值的联系或创造某种超越个人价值的东西才有意义。仅仅为自己而‘具有’意义是不存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社会的乱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当代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却又与其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保持着合理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人指出：“中国将会成为改变21世纪世界格局的领导者。”中国试图以一种崭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来重塑经济全球化，从而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成人人参与的全球化，而不是西方主导下的、旧的、排他性的全球化。“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如何转变成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一带一路’正是多中心全球秩序、多样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也是稳定动荡地区和国家局势的重要力量。最后，‘一带一路’会对财富更均衡地分配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一带一路’要做的不是提供援助，而是创造出适宜的条件帮助人们自食其力。” 中华文明主张相互帮助、相互借鉴，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按照自己的尺度裁剪别人。
来源： 人民论坛网